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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胡耀邦在川北
作者:陈钧      时间:2009-09-16   来源:神州•特别策划 2006
 

  四川北部,古老神奇,巍巍剑关,雄视群山,千里嘉陵,润泽大地。山川灵秀,孕育出多少豪杰:西晋史学家陈寿,唐代诗人陈子昂,北宋名相苏夷简、文学家文同,清代诗人张船山等都生长于此;革命元勋朱德、邓小平、杨尚昆、罗瑞卿、张爱萍均在此诞生。杨公、刘伯承、朱德,发动了“顺庆起义”,红四方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于通(江)南(江)巴(中)。就是这么一片地灵人杰的川北,国民党执政时期,却被祸害的得满目疮痰,民不聊生。
  新中国建立之后,国民党溃败时布潜伏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地下军’,与当地各种反动势力勾结一起,拼命捣乱破坏,企图卷土重来。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治理川北,建设川北,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设立了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省级川北行政区。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四个专区,三十五个县和一个直辖市。全区面积九万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二千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余亩,人口一千三百万。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年仅三十四岁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军政委胡耀邦为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
  胡耀邦1949年12月受命主政川北,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各项方针政策,很快稳定了川北局势,并将各项工作推向前进。1952年8月,他奉中共中央电令调中央工作。胡耀邦在川北任职仅32个月,却政绩显著,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书记的肯定,通报表彰他的文件,即达20多件。特别是他光明磊落、廉洁奉公、实事求是的优良品德,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关心爱护党外人士、关心教育和文艺的工作作风,在川北口碑载道,得到川北人民的高度赞扬。
  笔者1950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曾在胡耀邦政委手下的警卫营服务,现将耳闻目睹的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事迹整理成篇,对于当今党政军干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想必有所裨益。

勇歼顽敌

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已平蜀未平。

  这虽是两句老话,但高度概括了四川的地域、政治特色。
  1950年2月,胡耀邦被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共川北委员会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政委后,带着秘书、警卫,坐上一辆缴获不久的美国吉普,离开了18兵团驻地成都,直奔川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一南充。由于有18兵团部分干部和文工团随行,上级派了一个警卫连护送。
  这时,尽管已经是春天了,但在惨遭敌人破坏的“天府之国”,仍然是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特别是土匪、特务、恶霸地主四处横行,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出门的人很少,老百姓一般都不敢单独上路。胡耀邦同志完全了解这些情况、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车子一离开成都,就走上了川北的崎岖山路。胡耀邦同志一边观察山川风物,一边思考着治理策略。他深信: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天府之国”一定会繁荣昌盛的。
  就在胡耀邦的车子经过三台县境,快到一个垭口的时候,突然前面响起了“叭!叭!”的枪声,一群顽匪堵住了去路。警卫员连忙举枪还击,不知是沉不住气呢,还是射击技术欠佳,一连几枪,都未击中目标。
  匪徒们刚开始听见车上的枪声,都怕挨打,畏缩起来,后见几枪不中,胆子就又大起来,一面疯狂喊叫,一面“乒乒乓乓”地开火,打得吉普车前后左右尘土乱飞。
  常言道:艺高人胆大,胡耀邦见此情景,不慌不忙地从警卫员手中接过一支美式卡宾枪来,“哗”的一声推上子弹,对准狂叫的顽匪,稳扣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一颗子弹准确地飞进一名顽匪的脚膛,这家伙只喊了一声“哎——”,连“呀”字都没喊出来,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邻近的另一个匪徒,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又听到“叭的一声,子弹正命中他的脑袋。第三个一看情况不妙,刚刚爬起来想跑,又飞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心脏,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接一个倒了下来。
  胡耀邦一面用手中的卡宾枪,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众顽匪中猛扫,一面指挥警卫连战士进行反击。匪徒们连连饮弹,个个惊慌,又见警卫连反击过来,除一部分丧命外,其余都呼爹喊娘,纷纷逃窜了。
  胡耀邦把枪还给了警卫员,微笑着对司机说:“我们走!”司机加大了油门,一行人胜利到达南充。
  从此以后,川北的顽匪,只要一听到“胡耀邦”三个字,就心惊胆颇,丧魂落魄。

智胜匪徒

兵不在多而在精,
将不在勇而在智。

  胡耀邦到达川北以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他审时度势,领导全区军民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清匪肃特”运动。这时,“国民党救民义军”川北总司令胡震环,正纠集土匪、特务、散兵游勇,潜入了南充城,准备趁机偷袭川北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情报传来,胡耀邦和军区司令员韦杰、副政委郭林祥一起、在司令部里仔细商量对策。当时,驻南充的部队,只有军区的一个警卫营,而且分别守卫着几个领导机关,匪特却有近三千人,若从外地调兵回来,很多地方又不通公路,完全靠步行,时间上也来不及。怎么办呢?胡耀邦经过缜密思索,一个克敌制胜的作战计划很快形成了。在军区其他首长一致表示赞同后,立即执行。
  于是,平静的南充街头突然响起隆隆的军用卡车声。一辆接一辆,一车接一车,满载着头戴钢盔的解放军战士,威风凛凛地向川北区党委所在地开去。蠢蠢欲动的匪徒们,面对这些军车简直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咦,解放军增兵了!”
  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扛着机枪、步枪、迫击炮,抬着马克沁重机枪等各种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经过南充街头,直奔川北行政公署所在地。匪特们见此光景,犹如五雷轰顶,连连惊呼:“哎呀!大事不好!”
  片刻之后,骑兵队又进入了南充。红旗凌空,刀枪雄目,马蹄铿锵,军威逼人,这队人马也直向川北军区所在地前进。满怀惊诧的匪特们,更是猪蹄子抽筋——爪了。
  接着,又是几车解放军进城,又是一队骑兵开到,又是一队步兵开过来……匪特们越看越急越怕,以为解放军大部队把他们包围了,装入了“口袋”之中。于是,十个一群,八个一伙,急忙忙似丧家之犬,惊慌慌如漏网之鱼,连滚带爬,四散而逃。一场浓云密布的战火,霎时间瓦解冰消!历史名城南充化险为夷,人民生命财产免遭劫难。
  这么多大军从何而来?原来是胡耀邦让警卫营战士们一会儿戴钢盔,一会儿戴布帽,一会儿走路,一会儿坐车,一会儿骑马,一会儿从东来,一会儿从西进,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解放军开进了南充,只好夹起尾巴逃之夭夭。这就是传诵一时的胡耀邦的“空城退敌计”。
  但是匪首胡震环并不甘心,很快又将匪徒纠集起来,在南充市和南充县境内,围攻党政机关,残杀干部和群众。胡耀邦领导川北军民协同作战,很快就给匪特以致命打击,捕获胡震环等死硬骨干248名,缴获各类枪支1497支(挺)。遵照胡耀邦指示,6月11日,南充市人民政府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镇压了匪首胡震环等4人,分别处置了其余骨干。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剿匪肃特

不除残渣余孽,
百姓岂能安身。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蒋家王朝在川北的残酷统治灰飞烟灭,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在胜利曙光中诞生。
  解放初期川北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有计划潜伏下来的大批特务匪徒,与当地地主恶霸勾结,到处造谣破坏,盅惑群众,抗粮抢粮,破坏交通,杀害政府工作人员,甚至煽动武装暴乱。经济方面,物价飞涨,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加之三十年代张国焘在川北“左”倾政策的残余影响,严重影响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局面的稳定。
  胡耀邦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将剿匪肃特作为1950年的中心任务。他和61军军长、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副司令员李文清、副政委郭林祥等,研究制订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领导全军区部队投入新的战斗,全面展开了剿匪肃特的斗争。
  由于61军是人民解放军中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刚开始剿匪肃特时,有的指战员对其艰巨性认识不足,而且滋长了一股骄傲情绪,认为蒋介石八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剩下几股小土匪何足道哉!因此在剿匪作战时,用打大仗的方法对付分散隐藏的敌人。有的行动不缜密,经常扑空,有的急于求成,不注意政策,普遍忽视发动群众和政治争取。所以,开头四个月,虽然把土匪打得东跑西窜,但歼灭敌人不多,成效不大。有的部队甚至还遭匪特袭击和围攻,匪特气焰依然嚣张。
  针对上述情况,胡耀邦于1950年5月16日召集部队团以上干部,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胡耀邦着重讲了全面贯彻剿匪方针和克服轻敌麻痹思想。他说:“要准备对付匪特有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匪特已施行造谣、暴动、抢人、分散、隐蔽、假投降、假悔过、放火等毒计,还将要使用放毒、暗杀、潜入内部、挑拨离间、耍美人计等手段。要充分全面贯彻剿匪方针。”
  接着胡耀邦强调:“要将英勇顽强的斗志与机敏灵活的战术相结合;党委、政府、军队、群众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发动群众与分化地主、控制保甲相结合。要彻底歼灭匪特,要挖掉匪根,否则会时起时伏,我去彼散,我走彼起。挖匪根就是要抓出不上阵的指挥官、惯匪头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出主意、出钱财者。过去,前一类抓得多,后一类抓得少。今后,要坚决抓后一类,并须严办,要彻底歼灭匪特,挖掉匪根,更要依靠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税,实行土地改革。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团结在我们周围,股匪是可以迅速肃清的,争取九月以前消灭川北地区匪特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正是胡耀邦的重要讲话,提高了全军区指战员全面贯彻剿匪方针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革命优良传统,普遍把发动群众放到首要位置。各团都成立了百人以上的群众工作队,连队建立了群众工作组,结合军事清剿,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队。于是,群众带头报匪情,设岗查哨。仅遂宁军分区就设立了盘查哨11000多个,布下了天罗地网。
  军区剿匪部队一面到处召开匪属座谈会,利用匪属劝降;一面出布告,发传单,广泛开展政治攻势,促使匪特内部日趋动摇分化,纷纷向我军投诚自首。“反共救国军”军长王义民及其下属七师师长鲜政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只得自动投案。到1950年8月,全军区部队歼灭股匪73000多人,其中政治瓦解24000多人,粉碎了匪特企图在南充、蓬安、营山、射洪、盐亭、江油等地暴动的阴谋,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肃清了股匪,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加强统战

政策策略党生命,
为政必须牢记之。

  1950年初,春寒料峭,获得解放的中江县人民,还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突然,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中传出:新的“中江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不冀而飞了。
  中江县人民政府,设在县城鼓楼街与半边街之间的老衙门里。这座衙门是明、清时代的建筑,大堂、二堂、三堂、花厅,秩序井然,而大门之外又有持枪肃立的哨兵站岗,一般人是难以进门的。正因为在戒备森严的县政府内丢失了大印,这才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恐慌,引起了县城人民的惊诧,使得县长坐卧不安。
  究竟是谁盗窃了大印?人民群众在关心,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也在思索。这位县委书记兼县长姓陈,是解放军一位团政委,山西人,参加革命多年,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他率部解放中江后,被中共川北区党委任命为县委书记,被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胡耀邦任命为中江县长。
  陈县长到中江上任不满一个月,就发生了大印被盗这样的大事,这让他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他对中江情况不大了解,又不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便主观地猜疑:大印一定是原国民党的县参议长曾某所盗。于是下令拘捕曾某及与之有交往的上层头面人物七人。
  曾某等一批上层人士,本来是经我地下党和上级党委的统战工作,才放弃反抗、稳定下来的。现在,几个头面人物被抓,引起了中江整个中、上层人士的惊慌。原来在国民党时当过乡长的人和其他统战人士,害怕厄运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便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对我党、我军还不太了解的群众,也一时思想混乱。有的乡长,还带着人和武器跑到中江县与金堂县交界的一个叫“老牛坡”的高山密林中去,坐观事态发展。
  更恶劣的是,一些潜伏匪特,勾结地痞流氓,乘机兹事,抢劫掠夺,为非作歹,散布谣言,兴风作浪。弄得中江城外枪声不断,城内人心惶惶。中共遂宁地委获此情况后,立即飞电向川北区党委告急。
  素以平易近人、豁达大度著名的胡耀邦,审阅遂宁地委的告急电后十分气愤。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委派生在中江、长在中江,在中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现为川北区党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朴庵去中江,协助地、县委解决这一问题。于是,胡耀邦在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后,便将王朴庵找来,当面介绍情况并交待任务:“朴庵,又要偏劳你了!到中江去一趟。因为你了解那里的情况,和当地中、上层人物熟悉。另外,再给你派两个警卫员。”
  “派一个就行了。”王朴庵说。
  胡耀邦说:“还是多派一个好。选两个精干点的,一律穿便衣,轻装出发。”考虑到当时川北交通不便,到中江只有一条公路且无汽车通行,故而关切地指示:“你们坐军车去。”
  接着,胡耀邦又告诫王朴庵:“中江县委的主要毛病是急躁、冒失,要看到抓人不是小问题。在刚刚解放的新区,没有经过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群众还没充分发动起来,就任意抓人,而且一抓就是七、八个,一大串,是很不好的!这些大都是经过统战工作才稳定下来的,这是一根头发和一攥头发的关系问题。中江这样搞,容易使别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又变了,敌人也会趁机造谣煽动。你去了以后,要利用以前的关系,加强统战工作,多做些宣传,把走了的人找回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使中江的形势稳定下来,创造个良好的局面。这就要看你的了。”王朴庵点头称是。这时胡耀邦又加重语气指示:“对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人,要狠狠地批评,甚至严肃处分!”当王朴庵接受了任务并表示了决心之后,胡耀邦就叫秘书打电话从川北军区要来一部军用吉普车。王朴庵和两个警卫人员也化装成老百姓,坐上军车出发。
  经过一路颠簸,王朴庵到达中江。他不负胡耀邦所托,同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一起,利用自己在中江的关系,大张旗鼓宣传党的政策,释放被关的曾某等头面人物,派出部队清剿滋事匪特,终于使人心稳定下来。同时,经过多方努力,又将盗窃县人民政府大印的歹徒捉拿归案。一场轩然大波,在胡耀邦的正确指导下,很快就宣告平息,中江的革命和生产,从此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刀下留人

相互提携度难关,
肝胆相照共荣辱。

  1950年3月,清匪反霸刚刚开始,中共巴中县委和达县地委,就不断打电话给中共川北区党委,说群众要求镇压已在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的赵济刚和李子龙。
  区党委办公室同志向胡耀邦汇报后,耀邦同志便着手了解赵、李二人的情况。
  赵济刚原是国民党政府的巴中县参议长,解放前夕又是巴中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他出身于巴中县化成乡一个做鞭炮的家庭,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因反对苛捐杂税,遭到官府的打击,家破人亡,于是便跑到达县刘存厚部投军,逐渐当上营长。抗战开始,蒋介石调刘存厚部去打共产党。赵济刚满怀爱国热忱,主张痛打日本侵略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法极为不满,多次给我党我军暗送情报,并受到我党的教育。
  赵济刚在战斗中负伤以后,回到重庆治疗。亲眼看到重庆的灯红酒绿,达官贵人的醉生梦死,又想到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缺衣少食,便破口大骂国民党“祸国殃民”!我地下党员肖钟鼎鼓励他回家去建设新巴中,他欣然听从。
  1941年,我党又通过肖钟鼎,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叙五介绍给赵济刚,帮助他建立了中心小学校。
  1943年,地下党川北工委派王朴庵代表党和赵济刚联系,借赵的关系,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开展工作。
  在此期间,赵还多次设法掩护我地下党员,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王朴庵等帮助赵济刚建立了奇章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者,赵的儿子也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赵济刚的儿子结婚时,他还专门写了一付对联来言志:“两鬓银丝催我白,满堂花烛照儿红。”他向王朴庵解释:“满堂花烛”,是指共产党的思想,将他的子照红了。我党为了控制地方政权,便让赵济刚出任县参议长,选票是地下党派人去动员群众选的。解放前夕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也是我党指示他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地方武装。
  总的说来,赵济刚对民主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李子龙虽是国民党的县长,但一直靠拢我地下党组织,为官清廉,享有不扰民众、不吃兵响、不贩鸦片的“三不”美称。解放前夕,他在巴中县城各方奔走,为迎接解放军进城,做了很多工作。
  正因为如此,我党才在巴中县解放后,安排他们担任了县解放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筹建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时,原川北地下党负责人、后为川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王叙五提议,调他们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工作。这些情况,群众是不了解的,县委和地委的同志也不了解。
  胡耀邦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便专程赶到巴中。在县政府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上,他明确指出:“赵济刚虽然过去在旧政权里身任数职,又有剥削的一面,但是他保护我们地下党这么多年,全国都是少有的。有错误,叫他写个检讨都行,一定不能弄回来斗,更不能镇压!”同时,他还要求县政府做好群众的工作。
  后来,镇压反革命继续深入开展时,胡耀邦又指示行政公署专就这两个人的问题,邀请各界代表开一次座谈会。会后,胡耀邦同赵济刚、李子龙等谈了话,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的呼声,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诚恳地表示:“像你们这样的统战朋友,共产党是会正确对待的,那就是高抬贵手。”
  之后,胡耀邦又叫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将巴中的农民代表请到区党委统战部,赵济刚、李子龙向农民代表表示认罪,并由行政公署垫付了他们过去剥削的退赔款。农民代表满意而回,赵、李二人也一再感激零涕地说:“要不是胡书记正确执行政策,我们早就身赴泉台了!”
  为了保护类似的统战朋友,胡耀邦还在统战部的一份通报上亲笔批示:“刀下留人”。

威震穷寇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1950年5月16日,在川北中江县仓山镇爆发的一场大规模的土匪暴动,不过是“蚍蜉”们妄图“撼大树”的一次可笑表演。这次土匪暴动,是中江县仓山镇的恶霸地主李东谷,勾结中江的土匪头子林毓森和金堂县的土匪头子解伯衡共同策划的。他们四处网罗匪徒、流氓、散兵、游勇、“狗腿”、“枪架”,梦想一举占领仓山,再夺中江县城。
  当时的仓山镇,解放军只有县大队一个中队驻防。中队长是一个“老八路”,但已去遂宁军分区开会。主持工作的是一个由地下党转来的姓周的副中队长,缺乏军事知识。几天前,他又带领全队到仓山区所辖的元坝乡去了。5月15日这天,县大队命令他返回仓山。吃了午饭,他带队上路,又遇天降大雨,一溜一滑地走了三十里路回到仓山镇时,已经是人困马乏。晚饭以后,他就命令部队休息,既不查夜,也不巡逻。就在这天夜里,几千匪徒集中在仓山镇,住满了所有的旅馆、客店、古庙、祠堂,做好了暴动准备。
  第二天早晨,仓山镇的五更锣一响,匪特就以偷袭手段,打死了守在粮库门口的卫兵,随后一窝蜂占据了粮库。接着,又饿狼一样地直扑区政府,开枪打死了区政府门口的卫兵,区警备队仓促应战,队长中弹身亡,区公所被占领。接着匪徒们又猛攻驻在城隍庙的县大队一中队。
  尽管领队的周副队长不通军事,但这个中队老兵较多,班、排长都有战斗经验,更主要的是有党支部的领导,因此中队的战斗力较强。当他们遇到土匪攻击后,立即组织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封锁大门。几分钟后,中队组织了一个突击队,前面集中四挺机关枪开路,全队转向后山突围。
  在机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中,一中队勇猛冲杀,穿过街道,直奔镇后山上,占领地形,组织抗击。
  可是,对面的高山已被匪徒占领。两山相隔,只有数百公尺。匪徒林毓森等凭着地形优势,集中了轻、重机关枪,向我阵地疯狂扫射,同时,又驱赶匪徒疯狂地冲了过来。匪徒们一边冲锋,一边嚎叫“土八路,快点投降!”“投降有赏!”
  回答他们的是呼啸的子弹和不断轰鸣的手榴弹,匪徒们的冲锋恶浪被压了下去。匪首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使出威胁利诱种种手段,驱使匪徒们又发起新的冲锋,结果是鸡蛋碰石头,匪徒再次败下阵来。
  这样,从天亮一直打到中午,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水米未沾,衣服汗透,弹药也基本上耗尽了。就在这个时候,党支部发出号召:用革命的英雄主义,压倒敌人的垂死挣扎!准备肉搏,坚决战斗到底!
  匪徒们在吃饱喝足之后,象一群发疯的野牛,你推我拱,乱轰轰地冲进了一中队的阵地。一中队的勇士们毫不示弱,端起刺刀迎了上去。一场肉搏战开始了!但见刀光闪动,杀声起伏,敌我双方互有伤亡。一中队战士们勇气通人,或枪打,或刀劈,结果了无数匪徒的性命,但我方的人员也减少了一些。
  匪徒们虽然战斗力不强,却仗着人多势众,在匪首的驱赶下,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听到从遂宁方向响起了“叭——勾”!“叭——勾!”的日造三八式步枪射击声。
  匪徒们听到这种枪声,就象当头挨了一棒,知道老八路来了!因为当时县大队装备的是七九步枪,射击声是“乓”、“乓”,只有野战军才有从日本军队缴获来的三八式。
  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听到这种枪声,也知道是救兵来了,精神大振!班长趁机高呼:“胡耀邦带救兵来了,同志们,杀呀!”,这一声呼唤使战士们勇气陡增,雄心百倍!刺刀、枪托连连飞向敌人。
  匪徒们一听到“胡耀邦带救兵来了!”,个个丧魂落魄。匪首林毓森慌慌张张拔腿就跑。刚一迈步,就跌了一个筋斗,爬起来连衣服上的灰土都顾不上拍就没命逃窜。匪徒们见头目逃命,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扭转身就狂跑起来。一中队趁机发起反冲锋,跑得慢的匪徒,只好纷纷举手跪地投降。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至此胜利结束。一中队一面清扫战场,一面派人去迎接救援部队。结果,来的只有武工队的一个班,但他们确实是奉胡耀邦的命令,赶来救援的。
  原来,自“仓山暴动”发生后,中江县大队立即报告了遂宁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王诚汉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立即命令部队从中江、三台、遂宁几个方向,出动救援。
  当时交通不便,公路很少,部队行动主要靠步行,若等大批救兵赶到,恐怕贻误战机。因此,胡耀邦当机立断,首先命令军政素质最好的武工队抽出一个班,骑上快马全速前进,赶到仓山镇附近,先行打响战斗,以牵制敌人,壮我士气。然后,他自己带着大部队随后飞速赶来。没想到武工队这个班凭着胡耀邦的威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
  这两支部队刚刚打扫完现场,胡耀邦就赶到中江来了。那些长期横行在川北一带多如牛毛的土匪,不久就被胡耀邦领导全区军民彻底肃清了。

敬老爱民

敬老尊贤,
传统美德。

  1950年6月23日,天清日丽,云淡风轻。川北区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经过以胡耀邦为主任的筹备委员会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川北首府南充市胜利召开了。
  这是川北历史上的一次盛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开篇。来自川北35个县、1个市的405位代表,兴高采烈,欢聚一堂。会场布里得朴素而庄严,主席台正中高挂着毛泽东主席和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鲜红的五星红旗分立两侧。会场的代表席上,一排排木质坐椅,整齐地排列着,唯在第一排引人注目地安放了十几把藤椅。代表们纷纷就坐之后,都以为这些藤椅是为川北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准备的。
  出人意料的是,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胡耀邦看到代表们陆续到来后,竟大步走向主席台前,笑容可掬地大声宣告:“请六岁以上的老年代表,到前排藤椅上就座!”“啊,是给老年代表准备的座位!”会场上沸腾起来,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胡耀邦不断地打着手势,请老年代表到前排来:工人、农民、民主人士中的老年代表,一个一个被周围的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请到藤椅上就座,整个会场充满了笑语欢声。我们民族尊敬老人的美德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竟如此生动地体现出来!
  在会上,胡耀邦针对各方面代表希望党和政府尽快解决的问题,作了关于《川北地区施政方针》的报告,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这就是:彻底肃清匪特,建立巩固的革命秩序;实行减租,准备土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工商业,繁荣经济;严格执行财经统一政策,努力完成财政任务,克服困难;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坚强的各级人民政权。
  与会代表都认为:“胡主任说得好,使我们认清了形势,明确了方向,今后就有干头了。”整个会议中,胡耀邦不断到代表中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大会将要结束时,胡耀邦经大会主席团同意,亲自草拟了《人民代表公约》。他向代表们说明起草公约的意图时说:“我们的大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依靠我们的精诚团结和充分协商,我们的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好几件有益于川北人民的大工程。
  可以断言,川北人民将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而欢呼。但是,我们全体代表的工作并没有完,各位代表回去之后,仍然还是一个光荣的川北区人民代表。基于此,我们来通过一个共同遵守的公约,以此勉励我们大家更好地为人民尽忠,促进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胡耀邦接着宣读:“《人民代表公约》共十条:
  一、我们是人民的公民,只能站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
  二、我们是人民的代表,要密切和群众联系,要坚决和敌人作斗争。
  三、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政府各种政策法令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
  四、我们是人民代表,执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要起带头作用和模范作用。
  五、随时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反映。
  六、发现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中有缺点和错误时,以负责的态度,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协商委员会报告。
  七、经常努力学习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
  八、经常向川北政治协商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并随时提出建议。
  九、努力完成川北政治协商委员会所分配的工作任务。
  十、不得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利益。
  当全体代表以热烈掌声通过这个公约时,胡耀邦又说:“《公约》条条都是为人民着想条条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条条都可以办到。毫无疑义,实现这些条文,就是人民代表的本色,就是人民代表应具备的品质。希望大家都成为优秀的人民代表!”
  这个《人民代表公约》,在当时是起了很好作用的。现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却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严于责已

古今圣贤皆如此,
严于责己宽待人。

  1950年5月7日,正逢星期天,工作、劳动了一周的人们,正在欢度这一例行的公休。
  是夜9时许,公休的人们有的还在戏院里观看川剧,有的还在电影院里欣赏新的影片,位于南充市凤仪街的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大院内的行署职员宿舍,突然浓烟冲天,火光腾起。
  “行署职员宿舍失火了!”一声声呼救惊动了全城市民,呼来了南充驻军。人们从四面八方奔来,投入了灭火的战斗。尽管全城军民奋勇努力抢出了一些物资,但由于火势凶猛,直接经济损失仍达人民币日币四亿元左右(相当现在新币四万元)。
  人们扑灭大火后,有关人员清理现场时发现了一条浸透了煤油的下装,再从火势一开始就很猛的情况来分析,确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反革命纵火案。
  当时,胡耀邦正在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会议,闻讯之后便连夜赶回南充。
  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时,代表川北人民行政署作出两顶决定
  “一、向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写报告,自请处分。因为我们失去了警惕,‘睡了大觉’,以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二、抓住这批纵火的匪特。抓不到,我们就不配当共产党员,就不配当人民的干部!”
  《川北日报》记者孙阳,根据掌握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叙述了起火经过及初步找出的原因和军民奋力救火的情景。文章结尾写道:“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匪特有计划的破坏行为。”稿件送呈胡耀邦审阅时,他特意在文尾加上“但是,领导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
  于是,《川北日报》在1950年5月11日第一版上,便刊出标题为“匪特有计划破坏,领导上思想麻痹”的报道。同时,还配发了《记取惨痛的教训》的短评文章。
  报纸发出后,人们争相竞阅,无不对匪特的之暴行痛加指责。
  当时,年过八十担任川北政协副主席的民主人士卢子鹤先生,看到报上提到“领导上思想麻痹疏忽,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一语,很有意见。老先生气愤地对记者孙阳说:“那明明是匪特有计划的破坏,你怎么能批评行署领导思想麻痹呢?即便是防范不严,也不能公开在报上讲嘛!”
  孙阳当即向老先生解释:“我怎么能随便批评行署领导呢?那句话是耀邦同志审稿时亲笔加上的。”
  卢子鹤先生听后,连连点头:“啊,是这样的。”对胡耀邦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称赞不已:“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作风,令人佩服,令人佩服!”
  在胡耀邦这种严于责己精神的带动下,川北行署有关领导干部,也都主动承担责任,开展自我批评。
  1950年5月21日,川北行署副秘书长彭长登,在《川北日报》第一版公开进行书面检讨:“因为行署机关的保密工作与保卫工作,是我职责所在,由于我政治警惕性不高,结果铸成大错。除向上级自请处分、并决心接受这次的沉痛的教训,加强今后的机关保卫工作外,应向川北全体父老兄弟姊妹们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这本来是战国时代赵国名将廉颇的壮举,千百年来被人们传为美誉,史实上鲜有所闻!今天,在胡耀邦一样的共产党人中,竟也身体力行了,实在是可喜可贺的!
  这次反革命纵火案发生后,公安部门迅速展开了精密细致的侦破工作。他们根据胡耀邦指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紧紧依靠群众,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蛋!”反复侦察,多次追踪,前后历时九月,终于将主犯11人,全部捉拿归案。
  1951年3月1日,南充市召开三万多人的千部、群众大会,公开审判火烧行署大楼的匪特。广场上红旗如林,口号展天。
  胡耀邦亲临公审大会,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
  他指出:“去年5月7日,是我们很不幸的一天,难过的一天,是反革命高兴的一天。因为反革命在这天一把火将我们行署大楼及家具、被服,总计价值四亿多人民币的财物烧毁了。”
  “今天,是3月1日,整整经过了270天。我们今天就在此审判这批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今天变成了我们凯旋的一天,反革命倒霉的一天。”
  同时,警告:“一切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如何狡猾,逃到天涯海角,人民终究要把他们抓回来的!”并且,又号召各级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坚决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严惩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胡耀邦的严于责己,受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交口称赞!
  他那严惩首恶的讲话,受到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

文士益友

士乃国之宝,
儒为席上珍。

  胡耀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有口皆碑的。广大知识分子也将他作为知心朋友看待。他在川北工作期间,有两件事一直是广为流传的。
  第一件事是慰问文教工作者。1951年春节前夕,取得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成果的工农大众,正兴高采烈地准备庆祝胜利,迎接新年。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工作生活受到一些影响。
  有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
  就在这个时候,胡耀邦在《川北日报》1950年12月30日第一版上发表了给川北文教工作者慰问信。
  全文如下:
  向全体文教工作者慰问和贺年!由于诸先生的努力,使我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得以顺利的展开。工农教育及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更向前迈进一步。兹值新年,谨致慰问并祝健康!
  恭贺新禧!
                          川北人民行政公署
                           主任 胡耀邦

  此信一刊出,知识分子精神为之一振。当时,尽管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富裕,但胡耀邦还是用川北人民行政署的名义,指示各位专员、县长和市长,在新年期间召集城区十里以内的文教工作者座谈会,并进行慰问和聚餐;十里以外的,由行署文教厅给每人赠送一张新华书店的赠书卷,其费用统报行署开支。这样,不但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而且也使一些不尊重知识人才的风气有了重大转变。
  第二件事是一语定善恶。
  当时南充有一所川北大学,一位教授在思想改造中不接受学生们的意见。学生便把那些意见写在黑板上,等到教授来时要他去看。教授更加恼火,便气愤地说:“有什么好看!人眼睛看是人,狗眼睛看是狗。”
  学生们把这句话反映给校长,校长认为教授出言不逊是对新社会的不满,便整成材料,上报川北人民行政公署,请求按“反革命罪”惩处。
  胡耀邦仔细阅读了材料后,颇为风趣地说:“什么反革命?这是你们四川人说的‘言子’,叫‘吊儿嘟当’”。这样轻轻一句话,就摘掉了扣在教授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使他躲过了飞天大祸。
  胡耀邦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事,长期被人们传为美谈。

除恶平冤

除恶务必尽,
平冤正义伸。

  “呛、呛、呛呛哧,呛呛哧呛哧呛哧!”
  英雄的解放军,把这欢快的秧歌锣鼓,从革命根据地带到了川北山乡,带来了胜利,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革命胜利的高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难免混入各色人物投机革命。中江县广福乡的农会主席王道立,就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大恶棍。
  说起这个大恶棍,不管大人小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歪戴帽子斜穿衣,日嫖夜赌,捉劲打把,惹事生非,是个货真价实的地痞流氓。可是,刚一解放,他摇身一变,“积极”起来。不但跟着征粮工作队东跑西颠,而且见风使舵,能说会道,得到了工作队长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乡农会主席。当时,因为农民要闹翻身,乡农会的权力是很大的,除了镇政府,就要数它的权力大。
  俗话说:小人得志便猖狂。王道立这家伙一爬上乡农会主席的交椅,就为非作歹起来。对上司,他八面玲珑,多方逢迎,骗得谁都说他好对群众又是另一副面孔,他作威作福,坑蒙拐骗,无人不骂!
  一天,王道立在乡农会里,泡起一碗盖碗茶,点燃一支“红锡包”,一阵吞云吐雾之后,忽然想起自己已过不惑之年,应该找个“主席娘子”了。找谁呢?思来想去,想到了三村的赵雅清:此女子年方二九,尚未定亲,人才出众,能干聪明,不但双亲早亡,而且无兄无弟。如果把她弄到手,那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里,王道立笑出声来,随即起身走出农会,直奔三村而去。
  当王道立走到离赵雅清家还有几根田坎的时候,正碰到赵雅清牵着头水牛走了过来。王道立嘻皮笑脸地迎了上去,讨好地招呼
  “你舍得累呀,赵雅清。”
  “累啥子哟,看个耍牛。”
  赵雅清一边回答,一边牵起牛直向前去。王道立故意不让开路,没话找话地要和赵攀谈,三言两语,他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和赵雅清“拜堂成亲”。
  赵雅清听了后,鄙夷地抿嘴一笑,然后婉言谢绝。王道立不仅死死缠住不放,还要动手动脚。赵雅清略微一怔,带过牛绳,自己闪靠在田边的一棵树旁,轻轻一拉,大水牛便开步向前奔向王道立。王见势不妙,口中“哇哇”直叫,企图喝住水牛,谁知水牛根本不听招呼,照直走来,吓得王道立连退几步,一脚踏入水田,鞋、裤都湿了。赵雅清拉转牛头,径直回家而去了。王道立看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恨得咬牙切齿。这时他看到赵雅清的牛随口咬了一下路边的桑树叶,又泛起了一线希望,随即喊道“喂,牛吃桑叶了,快给它把嘴笼子戴起!”赵雅清没有理睬,使他落了个自讨没趣。
  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几天以后,王道立又厚起脸皮,偷偷摸摸溜到三村去了。刚转过一个山嘴,就看见赵雅清扛着锄头,从一道水田坎上过来。王道立一边招呼着,一边快步迎了上去。赵雅清一看,好象遇见了瘟神,扭头就往回走。王道立更是发了急,三步并成两步追了上去。赵雅清也加快了步伐回去,一不小心在败缺上踩了一脚。王道立大声叫喊“你把败缺踩垮了,快回来弄起!”赵雅清却连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两次“求亲”不成,王道立恼羞成怒,竟然派出两个民兵,把赵雅清押来“训话”。等到赵雅清来后,他又挥退民兵,和赵雅清面对面地谈起来,经过一番软硬功夫,都未能奏效。于是,王道立便充满杀机地叫道:“那天你的牛吃了桑叶,就这个事可大可小,你只要依了我,就万事皆休,如若不依,哼!叫你尝尝王主席的厉害!”赵雅清可算真有骨气,她就是看不起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地痞流氓,坚决不答应!王道立这个大恶棍,真象墙上吊起的王八——没得抓拿。他于是来个乌龟吃煤炭——黑起良心干,满怀恶意地向上级诬陷赵雅清“破坏森林,破坏水利”,并请求严厉处置。
  广福乡的乡长一听,连报告也不细看,就盖印照转。区长照例签字,转呈到县。县人民法庭刘庭长一看:小小花童,竟敢破坏森林,破坏水利,那还了得!于是大笔一挥:杀!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一个勤劳聪明的青年,竟落在坏人的诬陷之中,惨死于罪恶的屠刀之下。乡亲父老,闻者伤合,听者落泪!于是,众人纷纷联名上告。上级有关部门收到群众的告发后,几次查询,中江的县、区、乡各级都异口同声回报:铁证如山,不可否定。愤怒的乡亲们遂直接向胡耀邦告发。
  胡耀邦仔细阅读了群众的来信后,认为事关重大,立即将川北行署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当面指示要抽调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群众,认真查清,严肃处理。
  工作组带着胡耀邦的指示,从南充来到中江,来到广福。经过一番深入细致、艰苦踏实的调查,终于揭穿了王道立精心编造的冤案,拨开了各级主管干部为怕担负责任而故意散布的烟幕,把赵雅清的奇冤如实呈报给胡耀邦。胡耀邦认真审阅全案后,以无比的革命义愤,作了如下处理:给无辜受诬害的赵雅清彻底平反昭雪!对恶意陷害好人的王道立判处死刑!对官僚主义的区长、乡长分别判处八至十二年的有期徒刑!县法庭刘庭长,撤职查办!
  批示一下,雷厉风行。当赵雅清的乡亲们看到作恶多端的王道立被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男女老少,无不热泪盈眶,从心坎里爱戴胡耀邦。
  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这样唱道:
  谢谢毛主席,
  谢谢共产党,
  谢谢那个胡耀邦,
  给我们做主张……

严惩贪官

任凭贪官猛如虎,
难逃党纪国法严。

  中江是汉朝就开始建县的古城,曾一度升为“凯州”。由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甚多。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中写道“凯州城下湍水流,凯州城隅多古丘。”城中最可称道的名胜古迹,就是号称隋朝古刹的“灵皈寺”,这里殿宇巍峨,佛像精美,古木参天,景物秀丽。尤其寺内大雄宝殿里有一堵墙,用手拍之,可以发出音乐般的响声,当地人称之为“灵皈响壁”,被列为“中江八景”之一,自古以来游人不绝。
  解放以后,这里来了一位姓郑的副县长,协助军队来的陈县长工作。陈调回部队后,他便升为县长。此人干正事不足,邪而有余。1950年冬,他煽起一股极“左”情绪,鼓动部分群众冲入灵皈寺,对一尊尊造型精美的菩萨大打出手,三天功夫把大大小小几百尊菩萨全部打得稀烂,神龛全部烧毁。
  就在打菩萨期间,郑县长找来心腹,秘密盼咐:“你每天早晨和黄昏,趁群众还没来的时候,去把菩萨肚子里的金银财宝掏出来!这要大菩萨才有,它背后有一个洞,伸手进去就可以掏出来了。”
  “菩萨肚里怎么会有金银呢?”心腹不解地问。
  “没有金银财宝,菩萨是不灵验的?”郑县长教导说。于是,心腹就按照郑县长的指示,从菩萨背后的泥胸腔内将所藏金、银等物掏了出来交给县长,县长又交太太妥为收藏。等到把菩萨打完,郑县长也大发了一笔不义之财。他明知道这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但又认为自己是一县之长,鼻子大了压着嘴,没有人敢出来说话。
  到了1952年初,中央布置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以后,这位郑县长就坐不住了。他怕事情败露,上级来个人赃俱获,就叫县长太太将从菩萨肚里掏出来的金块、金片缝在鞋底,然后以回乡探亲为名,带回山西老家去。
  太太自然只有依照丈夫的吩咐,把金块、金片分别缝于十几只鞋底里,然后收拾上路。这位郑县长自以为可以不露声色地将这笔贪污来的不义之财,隐藏于千里之外。谁知苍天不从贪官之愿!这位县长太太带着一大包鞋底到达成都,住在旅馆里等候北去的汽车当时宝成铁路尚未动工。因为在运动期间,公安人员去旅店盘查甚严,当查到郑县长太太时,公安人员对他的十几只鞋底产生了怀疑,仔细用手一掂,觉得超出了一般鞋底的重盘,估计其中有夹带物品,于是问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那是用布做的鞋底。”郑太太回答。
  “布鞋底为什么这样重?”
  “不重呀,就是一般的布鞋底。”
  “我们要割开来看看。”
  “那不行!说什么也不行!”郑太太惊惶地阻止着。
  “我们一定要割开来查看一下,这是公事!”公安人员严厉地说。
  郑太太眼看就要败露,只好亮出了她的王牌:“我是中江县郑县长的爱人,回老家去看望一下老人,随便带点东西,你们以为我是平头百姓吗?想怎么查就怎么查!”
  “县长也是为百姓服务的,不能高人一等。我们对你带的东西有怀疑,就是要查!特别是在运动当中,上级也有这个指示。”公安人员毫无惧色地把郑太太顶回去以后,就动手割开鞋底。郑太太拦阻不住,终干露出了狐狸尾巴。
  这些金块、金片是哪里来的?”公安人员义正词严地质问。郑太太哑口无言,狼狈已极,便捂着脸嚎哭起来。公安人员向旅馆交待:“这位旅客暂不能离店,我们请示了上级再说。”
  因为涉及一位在职的县长,情况很快就反映到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川西行署又迅速与川北行署通报了情况。胡耀邦闻知,愤怒地指斥:“好哇,当县长也千这种事!”于是,派人去成都将郑太太接到南充,又专门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进行查办。
  不久,事情就全部调查清楚了。
  胡耀邦听取了工作组的汇报,审阅全部材料、赃物后,陆续召开了中共川北区党委和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会议,决定对破坏庙宇、贪污佛财的中江县长郑某,开除党籍,撤销县长职务。一个由人民勤务员蜕变的贪官,终于受到了应得的处罚!
  《川北日报》发表这一消息后,人们都不约而同称赞胡耀邦是“青天”,敢于惩治贪官污吏!

铁面无私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自古以来,这话尽管说的人不少,但也只能是一种美谈而已。在过去的社会里,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才会改变。
  胡耀邦在川北,真正做到了公正廉明、铁面无私。
  川北军区管辖下有个剑阁军分区,司令姓朱,此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自幼游手好闲,烟馆进,赌场出,不但输完了一份家业,而且烧大烟烧得卖掉了老婆,最后弄得走投无路,立脚无处,这才改名换姓,混进了革命队伍。论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到几挑;论武事,没见他立过多少赫赫战功。只是凭着资格老,会拉关系,才混上了“司令”的宝座,镇守古道雄关——剑阁。
  就是这位朱司令,尽管不学无术,却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对同事,对部下,开口骂妈,闭口操娘,称王称霸,不可一世!当时人称“朱霸王”老虎屁股摸不得。
  就是这位“朱霸王”,进城没几天,就把他从老红军那里学来的一点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丢得一干二净,昔日的旧病今又复发。
  他穿着军队发的细白布衬衣总觉得“土里土气”,硬要去换成白大绸衫子才感到舒适。他每顿吃饭,菜要多样,味要精美。他的住处,铺陈讲究,遍洒香精。那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象他这样的干部,每月薪金不过旧人民币三万元左右,只相当于现在的新人民币三块钱,想要如此挥粗,自然大为亏空。于是,他就来个牛尾巴搅凉粉——毛搞,偷偷摸摸地做起投机生意来了。
  开头几盘,小手小脚,等到手下人把赚来的钞票恭恭敬敬地送到面前时,他尝到了甜头,竟然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投机倒把、贩卖棉纱的勾当来。货物一批批出手,钞票一捆捆赚回。一位堂堂皇皇的司令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剑阁地区的军民见此情景,无不痛心疾首!但面对这个“朱霸王”,都是和尚的脑壳——没发(法)!而朱司令呢?也认为自己树大根深,别人奈何他不得。一些正直的人对朱司令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勾当深表不满,有的还跃跃欲试地想给上级写检举材料。“朱霸王”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不但私下骂街而且公然在大会上威胁说:“有人想告我,老子不怕!后台有的是!恐怕你们还告不倒我,老子就把你们送进了军法处!”
  对于朱司令的淫威,有的退却,有的害怕,但也确实有人不信邪,写出材料送到了胡耀邦那里。
  胡耀邦会同军区党委常委研究之后,立即派出一名常委带着一个工作组直奔剑阁。经过艰苦的工作,工作组巧妙地摆脱了“朱霸王”的纠缠,克服了“朱霸王”故意制造的障碍,击破了“朱霸王”的攻守同盟,终于弄清情况,真像大白。
  就在这个时候,“朱霸王”还用了种种方式威胁群众。一部分群众真的疑惑起来,怀疑朱的“后台”会出来说话,怀疑胡耀邦能否公正处理,怀疑自己今后会不会受卡挨整……
  胡耀邦总是和群众心连着心的。他同军区党委的常委们认真讨论了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强调了为纯洁组织,教育部队和朱司令本人,应当严肃处理。
  常委们一致表示同意。于是胡耀邦向西南军区党委书记邓小平同志递交了对朱司令撤职查办的报告。
  不久,邓小平同志亲笔批示,撤销了这位违法犯罪的“朱霸王”的司令职务。全军区民无不拍手称快,胡耀邦“铁面无私”的美名,从此传遍了蜀水巴山。

两个务必

谦虚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人民解放军61军,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打日寇,战太行,活捉孙殿英,跃进大别山,攻克太原,血战咸阳,翻秦岭,取汉中,横扫顽敌,解放川北,的确是战功卓著。
  中央军委命令军入驻川北后,根据形势需要,抽调了一批部队到县区作地方武装,转业一批干部和老战士参加地方工作。
  在这个历史转变中,有的指战员认为由野战军转为地方部队不光彩;有的居功骄傲,认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也应该由老子来坐天下”;有的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如苍溪县武装部长,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后去戏院看戏,竟耍威风开枪打伤三人!剑阁军分区司令员是个老红军,竟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做起投机生意。
  胡耀邦除对上述违法乱纪者绳之以法外,为了教育部队,专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进行整风整纪。
  他首先指出从整个部队看,正风占优势,但是,有歪风,主要是强迫命令、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和居功骄傲。接着,他要求广大指战员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认清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用剑阁军分区司令员和苍溪县武装部长的事例,严肃批评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和违法乱纪的人。说他们自以为了不起,自诩什么“老子长征二万五千里”、“老子天下第六”(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我本人)。
  他提醒军区指战员这样很危险,到头来一定会犯错误。胡耀邦告诫与会者和全军区指战员,任何时候都不能象关二爷那样骄傲,不要只记得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要想到走麦城。
  通过整风全军区指战员,要进一步坚定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我们的指挥员是党的干部,要懂得策略,能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能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要我们党的队伍是好的、精干的,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一切任务。时至今日,笔者还记得当年流行在川北军区部队中的一首歌:
  我们的党,在群众中生,
  我们的党,在战斗中长。
  我们曾战胜日本强盗,
  也打垮无耻的老蒋;
  我们有英明的毛泽东的领导,
  我们能战胜一切敌人,
  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什么最可怕?
  骄傲和自大,
  什么最可怕?
  贪污又腐化。
  什么最可怕?
  功臣自居,
  自私自利,
  到处抓一把。
  我们的党,在群众中生,
  我们的党,在战斗中长。
  我们曾战胜日本强盗,
  也打垮无耻的老蒋。
  我们有英明的毛泽东的领导,
  我们能战胜一切敌人,
  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正是胡耀邦政委在部队工作遇到问题的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增强了干部战士的政治、纪律观念,进一步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密切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使军区的工作得以顺利地开展起来,为部队后来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表现英雄

面向工农兵,
歌颂新英雄。

  胡耀邦主政川北,不仅重视文艺工作,而且对于文艺创作方向有着精辟的论述。从曾在川北工作的老同志保留下来的,胡耀邦于1951年8月7日致川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永青的信中便可见一斑。他在信中写道:
  我区的文艺工作者,骨干虽然不多,但一年多来,他们作了不少工作。建立了三万多人的群众性的文艺队伍,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与各种群众运动相结合,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创作了一些作品,在川北人民的各种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可喜的现象。可是,综观已发表的作品,能够完满地表现新社会、新人物面貌的实在很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十分警惕。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漠视川北人民斗争的新情况,这就是一年多以来,我区千余万人民,在一个紧接着一个的翻天彼地翻身斗争中,必然会涌现并已经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必然会产生并已经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让我们随便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吧:
  如广元,有捉住匪首滚岩与匪首同归于尽的李登燕;如万源,有深入匪境、瓦解土匪一千余名的张云凤;如苍溪,有放火烧掉自己房子,帮助军队击毙匪首的陶老太婆;如南部,有在国民党匪帮统治下不惜倾家荡产,带了自己独子躲兵七次,解放后而毅然亲自送子参加志愿军的张志汉;有每天跑十几里路拾桃核卖钱来捐献飞机和大炮的一个才满十岁的某贫农儿子;如三台,有揽工四十几年,立场坚定、大公无私,刻苦工作的乡长张高大;如南充市,有增产一倍的丝厂女工刘端芳,有抗美援朝模范陈玉山家庭;如西充,有踊跃帮助其他缺少劳动力的军属代耕的军属张喜生;有仪陇新寺乡爱国增产捐献计划的严有明运动。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不胜枚举的。
  这些新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许有些还是朴素的,但无疑地,由于他们大无畏气概和英雄精神的出现,才掀起了空前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才急剧地深刻地改造着社会面貌,改造着一切人们,也改造着他们自己。他们不愧为新川北的主人,是真正的新人,也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事迹,是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事迹。因此,表现他们,歌颂他们,刻画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以他们的崇高品质作榜样,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指明人民群众斗争的方向,并通过这些英雄的事迹反映出正确的政策思想,就不能不是我们一切文学工作者、曲艺工作者乃至新闻记者的基本任务。我认为这是我们新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只有首先充分地表现这些朴素的新英雄人物,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而集中加工,才能创造出更为集中的典型人物;改造着社会面貌,改造着一切人们,也改造着他们自己。如果我们不首先面向这些新人物,而企图一下子就凭自己的“灵感”创造所谓典型,那就是脱离现实的创造方法。
  可惜的是,这一重要问题在我们的创作思想中还没有根本解决,因而还没有认真地去表现这些新英雄人物,甚至没有认识表现他们的重要。
  我们有一些工作者,他们虽然有十分的热情,他们也许熟读过了和拥护毛主席的文艺政策,他们也说拥护“面向工农兵”的方向;但实际上,他们却不自觉地存留着有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他们不去寻找、调查、访问,捉摸这些活生生的新英雄人物,而是坐在房子里以自己的性格、思想臆造出一些莫须有的人物和故事,或者,以想当然的思想感情来代替那些真挚的动人的新英雄人物的思想感情,或者,拼命去堆砌许多美丽的词藻来代替有血有肉和有声有色的事实,或者,即是下到工厂或乡村,对于这些新英雄人物也是熟视无睹,认为他们平淡无奇,而仍然写不出作品来。这样,他们永远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永远是“门外汉”。这样,他们也就把被他们认为是“平凡”的人物故事和“平凡”的历史无情地推在“后台”,打入“冷宫”。而他们自己也将久远徘徊于现实的边缘,变为“流浪儿”,无“家”可归。
  从这个观点出发,还可以有力地打破另一种错误思想。这个思想是:我区之所以没有成功的文艺作品,乃是我区没有“有名的”、“优秀的”作家。如果把这个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解释,那就是:我区要产生成功的文艺作品,就得攀请一些名作家来。诚然,我区现时没有优秀的作家,这给予我们文艺创作上某种困难,但优秀的作家,从来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出来的,更不是被一些固定的人物所“垄断”的,而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如果我区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能够脚踏实地地本着毛主席所指出的创作方向去下苦功夫,那么,可以断言,我区将逐渐地一批又一批地成长出优秀的作家来。
  为此,我认为必须立即着手改变我们的文艺创作与现实斗争脱节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应采用如下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讲明方向,组织力量,树立榜样和坚持下去。
  讲明方向,就是要我们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各级宣传委员会和各地文联,召开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的座谈会,号召他们细心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政策,对本单位和自己的文艺思想、文艺作品来一个检查,来一个批判,然后订出创作的计划,以便使毛主席的文艺“理论”与自己“实践”结合起来。我提议:要把这件事,在文艺工作者中当作一个运动来做,因为越做得广泛,做得深入,我区文艺运动的基础就会树立得扎实。
  组织力量,就是要各地经过上面这个运动之后,将各种文艺作者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一方面供给他们以无数现代的材料,动员他们分头经过研究和思考,乃至再经过实际采访,实际体验去写作。另一方面,要有计划地、经常地组织他们去寻找、采访、搜集,研究每天都在出来的新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只要我们善于组织,就可以产生出相当可观的文艺作品来。
  树立榜样,就是要在我们的日报和一切刊物上,经常推荐和表彰这类作品和作者,我们的出版处要有计划地出版和推荐那样的作品集子(如鼓词集、通讯集、小说集……)为了给那样的作者和作品以应有的地位,我们的报纸与刊物,同时就应该拒绝刊登那些随便臆造、全属空话的通讯、小说、唱词、新诗等作品,以保持我们创作上的严肃性。
  坚持下去,就是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于发展我区文化,提高我区人民大众的思想水平的一个宣传任务来做。
  如果你们同意,我就希望你们,并由你们召开全区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迅速行动起来,使我们川北的文坛上百花齐放!

办好教育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胡耀邦认为“小学教育是基础”,他非常注意抓好这一基础。经常深入各小学视察,了解存在的问题,总结好的经验。1951年5月,胡耀邦作了《为提高学校教育而努力》的报告,亲自领导川北36个县、市,培养建立起一支新型的人民教师队伍。在川北文教厅组织的首批有2000多名教职工参加的学习会结束返校时,他亲笔题词:“敬祝诸位平安返校,敬祝诸位在为人民、为后辈服务中获得新的更大成绩。”并代表川北区党委川北人民行政公署给每个学员颁发了《人民教师合格证》。
  1952年春,他深入一些市、县考察,了解到各级政府对小学教师的学习、任免、待遇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于是作出了三点指示:
  一、小学一律不进行“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师政治学习,完小和中心小学每周讨论会不得超过两次,每次讨论会不得超过两小时,村小每周举行一次讨论会。星期日为教师休息时间,均不应召开会议。
  二、小学教员的任免,必须依照人事制度,事前必须经过县批准,报专署、行署备案。临时调用,必须经县文教科批准,务必防止混乱现象。
  三、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应以关心小学教师的进步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来爱护他们。区、乡人民政府的某些会议,可吸收优秀小学教师参加。严禁一切轻视、侮辱小学教师的事情发生。
  为了教好下一代,办好人民教育事业,各级政府务须遵照贯彻执行。
  这三点指示,对纠正当时的一些“左”的偏向,稳定小学教师队伍,搞好小学教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证中学的教学秩序,纠正“左”的影响,胡耀邦代表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于1952年5月11日在《川北日报》头版显著位里刊发了四条规定:
  一、各地中学不得自发地进行“三反”,均应照常上课。
  二、各地中学教职员的政治学习,务要遵守寒假学习会的统一布置,在进行思想检讨时,应本着与人为善、耐心帮助的精神,联系实际多讲道理。每月集体讨论只进行一次,星期六晚上与星期日为教师休息时间,均不应召开会议。
  三、学校教职员的任免、调动,务必依照人事制度,经教育厅与人事厅批准后才能施行。
  四、各机关未经教育厅批准,不得任意自行动员教师停课宣传,或参加当地工作。教职员之间和师生之间,应提倡以革命的进步思想与友谊,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为团结一致办好学校教育而努力。
  这些规定,对保证中学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2年夏,胡耀邦在川北大学召开了一次正副教授座谈会。当他问到教授们的学习、工作时间有无保证时,有的教授反映:“早上要把全体教师集中起来听护士讲护理常识,讲授既无质量,又占去很多宝贵时间。”胡耀邦当即问道:“是谁安排的?让大学教授听护士讲课,岂非笑话!以后给川北大学教工安排什么政治活动,一定要经区党委通过批准。不许任何人胡乱安排!”
  1952年7月1日,川北区党委举办了“川北区中小学教师学习班”。川北行署教育厅给每个教师赠送了一本大红绸面的《学习手册》,胡耀邦在手册上亲笔题词:“教育好下一代,是小学教师们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最切实和最光荣的事业。”这对培育祖国花朵的小学教师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在胡耀邦领导下,川北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全区小学由解放前的7924所发展到17283所;民族教育从无到有,有民族完小、中心小学各5所,民族初小12所。中等教育发展到每县有2所中等学校。全区有业余学校23896所,学员240万人;农民夜校74799所,学员360多万人;西南革命大学川北分校在两年多时间内,毕业了7批学员,人数达10000人。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胡耀邦到川北不久就明确指示:一定要在川北区建一所大学。川北行署文教厅将三台县私立川北大学迁到南充市,与南充市原川北文学院合并,建成了川北区第一所公立的新型的川北大学。在建校过程中,胡耀邦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亲密地、紧紧地团结起来,二是不看牌子只看货色,三是对川北大学和文学院的师生同等看待。为充实和加强领导力量,在川北区党委和川北行署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担任大学各级领导。这个大学在1953年扩建为四川师范学院前,培养了本科、专科毕业生1000多人,不仅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和各行各业培养了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为川北以后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两袖清风

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胡耀邦在川北生活时,虽然是党、政、军一把手,但在生活上却克勤克俭,两袖清风。
  当时,为了宽慰老人,报答养育之恩,胡耀邦将自己的父亲从老家接来,和他住在一起,以尽人子之责。至于其他弟兄,则仍在老家湖南浏阳县农村居住。
  一天,老人想到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便说:“耀邦,你给老家的几个弟兄寄点钱回去。”
  “我哪有什么钱寄回家哟!”胡耀邦和颜悦色地对父亲说。
  “你当那么大的官,没得钱,哄得过我?”老人家不高兴地说。
  胡耀邦只好坐在父亲身边,耐心地解释,诚恳地说明情况。原来,胡耀邦身居高位,不搞特殊化,不按月领取国家规定发的工资,而是享受当时一般干部的待遇——供给制。老人家听了以后,心中了然,不好再说什么。胡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对这位两袖清风的首长充满了敬意。
  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期间,提拔任用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使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效力。特别是对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对党有过贡献的谭卫根,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将其从三台县文教科长,提升为遂宁专署文教科长,继而又提为川北行署交通厅厅长,一时传为美谈。可是,对于自己的至亲外甥却不安排工作。
  那是1951年夏天,胡耀邦的外甥黎尚龙私自从湖南浏阳老家跑到四川南充,舅甥相见甚欢,外甥说明来意,想让胡耀邦为他安排个工作。凭着胡耀邦的权力,给外甥安排个好的工作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可是,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外甥负责,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1951年6月1日,胡耀邦亲自草拟了一封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谭余保的电报。其内容是:
  “我三姐夫后子黎尚龙,未经当地政府允许,又未征得我的同意,从浏阳山枣乡来到我处。据他讲,他过去当过教员,参加过三青团。由于我不了解情况,请转知当地政府调查,如有必要,我可以把他送回去。”
  胡耀邦写完,又将电文给外甥观看,并问:“是不是这样?”
  “是。”黎尚龙看完电文后,恭敬地回答。
  胡耀邦叫来秘书:“把这个电报立即发出去。”秘书应声走后,胡耀邦又语重心长地对外甥说:“我是高级干部,不能不这样做。你暂时在我家里住下来,工作问题等湖南回信后再说。”
  这样,黎尚龙便在胡耀邦家里整整住了一个月,直到湖南省政府回信后,才按当地政府意见,安排去革命大学学习。
  这个故事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普醒了那些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领导干部。

公仆本色

不要人夸颜色好,
但留青气满乾坤。

  凡是接触过胡耀邦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民公仆本色而倾倒。
  胡耀邦的夫人李昭,是中共南充市委组织部长,虽然他们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但却很少单独在一起。
  为了保证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工作,每周星期一由胡耀邦用车送李昭去南充市委上班,星期六下班时,再派车接李昭回家。就是星期六、星期日他俩在家休息,找上门来谈公务的人仍然很多。胡耀邦夫妇总是热情接待,充分倾听、了解来自各方面的情况,从无怨言愠色。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对革命夫妻,牺牲了一个又一个公休日。
  胡耀邦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几乎跑遍川北行政区的每一个县。他在基层总是和干部职工共进食堂、同食便餐。当时是供给制,胡耀邦是省军级待遇,应当享受小灶。他的秘书郎中耀担心首长的身体吃不消,试图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胡耀邦严肃地说:“不允许为我单独开小灶,绝不允许搞特殊化!”有次,一位不知内情的基层干部为了照顾首长身体,给胡耀邦送去特殊伙食。胡耀邦不客气批评了这名干部,并教育他要当好人民公仆。1952年4月下旬,他去营山县视察,县委给他安排的卧室只有一张平床,一张办公桌,两把藤椅,卧具都是旧的。县委书记王进之抱歉地说:“胡书记,我们县里条件差,请原谅!”胡耀邦满意地说:“这就可以哟。”
  1951年6月,中共川北区党委和川北区抗美援朝分会等15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先后发出“爱国增产节约捐献”、“执行爱国公物”、“慰问烈军属”的三大号召,各地热烈响应,很快掀起了捐献高潮。6月25日,南充市举行了第一次两万人的爱国大捐献。胡耀邦亲自到第三捐献站,捐献人民币旧币三万(相当于新币30元),并在捐献书上写道:“这是我参加爱国增产节约捐献运动第一次捐献数字,我将做好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并按月节约公家发给我津贴的一部分来捐献给伟大的祖国。”这种带头行动,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促进了运动的广泛开展,到国庆节前,全区共收捐献款405亿元(旧币),提前实现了捐献“新川北战斗机大队”(27架),全区25万户烈军属,普遍受到了慰问和优待。
  召开各种公共集会时,胡耀邦不是等大家到齐了才到会场,而是提前半小时来到会场。他常利用这点时间,随便和大家叙谈,征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他到各地视察工作,常在途中叫司机停车,下车与群众交谈,从而了解到很多在材料和汇报中了解不到的真实情况。广大群众和干部异口同声地称赞:“胡耀邦真是一点官架子也没有,真了不起!”
  胡耀邦主政川北期间,强调人民代表要随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发现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要及时以负责的态度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政治协商委员会报告。达县有个姓王的代表,给川北政协写信,反映当地人民政府门禁森严和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措词非常尖锐,引起一些人不快。胡耀邦对此信非常重视,仔细阅读后,首先认为是善意的,及时批示中共达县地委对王代表反映的情况认真调查,作出必要的处理,并将结果正式报告区党委。为了教育提醒干部,胡耀邦指示将此信和批语刊发在党刊上,同时要求党刊今后增加批评与建议性通讯,只要是善意的,不论来自党内党外,均可刊登,但绝不可轻易下结论,允许领导干部解答(包括申辩)与检讨。此举获得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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