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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衣妆 感谢耀邦
——记胡耀邦、李昭夫妇服务人民美化生活的杰出贡献
作者:冯卫国      时间:2008-11-19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今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北京服装协会(现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成立二十四周年。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北京服装协会是伴随改革开放诞生的新生事物,历经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发展、前进,是全国服装行业和北京改革开放事业的生动写照和真实缩影。
  我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衣冠王国”享誉世界。
  衣妆打扮代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反映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无论从“衣、食、住、行”还是“吃、穿、用”来讲,服装在人们生活中都要处于数一数二的重要地位。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神要金妆”,“人要衣妆”,任何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衣妆打扮。
  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兴国安邦,关心人民,努力改善群众衣妆打扮。在国家编制“七五计划”时指出:“服装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事关出口创汇,应给予更多关注和优先发展。”
  胡耀邦的伟大历史功绩彪炳史册,镌刻在党和人民的心中。胡耀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大解放,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催生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但胡耀邦重视和关心人民的衣着打扮,在衣着领域拨乱反正,破除“左”的思想禁锢,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服装生产,丰富服装市场,美化人民,美化生活等巨大历史贡献,却鲜为人知。本文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实话实说,做些简要回顾,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怀念一代伟人胡耀邦。

  (一)

  排除阻力,树立航标,积极推动服装企业经营管理改革。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浙江省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大胆改革创新的经验。
八十年代初,中共改革全面展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中国广袤田野充满了希望。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缺乏活力的乡镇工业企业,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在农村改革的巨大影响和启发下,乡镇工业企业的改革也悄悄试验起来。1983年名不见经传的浙江省海盐衬衫厂成了改革的明星,厂长步鑫生的名字也名扬神州。
  海盐衬衫厂是属于县二轻工业局的一家不足300人的小厂,步鑫生接任厂长时企业濒临倒闭,年产50万件衬衫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职工工资和劳动福利等无法支付……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步鑫生想到了改革,为了杀出一条生路,狠砍了几板斧: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做坏一件衬衫赔两件……
  创自己的牌子,走自己的品牌之路。“靠牌子吃饭可以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唐人牌”、“双燕牌”、“三毛牌”衬衫开始走红。
  打破平均主义,奖勤罚懒。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对泡病假者不发工资,对出工不出力者减工资等,把企业兴衰与职工利益挂起钩来。
请近来走出去,召开订货会。步鑫生带领业务人员到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找出路。还组织时装表演团宣传推广自己的产品。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出门往往乘飞机,包租汽车等。各商场人员到厂订货,管吃管住,甚至还管路费等,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情。
大胆选拔人才,充实各级岗位。把一批年富力强,会技术懂业务,有闯劲的人充实到股室、车间、班组,把出工不出力或不懂技术和业务的人调离岗位。
  经过改革创新和大胆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衬衫产量由年产50万件,上升到年产130万件。产品已销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固定资产由3万元增加到113万元。1981~1983年实现利税164万元。这在当时县办企业中已是相当高的了。勤劳手巧的工人月收入提高了2~3倍,生产职工实行免费供应午餐。职工退休劳保、医疗费也能按月发放,工厂也成了文明的花园式工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恰恰证明步鑫生的一些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1983年4月6日浙江日报二版用整版篇幅刊发了介绍步鑫生改革事迹的长篇通讯“企业家的歌”,并开展了专题讨论。在全省二轻工业系统开展了学习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活动。
  步鑫生改革创新一些做法,现在看起来是不成问题的事情。在当时却成了很大的问题,有人提出一要抓经济、二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指责步鑫生独断专行,行为恶劣。指责步鑫生是不顾职工死活的资本家。侵犯职工的权益,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
  面对种种不同看法和激烈的争论。1983年11月新华社浙江分社上报了一份介绍步鑫生改革做法的“内参”。胡耀邦令有关部门核实后,做出批示:“对于那些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收到教益。”1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为题报道和透漏了胡耀邦批示的内容。
  时隔不久,有一家媒体公开唱反调,对步鑫生进行公开的指责、刁难。此时非同小可。中央有关部门急令中共浙江省委、新华社浙江分社进行调查。1984年2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报道:浙江省委充分肯定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
  2月27日首都各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这一消息和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指示精神所加编者按:“希望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认真读一读这篇报道,积极发现、支持和宣传自己那里具有改革开创精神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
  198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组织轻工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成立了全国服装课题组(轻工业部二轻局张庆安任组长,北京冯卫国等任副组长),进行调查研究。召开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四川、湖北、广东、甘肃等13个省市服装行业主管领导人的座谈会,宣传贯彻胡耀邦指示精神和推广步鑫生改革经验。
  1985年4月,步鑫生时装表演团来到北京汇报演出。首都服装纺织界得领导、专家、学者及媒体记者等出席了汇报展示会。李昭会长亲切会见了步鑫生及全体成员,对他们的做法和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和进行鼓励,说:“步鑫生为全国服装行业的改革做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引人向上、勇于创新的活榜样。”

    (二)

  明辨是非,指明方向,推动衣装领域思想大解放。坚决制止和果断煞住极“左”的“奇装异服论”和“清除精神污染”活动。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极“左”思潮泛滥,以及物资匮乏,穿衣凭布票供应(1954~1984),人们想美没条件美。受极“左”思想的禁锢,人们如讲穿戴又怕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帽子,人们想美不敢美,只有把爱美之心压在心头。男女老少都穿“蓝、灰、黑、绿”的服装。国外有人讽刺是“黑蚂蚁满地爬”、“蝗虫满天飞”。“文革”中绿军装盛极一时,服装款式单调,色彩暗淡,成了时代的特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战鼓,如春雷,揭开了开革开放的序幕,全国各行各业迎来了生命复苏的春天,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社会大转型,国门大敞开。国外服装款式和花色品种,流行色彩等纷纷涌进国门。服装表演也开始走上T台,国内外服装展演交流和服装外贸也日益活跃。对我国服装设计、生产营销,衣装打扮理念产生了极大冲击。我国衣着沉闷、单调、古板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女性有穿花衣裳,穿旗袍,穿迷你裙,穿高跟鞋,化妆烫发等。男性有穿西服,穿牛仔裤,穿尖皮鞋等,初现了比较宽松多样的局面。现在看来很正常,很正常的事,当时却不平常不正常,引来了“上纲上线”的激烈争论和批判。1983年6月4日某位中央理论权威在讲话中提出:要在思想理论战线、文化艺术战线等“清除精神污染”,服装文化领域也逃不脱厄运。有人指责是“奇装异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盲目学国外,洋人的屁也香”,抓辫子,打棍子,在服饰文化领域也要开展“清污”活动,企图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的局面扼杀在摇篮中。
  在这关键的时刻何去何从?胡耀邦站出来说话了。1983年11月13日在接见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说:“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找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电部等负责人谈话,指出:“不要干涉人家的衣着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们衣着打扮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局面,又拉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1984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四大筹备会议上说:“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不要再提了……”,以后又说:“在衣着领域里思想还要解放一点,花色品种还要多一点。可以穿西服嘛!”胡耀邦身体力行带领中央常委们穿西服亮相公众和媒体。此后,人们的衣着打扮逐渐活跃起来,服装市场逐渐丰富繁荣起来,以至形成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三)

  以人为本,与时具进,坚持科学发展服装业。坚决主张和积极推进服装行业领导体制改革,激活机制,发展服装生产,服务人民,美化生活。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服装行业领导体制是条条管理,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相互制肘。服装企业分别隶属:轻工业、纺织工业、商务服务业、农业乡镇工业、外经外贸、部队系统等,在城市里还有街道、劳动服务系统等,又加之极“左”的割资本主义尾巴,服装私人企业、个体加工户几乎绝迹。造成一些大中城市服装企业管理体制混乱,矛盾突出。北京情况更为复杂,矛盾更加尖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做衣难”、“买衣难”,甚至出国人员置装、结婚置新衣等都得托关系走后门。有一年邓小平去北戴河过生日,想做一件短袖白色衬衫,惊动了纺织工业部、外经贸部、北京市也没有按时完成(主要是一时找不到纯棉高支纱面料)。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百姓都感到不便、不满。面对如此尖锐的矛盾,成了北京市领导的一块心病。1984年2月25日人民日报社《情况反映》(88期)刊登了“北京市服装行业管理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更加引起了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重视,有关领导人指出:“服装体制改革,事关发展生产,反对官僚主义的大事,请不要等闲视之。”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把改革服装管理体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为了缓和矛盾,市商委成立了“解决做衣难办公室”(简称“难办”)。
  时任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方面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万里、习仲勋、田纪云、李鹏、王任重、廖汉生、康克清、陈慕华、郝建秀及继任者乔石、李岚清、吴仪等都十分关注服装纺织业的发展,做出许多重要指示。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组成了由时任市委书记段君毅挂帅的专门调查组(冯卫国是成员之一)。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提出了“政府扶持,社会支持,国营、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打破部门所有和条块分割,解决相互扯皮推诿,促进企业横向联系与协作,增加服装量体裁衣加工网点,以满足人们穿衣需要。
  关于北京市服装行业领导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1984年8月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三种方案:组建北京服装协会(现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管理与协调;组建北京市服装工业总公司实行行政管理;维持现状,做些小的调整。经市委、市政府反复研究,权衡利弊,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市委考虑到李昭德高望重,是胡耀邦夫人,十分熟悉服装纺织行业,人缘好,协调能力强,并且即将从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就请李昭出任北京服装协会首任会长,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众望所归。
  八十年代初,组织上曾提出调李昭到市政府或纺织工业部门担任相应领导职务。胡耀邦知道后表示反对,说:“不要给人感觉是沾了胡耀邦的光。”对李昭出任会长,胡耀邦却说:“组织信任,群众拥护,可以干一番事业,老有所为嘛!”1991年以后李昭又担任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服装时报社社长。从1984年10月~2000年10月,李昭从花甲之年,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才卸下会长的担子(几次请辞都被挽留),为北京和全国服装行业的发展,建设北京首善之区奉献了自己的全部余热。
  1986年6月3日,时任市委书记李锡铭提出:“要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办协会,不搞行政管理,不形成新的官僚机构,不给企业增加新的婆婆……以服装协会为试点办好几个行业协会……。”北京市历任市长、副市长中:张若愚、张建民(后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孚凌(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彭、李润五、吴仪(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昊(现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等,都十分关心服装行业的发展,关心、支持北京服装协会的工作。
  北京服装协会地处首都,对全国服装行业具有特殊作用和特殊影响,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作用。先后有上海、安徽、山西、天津、甘肃、大连、武汉、南京、成都、深圳等二十多个省市成立了服装行业协会。李昭明确提出在活动中,“北京不牵头,不出头,轮流坐庄。”并提议由各地服装(饰)协会共同组建全国服装信息联合中心,先后在各地轮流召开了12次服装信息交流和服装发展理论研讨会,以及“宇航棉”(金属棉)科学发展研讨会(纺织工业部办公厅转发了会议纪要),编辑出版了《服装论文集》等,结束了我国只有服装技术,没有服装理论的历史。
  服装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全局,涉及“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发展农业才能为服装纺织业提供棉、麻、丝、毛等原料,服装业发展了才能解决棉、麻、丝、毛等的出路。两者相辅相成,促进农牧业的发展。鉴于服装业无污染,不扰民,投入少,能耗低,就业广,是适合都市发展的产业之一。在国家编制“七五计划”时,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和产业特点,国务院和北京市都把服装业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之一。
  根据李昭的建议,1986年12月北京市人大五届八次会议决定:把北京市建成“服装发展中心”列入奋斗目标。为此,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把北京市长城风雨衣公司做为改革试验的联系点,经常把时任公司经理张洁世召进中南海汇报情况。1984年11月14日赵紫阳到北京印染厂调研,强调注重选拔培养人才。并指出:“开发中低档面料,注意花色款式更新,满足不同群众的需要。”为了促进服装生产与纺织面料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1987年国务院决定:全国服装工业由轻工业部划归纺织工业部归口管理。
  发现机遇,抓住时机。李昭会长及时提出了:服装生产与纺织面料、服装服饰与鞋帽包箱、服装辅料与服装设备、首饰与化妆等整体配套协调发展。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21次广播讲座,引导人们审美情趣健康向上,推动整体和谐美和两个“文明”建设。
  服装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自己的名师名家,服装技术人才奇缺。过去培养服装人才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没有院校等现代化教育。针对这个问题,大力倡导职业教育,培养服装新型人才。1985年以后,北京市先后开办了服装职业中学、服装技校等12所,有6所高等院校开办了服装专业。以后纺织工业部又把北京化纤学院改办成北京服装学院。天津、武汉、郑州、青岛、上海等纺织院校都开办了服装专业。开辟了“课堂教学”培养服装设计、制作、管理、表演等人才的新纪元。现在我国有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师、高级服装设计师、服装工艺师、高级服装工艺师、讲师、教授等,成了我国服装业发展的中流砥柱。与此同时,北京市开展了服装设计“群星”奖的评比活动,把那些在生产实践中有丰富经验,懂技术,会操作的老裁缝授予相应职称,给予表彰,提高他们的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李昭明确提出:服装业要贯彻“双百”方针,贯通古今,融汇中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弘扬,发展创新,重视舆论引导,发展服饰传媒,推动服装文化发展,走中华民族服装发展之路。在二十世纪末,向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了二十一世纪北京服装发展的战略目标:争取在本世纪中叶(2050年)把北京建成时装之都,对后人对民族也有个交代。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服装大国,从没有一张服装专业报纸,成了李昭的心病。1986年胡耀邦为中国服装研究设计中心主办的《中国服装》杂志题写了刊名。李昭早就为筹办全国第一份专业服装报纸立下军令状:“办不成服装时报死不瞑目。”经过八年的奔走呼号,终于在1992年《服装时报》创刊发行了。现在有服装时报、中国服饰报、中国服装杂志、现代服装杂志、上海服饰杂志、时尚北京杂志等众多服装报刊,传播信息,引导消费,推动服装文明和服装文化艺术发展、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镜正衣冠,以人为镜知得失,以史为镜知兴衰。“服装王国”从古至今解决穿衣问题,从农民自己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自己缝制衣服的“三自”方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纺纱织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难关,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解决温饱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的服装也有一些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沧海桑田巨变。当代中国生产的各类服装、鞋袜、玩具等都遍布世界五大洲,到处都是“中国制造”,我国成了服装生产大国,服装出口大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的表演服装和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服装、体育官员服装、工作人员服装等,都凸显了中华民族特色,彰显了我国现代服装科技水平和服饰艺术水平,令人耳目一新,使中国服饰文化艺术名扬四海,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从“神五”到“神七”,航天员身着北京“铜牛”牌内衣成功飞跃太空。“神七”宇航员穿着我国自己设计、生产的出舱航天服,出现在浩瀚的太空,使我国成了继美国、俄国之后,第三个能生产宇航服装的国家,我国走向世界服装强国之林又大大的前进了一步,使我国服装界广大职工及全国人志感到振奋和自豪。
  心底无私天地宽。正如胡耀邦所说:“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他曾婉拒参观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局礼堂举办的“北京服装纺织产品展示会”的邀请,说:“不要给人感到胡耀邦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胡耀邦、李昭夫妇在改革开放中为发展我国服装业发挥的特殊作用,做出的杰出贡献功不可没。李昭身为胡耀邦夫人,充满传奇、神秘的色彩。她临危受命任会长,成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以发展服装纺织行业为己任,把为服装纺织行业做贡献为天职。源于她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党性原则性强,光明磊落,无私无愧,顾全大局,殚精竭虑,矢志不移,奋斗不懈。她朴实无华,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爱护干部,有很大的凝聚力和很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她为人之妻,为人之母,食人间烟火,也思天伦之乐,最大心愿是保持晚节,不给胡耀邦脸上摸黑,教育子女要不愧为胡耀邦的后代子孙。
  多舛的命运,不改的赤诚。人生旅途有春天也有寒冬,人生之路既有成功的欢欣,也有受挫的惆怅。1987年1月~1989年,胡耀邦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直到胡耀邦患病到1989年4月15日与世长辞,是最困难的日子,感受了人情冷暖、人生百态,遭遇的压力、磨难和心灵伤害,在常人眼里是无法感受和理解的。但李昭有很大的承受能力和很好的自制能力,笑对人生,直面现实挺过来了,活出了自己的风采。李昭说:“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魂。”“对家庭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人们敬仰和学习。
  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古往今来,人海茫茫,有人青史留名,流芳百世,有人无声无息,人走灯灭,甚至被人怨被人恨。一个人是否被人惦念或被人忘记,不取决于他的地位和个人愿望,而决乎他有没有值得人民记忆的东西。只要他对人民、对祖国付出了浸透心血的真爱大爱,为人民做了有益的事,人民就不会忘记他。民众传颂“改善衣妆,感谢耀邦”就是最好的证明。
  温故知新,承上启下,愿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迈出科学发展的新步伐。

                        200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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