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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人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争论中艰难推进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出台前后
作者:      时间:2012-01-3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农村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了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摈弃了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伟大解放。

   粉碎“四人帮”后,“农业学大寨”之风仍在全国盛行。遭遇大旱的凤阳县小岗村,为了求生存被迫搞起了包产到户,从而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1978 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曾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葬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观点,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改革之路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想仍有巨大市场。就在邓小平发表上述讲话前,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求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大力推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了 49 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

   于是,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和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掀起过渡的宣传高潮。

   穷则思变。安徽凤阳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历史上穷得出名。解放后,凤阳县农村搞起了公社化,但依然贫穷。据统计: 1956 年至 1978 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 4 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 1 . 36 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 1978 年,凤阳县又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加上贯彻“左”的政策,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凤阳县农民对“农业学大寨”没有兴趣,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度荒也失去信心。许多人身背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谋生。这一情况,在安徽省其他地方也相当普遍,争生存、保平安,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收秋种时,刚刚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下乡视察,眼看地里无人干活,播种无望,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决定:凡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呼隆”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深深怀念 1960 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经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很好,一度受到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支持。后来,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尊重事实的农民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凤阳县委书记支持了马湖公社干部、群众的意见,但谨慎要求人们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免得惹是生非。结果旗开得胜,责任田试点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大多减产,唯有马湖公社十个试点队没有减产,而且还有两个队增产。

   无独有偶,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也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 18 户农民签字画押,大家发誓患难与共,守口如瓶,决不对外讲。如果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

   秋后,小岗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竟然出现惊人奇迹,粮食产量是上年的四倍。这个合作化以来 23 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头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 3 万斤、油料 2 . 4 万斤。

   凤阳县的奇迹,使人们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安徽省委在总结全省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市场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份革命性文件。当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看到这份有争议的文件后,不禁拍案叫好,立即表示支持。当时,全国“左”的思想路线仍居上风。那年,邓小平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时,特地向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政治压力,仿效安徽也制订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焦点。

   当时,安徽、四川两省领导的态度谨慎、低调,主张埋头干,少宣传。

   《人民日报》编者按引起争议。万里批评某些县委领导:“生产上不去,人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

   1979 年初,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同样小心翼翼。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记者写文章时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是“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文章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一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的位置,引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形势下,安徽居然实行早已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显然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人借用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批判邓子恢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人民日报》被迫于 1979 年 3 月 15 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读者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立即组织文章对安徽的做法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思想混乱。安徽受冲击最大的是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一下子都暂停了春耕、春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亲自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提意见。

   3 月 16 日 ,万里驱车到包产到户的始发区滁县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书记仍疑虑重重地提出: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说的呀!我们怎么办?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的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呢?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它《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人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万里说的既是气话,也是实话。随后,他又视察了皖东六个县,沿途做各县领导的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定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就有不同看法。《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犹如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不少人认为,各地正在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农村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编者按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没有想到捅了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而且四川、云南、贵州等十多个省也有大批来信毫不客气地指责:“《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映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人民日报》编辑部感到事关重大,决定迅速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农村局势。然而,中央农口负责人却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得由他们审定,说是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 3 月 30 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要注意改正”。

   国家农委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认识上大家分歧较大,为避免只出现一种声音,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

   3 月 20 日 下午,华国锋等听取会议汇报后,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的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农村视察的万里通电话,询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会议纪要始终未表态。写纪要的人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两方面的意见,并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激烈的争论,暂时宣告平息。

   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开始松动,但包产到户依然是禁区,新旧两种思想相互撞击。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

   1979 年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中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 8 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提出“决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决定》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县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草案)》原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后的《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缓和,而且具有灵活性。修改后的《决定》最后甚至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

   好事多磨,正当各地在执行中央文件精神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 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开会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大家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仅一年,一大批生产队就翻身,有的甚至一季就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左”的路线危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之火点燃起来。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 20 多年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市和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代表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代表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十分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些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上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 年 1 月 31 日 下午,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完国家农委的汇报后,华国锋强调指出,“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分地,生产上有困难。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的另一个问题,即到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 1000 美元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 1000 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邓小平的讲话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会后,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 2 月刊发表了《分田单干必须纠正》。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编者按,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语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 3 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于是立刻赶写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扬包产到户。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 4 月 9 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区、市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都热情支持推广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在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后,数次找万里谈话,了解情况。 1980 年 4 月 2 日,他又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困难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色。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方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产到个人。”他鼓励大家:“这个不要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由于此时万里已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所以邓小平又指示,“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到书记处讨论”。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包产到户首次在中央文件上落户

   从 1978 年到 1980 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的户口。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在争论中逐步排除“左”的思想干扰,不断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尽管包产到户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 1979 年有近 80 %的生产队包产到户,结果小麦产量达到 2010 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 1435 万斤,增长幅度很大。凤阳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量 4 . 4 亿斤,比上年增长 49 %,人均收入 150 元,比上年增长 85 %。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农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到处都是。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 1980 年 2 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在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中,同样有路线、方向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人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对于这些情况,邓小平十分清楚。 1980 年 5 月 31 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这一期间,陈云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8 月底,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万里担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教训,清除农村工作“左”倾思想的影响。

   9 月 14 日 至 22 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了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还有分歧,但阻力已大大减少。大家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 1980 〕 75 号文件。

   75 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 12 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苦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1980 年中国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统计,全国共有 4733 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播种面积的 30 %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为这一年农村政策好,大灾之年全国粮食产量居然高达 3 . 1822 亿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也格外明显,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 42 . 2 %。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 7000 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 1955 年至 1977 年共吃国家供应粮 25 亿斤,而 1980 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 3 . 5 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气象。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晚包晚富,不包不富”,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并未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有的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数领导中仍有市场。

   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借口维护毛泽东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继续或明或暗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 1981 年 3 月 11 日,他在农业部党组会上点名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拿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呆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

   万里的讲话对农口的干部震动很大。事后,农口 100 多位干部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相当大、相当深。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可以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我们可以大搞;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费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开展,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在 75 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中新出现的一些问题。万里作为主管农口工作的副总理,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文件共 25 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 1981 年 10 月,提交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大家赞不绝口,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同样表示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提议将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改革政策的重视和支持,大家热烈赞成。

   1982 年至 1986 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位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放宽

   1982 年元旦,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出台。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一号文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还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干部的干劲,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工作成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了令人尊敬、羡慕的产业,长期潜伏在农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性迸发出来,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 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1 %,粮食比上年增长 8 . 7 %,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 15 %。实践再次证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 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文件讲了 14 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人民公社逐渐解体。

   文件还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和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中国农业再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 . 5 %,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 5 . 1 %,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长 14 . 7 %,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1984 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为消除农民怕政策改变的顾虑,文件特别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该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要,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5 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中国延续了 30 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上取消了。这标志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大为改善。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 37 . 4 %,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36 . 5 %上升为 42 . 3 %;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3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11 . 8 %。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大大减少,粮食产量下降 7 %,棉花产量下降 33 . 7 %。于是,有些人对农村政策开始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更借此责难。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挖苦包产到户是“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农村中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 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农业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发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3 . 5 %,粮食总产量增长 3 . 2 %,棉花总产量也有所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 6 . 7 %。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记录了中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争论,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争论中诞生,又在争论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许人俊,原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秘书,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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