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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勇于创新
——我的父亲胡耀邦勤奋学习二三事(下)
作者:李恒      时间:2008-11-19   来源:《秘书工作》2006年第9期
    上一期我给大家讲述了我的父亲胡耀邦博览群书、点滴积累等鲜为人知的读书故事,使大家对父亲勤奋好学的精神及独具一格的读书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给大家讲述他在读书过程中如何学以致用的故事。

以书会友

  父亲除了自己读书,还喜欢和朋友交流新书信息,探讨书中的观点,学习书里的经验和知识,以书会友。
  他对到家里来的人常常是以读了什么书作为谈天说地的开始。于光远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写到与父亲一起谈书、一起研究问题的往事。据他回忆:“1976年8月,‘批邓’正处在紧张阶段,由于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使这个运动暂时中断,整人的和挨整的人都忙于防震,我们却因此喘了一口气,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富强胡同6号耀邦家串门。
  “记得第一次去他那个房间,桌上摆着一本刘潇然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提到的‘科学是生产力’这个论点,依据的就是这本书。不过此时‘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已经把这个《汇报提纲》定性为‘大毒草’。我就问耀邦:‘你怎么还在看这本书?’他说在‘批邓’中有人说他把‘科学是生产力’作为马克思的一个论点介绍出来,是歪曲了马克思,因此他想再仔细研究一下,把书中直接有关的论述找出来。我记得他摘的主要有这样几条:
  ——知识的技巧的积累,社会的智慧所含有的一般生产力;
  ——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的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
  “我们一起研究了这本书之后,认为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讲‘科学是生产力’这句话,可是明显地讲了那样的意思,说我们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完全是故意陷害。在讨论中我看到耀邦对马克思的这本书看得很细,也理解得很清楚。
  “还有一次去耀邦家,谈的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书是马克思的笔记。其中有一篇是马克思写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已经出了单行本。在这篇《导言》里,马克思讲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者之间的关系。耀邦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之好,他特别注意到‘生产的目的就是消费’这个论述。其实,这方面的论述同1976年那场‘批邓’运动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也很重视。后来,1979年耀邦积极主张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时,我才想起了那次谈话。我茅塞顿开,原来他那样做,是他本人读书联系实际的一个结果。
  “我和耀邦在一起,总是谈读书和学习方面的事情,我们相互切磋,使我受益匪浅。有一次他正在看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我问他这是一本什么书,接过来一看,是日本原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问他这本书写得怎样,他说‘挺有意思的’。回家后我就找来这本书,很快就看完了。这是吉田茂对日本近百年来发展历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耀邦说的那样‘挺有意思’。其中有几点我记得很牢。比如在讲人口问题时,吉田茂讲了一个观点: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我认为讲得很好。书中还讲日本非常重视教育,学校工作得到优先考虑,谁要去日本农村,看到哪一所房子最好,不必问一定是学校。1994年我对中国人口问题发表了一个见解——‘质量第一,教育第一’时,又想起由于耀邦推荐而阅读的吉田茂的这本书。可以说,耀邦是我最亲密、最值得尊敬的书友。”
  不论是在团中央工作还是后来到党中央工作,父亲都经常鼓励干部和身边的人多读书。他常问来看他的人近来读了什么书。被问的人要是说读到了什么好书,他就高兴,还要与来访的人讨论一阵子书的内容,说得津津有味。要是回答没读,父亲就会显得有些失望。父亲曾多次鼓励给他开车的王春兴师傅读书学习,他说:“你一天认一个字,时间长了,文化水平就会提高了嘛。”还说,“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父亲曾要求团中央的干部:“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要读《二十四史》。”据他统计,“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要14年”。但他相信,“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就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86年,父亲应他以前的一位老秘书的请求,题写一张条幅,上书“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我想,这既是他对那位秘书的肯定和期望,也是对自己一生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吧。

学以致用

  父亲不仅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而且特别注重学用结合,并创造性地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工作和改革实践中,因此总是能不拘一格地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父亲常常准确无误地引用一些中外文史典故,形象生动地表述他要阐明的道理和思想,因此,他的报告和讲话虽然思想性较强,但总是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大家十分爱听。
  有一次,父亲给某省委机关干部作报告,讲到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时,他引用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来形容:“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等等;讲到广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境时,他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几句话作比方;谈到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老同志的精神状态时,父亲又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来形容,他还说,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在不拿书、不拿讲稿的情况下,年逾七旬的父亲把一篇《滕王阁序》用得生动成趣,恰到好处。
  1982年1月5日,父亲在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统战会议上讲话,也是在没有讲稿、没拿书本的情况下,流畅准确地背诵了唐朝韩愈的《祭鳄鱼文》中的大段文字:“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徙,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吏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吏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他借题发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三年多了,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党委狠抓落实政策工作,但一些同志就是不听,或者执行不力。今年是三年了,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如果七年再不落实政策,那时就是冥顽不灵了,就是冥顽抗命了,就是有意对抗中央了。对这样的人,大家说要不要以党纪处理呀?”这种生动的比喻和对照,给与会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推动落实政策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试想,谁愿作个冥顽不灵的“鳄鱼”呢?
  还是在这次讲话中,父亲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关系形容为“风雨同舟,鱼水相依”。有的同志觉得“鱼水相依”的关系似应再推敲一下,在审定新闻稿时,父亲将其大胆地改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后来,这八个字,与毛泽东同志过去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起,成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总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样一来,不但延续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更强调了在新时期加强信任、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
  1985年1月19日,父亲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中央党校干部进修班四百多名学员时,一开始就说:“今年是牛年,希望大家为我党事业奋斗时要有股子牛劲儿。鲁迅先生不是有两句诗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嘛,‘千夫指’讲的是敌人,‘孺子’指的是人民。我们大家都要做人民的‘牛’啊!”父亲在这种场合引用鲁迅的这两句旧诗,虽然不很新鲜,但还是很生动贴切的。
  父亲还有几个巧改对联的故事,我知道其中一个是关于诸葛亮的。河南南阳卧龙岗有座诸葛亮祠,当地叫武侯祠,大门两旁有副对联曰:“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是有来历的:湖北襄阳有个卧龙岗,建有武侯祠,河南南阳也有个卧龙岗,也建有武侯祠。湖北人说孔明先生未助刘备打天下时在襄阳务农,河南人则说诸葛先生是在南阳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此事自古争论不休。所以,清代顾嘉蘅老先生到南阳武侯祠游览时写下了上面那副对联,原意是说诸葛亮对于蜀汉王朝功莫大焉,无论是对先主刘备还是对后主刘禅,都是鞠躬尽瘁、始终如一的,他的功绩名满天下,至于他出山前是在襄阳还是南阳,又何必去追根溯源呢?1959年秋天,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父亲到南阳检查工作,来到武侯祠,他念了这副对联后,对随同的同志说:“我来改一改这副对联,你们看好不好?”说完,他高声吟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样一改,立意顿变,体现了共产党人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表达了国家干部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为国为民甘心奉献的情操。随行的同志赞叹之余,记下了父亲改的这副对联,之后广为流传。
  粉碎“四人帮”后,有的同志对一些问题想不通,情绪消沉,作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不吱声,了此一生;国事家事不问事,平安无事。”父亲知道这副对联改自明朝东林党人顾宪成为无锡东林书院写的对联。父亲说,这原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说:“明代东林党人还这样积极入世,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连古人都不如吗?作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怎么能有这种情绪呢?”1981年,他在一次会上针对后一副对联,认真地将其改为:“风声雨声悲叹声,枉此一生;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几字之改,主题和处世态度全变了,成为激励人们为振兴中华、推进改革开放而披荆斩棘、奋勇当先的名言。
  父亲不仅用改写对联的方式激励大家,而且有时也创作对联鼓舞人们。他创作的对联言简意赅,令人振奋,抒发了革命者的情怀,也对人们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1978年10月底,父亲会见了出席共青团十大的全体代表,代表们热烈鼓掌请求他们的老领导讲话。父亲摆手不让大家鼓掌欢迎,也不同意讲话。他说:“没有准备,讲什么呢?你们不是在讨论怎样进行新的长征吗?(编者注:那时,把建设四个现代化叫做新长征)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老团干啦,我也是个老团干,你们中更多的是团的新干部,我提一个口号好不好?”
  “好!”“好!”大家热烈鼓掌。
  父亲热情地说:“老团干与新团干,长征路上比比看!”
  他的话音一落,全场沸腾起来,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这两句话,虽然算不上工整的对联,但他的脱口而出,使一千多位青年代表精神振奋,一时成了新老团干比工作、比贡献的口头禅。
  198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团拜会,父亲本来没有准备讲话,但讲话的领导同志因故没来,他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得不即席“讲几句”。他说:“为了表示对大家一年来辛苦工作的敬意,我们在这里举行新春团拜会,请大家一面品茶,一面谈心。今年团拜会与去年的一样,摆在同志们面前的还是一杯清茶,不同的是在这一年里,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在继续好转,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这就可以说:座上清茶依旧,国家气象常新。”对联一出,在场的几千人热烈鼓掌。大家认为这副对联即景生情,既概括了当时的大好形势,又道出了团拜会上大家的喜悦心情。
  1983年5月31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协商会,协商即将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的国家领导人候选名单。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父亲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要把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带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上讨论决定。这次协商会结束时,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方面人士表示感谢,谢谢他们肝胆相照、言无不尽地提建议、出主意,以及他们“主人翁的话语”。最后,父亲高声说道:“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当时大家鼓掌的热烈劲儿,真是难以形容。这两句话经新闻媒体公布后,传诵一时,著名书法家、老红军舒同还用大字写下来,挂在中央常常举行会议的会场里,成为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响亮口号。
  父亲敢于讲话,也善于写文章。他认为讲话是思想的体现,也是对知识的归纳、运用和发展。所以,他的讲话和文章,来自他的学习、积累,以及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与思考。他的文章和讲话稿一般不用别人代笔,多是自己动手。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他就告诉起草人自己要写的文章的题目和结构、每个章节的具体内容、要阐明的观点和论据,以及到哪本书的第几页去找需要引用的某个段落或句子,等等,说得清清楚楚。
  父亲追求“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能打动人心的话,总要给人以启发”的境界。所以他在写讲话稿时,总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在团中央工作时,父亲常为写出一篇好文章而一连熬上几个通宵。那时没有电脑,常常是父亲一边写,秘书一边抄;抄清了,父亲再改,秘书再抄,直到满意为止。
  1953年6月,共青团中央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父亲做工作报告,李昌做团章修改报告。这两个报告后来都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称赞“写得不错”。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时被称为“党内秀才”的陈伯达位高权重,送给毛主席的许多文稿,都要经过他修改把关。可是陈伯达自视甚高,架子很大,根本不把团中央放在眼里,一味指手画脚。每次来到团中央,他把起草的报告接过去,瞟几眼就随手递回,指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时他把报告带回去,说毛主席不满意,也不知道毛主席是不是真的不满意,反正一个字不动就退了回来,还是要改。父亲整天把自己关在团中央办公室里,改过来改过去,改得身心疲惫,愁眉苦脸,陈伯达依旧挑剔不断。终于有一天父亲发火了:“毛主席让他协助我们改文章,他只知道整天教训人,也不告诉我们怎么改。不管他怎么说,老子就是不改了,就这样定了。”没想到,团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毛主席接见父亲和李昌,一见面就表扬说:“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嘛!”这一下子可就把陈伯达打着毛主席旗号压人的嘴脸暴露出来了。
  常听到熟悉父亲的人说他天资聪慧,博闻强记。可是父亲一直认为,聪明来自刻苦,天才来自勤奋。他承认有天才,但从来不相信任何人的成功是因为纯粹的天才。一次,《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沫若同志《天才与勤奋》一文,父亲看后倍加赞赏,说:“郭老讲的‘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父亲很赞赏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因此,父亲从不为自己的聪颖而放松读书学习,他总是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深入实际,不断地独立思考,不断地大胆创新。(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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