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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秉至公 山高水长
——1960年以后叶剑英与胡耀邦的故事
作者:邱珍      时间:2008-11-19   来源:贵阳文史
 

        叶剑英生于1897年4月28日,胡耀邦生于1915年11月28日,两人相差18岁,接近于两代人的年龄。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去世,享年89岁,10月29日,胡耀邦在追悼会上致悼词。两个多月后,1987年1月中旬,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请求。两年后,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4月15日去世,享年仅74岁。叶剑英和胡耀邦政治交往,是一秉至公、山高水长的故事。

        叶剑英和胡耀邦的交往,大体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苏区斗争、红军长征时期。到了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时,叶剑英已经很欣赏胡耀邦。当时,胡耀邦作为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鼓噪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叶剑英,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有良好印象。尤其是好学深思叶剑英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更是夸赞不已。不过,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叶剑英与胡耀邦史料,太多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先说一件身处逆境的胡耀邦在叶剑英大义凛然的搭救下,脱离左倾围剿。“死里逃生”的故事吧。

        1964年12月,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挂职到陕西,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汜。他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过宽,例如,抓人多、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复查了近万名“投机倒把分子”。咸阳的一个村子,按上面定的指标排队,最后全是地主、富农、中农,一个贫农都没有了。一个长安县最后整得全县就只剩下一个半好人。胡耀邦以极大的热情,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大年初二,胡耀邦从西安出发,调查了十几个县,并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指示: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胡耀邦提出的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欢迎,人们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然而,在左倾错误泛滥之时,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负责人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千方百计将胡耀邦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的高度。从2月下旬起,胡耀邦在大会小会上连续受到批判,直至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等到病情稍有缓和,又继续遭受批判。

        6月上旬,批判胡耀邦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叶剑英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原来,叶剑英从贺龙那里听说胡耀邦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大为震惊。建国以来,叶剑英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有深切的痛感,他获悉胡耀邦的困境后深表同情。叶剑英三人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胡单独留下后,叶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胡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说:“我走不脱呀!”叶用了一个曹操整人的典故对胡说:“人家是往死里整你呢,赶快和我一起走吧!”6月11日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回到北京后,胡耀邦一边治病,一边参与主持编辑毛泽东著作。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众所周知,叶剑英和胡耀邦遭遇了更大的逆境。文革开始不久,胡耀邦就被“停职反省”,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一直折腾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40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苏振华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叶剑英、邓小平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说:“该结个业吧!”于是,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叶帅其实话里有话。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胡耀邦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只工作了120天的胡耀邦又被打倒。叶剑英的处境也同样日益困难。1976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叶剑英“因病”靠边站,被剥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中国面临新的变局。10月6日,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作出果断的决策,一举对江青集团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结束了“文革”非常岁月。与此同时,叶剑英在思考如何治理接近崩溃的党和国家,派孩子把邓小平接到自己在西山的住处商讨,也派孩子去看望胡耀邦。若干年过去了胡耀邦依然记得很清楚。1980年11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回忆说:“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是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很赞赏胡耀邦提出的在政治、组织、经济上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三条建议。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他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在湖南和华有过一段很好的共事经历,华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1977年2月,叶剑英约胡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胡耀邦则希望叶剑英晚年“做三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一个十五年计划。趁你在世时,头一步能把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的乾坤扭转过来,这就了不起,到马克思那里去就是八个字:开国元勋,乾坤巨手。”3月3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历史已经证明,胡耀邦果然凭借中央党校这个舞台,演出了有声有色、震撼中国大地的历史活剧。

        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出席。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分别发表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完整的科学体系。林彪、四人帮一伙,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只靠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还必须面向实践,接触新鲜事物,研究实际问题。”“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易变成物质力量。”这里已经提出了理论要接受实践检验的问题了,破除了“句句是真理”的观点,为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武器。须知这篇讲话稿是由胡耀邦主持修改而成并经叶剑英同意的,显然他们两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开学典礼前的一两天胡耀邦曾心绪很好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理论动态》的编辑沈宝祥说:“叶帅的讲话稿是让几个人写的,改来改去还是不行,后来,我就亲自改写了一下。”几乎与此同时,胡耀邦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江青集团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但是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但是胡耀邦有叶剑英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胡耀邦还坚持对55万多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尽管当时对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阻力极大,但胡耀邦坚持“有错必纠”,有计划有步骤把应该平反的右派分子一一予以平反改正(有人引证1962年有个文件说反右不存在平反问题。只能叫改正。胡耀邦为减少阻力,说“改正就改正吧”),包括轰动一时的“六教授案”、被诬为“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案等等。胡耀邦还要求对“改正”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和团籍,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红旗》杂志前任总编辑王殊指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6月15日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这篇文章“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叶剑英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剑英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胡耀邦。叶剑英赞赏胡耀邦主持选编了中央党校教材,说:“你们做了好事,搞了100多万字的马列主义的东西。”当时,胡耀邦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叶剑英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胡耀邦向叶剑英提出,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叶剑英听后连连称是,他赞成胡耀邦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1978年12月,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召开了一个历时36天、规模大规格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叶剑英和胡耀邦对这次会议取得空前成功功不可没。于光远回顾说:“我说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常委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说一句,这个会如果没有胡耀邦,恐怕也开不了这么好。”“作为西北组的主要召集人,胡耀邦几次‘请假’,那是他承担了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耀邦在西北组的四次发言更是语出惊人,眼界不凡。”胡耀邦在11月13日的第一次“发言中对康生问题讲得很尖锐”。他认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祸首,做了许许多多坏事,“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胡耀邦不仅就事论事而且提出了一个深层问题,他要大家总结文革的教训,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讲到康生自己不检讨,毛泽东替康生赔不是时,他认为这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是“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11月16日第二次发言讲了农业问题。胡耀邦对农业问题特别关心,认为农业是当前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说文件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是对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使我们元气大伤,劳动力的体质差了,积极性也差。他认为农业要发展,主要还是要靠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的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于光远回忆说:“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我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也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似乎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胡耀邦讲了一段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人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也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来的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在讲“吃饭”这个概念时,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同一位老同志一起去苏联访问。苏联方面请他们吃西餐。侍者端上来第一道菜时,那位同志不吃,要等“饭”上来后再吃,没有想到侍者看到端上来的菜他不吃,以为他不想吃,在上第二道莱时,把第一道菜端走了。结果一道一道端莱上来,又一道一道地端走。他用这个故事说明由于闭塞,不少人连“吃饭”的概念理解也很狭窄。由于对“吃饭”的概念理解片面,有些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就只靠种粮食、吃粮食,不知道发展多种食品的重要性。在11月26日的第三次发言中,他说,要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风气保持下去,同心同德就可以不断增强。还讲为了要继续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势必要接触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全面评价毛主席的问题,认为这是即使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情。他主张中央经过周密准备之后,说清楚这两个问题,而现在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重复前十年的教训,有人一提“文化大革命”有缺点、有错误就成了问题,一提毛主席也有某些缺点,就简单地反驳,又打棍子,从而激起人民的不满。他指出要尊重实践论,不能搞天才论、奴才论,要用实践来考察一切,检验一切。胡耀邦第四次讲话,只是很简单地提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他说,据北京市监狱负责人反映,现在监狱里还有一百多人是因为反对“四人帮”被关进去的。他提出希望有关方面查一下。

        于光远回忆说:邓小平是这个会议的灵魂。叶剑英“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中是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把手,位置排在邓小平前面。他德高望重,没有叶剑英对邓小平的支持,中央工作会议决不能开成这个样子。”“他也很信任胡耀邦,要胡耀邦找人起草他在大会的发言稿,而他的发言稿中有关实行充分民主的见解应该说是十分精彩的。对这次讲话他本人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拿出来。”叶剑英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把民主与法制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加以专题阐述:“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执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才能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这里用得上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叶剑英说:为了确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林彪、‘四人帮’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叶剑英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他在讲话中就谈了这个问题:“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革命事业总要后继有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断增添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决不做那种投机钻营、墙头草、两面倒式的人物。这些干部要能够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决不做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些干部还要善于学习,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决不做那种固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庸人。”叶剑英瞩目于胡耀邦。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剑英早有此意,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剑英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据李锐说,当时叶剑英还曾提议胡耀邦当中央副主席,胡耀邦说“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但由于时间有限而未能充分展开。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原来,叶剑英他敏锐地看到,思想理论界长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的,而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又极端重要。从1978年7月至9月,李先念成功地主持了国务院理论务虚会,叶剑英也想按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8月中旬,叶剑英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中,说要开一个务虚会,理论务虚会。胡耀邦对叶剑英说,这个问题他认为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9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政治局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尽管当时有些人觉得现在报纸上已经批评开了,许多省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表了态,再开务虚会也讨论不起来、统一不了认识。但是其他中央常委都赞成叶帅这个提议。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由叶剑英提议、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第一天胡耀邦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著名讲话。胡耀邦指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一是“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二是“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胡耀邦认为,“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哪里?我看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实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眼睛向下,去倾听实践和群众的呼声,而是昂首望天,只从本本、文件和上级指示出发,甚至只相信自己那个小圈圈,不同人民往来。这当然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理论工作就失去了源泉,必然走到斜路上。”谈到理论宣传工作如何适应伟大的战略,胡耀邦认为要“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要“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认真地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使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胡耀邦还说“我还想起毛泽东同志讲过的两段话。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浦安修同志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过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听了这句话后,一夜没有睡着。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谈谈,想问一问这句话。我觉得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意味深长的。”4月3日,胡耀邦在闭幕会上说:“大家希望对这次会议做个评价,我想还是将来让历史来做总结吧。”

        1980年2月,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为主要议题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重建中央书记处,既是在组织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恢复我党行之有效的领导体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经验,废止个人接班,实行集体接班制度的重大决策。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贯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叶剑英在全会发表讲话,他说:“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同志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因此他们要准备培养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我们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漫长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世世代代奋斗下去,传下去!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我在1978年春天曾经写过两句话:‘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大概可以代表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心情。我们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干些时间,多做些工作,但是年纪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因此培养和造就接班人尤其是中央的接班人,的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新陈代谢,这是合乎辩证法的。我们老一辈的同志要很自觉地交好班,要万分热情地帮助他们接好班,让他们能够很好地代替我们这些人。他们经验不足,修养不够,最初可能跌跤子,也不要紧,我们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指点,他们会很快成熟起来,形成坚强的党的领导集体。这样,即使有个别领袖人物去世或更换了,也无碍大局。”叶剑英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叶剑英对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提出语重心长的的希望:“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他指出:“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叶剑英充满信心地表示:“我相信书记处的同志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强于一代,长江后浪催前浪,一浪高于一浪,把我们共产党的事业一代一代地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1981年1月底,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想到远在广州的叶剑英,想到他老人家不能在春节期间和首都群众见面,能否请老人家写点东西在春节发表呢。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把胡耀邦的提议转告叶剑英。2月2日,叶剑英致函中办并转胡耀邦,信中说:“要我今年写点东西发表。苦索枯肠,写成一律,用表心怀,即呈审阅。如基本可用,还请修改。谨致革命敬礼!”随信附来了一首热情洋溢的《七律•八一年春节》:“宏观代谢依新陈,接力年华一代兴。万里长江流可断,神州九亿足资源。作风制度陆续改,传统优良好继承。团结全民齐建国,欢呼大地又回春。”2月4日,胡耀邦把叶剑英的诗稿送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负责人。新华社当天全文发表了这首诗。第二天,1981年春节,首都和全国各地报纸都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首诗稿。这是《叶剑英诗词选集》终篇之作,也是诗翁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最后一首诗。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诗翁回首往事,瞻望前景,满怀喜悦,唱出了这首响彻云霄的“回春曲”。起句“宏观代谢依新陈,”高屋建瓴,大气包举,突出地道出了“新陈代谢”的哲理,用这个事物演变的辩证法笼盖全篇。中国一切都在变,人在变,物在变,党的作风、各种制度都在变,这种改革的势头正在发展,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演变。起句的气势在结句里收得尤妙。“欢呼大地又回春,”恰恰指明了这种演变的美好前景:祖国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春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欣欣向荣。这个结句给人以明快,欢畅和醒觉,余味无穷。诗翁正是把宏愿大志全部倾注在这最后的一句诗里,使全篇生辉,达到了思想和艺术的高峰。由胡耀邦激发出来的叶剑英的律诗在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月24日,邓颖超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以朗诵这首诗作为结尾的。

        在新老交替之际,叶剑英以身示范,率先退休让贤。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一再表示,自己年岁大了,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休的要求。他是中共领导人中主动请求退休的第一人,为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开创了光辉的范例。1982年5月26日,叶剑英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话中说:“年轻人上来工作,说明我们党是兴旺的,革命事业是兴旺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办事情是一环扣一环,迈出前一步要想到后一步。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今天,我们向你们交班,明天,你们要向你们的后一代交班。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的祖国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一直到达共产主义。”“最重要是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同年6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不胜欣慰。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在组织制度上作了重大改变,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副主席,只设总书记,以利于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胡耀邦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叶剑英“由衷地感到喜悦”,在大会上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后来者居上,挑起重担,奋勇前进。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去世。10月29日胡耀邦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中说:“叶剑英同志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没三个历史阶段。他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真理,随着历史的潮流不断前进。在对敌斗争、党内斗争和各种严峻考验面前,他置个人得失于度外,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实事求是。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他的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顾全大局,团结同志,豁达大度,宽厚待人。他谦虚谨慎,有很好的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又是一位诗人。他重视现代科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叶剑英同志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我们悼念叶剑英同志,要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

        叶剑英和胡耀邦活在人心便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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