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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主政川北的胡耀邦
作者:王锐      时间:2009-09-16   来源:党史天地 2006/03
 

  笔者近年曾经在当年属于川北区的南充、达州一带调查采访,探寻当年胡耀邦同志工作和生活的事迹,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对胡耀邦主政川北的业绩和战斗风貌留下深刻印象。

四川“一分为四“耀邦主政川北

    1949年12月10日,对地处川中腹地的南充市各界群众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这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充,宣告了南充解放。不久,胡耀邦率领的川北区党委和川北行署机关也正式进驻南充。
    这里,有必要对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解放四川,以及胡耀邦同志率部入川并留川任职的经过情形,作一个简单的回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3日,根据中央部署,统率第二野战军的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11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军川黔的作战开始。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二野的邓小平、刘伯承,以及统帅18兵团等部的贺龙,分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11月27日,中共中央电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将原属军委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划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军委不再直接指挥。其时,胡耀邦同志担任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这就是耀邦同志率部进军四川,以及后来全面主政川北区党政军工作的起始原由。
    11月29日,贺龙向18兵团等部发出入川作战命令,当时在陕西作战的胡耀邦同志由此率部入川。12月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陈锡联为重庆市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12月27日,成都战役结束。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会师,四川省会成都解放,12月30日,贺龙率解放军进入成都。12月31日,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阎秀峰任副主任。
    四川全境解放后,鉴于当时局势,及四川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局面复杂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考虑四川建制时,暂时取消了统一的省级建制,而是将四川“一分为四”,划分为川东、川西、川北、川南4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同当时同属西南的贵州、云南、西康等省及重庆市一样,享有省级地位。在党、政、军机构建立上,设立各自有省级权限的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直接受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这种建省格局,一直持续到1952年夏。
由此,时任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川北军区第一政委,同时兼任川北革命大学校长。直到1952年夏天奉调北京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胡耀邦一直战斗、生活在川北,为建国初期川北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正如当年曾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撰文所深情缅怀的:“耀邦同志1950年春来川北工作是悄悄来,1952年夏离开川北去北京工作是默默地去,……至今,川北大学的师生员工还在怀念他,川北区的干部群众还在怀念他,川北的青山、绿水、田野、村镇都还在永远地、深深地怀念他……”

全力主持剿匪 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12月29日四川省内最后一个战役——“三台战役”的结束,川北工200万人民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春。然而,经过战火沧桑,以及国民党逃离前故意破坏,社会经济近于崩溃的广大川北地区,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新春伊始,胡耀邦率机关人员进驻南充后,将市区蚕桑街几栋老旧房屋作为区党委及行署的办公地,立即着手全力解决新政权建立后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当时,川北地区与整个四川以及西南地区一样,最紧迫的问题是,国民党政权逃离前有计划潜伏下来的匪特操纵指挥的大小规模武装暴乱。在川北地区,就先后出现土匪暴乱围攻营山、盐亭、中坝等县城和集镇,以及在交通沿线伏击抢劫军车、商车。破坏征粮,杀害地方干部等典型事件。土匪的猖獗不仅让人民群众无法安心生产生活,而且直接威胁着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胡耀邦主政川北之初的头等大事,就是率党政军各方力量全力剿匪。在胡耀邦主持下,根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部署,川北区党委及川北军区,于1950年1月,先后作出了以剿匪为中心工作的决定。其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已兼川北军区,根据需要,有相当一批部队(21个建制营),由野战军转为地方部队。当时川北军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胡耀邦作为军区第一政委,在部队性质和任务面临重大转变的历史关头,亲自深入部队做干部战士的思想教育和动员工作。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重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认清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和工作队,通过分析形势,让大家看到川北匪情的严重性,以及部队开展地方工作的必要性。在川北军区团以上干部的讲话中,胡耀邦更是要求全军干部要带头“高高兴兴,规规矩矩地方化,地方化以后要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2月初,川北剿匪工作全面展开,经过整训动员后的部队全力投入新的战斗。尽管战前作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然而,由于参战部队对剿匪肃特这种特殊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有些人甚至错误地以为蒋介石武装精良的800万正规部队都被我解放军消灭了,剩下这几股小小土匪没啥了不起,思想上有意无意有麻痹轻敌情绪。在战术安排及作战方式上,也沿用了过去打大战打硬战的办法,来对付分散隐蔽的土匪。有的部队剿匪时,计划不密,针对性不强,行动经常扑空;有的部队则急于求成,不讲策略,结果收效不大。而且剿匪参战部队普遍忽视发动群众和对土匪内部实行政治攻心,分化瓦解。由此,头几个月的剿匪行动尽管声势很大,把区内土匪打得团团转,四处跑,但实际上却歼敌不多,成效不显著。放眼整个川北,仍然是匪患不绝,匪特气焰嚣张,甚至还出现剿匪部队遭大股土匪袭击围攻。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
    有鉴于这种形势,胡耀邦于5月中旬,决定召开川北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几个月来川北剿匪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胡耀邦明确指示,贯彻全面剿匪方针,必须做到以下“六个结合”,即:“要将英勇顽强的斗志与机敏灵活的战术相结合;党委、政府、军队、群众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发动群众与分化地主,控制乡、保、甲相结合。”最后,胡耀邦坚决而充满信心地向与会团以上干部发出号召:“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团结在我们周围,股匪是可以迅速肃清的,争取9月以前消灭川北地区匪特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这次会后,各剿匪部队普遍把发动群众放到剿匪工作的首要位置,各参战团均成立了百人以上的群众工作队,基层连队则建立群众工作组。与军事清剿行动相结合,在各县区及重要乡镇,分别同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着力宣传人民政府剿匪的方针与政策,各区、乡、镇均先后建起农民自卫队。
    在胡耀邦主持下,川北区第二阶段贯彻全面剿匪方针后,成效极为显著,不仅主动及时粉碎了匪特企图在川北的营山、江油、南充、射洪、盐亭、蓬安等市县组织暴动的阴谋,而且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肃清了全区股匪。至1950年8月底,整个川北区歼灭各类大小股匪73000多人,其中仅政治瓦解即达24000多人,受到中央及西南局的肯定和表扬。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剿匪斗争中组织起来的150多万农会会员和80多万自卫队员,根据整个形势任务的转变,带头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开荒种田,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对恢复经济,建设川北起了积极作用。
  胡耀邦主政川北之初,在中央及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统一部署下,短短8个月时间,就取得了剿匪、征粮、组建各级人民政权、建立革命新秩序、恢复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为建设新川北打下了坚实基础。其坚定而务实的作风,以及卓越有效的组织指挥才干,给川北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各界好评肯定。

尊重爱惜人才  大胆放手使用

    胡耀邦一贯尊重知识,珍惜人才,对有用之才,大胆提拔培养,放手使用的优良品质和风格,在党内外是相当有名的。主政川北时期,胡耀邦善于团结使用各类人才(包括党外民主人士),共同为发展川北的经济文化贡献力量,这方面的一些事例,一直在当地传为佳话。
    共和国初期,经济恢复及文化发展建设,都极需要各方面人才,仅靠党内干部是不够的。要物色人才,团结各方面力量,统战工作尤为重要,胡耀邦对此有清醒认识。因此,尽管他身兼川北区党、政、军一把手,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决定由自己兼任区统战部长及川北革命大学校长,为的是亲自过问并抓紧统战及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而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物色人才,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面人才,放手使用,为建设新川北服务。
    1950年1月,在川北区党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胡耀邦就强调说,“没有群众要孤立,没有朋友也要孤立。”因此,他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吸收三分之一的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在胡耀邦同志指示下,川北区党委组织部把这条决定列入了组织工作计划,要求各级组织部协同统战部、政府机关具体落实。胡耀邦还特别强调,区党手对党外人士的安排,既要考虑代表性,更要注意真才实学;既要做到各得其所,又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在耀邦同志亲自过问督促下,这项尊重党外知识分子,放手使用人才的政策在全区得以很好落实。据统计,当时整个川北区共安排科长以上党外人士226人,约占政府机关科以上干部三分之一,仅川北行署直属厅局级党外干部就有11人。不久,区党委又遵照胡耀邦同志指示,还专门发出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要“亲密团结,虚心学习,相处无间,真诚合作”的通知。川北区行署也作出了巩固与发展政府机关内部民主合作的规定,并把坚持民主合作作为考核党内干部是否执行政策的标准之一。
    笔者在川北地区采访时,至今还听到一些老同志中传颂着胡耀邦当年物色使用“老秀才”的故事,颇多令人回味处。说的是胡耀邦兼着川北区党委统战部长时,在召开的第一次区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提出了当前统战工作要着重办6件事,而第一件竟是要各级统战部门物色与安排“老秀才”出来任职工作。他风趣形象地对大家说:“各县都有些‘老秀才’。年纪大,有学问,而且品性好,解放前未做国民党的官,未在旧社会同流合污,家庭比较穷。这些人多半老实而清高,到现在还未露面,我们应当注意物色,作出适当安排。”
  这次会后,川北区各县市先后物色挑选、考察后安排的这类“老秀才”,有70多人,还吸收21人列席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件事,对全区各界民众,尤其是知识界震动很大。1952年“三反”过后,政府机构精簡,有的地方受名额限制,把已安排的一些“老秀才”撤掉了。这件事让胡耀邦知道后,他很生气,让统战部门立即予以纠正,以挽回影响。其实,耀邦出发点考虑的不仅是几十个“老秀才”的问题,而是有更深远的意义。此举向社会展示的,是共产党人民政权的那种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良好形象。试想,连这些前清末年的“老秀才”,人民政府都安排了,真正的人才,何愁没有出路。由此也激励民众学习钻研文化知识,掌握一己之长。
  当年在川北区,还流传着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外人士,在胡耀邦同志赏识安排下,短短几个月内,荣幸地“连升三级”的趣事。这位党外知识分子,叫谭卫根,三台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大革命时期曾加入过中共,后来一度脱离革命组织,但一直追求从事进步活动,1947年又重新加人民盟,曾掩护过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安排为三台县文教科长。因其文化素质高,业务能力强,遂宁建立专员公署吋,谭卫根被提为专署文教科科长。不久,胡耀邦听人介绍说谭卫根很有学识,尤其在交通及土木工程方面富有专长,于是在党委会上建议说:“谭卫根这个人非百里之材,望重一方,目前,行署交通厅正缺这样的人才负责。”后经川北区党委研究,即将谭卫根升调到川北行署任交通厅厅长。像谭卫根这种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从一个科长连升三级成为正厅级负责干部,不仅在川北民主人士及知识分子中成为传颂一方的佳话,也提高了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倾心做好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政策性很强,影响面大,特别是在建国初期那种社会条件比较复杂的背景下,在一件事、一个人的处理上,稍有不慎,造成工作失误,容易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耀邦同志亲自抓川北区的统战工作,在一些事的处理上,总是慎之又慎,而且政策尺度掌握得很好,深得人心。
    1950年初,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正当全区轰轰烈烈开展“镇反”运动时,川北区党委先后接到巴中县委和达县地委的电话,说巴中县的部分群众,强烈要求将时任川北行署委员的赵济刚押送回巴中予以斗争镇压。情况很快反映到胡耀邦那里,负责人神情焦虑地请示此事应如何处理。胡耀邦同志一听,不禁眉头紧皱,陷入了沉思,他一时也深感事情棘手,处理不好,将影响大局。
    从县地两级党委报送的材料中看,赵济刚似乎确实“问题严重”,够得上当时镇压反革命的条件。其曾担任过巴中县国民党政府参议长,解放前夕又任国民党巴中县自卫队副总队长。然而,这只是事情明的一面,而真正了解赵济刚历史及其表现者,则看到的是另一个赵济刚。
    胡耀邦同志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既不能伤害为革命真正作了贡献的人,尤其是有身份的“民主人士”。又不能在“镇反”运动广泛深入展开时,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经过深入思索,耀邦同志决定由他择机亲赴巴中妥善处理赵济刚问题。
    1950年3月上旬,胡耀邦轻车简从,来到地处大巴山麓的已中县。他抵达的当天便召集相关干部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从当地革命斗争的历史讲起,决定以事实服人。他简单回顾了当时地下党的斗争经历,然后话锋一转,说:
    “通(江)、南(江)、巴(中)、平(昌)地下党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能立足10年之久,没有受到损失,这在全省、全国,都是少有的。对此,赵济刚先生是有很大功劳的。我们对赵济刚不仅不能打击,而且还要加以保护。当然,在担任国民党那些职务时,也有一定的错误。有错误叫他写个检讨就行了,决不能弄回来斗。”
    就这样,胡耀邦同志做通了大部分基层干部的工作。离开巴中之前,胡耀邦还特别对县委负责人郑重交待:“赵济刚的问题,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对赵的家属一定要正确对待。”
    在耀邦同志过问下,由于工作做得好,群众及基层干部了解了实情后,对赵济刚也予以谅解,事情圆满解决。巴中县委、达县地委也松了一口气。
    1980年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裴昌会将军,系原国民党川陕甘边区绥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解放军进川时,于1949年12月25日在川北重镇德阳孝泉镇率部起义。作为起义将领,1950年9月被安排为川北行署副主任来到南充。作为川北行署中地位最高的党外人士,他与耀邦同志在川北共事多年,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吃住在一起。他对胡耀邦平易近人,以诚相待,尊重人才,励精图治的品格和作风感触尤深。两人的交往和友情,甚至一直保持到“文革”期间,胡耀邦作为“黑帮”、“走资派”遭到批斗挨整时,也没中断。
    裴昌会担任行署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考虑到他管的具体工作不多,为让其“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其能力和作用(其时,裴昌会仅42岁),就任命其兼任管工业发展的工业厅正厅长。不久,除负责地区工业外,耀邦同志还要裴兼管农林和交通方面的工作,还担任了川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同时又报西南军政委员会任命其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其间,耀邦同志与裴昌会及川北行署的其他几位党员副主任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同在一个灶吃饭,外出开会时同乘一辆车,关系融洽,不分彼此。裴昌会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胡耀邦就关照食堂炊事员,经常给裴昌会弄些面条之类,让其吃得乐意。有次,食堂炊事员太忙,没给裴单独做面,耀邦同志看见了,亲自跑到厨房过问:“裴主任不习惯吃大米,为什么不给煮面?”裴昌会对此极受感动。
    裴昌会来川北行署时,自己带有一辆老旧吉普车。不久,胡耀邦考虑到该车外观不好,让行署给换了一辆新颖的美式吉普车,让裴作为专车使用。在川北行署期间,裴昌会多次提出要给他取消秘书和警卫员,不搞特殊,胡耀邦均未同意,并劝说道:“这是党的政策,不能取消。”
    1990年初,已经90多岁高龄的裴昌会先生,回忆当年在川北行署与胡耀邦共事的情景时,仍是记忆犹新地说:“在川北行署工作期间,川北区党委对做领导工作的党外人士,十分强调有职有权。耀邦同志要我行使副主任和厅长的权力,大胆工作。我是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韩培仪是副厅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他决定的事,都向我汇报,合作共事关系很好。”
  1952年,中央决定恢复四川省建制,川北、川西、川南、川东4个行政区撒消,胡耀邦这时已传出要上调中央工作。对裴昌会的去向,耀邦同志很关心,他建议老裴到设在重庆的西南纺织局任局长。行前,他对裴昌会坦诚而且语重心长地说:“两年多来,我们主要是集中力量抓土改,抓巩固政权的工作,对工业基本上没摸过。你抓了一下工业,也不过懂得了几个名词。现在组织上安排你到西南纺织局做局长,按你的级别是安低了,这是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锻炼,党不是把你当外人,是培养你。你管纺织不是内行,要做到做什么,爱什么,而且要做好,做到底。”
  裴昌会愉快地接受了耀邦同志的建议,赴重庆上任。后来,西南局机关撤消,裴昌会又调任重庆市副市长。胡耀邦调京后,裴昌会等以前在川北行署共事过的人士,不管党内党外,每到北京开会或办事,总要抽空去看望,或是交谈思想,或是畅叙旧事。“文革”中的1974年,裴昌会先生被安排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开四届人大会期间,他惦记着几年前已被打倒的耀邦同志,就不顾当时规定不准代表自由活动的禁令,偷偷跑去看望胡耀邦。此时,耀邦同志仍未“解放”,处于受审查阶段。耀邦同志的大儿子胡德平对此也很惊讶,说:“这种时候你还敢来看望爸爸?”裴老朗然回答说:“我与耀邦同志共事多年,我绝对相信耀邦同志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敢?”

改建扩建川北大学

    在主政川北期间,胡耀邦对川北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和贡献,就是对原来地处三台县规模较小的川北大学予以迁址改建,最后发展成一所颇具规模的综合大学(即现今的四川师范大学)。
    位于三台县的川北大学,前身是创办于1923年的东北大学。1928年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后,曾一度扩建,成为当时国内有数的名牌大学之一。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再迁往开封。由于学生多是流亡青年,爱国热情很高,校内进步力量相当活跃,由此遭国民党当局嫉恨。“西安事变”后,该大学因政治原因遭肢解,被当局秘密下令迁到四川境内偏僻的三台县。其规模很小,除了三座平房院子外,没有一幢楼房。整个校舍几乎全是木框架竹编壁,泥灰抹面的青瓦乎房。
    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于1946年迁回沈阳,但留有一部分教授及员工未走(因其时解放战争已最先在东北打响)。在此基础上,部分教授提议,经三台县参议会联合附近9县参议会,申请由地方盐业集资成立川北农工学院,于1946年5月正式建立校董事会。当时仅有农业经济、农艺、化工、土建、工商等5个系,1947年增设数理和农田水利系,1948年再增设文学系和历史系,成为有3院9系的川北大学。至解放前夕,兵荒马乱,该私立大学已处于举步维艰,风雨飘摇中。
    胡耀邦向来重视教育事业,对知识分子十分关心爱护。了解到川北大学的状况后,当即作出一个被实践证明是十分正确、十分及时的决定,将川北大学迁址行署所在地南充,并将其私立性质改为公办,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其相关费用,教职工人员享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当时这种国有公办身份,对一个地方学校(尤其是大学)今后的发展建设是极为重要的。
    耀邦同志办事的风格向来是决定果断,说办就办,雷厉风行。当年(1950)夏季暑假期间,川北大学即由三台县迁南充市,校址暂设小西街大佛寺内。在胡耀邦过问和督促下,9月,即由川北文教厅正式行文,原私立川北大学与西山文学院合并成立公立川北大学,直接隶属于川北行政公署。
    为加强对川北大学的领导,耀邦同志先后从自己兼任校长的川北革命大学抽调了一批文化素质高,有领导能力,事业心责任心强的干部,如苏黎、赵承休、文启训等到川北大学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同志都是当年中央组织部从华北大学抽调随军南下的大学生干部。由苏黎任秘书长,赵承休任校生活委员会主任。当时,川北大学仅有4位共产党员,建有一个党小组,苏黎调去后。成立了党支部,后来发展了10多名党员。
    川北大学创建之初,条件是比较差的,不仅校舍简陋,办学经费也很紧张,面临的困难不少。首先就是场地太小,校舍不足。大佛寺是南充市内的一个古寺,规模不算大。大学校园,也就是这古寺的格局,一半做职工宿舍,一半做学生实习工厂。不得已,寺院周围的建筑也用上了,近邻的城隍庙成为学生宿舍,原来的“达城中学”以及赛云台的川北文学院,也被改作教学用房。大佛寺旁边的“谌家祠堂”及范姓私宅,作了教师宿舍,另在小西街买了一座民房,作为女生宿舍。校本部就设在“达城中学”内,另有一个分部设在川北文学院。
    由于校舍分散凌乱,学生上课及吃住生活等必须往来奔波,学习条件很是艰苦。为了让师生员工克服办学初期的这些困难,川北大学开学伊始,身兼川北区党、政、军一把手要职,工作异常紧张繁忙的耀邦同志,就亲临学校,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一次报告。这次报告作得深刻而生动、极为鼓舞人心。耀邦同志面对实际,鼓励全体师生克服暂时困难。团结奋斗,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培养合格人才贡献力量。全体师生员工听了这个报告都十分振奋,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场面十分感人。
    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胡耀邦还经常抽时间到川北大学作演讲或是动员报告,他也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发展情况及教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学校有了困难,他总是乐于出面解决。耀邦同志在全校师生中的威望很高。一位当年曾在川北大学任教的老教育工作者,几十年后仍深情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胡耀邦任行署主任,他是一个气度不凡、平易近人的人。提到在南充小西街的日子,四川师大在小西街的发展岁月,胡耀邦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人。”又说:“胡耀邦还是一位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引导的好领导。在南充小西街的那段日子,他对学校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在调职去中央,离开四川后仍不忘学校,经常问起学校情况。”
    1952年夏,中央决定建立四川省政府,川北行署撤销。适逢当年下半年开始全国高校调整,西南文教部决定将川北大学更名为四川师范学院,将原川东教育学院数理系和二年制数学专修科,以及四川大学教育学院和原华西大学部分专业与师资调入,当年11月11日,四川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川北地区唯一的一所高校,校址亦由小西街迁到已撤销的川北行署总府。川北大学结束了使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胡耀邦奉调中央的消息传出后,川北各界群众,尤其是一些党外人士依依不舍。有位叫卢子鹤的老先生甚至感叹:“知己已去,我将安归?”一些人为表示对耀邦同志的感激之情,议计着临别要给他赠送德政碑式的8副锦屏,作为送别礼物。胡耀邦知道后,连忙婉言谢绝,说:“感谢各位老先生,坚决不能做这个东西,真要送,就送我‘为人民服务’5个字好了。这就是最珍贵的礼物啊!”胡耀帮同志当年这些佳话,至今仍在川北地区传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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