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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一九八三年初风云中的胡耀邦
作者:秦川      时间:2013-12-09   来源:
    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从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轫,到一九八三年进入一个转折点。党的十二大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特点是新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以胡耀邦总书记为首,是一个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好班子。当时的国内形势对改革很有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推行全国,放开了合作化以来农民被捆牢的手脚,一九八二年农业获得空前的大丰收。党中央审时度势,在一九八三年初及时把城市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一个引人注目的信号,是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长篇报告,题目叫做《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报告前一日。耀邦和小平同志做过一次谈话。
  邓小平同志早在三中全会上就说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耀邦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他不认为改革只是权宜之计,有的部门需要改革,而有的部门就可以置身事外。他强调说:“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同志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一个版本,具体表述后来有变化,但基本思想在这里已经成型。据耀邦夫人李昭回忆,这个报告稿事先请邓小平同志看过。
  耀邦同志的报告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他担任中宣部长时,就提出过城市大中型企业的改革问题。与耀邦的报告相呼应,赵紫阳在重庆、胡启立在天津,以及广东和深圳,在城市改革方面已经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经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现在耀邦发出了全国改革的动员令,我们更是闻风而动。《人民日报》每天在头版显著位置辟出专栏集中反映城市各行业的改革举措,还发表十论“大锅饭”,在社会上传诵一时。
  历史经验表明,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观念突破和利益调整。每天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出台一项新的举措,思想战线上就会有一场风波,那些抱住“左”的教条不放的同志总要跳出来表演一番。当初农村改革激活时就是这样,现在以城市为中心全面改革自然会引起更大的争论。但震荡之大,仍然出入意料。
  二月十六日,旧历正月初四,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把我和王若水副总编叫到南长街他的寓所,反复告诫我们:“中央的某一次会议,领导人个人的某一次讲话,不要急于宣传,不能作为宣传中心。”惟恐我们不明白其中奥妙,乔木干脆点破:“耀邦同志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纔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加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造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本来,党的十二大是以开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荣载史册的。小平同志的开幕词没有提共产主义,而是把基调定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乔木等同志在对《人民日报》上述批评后却向我们提出要强调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年前,他曾亲自出面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近六千字的宏文,宣扬“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与现代政策多有抵触,所以,当乔木表白自己“我决不是反对改革,但要考虑周到”时,口气非常勉强。而最后叮嘱我们不要在报社传达他的话时,更显得有些心虚。从乔木家出来,我心里很不平静:一个政治局委员能够这样指责甚至否定总书记的讲话吗?我忽然想起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乔木秘书的一个电话,转告我:“不要东倒西歪,要拿定主意,希望在您身上。”那个不寻常的电话曾使我大惑不解,现在纔琢磨出一点味道来,原来是让我与耀邦同志保持距离,只听乔木的。
  后来,耀邦同志找郁文、吴冷西和我谈话时,对共产主义宣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宣传要结合四化来做。共产主义要几代人来做,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千里之行,我们顶多纔走了十里路。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概纔走了二十里路。整个宣传一定要联系四化,不然就是空的。”耀邦让郁文把这个意见转告胡乔木、邓力群同志。现在看来,耀邦所言还偏于保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奋斗,算是把这个问题说透了。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耀邦能这样讲,是很不容易的。
  胡乔木谈话不久,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报社一连接到上海等几个省市的同志打来的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当时我一无所知,但对事态的严重性有了某种预感。
  第二天上午,我急忙到书记处,见到习仲勋同志,就拿昨晚电话的事问他。习仲勋说:“昨天下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陈云同志对耀邦同志的工作和在一些地方的讲话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作为老一代领导人,对耀邦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对我们在一线工作的同志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对我们这些人,看到不对,就是要帮助、要批评。毛主席在延安就讲过,批评就是撑腰。”
  我忙问:“小平同志讲了什么?”仲勋同志说:“小平同志没有讲话,只说了一句‘到此为止’。中央没有决定对陈云同志的讲话要向下传达,不知道为什么,邓力群同志在几个地方传达了。”
  习仲勋同志的声音颇有些激忿:“耀邦同志也不清楚力群同志到底传达了些什么。马上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乔木建议的。”
  我默然而退。这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看见记者部主任林钢提着包从我门前匆匆走过,便问道:“你干什么去?”他说要去传达邓力群的讲话。我问他是什么会议上的讲话。林钢回答: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先前约请中宣部长邓力群来作指示,可昨天上午他一来就说,别的不讲,向大家传达陈云同志的讲话。我说:“你别忙传达,拿给我看看。”林钢用的是一个小笔记本,《人民日报》发的,字记得密密麻麻。我迅即把林钢的原始记录送交习仲勋同志。后来纔知道,当天晚上,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同志也把邓力群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上讲的材料送上去了。小平同志和叶帅闻讯制止了拟议中的中央工作会议,小平一锤定音:“胡赵格局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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