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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镕:农村改革逸事
作者:吴镕      时间:2012-01-3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缘起

  2010 年金秋,农业部老部长何康等和我相聚江苏华西村。他说,咱们这些老家伙,余年不多了。农村改革这本大书,再不说道说道,逐渐会被人遗忘。著述不少,但缺乏细节的回忆。当年五个“一号文件”主笔杜润生老,年已 98 ,我是 88, 你也 78 了吧?什么时候找些老同志叙谈叙谈。何还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一直抓农村生产力,躲过一劫、几劫。杜老一直捉摸生产关系,从批“小脚女人”与邓子恢一起,经常倒霉。那时还是抓生产力保险一点。
  随后,在江苏张家港永联村,遇到农业部原副部长刘坚,他卸任后,当了国务院参事。自告奋勇说,此事我们参事室可以来张罗张罗。
   11 月初,在京开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中国改革》杂志编者说,不要等,可以先写点东西出来。 11 月 5 日,去探视杜润生老,他年虽九十八,仍能清晰读出我在信封上写的“杜老”,紧紧握手,似有无尽的意愿要表达。
  我想,这倒也是个事。趁我自己还未老年痴呆,先拉杂写来,以供同好。
  

包产到户卷土重来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全国;二次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俺自己的。”真是简单明了,一听就懂。 2002 年,杜润生同志九十大寿。 7 月 18 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聚会。中农办陈锡文同志讲到,年青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农研室工作,在电梯上碰到杜润生,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 1957 年在浙江永嘉等地就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 1983 年才得到平反。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
  但是,安徽在 1978 年就作了试验。 1979 年 2 月 6 日,时任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
  “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 (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实》第 44 页 )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 ( 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 ) ,引起震动。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思想大转变。
  在群众的推动下,中央的态度也是“年年有进步”。
   1979 年 9 月 28 日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重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提倡搞“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不过,华国锋在 1979 年 3 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倒开了一个小口子:“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
  但事情反复多。 1979 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 3 月 14 日函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话”。 3 月 15 日,头版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引起轩然大波,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王任重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 年 9 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村改革,会上争论热烈。贵州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书记杨易辰针锋相对地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人讲话都上了简报。会后,中央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1980 年9 月27 日 ) 的文件,即著名的 75 号文,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谓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说“依存”,就是说本身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总算在“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地区”等,“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分散决策”,责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个基础。
  事情的转机是 1982 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则在 1983 年“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薄一波称赞中国包产到户 ( 文件语言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
  1984 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胡耀邦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 1989 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 1989 年 11 月 24 日报到了江泽民总书记处。江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我主张 8 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 , 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 ” (1989 年12 月1 日 于怀仁堂)
  中国是一个大国 , 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有些地方至今也未搞包产到户 , 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苏的华西村等,经济发展得很好。这证明了农村生产责任制等措施不一刀切,允许试验,“可以、可以、也可以”,从多样化到逐步规范化,和而不同,是成功的经验。

七个八个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
  雇工不是剥削吗?共产党是“反对剥削”的。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纪登奎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的同志做了一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 2-3 个学徒, 3-4 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成分,有些人土地占有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祖宗那儿有点说法, 1983 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人也不大够。
  开会争来争去,加上下省区调查研究,大多数人当时取得了六点共识:
  一、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共性的东西。
  二、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三、马克思也是假设,不能从概念出发,要研究活生生的现实。
  四、不能只从道德角度审视,要研究生产关系。
  五、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六、有些事物共存于一个机体之中,不能任意搞乱,不能捣巢伤卵。
  于是, 1984 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
   1989 年底后,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的已大有人在。这就大大突破了七个、八个之说,“与时俱进”了。

大乡小乡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全国开始恢复乡镇建制。大体上是一社一乡,一大队改为一行政村,一生产队作为一村民组。
  新体制顺应历史,运行不久。 1984 年夏天,民政部长崔乃夫同志带了中央文件征求意见稿来江苏。他说这是彭真等同志的意见,乡大了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的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的狗是黑的,谁家是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就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 307 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 ( 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 ) ,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 2.4 万,面积 45 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时在个别省已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 1985 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早晨中央农村政研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
  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胡耀邦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 10 万人左右,面积 80-100 平方公里。
  从那次与崔部长讨论乡镇建制后,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崔部长常主动来找我议论农村的事情。 1997 年 12 月,我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 20 周年座谈会,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 ( 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 ) ,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未推行直选。但我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
  

所谓“三挤三争”


  围绕乡镇企业,当年也是争论不断。
  有的领导说,这是农村光辉灿烂的希望所在。有的领导却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即:以落后挤先进,以小挤大,以小集体 ( 那时还未放开个私经济 ) 挤国营。与国企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
  同为无锡人的老革命——陆定一大力支持;薛暮桥开始时曾反对。他看了钱桥钢厂,说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
  薄一波、姚依林等领导人到江苏,先是怀疑,薄老还说我是山西人,关公老乡,带着大刀。看后两人都变为支持者,薄老说,看来这大刀还砍不下去。
  起草、争议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 1984 年一号文件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专门发出了 1984 年 4 号文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支持的态度。
   1984 年 8 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首次乡镇企业展览会。王震剪彩。工作人员一色西服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 84 个国家使节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田纪云一行参观时,希望田副总理写篇文章表示支持。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 ( 国家经委主任 ) 写吧。”顾笑说:“我们写好代拟稿,因为有些数据先写上,省得吕主任查了,发表后稿费归吕主任。”吕东当即笑允。 9 月 24 日,人民日报二版发表了吕东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84 年工农业都丰收,大家高兴。 1985 年在前一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所减产,于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了农业”,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跑部前 ( 钱 ) 进”,不正之风有所滋长,又怪罪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答辩文章《不正之风之源》,对质疑“乡”风,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北风?乡风?南风 ( 改革开放 ) ?这三个源头要仔细分析。”
  后来,又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等等,乡镇企业在许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也经历了整治,伤了一些元气,但生命之树常青。经过挫折与奋斗,一大批高、精、尖、外型的乡镇企业脱颖而出,浙江万向节、正泰等,江苏阳光、华西集团,现已成长为巨型企业,再也不易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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