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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的春天
作者:凤凰大视野      时间:2009-11-09   来源:凤凰卫视
 

  1966年,文革席卷中国,中国的科学事业又一次折戟沉沙。然而,困厄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心中的强国梦想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涌现了如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东方红一号卫星、氢弹、地震研究等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科技成果。文革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气候便是恢复研究生招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的科技事业又一次进入快车道。

凤凰卫视11月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科学院也未能幸免。昔日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同时中科院也遭到肢解,很多科研机构或被撤销,或者被调整下放。到了1972年,中国科学院的直属的科研机构,只剩下了北京地区的数学所等十几个单位。大批科研人员和科技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到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艰苦的地区,去改造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解说:然而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国的科学家们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凭着对科学事业的无限热爱,他们克服了许多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困难和干扰。继续从事着他们本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吴智诚(时任中国科学院赵九章秘书):我们国家放第一个卫星,是个有和无的问题,很重要。它的技术含量是很高,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意义。中国人能放卫星了,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所以当时我们设计总体组一个叫何振华的就提出来,咱们叫东方红。

  解说:为了凸显东方红一号,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特殊意义,科学家们还决定赋予它一个鲜明的性能特征。

  吴智诚:在苏联发射卫星都有个无线电信号,大家一听,这是卫星的信号,那么我们发这个信号用什么呢?是不是搞一个乐曲,这是国外没有的,这个在技术上还是比较难的。

  刘力(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综合办宣传主管):半导体所在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地球卫星的时候呢,做了两个信标机,第一个信标机在天上飞着呢,播送着《东方红》乐曲,这是第二个信标机,当时同时做的,作为半导体所的历史,永久地存放在我们展室里。

  吴智诚:在651时期啊,许多关键技术已经基本上突破了,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所以有些科学家呢受到了迫害。在这个情况下怎么,1970年4月20号还是发射了,成功地发射了。这个原因呢,一个呢,是由于前一段的工作已经有好多突破了,有些技术再改进,修改一下,就可以到真样星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仍然留在卫星研制一线的科技人员、工人和部队的一些同志,这些同志仍然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排除一切干扰,一丝不苟地保证了卫星的质量。第三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对放卫星的决心不变,周总理亲自指挥,全国军民齐努力,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是卫星能够上天的根本保证。

  解说:1973年4月,陈景润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个被人们通俗地称为1+2的命题的证明,距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的终极证明,仅有一步之遥,它立即震动了国际数学界。

  李尚杰(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五学科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这个文章一发表之后,国际就是搞这个工作的英国的数学家,那时候已经出版一本书,叫《筛法的理论》的一本书,听到他文章发表了,马上就终止印刷,那原来就有十章,就把他这个,陈景润这个筛法,这个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呢,就作为第十一章列入这本书。

  解说:1953年,陈景润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因教学口齿不清被辞退。1957年,在华罗庚教授的举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

  在国际数学界,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世界数学王冠上的明珠,陈景润即痴迷于此。经过近十年的刻苦钻研,到了1966年,他已经初步证明出了1+2。

  李尚杰:大概那时候的最早的论文是200多页,在专政队之后呢他还思索这个问题,简化这个过程,简化到四、五十页。

  解说:然而此时偌大个科学院,已经放不下陈景润的一张书桌了,他被当作专政对象而反复遭到批斗,他以死抗争才换来了少许的安宁。此后他栖身于一件锅炉房改成的不足六个平方的狭小房间里,而房间的电线都被剪断了。

  李尚杰:三年多的时间里头,他就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日子里头生活,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看他那床头上有两个煤油灯,再一看你没有桌子这屋里头,你怎么写字啊,我说。他把这个褥子撩起来了,褥子一撩起来我一看那个,那个褥子(下面)的木头啊,就是挺光滑的还。有一个三条腿的櫈子呢,坐那櫈子穿上就趴那儿写。

  解说:在这样的条件下,1+2被证明了出来,这是迄今为止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依然独步世界的研究成果,距王冠上的那颗明珠仅有一步之遥。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者安德列·韦伊曾这样称赞他,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颠上行走。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不仅科学研究遇到困扰,科研成果的国际交流,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因如此,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这一国际首创的科研成果,自1965年合成成功后,被束之高阁近十年。1973年,杨振宁致函郭沫若院长,表示他打算向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提名这项成果。但中央研究之后决定,资本主义的奖我们不要,直到1979年,才由杨振宁、王浩等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提名,参与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评选。

  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一研究成果已经不再具有前卫性,因此未能获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何亮亮: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几多遗憾,几多无奈。科学家们却并没有因此停止探索的步伐,继胰岛素合成成功之后,他们又启动了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研究工作。1974年9月26日,合成了第一个八核苷七磷酸片段,1981年完成了最后的合成。在国际上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虽然由于后来科学发展方向的转变,人工合成蛋白质的研究不再继续进行,但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国科学家所取得的成绩,是足以令人骄傲的。

  何亮亮:文革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到1975年困厄的中国迎来了转机,这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受命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一上台就在各个领域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整顿经济的同时,他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整顿中国科学院。

  解说:在这一年年初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周恩来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负责将愿景落在实处。

  明庭华(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处长):抓四化,你首先要从抓科技开始啊,通过整顿科技带动教育,带动文化,带动体育,带动卫生。整顿科技工作呢他首先就物色人,物色来物色去物色了胡耀邦,他认为胡耀邦有魄力,有能力,就是那种激情四射,到了哪呢,他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他们三个人是七月份派到科学院来的,他(邓小平)任命他们为科学院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胡耀邦是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李昌是副组长,最后到十月份才任命,但实际上一来就接管权力了。

  解说:1975年8月17日,距胡耀邦入主中科院仅仅一个月,在他的主导下,中国科学院便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并对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意见。胡耀邦更是在公开场合,多次呼吁解决科学工作者的五子登科问题。

  林自新(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五子登科就是当时大家是广为传说的,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房子,妻子主要是两地分局,房子是科学家住的地方很窄小,有的文化大革命当中开除啊,还把房子都分走了。还有票子,就是科学家有一些应该有的那个科学研究的津贴没发,还有呢是孩子,因为上不了幼儿园。

  那特别我印象深的是炉子,那时候的北京刚刚开始搞液化石油气,胡耀邦就专门跟北京市交涉,也给科学院安排这个液化石油气,这样子代替的蜂窝煤。

  解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胡耀邦的呼吁无疑具有非凡的勇气,而除了对科学工作者的切身关怀,胡耀邦还下大力气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1975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胡耀邦发表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讲话,提出了“进行新长征”的口号,顺乎人心,感人肺腑。

  明庭华:听那讲话那些青年当时感动得就哭了,流泪了,说多少年没有听到这么一个好的讲话,这么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好多人都哭了。散了会以后就包围了胡耀邦,胡耀邦就走不了,胡耀邦对青年人特别好,我对你们寄予希望,讲起来非常那个。他说我过若干年以后啊,可能我也不做领导工作,但是我希望有一天,你们挑了重担以后,我能到科学院,你们给我颗烟抽抽,我这个人爱抽烟,好多人都哭了。那个场面我在场,那个场面非常激动。

  解说:然而邓小平、胡耀邦的整顿工作,立即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阻挠和破坏,姚文元借住《化石》杂志事件率先发难。

  林自新:当时就是有一个《化石》杂志,科学院有个《化石》杂志的编辑,张锋同志给毛主席一封信,毛主席批了叫做小平、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它这《化石》这个科普杂志,一年就出两期,他觉得领导上不重视,胡耀邦同志他是很清楚这个事的,是姚文元他们想挑一点什么问题。

  解说:1975年的秋末冬初(初冬)逆流汹涌,邓小平的整顿国民经济的举措,被斥为右倾翻案风,舆论上开始出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说法,邓面临第三次被打倒的局面。而他派去整顿中科院的胡耀邦等人则率先被解职并审查,从胡耀邦等进驻中科院到被解职,一共一百余天,人们称之为胡耀邦在中科院的百日维新。

  明庭华:胡耀邦被打倒了,在首都体育场开一次大会,结果会议一开始,主持会的人就介绍,今天批斗的胡耀邦住了院了,他心脏病,李昌来了,下边群众说谁是李昌同志不认识,那就站起来我们认识认识,李昌就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大家就鼓掌。鼓掌完了还不算,主持会的就说停下停下咱还要开会啊,咱还要开会啊。停下不干,我们希望李昌同志绕场一周,我们认识认识。一到哪就鼓掌不停。

  路甬祥(中国科学院院长):李昌同志,李昌老,你好,来看看你,向你问候。李昌同志对于科学院贡献也很大,特别是文革结束那一段,恢复啊,发展啊,有很大的推动。解放思想的先锋啊,李昌老,我们建院60周年,给老同志做了一个纪念章。

  解说:1976年10月,人们在熬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之后,终于绽开了笑脸,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整个国家走出了阴霾。历经十年的动荡,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刻,重新振奋起国人的士气甚为关键,此刻科学和教育又一次被推到了前沿。

  1977年4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分管科教工作。8月,他邀请30多位老中青(中老青)科教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推翻了文革期间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也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做出了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

  明庭华:这个影响很大的啊,恢复高考制度,恢复招生,多少青年人都盼着这一天啊。那有的人一听说以后就流泪,哭啊,这一天终于盼到了,那个场面。

  解说:1977年冬季,数十万青年人走进考场,他们的年龄参差不齐,个人经历坎坷不一,此刻他们同处在一个平台上,公正地接受命运的选择和挑战。与此同时研究生招生也得以恢复,1978年3月1日,中科院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由著名科学家严济慈担任院长,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研究生院。

  马先一(时任中国科学院人事局教育处处长):中国科学家实行的是全院办校,研究所跟研究生院紧密结合,开放式的办学方式。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我研究生院的教授,是吧,同时呢我根据科学院研究生的教育需要,我可以聘请国内外的、著名的、一流的教授,到我研究生院来讲课、讲学,所以虽说是叫没有教授的高等学府,但是呢教授是千千万万的。

  解说:此后不久,选派留学生制度也开始恢复,与文革前不同的是,留学生的派出地不再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大量的留学生被派到西方发达国家去深造学习,以期使他们学到的知识,与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同构。1979年,郭爱克成为了文革后第一位在西方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郭爱克(中国科学家院士):我是到的德国慕尼黑大学,然后在慕尼黑大学经过两年的时间,到1979年的9月20日,拿到的德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有趣的故事就是,当时我的德国教授建议我读博士,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在大陆还没有博士制度,所以我当时说可能不一定有必要做这个博士学位。教授觉得要做科学研究,如果没有博士学位,人家不好理解,然后说中国将来会需要的,这是我非常感谢我这位德国教授。

  解说: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大多成为了各个领域内的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现任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的白春礼院士,正是中科院研究生院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我自己也一直说,我自己的命运和祖国共命运,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继续求学的愿望也不能够实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了这种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完了建立中国的学位制度,那么我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班车。然后改革开放又出国,我又能够出国留学,所以这段的经历啊,应该说对我今后从事科研工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解说:1978年3月18日至31日,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此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次大会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胡平(时任国家科委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说全国科学大会,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不仅仅是对科学技术,对全国的批判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实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些个大的战役里面,它是一个突破口。这些东西怎么体现出来的?回过头来一看,当时那些文件,所记录下来的那些思想和斗争,就决定了我们国家以后这些发展的路子,所以说现在呢回顾那些文件的起草过程,它的意义特别重大。

  解说:在科学大会筹备组中,林自新和吴明瑜二人被委以重任,承担邓小平讲话的起草工作。他们广泛搜集邓小平关于科技工作的有关谈话,梳理思路,整体成篇。

  林自新:就是我们两个人,晚上加班在办公室,就是在现在发改委那大楼,一个办公室里头,就两个人对着,吴明瑜写,我们两个人一块讨论,讨论一段就写一段,讨论一句就写一句。所以整个稿子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都是他动手写的,在那整个大楼里头,我们的房间是最后一个关灯,并且我们下楼来,是我们最后把楼梯那一路灯关上。都是最后。

  解说:讲话稿交了上去,邓小平看后很满意,但仍有人就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要求修改。

  林自新:但是小平同志还是坚持,就是工人阶级,你不然你都解释不通,因为在那个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就是很明确说,劳动有体力劳动者,有脑力劳动者,他就是脑力劳动者嘛。

  解说:邓小平有他的坚持,他的坚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邓小平也有他的决断,他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以后,说了一句话,一个字也不改。

  邓小平: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充分说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那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解说: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被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而大会组委会希望所有人的激情,会在诗人院长郭沫若的闭幕词中,达到顶点。

  胡平:当时已经是二十六、七号了,31日就得闭幕了,要写还有个把礼拜时间,赶快找人写,就说你们推荐谁来写,我当时就推荐了,我推荐由徐迟来写。我说徐迟同志,他最近刚发表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个文章很有影响,为科技人员欢呼,为科技人员鼓掌,来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他的文笔我们很了解,他又是个诗人,我估计他写应该很合适,大家觉得不错,他应该可以。

  解说:但是徐迟交来的稿件并不令人满意,大会闭幕在即,再找别人时间已不允许,任务最终落在了胡平自己身上。

  胡平:这个文章太难写,我知道,我怎么写呢,我说那好吧,好了我就答应,答应是答应了,但是这个一块铅石就压在心上。只有一天,让我明天交稿,字数不要多,三千多字为止,但是一定要有高潮,一定要有思想性。

  解说:胡平提出,离开组委会办公地点,找个清静的地方协作,获得批准后,他满怀心事地坐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

  胡平:从京西宾馆到和平里要倒几趟公共汽车,因为有这个心事嘛,就简直就是,周围的事都没有管它,就闭着眼睛,就在车子上就想一个办法,就想打个腹稿,回家好动笔啊。汽车走啊走,将近走了一个钟头,车子很拥挤。正当我无可奈何的时候,有时候睁开眼睛车子一动,我发现外面的,窗子外面的杨柳绿了,哎哟,我一下就震动了,我说怎么春天就来了,我们住在宾馆里面没日没夜,都是在楼里面跑,不出来的,哪里知道什么春天来不来,也不回家的。突然一个感觉,就好像重重打了我一锤,猛击我一掌,春天来了。

  解说:回到家中的胡平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延续着在公共汽车上的灵感奋笔疾书,用了一夜的时间,写下了这篇充满诗情画意,而内在逻辑谨严的《科学的春天》。第二天赶到北京医院,交给了正在住院的郭沫若院长。郭沫若看过后很高兴,略加改动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胡平:第二天,就这个稿子就讲了,讲的时候呢,我以为像我自己念的时候这样子,比较平淡,就念过去了,没想到那个播音员挺有技术的,挺有宣传鼓动的才能的。抑扬顿挫,字正腔圆,清清楚楚讲出来以后,有高有低。那个诗情画意和她的感情,该激奋的时候激奋,该松驰的时候松驰,就是那种技术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完了大家鼓掌,简直就是,不断地鼓掌。到了最后呢,说是热烈拥抱,大家都起来,有的还有甩帽子的,高兴啊。

  何亮亮:全国科学大会就在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场景中落下了帷幕,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得到了尊重,科学得到了尊重,科学工作者得到了尊重,思想解放的冲击波开始震憾人们的心灵。此后中科院的拨乱反正开展得异常顺利,科研机构得以训练恢复和重建,广大科技工作者扬眉吐气,中科院以豪迈的步伐迈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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