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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耀邦同志
作者:朱蓬蓬      时间:2009-11-18   来源:华网文盟
 

  那一年,大概是2005年,中共中央为胡耀邦同志开追悼会时,笔者就想写一篇文字,表示对耀邦同志的怀念,但一直因为健康情况不佳,未曾动手,2009年,当我的身体稍有一点好转的时候,见到有许多文字在对耀邦追忆,就再也忍不住了。
  我怀念耀邦同志。
  1949年7月起,党中央调兵遣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刘邓大军为主力的第二野战军,准备开始进军西南。九月,笔者和成千上万的部队,追随二野以陈锡联为司令员的三兵团进军大西南,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破竹之势,于1949年年底解放重庆、成都。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驻重庆,四川分为川东、南、西、北四个行署。胡耀邦同志就是川北行署主任。
  相比较而言,川北是比较艰苦的。也许就是因为艰苦,所以当年无数贫家子弟曾追随红军,进行了万里长征。
  四川刚刚解放,土匪特务多多,据现今文字档案透露,1949年1月,川东地下党领导人肖泽宽、邓照明等,在部队进军途中,来到二野司令部,向刘邓首长汇报,仅重庆留下的匪特反革命就有一万多人。这是后来重庆解放后的1951 年重庆镇压反革命的依据。
  但胡耀邦在主政川北期间,按照人民群众后来对四川四个行署工作的评说,川北是最平和的。尽管四川是国民党蒋介石最后的挣扎之地,应该专政的对象特多,但川北就没有滥杀无辜,甚至说没有冤杀一个人。即使在异常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川北的土改还是完全按照政策进行,没有放任群众乱来。
我的老伴的父亲,即我的老亲爷唐善言,是川北武胜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其人也许正如他的名字那样,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在当地人缘极好,他自己粗茶淡饭,从不亏待佃户,土改时,土改团汇报时,耀邦同志就把唐善言定为“开明绅士”,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批斗,只是没收全部土地房屋,金银元宝,珍珠玛瑙等浮财。唐善言有许多子女,我的老伴是第六个,称为六妹,土改尚未结束,她16岁,就被批准进入川北贸干班学习,后被分配到重庆财贸系统工作,十足地体现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干部政策。
  说来也难以令人相信,土改后,唐善言的一个“长年”,即雇工,名字叫李锡光,流落重庆较场口,靠捡废品摆小摊为生,当我被打为反革命逮捕关押,住房被收缴,妻子被株连,走投无路,不知如何为好的时候,就是他,一个雇工,不顾后果,好心地尽力关照了当年的地主小姐。
  按照阶级斗争的学说,此类事件大概只能算是“个案”,而胡耀邦同志呢,可能就要给戴上一顶右倾的帽子了。
  1952年,我从监狱被释放以后,读到一本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书名是《冯文彬的少年时代》,对冯文彬少年时代所受的革命教育很有感触,心想,因为要逮捕我就把我开除出了青年团,这是不合理的,我既然无罪释放了,就应该为革命主动争取恢复团籍。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消息,说冯文彬被解除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由胡耀邦同志上调中央接任书记职务。冯文彬为什么被解除职务呢?传说是毛泽东知道了冯文彬出版书,说自己的少年时代,很不高兴,“我还没有出书说少年时代呢?你冯文彬怎能这样做?宣传个人?”
  我那时候到不管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就向胡耀邦任书记的团中央和重庆团市委发出了同样的申诉信,要求恢复团籍。北京的回信比重庆还快,团中央组织部告诉我,我的申诉已经转重庆,要我好好地向团市委说明情况,争取地方处理好你的申诉。我十分高兴,立即又向团市委报告,但他们告诉我,“自己争取,好好表现,重新入团”。我后来知道,如果不是中央转了我的申诉,团市委可能理都不会理我呢!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恢复高考。当年,我的儿子在农村当知青,而我则是戴帽就地监管的现行反革命。儿子争取报考了大学,分数线上了北大和清华,但由于我这个反革命老子第三次关押判刑的冤案还未落实政策,儿子的政审过不了关,进不了大学,离开农村没有另外的路可走。儿子怨老子,老子能怨谁呢?
  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相信党中央,一切都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当时,我听说胡耀邦已经在中央了,人们说他是中央组织部长。于是我立即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儿子因为政审不能进大学的事情。没有想到的是,很快,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就给我回信说,现在,各大学已经开学,如果你的儿子确实成绩好,就明年再考,明年,党的政策就会更明朗化了。我不一定相信这是耀邦同志指示后的回信,但我相信这回信是贯彻耀邦的政策思想的。1979年,儿子再次参加高考,但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政审仍然不过关,怎么办?我再次给耀邦写信,这一次,中央没有回信,但是我从报纸上得知,政策有一点宽容之处,即:成绩好的考生可以按出身不好的子女的代表,百分之一二三的比例录取,于是经过努力,不求北大清华了,就进了重庆大学。比今天的大学生还要幸运的是,我的儿子读大学,尽管政审没有通过,但重庆大学给了他甲级人民助学金,连生活费也是国家给的,我们老两口没有花一分钱,儿子读四年大学就毕业了,后来读研究生也没有花一分钱就在华东工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
  儿子进大学之后,我思想上的包袱更加严重了。政治,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候,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有中央五家联合通知在很快地解决了,我这个不属于右派的“现反”,重庆有关方面说,落实政策没有依据。
  由于我在报纸上见到消息说,邓小平在北京每星期一次接见上访干部,又见到中央已经成立3000人的工作组,由冯文彬担任组长,做落实政策工作。于是就在1979年的初秋,笔者破釜沉舟决心踏上了上访北京的道路。
  我身上没有一分钱,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北京,由中央工作组接待免费吃住,并开介绍条子到中央组织部、统战部、高法、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反映申诉,我的体会,尽管我是一个“现反”混入首都北京,但在接触中,我感到,中央组织部对上访者的态度最好。
  在北京期间,我到过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到过北大发表演说,取得了北京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后来知道,1979年,尽管已经粉碎四人帮,开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但“邦四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邦四人”是指吴德、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北京的政治气息硝烟弥漫,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学院的学生还在游行示威,40万转业军人在新华门拉出大标语要饭吃,但西单的民主墙据说就是胡耀邦同志支持的……
  笔者噜噜苏苏说了这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表示对胡耀邦同志的怀念,胡耀邦同志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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