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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欣: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前前后后
作者:      时间:2012-01-3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从 1982 年至 1986 年,连续五年,中央都用“一号文件”形式出台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这在我党历史上并不多见,足见党中央对农村改革的高度重视。正是这五个“一号文件”催生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曲折与突破?全程亲历者, 73 岁的原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文欣讲述——

      如果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历史,是一条跌宕起伏的长河,那么, 30 年间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十个“一号文件”和三个《决定》,则是这条长河中的航标。它们引领着中国农村这条航船,一次次穿越激流险滩。

73 岁的原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文欣,就曾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参与安放了最初的航标—— 1982 年至 1986 年五个 “一号文件”和一个《决定》等诸多重要文件的出台,他经历了全程的讨论起草。 20 多年后, 2008 年 9 月 9 日,他坐在办公室的真情讲述,让我们再一次真切触摸到哗哗流过的历史……

   [ 背景 ]

   五个“一号文件”

   ◆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 1983 年 1 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 198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 198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 30 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 1986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 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后,连一直批判“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大寨村也坐不住了

   1981 年 10 月, 46 岁的赵文欣第一次走进了北京西郊八大处。

   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 10 余位来自国家农委和安徽、黑龙江、浙江等农业大省负责农村政策研究的同志。他们的任务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起草文件。

   这已是他当年三度进京参加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前两次分别是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前两次会议上,赵文欣将四川广汉等地的巨大变化,及总结出来的经验全盘托出。

   或许正是四川农村的改革尝试,为他赢得了参与拟订农村政策的机会。

   当时,正是一个“左”的权威与四川、安徽等地农民自发“包产”的创新实践相冲突的年代。 1976 年秋即有四川广汉西高公社农民 “包产到组”, 1978 年底有了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尽管改革的效果是惊人的增产,但截至 1980 年底,全国仍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

   核心的原因,是国家政策层面对农民自发实践的态度不明朗。

   就在赵文欣 1981 年 10 月在北京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领导还曾跑到他的住处,悄悄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明天报纸上将发表“包产到户”要问是姓社姓资的社论。

   “要让包产到户在全国全面开展,就必须有明朗的政策。”在赵文欣看来,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和国内还有部分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总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很多年里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过程。

   “说到底,就是要想办法给包产到户戴顶红帽子。”经过连续几天的冥思苦想,参与者终于想出了一个论断:不同于“分”,“包”的所有权还在集体,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

   绕过了这个关键障碍,文件迅速出台, 1981 年 12 月 21 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 “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中央政治局通过, 1982 年元旦向全国发出。而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在赵文欣看来,这个结论非常关键。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最大的作用就是平息了它姓社姓资的争论,把它原来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为广大农民送上一颗“定心丸”。

   文件出台前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专门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全国各地疑虑顿消,纷纷干起来,到 1982 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了 90% 。甚至连一直批判“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也坐不住了——这消息令赵文欣非常激动。

  ● 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1982 年 6 月,赵文欣再到北京。这次,文件的起草者们分别到了全国十余个省市调研。

   近一年来,“包产到户”在全国普遍推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所到之处欣欣向荣。 8 月,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先后召开了五次农村经济政策研讨会。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上: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池,按股分红?等等。针对上述问题,赵文欣等人一致建议,要放活农村工商业。

   此外,起草小组还提出应该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按劳分配之外,还应该允许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分配,即按投入的资金、土地、技术实行分红,以鼓励人们多积累多投入,以补充国家投入的不足。

   因此, 1983 年的 “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两个转化”,即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最重要的是,文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

   “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了,谁还敢反对?”赵文欣激动地说。这表述再一次从理论高度,让全国农民吃了个“定心丸”。

  ● 在第三个“一号文件”中,对雇工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邓小平说:“不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

   1983 年 2 月,正是春风融冰的时节,赵文欣接到通知:赴京参加第三个“一号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长达半年的调研中,赵文欣了解到,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因为担心土地承包时间过短,不愿进行土壤改良,采取掠夺式开发的比较多。为此,参与讨论的很多同志都建议延长土地承包期限。

   另一方面,本是对农村“精神污染”的批判,逐渐引发对农村现行经济政策批判的苗头,甚至有人提出要 “批判单干”、“禁止雇工”、“斗争长途贩运”等等。

   在纷杂的问题面前,文件起草者们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1. 土地承包期延长 15 年,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 2. 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 3. 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 4. 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 5. 国营商业、供销社逐步开放贸易、退出市场垄断。

   到会的各级领导大多主张再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对所提出的建议, 1 、 2 、 3 项原则上无异议通过。而最后两项则出现了分歧,其中对于雇工的问题分歧尤其明显,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依然未能取得一致决定。

   于是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不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

   而在这之前,邓小平也还为此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是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破题。”

   “所以当年的‘一号文件’就没有写关于雇工的问题。”赵文欣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先不忙下结论,等有了实际效果后再说。

   “雇工问题之外,还有个小插曲。”赵文欣回忆说,当年看到有人对“包产到户”政策发难,他心里很着急,到北京后他找了当时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农业专家吴鎔,两人连夜写下了《搞活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针不会变》的文章,送到《中国农民报》编辑部。 11 月 15 日,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章发表后,各地反响激烈,甚至有一家外国报纸就此判断:这是中国继续改革的信号。

   ● 第四个“一号文件”出台后,连农业专家都担心:那么多水果国家不收了,市场能吃得下么?

   1984 年,全省粮食大丰收,达到了人均 400 公斤的历史最高位。

   但赵文欣在调查中发现,随着粮食产量的急剧增加,四川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粮难”现象。农副产品也“难卖”,在重庆奉节(当时属四川管辖),当地农民将上好的脐橙倒入滚滚长江。

   “谷贱伤农的原因在哪里?”在全国多个地方紧张调研数月后,他终于发现:粮食等农产品过剩只是局部的、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而导致“难卖”的根本原因是农副产品统购派销制度和农业的种植结构。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取消统购派销制度,改革农村流通体制。”在讨论会上,赵文欣等人直接提出了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而这些建议经过完善,最后都写入了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取消了已实施 30 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销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但还是有担心,主要是怕国家不管了,那么多的水果怎么办。”文件出台后,赵文欣一直心悬着。“实际上,那个时候对于市场经济还是有顾虑的,连我都是如此,更不说普通人了。”

   ● 第五个“一号文件”,专家们建议农业发展除了“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外,还要加上“三靠投入”

   1985 年,受自然灾害和粮食产业宏观调整失控的影响,当年全国粮食产量骤减 550 亿斤。“原本松下来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了。”赵文欣回忆当年,“必须重新强调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

   当时,提高了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却没有相应提高对城市居民的销售价格。这就造成粮食增产越多,财政补贴越多。到达峰顶的粮食产量及相应的交售量,尤其是大量的超购加价粮食,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于是,国家取消了原先的超购加价 50 %的规定,将所有粮食按平价收购。这大大减弱了对粮食增产的激励。

   农民利益受损,迅即表现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减少。对此,有的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包产到户”潜力枯竭,该收场了。但更多农业专家意见一致:这是价格不反映价值的结果。

   针对当时出现的农业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的问题,从 1985 年 9 月开始,赵文欣所在的小组开始讨论起草第五个“一号文件”。其核心问题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赵文欣说,当时提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口号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但仅有这两条实际上还不够,“为此,在我们的建议下,又加上了一条:三靠投入。”

   “农业产业一直是个弱势产业,对农业的扶持必须落实到真金白银上才行,不能说空话。”让赵文欣欣喜的是,他当年的呼吁渐渐成为上下的共识,如今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业的补助也在逐年上升。

  ● 尾声:农村改革未有穷期

   1987 年开始,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上平稳发展之路后,持续了 5 年的“一号文件”暂别人们的视野。但随后两年里,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下,赵文欣又参与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农村丰收的决定》两个涉农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改革之所以推进,完全是在中央高层领导支持和广大基层群众推动下,上下联动呼应而成的。”

   1991 年,十三届八中全会要出台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下,赵文欣等人又开始了调查起草工作。在对河北、山西等地的调查中,他们发现,由农民工进城引发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问题正成为社会焦点。在农村中,也有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怀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来。

   “在此情况下,完全需要出台文件来统一全国对于农村工作的思想。”赵文欣回忆说,当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的核心思想,就是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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