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新旧体制、观念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异常错综复杂，当时每推进一项新工作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对外合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常常可笑而又真实。不久前出版的《破天荒》（何建明著）一书便记载了胡耀邦的两次震怒，讲述了这种情况。

　　总书记一怒

　　1981年5月20日夜，新华社的一份《国内动态》清样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期清样里有篇题为《中法合资石油公司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文稿，让胡耀邦总书记越看越皱起眉头，最后，他竟然拍案大怒：不像话！

　　“谷牧、依林并秋里同志：此件事中所反映的问题究竟要归哪个部门负责解决？湛江市的地皮问题如果属实，那就问题太严重了，哪还说得上有什么整体利益的观念，说得上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必须要省委查明，并限期要他们解决。其他问题也要查明，并迅速改正和解决。”

　　胡耀邦写完上面一段批示后，仍觉不解心头之忧，于是又在批示顶端写下两个大字：速送！

　　谷牧、姚依林和余秋里三位副总理都在同一日作了具体批示，责成在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康世恩处理。

　　湛江的事情是这样的：这年4月中旬，一名新华社记者在湛江南海油田指挥部参观学习时，发现了我方与外国公司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地皮问题。根据中法合作协议规定，在1980年5月合同签订后，法方公司的雇员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但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法方人员的生活基地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道达尔公司只好在香港“新世界中心”为员工们包租了30套房间。这样一年下来，少说就是几百万美元。这笔钱是中方要花大头的。

　　当时中方选择了湛江坡头区海边上的一块地方，准备建“道达尔村”，即法国公司生活基地。那块海滩地，原是一片荒滩，不知谁放的风，说征地能获得多少多少钱，连每株树苗都能赔个猪崽的价，于是农民们争先恐后地在荒地上插满树枝、树苗……

　　基地筹备组人员被农民们折腾得根本不敢露面，于是他们希望当地政府部门出面，人家笑眯眯地说：“工作可以做，但你们得出点‘血’……”于是，“道达尔村”仅仅征地就征了近一年没有个结果。

　　当海上的勘探开始后，每天都会有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国人出现在湛江街头，但引起军方人士的不安：“湛江是我海军南海舰队的司令部所在地，怎么能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这个城市呢？”

　　军方人士坚决抵制外国石油公司的人员进入湛江市区和有关海域。他们迅速把问题反映到上面，当得到的答复是海上石油开发是经中央和总参同意时，湛江军方人士又做出了另一种“保密”措施：凡是可能涉及到外国人路过地方，都竖起一块醒目的“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穿越”的大牌子。一时间，湛江城区内外，插满了这样的牌子。

　　总书记二怒

　　转眼又是新一年的9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办公桌上，又一份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载了一篇题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工作的外国专家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其内容再次让总书记震怒。原来，这份新华社内参，反映了日本石油公司在我国天津的渤海地区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工作中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比如，石油部在塘沽的海洋勘探局工作区域，许多地方也被列入了“军事禁区”，参与中日、中法海洋石油合作项目的外国人，每次出出进进，都必须到天津外办、公安局、警务区等单位办通行证，且手续繁琐复杂，有时要等很长时间，使外方工作人员无法正常工作。

　　比如，美国船级公司的检验师要经常去大港上古林的石油部某公司检验导管架部件，由塘沽经盐场去那儿的公路往返需一个半小时。但因为这条路不让外国人走，所以只能绕天津而行，结果要多跑上五个小时。

　　再比如，某石油勘探生活基地附近有一排部队的电线杆。因为外国石油公司的专家每天上下班要在电线杆下的公路上经过，有关单位就找到石油海洋局，要求他们出钱把电线杆移位一百米。“否则就可能有外国人窃听电话。”

　　荒唐的事远不止这些。在南海的英国BP石油公司与我国签订了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项目之后，按照国际惯例，他们通过招标，与中国华威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同。谁知合同签订没几天，突然有一天《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说这一合同为“非法合同”，而宣布这一消息的是中国南海石油服务公司。

　　后来一了解情况是：南海石油服务公司头头，自认为自己的公司在广东是“石油老大”，所以在这里的外国石油公司有什么好的项目，就必须给自己，否则就是“非法”。

　　这事后来反映到了国务院领导那里，总理亲自过问，并请一位副秘书长同广东省领导协调后才算平息了这场让外国人怎么也弄不懂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