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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高平之行
作者:口述:贾培宏 执笔:李怀珠      时间:2008-11-1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
    胡耀邦1981年8月13日曾到山西高平视察并下榻,他是迄今为止唯一到过高平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当时的高平县委书记,我参与了接待工作,今天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1981年8月12日晚10点,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从晋城给我打来电话,说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要来高平,吃喝不用我管,只管住宿就行了。
  13日上午胡耀邦到达高平前,座机先在阳城、沁水、晋城、陵川四县上空转了一圈。10时左右直升飞机在高平南王庄上空转了一圈后,降落在南王庄东边的丹河边的沙草地上。胡耀邦下机后,早已等候在此的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副书记王林堂、副专员宋志敏、县长赵国发和我上前迎接。随即从南王庄一路坐车到了县招待所。胡耀邦坐定后,拿出了刚才在空中拍的4个县的照片,让我辨认照片分别拍的是哪里。前几张拍的是士敏县(今沁水县东部)东西峪山头,后几张拍的分别是沁水县郑庄和陵川县府城村……
  胡耀邦问我:“高平既不高也不平,为什么叫高平?”我回答说:“战国时这里有两个县,一个晋城高都,一个长平,两县合并后,各取一字就叫高平县。这个县志上没有,我在山西省博物馆查出来的。”胡耀邦点了点头,又问我:“沁水县也有平川,为什么县城设在一个沟里,飞机飞高了看不清,飞低了要碰到山。”我回答说:“沁水县面积大,东西300华里长,又很分散,那里是全县的中心。”胡耀邦接着问:“高平历史上出过几个宰相、阁老?”我回答说:“出过一个毕阁老。还有一个祁贡,两广总督,现在祁贡的坟还在,保存得比较完整。”胡耀邦说:“有时间去看一看。”(没有去成)胡耀邦问:“毛主席著作里有3个成语和高平有关,你知道是哪三个?”我回答说:“一个‘纸上谈兵’,说的是赵国与秦国交战,最终导致‘长平大战’;一个‘不遗余力’,也是那时的事,赵国抗秦不遗余力……”胡耀邦点了点头,打断我的话说:“不用再说了。”
  午饭安排在招待所二楼。
  饭前,我向中办王主任请示如何配合工作。主任说:“主要做好汇报和安全两件事。总书记平易近人。总书记要求实事求是,不能说大概、大约。吃饭上6个盘就行,不要上酒,地方小吃上几个小盘就行了。”
  开饭时,我们上瓶红果酒。胡耀邦让拿走。我说:“这是地方上产的饮料,不是酒。”胡耀邦说:“瓶子上写的是酒,拿走拿走。”胡耀邦吃了几样本地特产,喝了几口川汤,吃了几个饺子,又吃了点拉面就离席了,大盘菜一点也没吃。烟、茶都是自己带的。
  我问王主任:“汇报时谈些什么?”王主任说:“你汇报时听总书记的插话就明白了。”
  汇报时间到了。
  到场的有国家经委党组成员赵文成、煤炭部副部长邹桐、财政部副部长田一农、商业部副部长刘毅、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罗贵波、副省长张建民、山西省晋东南地委常务副书记白清才、专员赵锐和高平县委的常委们。
  工作人员把我安排在胡耀邦的对面坐下。汇报开始后,胡耀邦问:“山西多少年来倒过来倒过去,有没有这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过几次?现在干部的心情怎么样、大家关系怎么样?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些反映,不一定准确。心有余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应该解决了吧?”
  等了5分钟没人说话。胡耀邦用手指着我说:“来了这儿,你先说。”我正在想胡耀邦提的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武斗和“善终”等问题。胡耀邦点了我的名。我立即就他的提问一一作答。进行了详细汇报,当我汇报到高平的武斗和“善终”时,胡耀邦坐不住了,在地上边走边说:“落实政策落到哪儿了?”我说:“受过批判的500多人,现在还有33个同志未落实政策,因和案件有关,正在落实。”
  胡耀邦又问:“没有分配工作的还有多少?”
  我答:“工作是都工作了,但工作不积极的还有10来个。”
  胡耀邦:“为什么不积极?是你们对问题没有解决好?还是他们本人有问题?”
  这时县委副书记王福堂说:“法院有个院长,让人家当农工部长,人家还要求回法院。贾培宏派性大,不让我参加常委会。”
  胡耀邦问我为什么不让王福堂参加常委会,我说:“地委在离高平200多华里以外的地方搞了一个引沁水入丹河的灌溉工程,高平抽了5000个民工参加建设。王福堂同志任总指挥,工作很忙,路途远,又不好走,因此县委召开常委会时,只在研究大事时通知他参加,小事就不一定叫了。”
  胡耀邦问王福堂:“你过去是什么职务?”
  答:“副书记。”
  问:“现在呢?”
  答:“副书记。”
  胡耀邦说:“党不欠你的账,你王福堂的问题,是非问题,你说不清也清了,你说清了也不清。不清为什么让你当副书记?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清了,也可能还有些小是小非不清。历史上的问题不可能搞得太细了。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谁都有缺点。你们贾培宏、王福堂我都不认识,你们两个工作了几十年,都是好同志,可以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胡耀邦问我:“你们抓了多少人?”我回答:“抓了80人,住看守所的现有128人。”胡耀邦说:“天津一个工人打死厂长,他们过去没什么仇恨,是‘文革’派性引起的,现在又放了这个工人。北京一个学生打死教师被抓起来,过去没仇恨,也是‘文革’派性引起的,也放了。这个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我这次到河南,问张学清同志的情况,这个同志是六八(1968)年周恩来指名让他到平顶山当书记的。听说现在分配他工作,谈了3次,他不去。一个同志给我讲,这个同志工作没少做,冤枉气没少受,错话没有少说。我说‘你归纳得很好,我们几十年来许多同志都是这个情况,这一想就想开了。我对不起你的,我就承担责任;你对不起我的,就主动去谈心,互相之间的问题就这样来解决’;要有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你们(指县委的同志)对那33个人,要主动做自我批评。你们的威信不会低,会更高。贾培宏同志,你现在是一把手,胸怀要广阔一点嘛!”
  胡耀邦接着说:“我们现在做工作,不善于走群众路线,我们还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不要忘记群众路线,不要忘记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这两条,你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像法院那个同志,说他要回法院工作,可以来个民意测验嘛。让大家投票,多数同志愿意他回去他就回去,多数人不同意他回去,他就不要回去。我们办事情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小动作。搞复查工作不要靠专案组几个人包办代替。开个会,大家讲怎么办,简单明了,又快又好,又搞得比较正确。我们中央书记处就是有事大家商量,大家发表意见。现在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事就好办。也难怪,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50年代后期忘了,有些同志忘记了,有些年轻党员不会。毛主席是提倡群众路线的,后来他自己忘了。周恩来一直是好的,经常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
  胡耀邦说了这些后,汇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胡耀邦汇报起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胡耀邦不时插话予以解答和作出指示。
  当霍士廉汇报中讲到一个县总有几个人无理取闹时,胡耀邦插话说:“那不行。我们要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要维护三大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当高平县委副书记郭随信谈到“文化大革命”在干部群众中结下的思想疙瘩还没有解决好时,胡耀邦插话说:“这个提法好,我主张这样提。你讲派性,人家不服,你说他有派性,他说你有派性。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形成的隔阂,结下的疙瘩。我们党60年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疙瘩没有这十几年结下的疙瘩多。我们大家都要自觉,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你是中央的、省里的、地区的、县里的,都要有高度的自觉性,消除思想疙瘩。”
  当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刘世鸿谈到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能批评别人,不能自我批评,这样思想疙瘩就不好解决时,胡耀邦说:“一个叫坚持原则,批评别人;一个承担责任,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承担责任,那就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这个很难找啊!叶帅、小平同志、先念同志、陈云同志,还有我们都作过自我批评。我们承担责任威信不会低,只会更高。要总结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训,过去批评帽子太大,上纲太高。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放弃不正确的批评。现在我们敢于批评的太少了,不敢批评不行。既要敢于批评,又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敢于自我批评。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原则就坚持不了。”
  当县委常委、经委主任刘如锦同志谈到生铁积压卖不了时,胡耀邦指出:“销不出去,主要是思想没转过来,方向有问题,有煤、铁的地方要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还指出,水利建设要总结经验。
  胡耀邦最后说:“现在大家都承认,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很好。中心问题是要解开思想疙瘩。有什么好办法?根本问题是提高自觉性,坚持原则,依靠大家,批评那些不顾大局的错误思想。但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汇报会开完后,胡耀邦在高平住了一晚上。原通知省领导14日早8时为胡耀邦送行,但实际上提前了。胡耀邦早上5点30分就起床了。自己先到饭厅吃了饭,6点和大家照了相,6点30离开招待所,乘车前往南王庄停机点上直升机。到了飞机跟前,胡耀邦登上弦梯,高声问:“高平县委书记来了没有?”我高声答:“来了。”并飞快地跑到胡耀邦跟前。胡耀邦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说:“你们先上车,把车门关好后,我再进飞机。飞机起飞时风很大,你们不进车要吃土的。”去送行的人都上了汽车,胡耀邦才进飞机。飞机起飞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我们才返回县城。
  送别了省领导,我反复回忆胡耀邦来高平的每一个细节和说过的的每一句话,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根据有关领导的指示我们县委成立了两个工作班子,分头落实胡耀邦的有关指示。
  经过一个多月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到位了,人心安定了。胡耀邦指示的其他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省里的帮助下,我们就这一段工作写了1500字的报告寄给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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