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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丰碑永树大地
——重温耀邦同志“种草种树、反弹琵琶”题词有感
作者:伍精华      时间:2007-11-16   来源:《绿色中国》
 

  2002 年 10 月,我率全国人大常委会《种子法》执法检查组来到兰州,视察了兰州市绿化工程示范区。在徐家山森林公园,我们参观了当年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支援的树种种植的纪念林。纪念林按地区分块种植,立上各地牌子,其中还有中南海单独的一块。这片纪念林,是 1983 年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后,团中央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号召全国青少年支援西北种树建立起来的,林中立了一块纪念碑,刻写了耀邦同志的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现在纪念林已经郁郁葱葱,有的已经成材,成为西北干旱地区植树造林的一个好的示范。

  站在耀邦同志题写的石碑前,听着甘肃同志的介绍,我思绪万千。我对随行的同志说,耀邦同志当年视察甘肃并提出“种草种树”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段历史我记忆犹新。当时陪同耀邦同志视察的,有我们国家民委主任杨静仁同志。静仁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委主任,那时我在国家民委任常务副主任。静仁同志回京后在国家民委党组会上传达了耀邦同志一路上的指示,党组进行了认真学习,九月份又召开国家民委第三次委员 ( 扩大 ) 会议进行传达和学习,我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对贯彻落实耀邦同志的指示进行了部署。会上的讲话稿子我收进了我前年出的一本书里,这次也随身带来了,可以印给大家看看。我对陪同的省领导同志说,耀邦同志的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听说前两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到这里视察,也肯定了耀邦同志当年的思想,看看这片郁郁葱葱的林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003 年是耀邦同志提出这些思想 20 周年,甘肃方面可否搞一些纪念活动呢 ? 后来我见到省里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说了这个意思。

  晚上参观考察回来,夜不能寐,浮想联翩。忆当年耀邦远见卓识,看今日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深有感触,半夜凑了几句诗,次日早餐时不避浅陋,读给了同行的同志,内容为:

秋夜兰州未入眠,回眸一十九年前。
种草种树新思路,反弹琵琶哲为先。
草树畜牧促良田,治穷致富铸新篇。
林木葱茏引思源,丰碑永树徐家山。

  话往回说。 1983 年 7 月中旬至 8 月初,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到甘肃、青海两省视察,回途中还转到延安,出席在那里召开的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20 天的行程,用耀邦同志的话说,“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草木记'”。沿途所到,耀邦同志紧抓“种草种树”这个题目,一路调查研究,一路交流思考,一路宣传动员。他针对西北、北方干旱地区,提出“种草种树第一”的思想,明确指出种草种树“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农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改造山川,治穷致富,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基础”,“是改变西北干旱地区自然面貌的必由之路”,他把自己这个新思路,形象地称为“反弹琵琶”。

  耀邦同志提出这些思想的时候,“文革”结束不久,人们的观念还是“以粮为纲”,要多开垦、多种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总书记用这么长的时间,反反复复地强调种草种树、治理山河才能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耀邦同志这次考察途中的论述,不是偶然的觉悟,而是他长期学习、实践和思考的结果,是成熟的系统的思想。他一路谈古论今,深入浅出,从历史、现实、自然、社会、科学、全局、战略等多种视角,分析和阐述为什么要种草种树和如何种草种树。他的“种草种树、反弹琵琶”的思想,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具有开创性、科学性、实践性、群众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深远。

  一是在理论和政策上大胆创新,把种草种树放在优先的战略的发展地位。 我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总是伴随着不停地开荒、砍树、毁草。就是要多开辟田地,多种庄稼,以粮为饭就是吃粮食,粮食是主食,其他是副食。解放后这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但是这样狠抓粮食,始终也解决不了困扰中国千百年的粮食短缺问题。耀邦同志在调查研究之后,没有沿袭“多开荒、多打粮”的思路,而是指出在西北、北方干旱地区首先抓好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种草种树、反弹琵琶、草木育田、以牧促农等观点。他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说:“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就是怕没有粮食。越怕没有粮食。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结果就越没有粮食。在这个问题上,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或者索性说,来一个思想大转变。我在甘肃说过,我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 ? 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由此得到启发,我当场作了两句打油诗:‘甘肃农业要开花,来他个反弹瑟琶。'就是说,像甘肃,还有青海这类地方,索性把粮食自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子。甘肃、青海每年调进这些粮食,我说那不要紧,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国家一斤不少给,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当然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增产粮食。这四个环节都要抓,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是种草种树。草、林搞上去,畜牧业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中央讲过‘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营上去了,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这才是辩证法嘛。所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解放,狠狠地抓紧种草种树。最后的目的,是经过种草种树,发展牧业,达到粮食大增产。这就叫‘反弹琵琶'。”

  耀邦同志高瞻远瞩,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创新精神,提出了种草种树的伟大意义,赋予了种草种树以全局的宏观的战略地位。他在甘肃讲到:“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到延安时他又指出:“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在我看来,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种树。”他把种草种树的好处归结为:“第一可以富起来;第二是以草以林促畜牧业,以草以林促粮食;第三可以促轻工业,促食品工业,促乳品加工、皮革加工、水果加工、干果加工、木材加工等等;第四还有助于促老天爷,改变他‘瞎指挥'、分配不均,改变气候。”“所以说,种草种树,确实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一环,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

  种草种树,治理山河,改变面貌,是长期的战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所以耀邦同志号召大家不但要有决心,而且决心要持久,十年不行,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一代一代接着做,要“搞出点名堂来,这样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一改带几改,一个改革带动几个改革,一个改变带动几个改变。”这个工作,既有重要性、长期性,更充满艰巨性,所以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愚公移山的精神。他在延安时说:“ 1945 年毛主席在延安讲了愚公移山,我们现在也讲愚公,我们不讲挖山。而是治山:绿化祖国,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要硬下这个决心,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样,不是小问题,而是对不对得起党,对不对得起人民,对不对得起已故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

  耀邦同志的论述,反映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当时“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我国还没有兴起的客观事实,耀邦同志的这些思想更显得远见卓识,弥足珍贵。

  二是尊重科学,强调要因地制宜,科学种草种树。 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干旱、沙化、荒漠化成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耀邦同志提出要科学研究干旱的分布、类型和成因。他在延安的讲话中,运用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资料,提出并分析了“中国干旱地区究竟有多大 ? 干旱地区要分几种 ? 干旱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 减轻干旱、保证农业增产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 ”等问题。他说,人治病首先要弄清病源,地球要治病,例如要治理干旱,就要弄清楚干旱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就许多地方来说,自然变化是基本原因,而人为破坏肯定也是重要原因。我们看到地球上有很多地方,都是曾经有草有树,后来被破坏了。他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说:“讲干旱地区形成的原因,重要一条是几千年、几百年的人为破坏。不讲这一条,就不可能弄清楚由来,不可能弄清楚来龙去脉,害什么病和怎么治理也就弄不清楚。”

  看到了问题,弄清了原因,就要找出办法,解决问题。耀邦同志形象地说,现在我们的大地母亲很瘦弱、贫瘠,我们就要给她“粮食”吃,这个“粮食”就是草和树,因此就要大力种草种树。大地母亲强壮了,她才会给我们奶吃,即给我们粮食和肉食。耀邦同志引用了《老子》中的一句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求不要再搞那种掠夺式经营,要来个思想大转变、大解放,狠抓种草种树,这样才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针对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种草种树面临许多困难这个现实。耀邦同志指出决不能盲干、傻干,要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他说:“一个地方种什么草,种什么树,以及怎么种法,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之下,过细研究,具体落实。”针对西北地区的水、土、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耀邦同志强调要科学合理地搞好植被配置,指出:“只种乔木不行,因为只种乔木,保不了水土,还得灌木和草陪衬。”“许多地方,种树不行,可以先种草,先种灌木,这就叫种草起步,草、灌先行,以草养畜,促林促农。”

  长期以来。人们只要有点钱,总想都投到水利建设当中,存在重水利建设轻绿化保护的情况。这不是说不搞水利建设,实际上我们的水利建设投入还很不够。耀邦同志指出,水利基本建设要搞,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种草种树,做好绿化建设。他要求大家“多想草木,多做草木之梦。”他说,古汉语中,灌木叫“莽”,种草种树可以说就是要当“草莽英雄”。如果你们不做“草木之梦”,只梦那个龙王爷,不想当“草莽英雄”,只想当“东海龙王”,一心只想搞水利,那就“想到两下里去了”。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种子问题,强调要因地制宜,“你那里适合种什么,先种什么,后种什么,都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具体安排。”西北树种紧缺,为解决树种不足问题,耀邦同志指出可以号召全国支援。他和陪同视察的团中央负责同志说,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少年,采集草木种子,支援西北,为绿化祖国做贡献。这既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又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团中央后来开展了这项活动,影响很大,取得了成效。就这件事,后来有人批评耀邦“乱指挥”,说南方树种怎么能拿到北方来种呢 ? 其实耀邦同志当时对活动讲得很清楚,他说:“大城市如京、津、沪可以不搞或少搞,它那里草木很少。还有南方各省,采集的树种不一定适合北方,可以自采自用。

  有的可以试,经试验适应的就推广。”实践也证明,南方的许多树种,也适合北方种植,兰州徐家山那片采种于全国的郁郁葱葱的纪念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耀邦同志尊重科学,还体现在他的工作作风上。在考察途中,他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把自己的意见作为“金口玉言”,凌驾于别人意见之上,而是强调要多互相交流和探讨,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对待有关的科学研究和分析,他说,我讲的也是一家之言,可能同有些科学家不同,那也不要紧,百家争鸣嘛,你们讲错了,我不打你们的棍子,我讲错了,你们也不打我的棍子,这应当成为一种风气。

  三是重视走群众路线,强调种草种树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利于群众。 种草种树是全局的战略的问题,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发动群众,进行广泛大动员。耀邦同志讲:所谓广泛,就是要党内党外都知道,男女老少都知道。还要深入,就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还要持久,就是坚持不懈,不能这次开罢会就万事大吉。明年要讲,整个 80 年代、 90 年代要讲, 21 世纪还要讲。大动员,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讲得通通俗俗,生动活泼,并且提出恰当而又鲜明有力的口号。现在我们有些东西,“洋话”太多,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什么“植被”等等,他听了会想,棉被都没有,要什么“植被” ? 所以要请你们注意,务必讲得通俗才好。历史上有个李自成,叫闯王,他的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你看,六个字,大家就跟他造反了。我们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也提过一个著名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也是六个字,使亿万人跟着我们走。所以口号一定要通俗易懂,并且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如果不紧密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只说什么“改造山河”啊,提得蛮高,但是曲高和寡,动员力量就不大。

  四是要实行“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的政策,才能真正地持续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耀邦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国家富,人民富。 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和人民富裕幸福,作为检验自己一切工作对或不对的标准。离开这一条,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种草种树这件大事,主要靠发动群众,靠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关键是要用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把种草种树同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使种草种树有利于群众的治穷致富,做到“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子女继承”。必须让群众看到好处,得到实惠,才能真正地、持续地把群众动员起来,参与进来,才能让种草种树这个伟大的事业长久持续下去,遍地开花,才能逐步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也才能从根本上使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这次考察,耀邦同志发扬了他一贯的求真务实的作风。他说,我这次下来,政治形势没有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讲,学习《邓小平文选》没有讲,就讲了个种草种树,我觉得这是个战略问题,对甘肃、青海来说是个天大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抓住了,我们干部的思想方法也就搞对头了,实事求是也来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的精神也来了。耀邦同志不从理论到理论,不讲套话空话,抓住主要矛盾和当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通过抓实务来讲政治、谈形势。温故而知新,重温耀邦同志关于“种草种树、反弹琵琶”的一系列论述,深感其意义深远,极富理论上的创新意义和实践上的开拓价值。耀邦同志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多年来对我的思想、工作也深有启迪。

  现在,我国保护生态、加强生态建设的意识正在逐渐增强,党和国家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生态环境出现一些局部上的改善,但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的扭转。整体恶化局部改善,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边治理边破坏的情况仍然严重。我国植被覆盖率很底, 1983 年我在国家民委第三次委员 ( 扩大 ) 会议上讲话中引用了当时森林覆盖率的统计数字,其中我国仅为 12 . 7 %,而像芬兰、日本,当时已经接近 70 %。 20 年过去了,现在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仍相当低,只有 16 %,而且地区之间不平衡,差距很大。由于植被问题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荒漠化等等,已经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沙化土地每年 1560 平方公里,到七八十年代,达到 2100 平方公里,九十年代为 2460 平方公里,目前为 3436 平方公里。全国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 1.7 亿。我国的水土流失也日趋严重,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8 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现在的 56 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年平均输沙量达 16 亿吨。有人痛心疾首地说:黄河流的不仅是泥沙,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血液。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也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6 万平方公里上升到 90 年代的 6 万平方公里,长江干流年平均输沙量达 5 亿吨。处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由长江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 50 多年来面积翻了一倍。 50 年来,全国由于水土流失而毁掉的耕地达 4000 万亩。这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实现耀邦当年所说的“生态良性循环”,关键是种草种树,保护植被。 1998 年长江洪灾之后,我两次在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作了题为“只有森林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要像抓水利那样抓林业”的长篇发言,提出了“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的观点,强调治水之本在于种草种树。在发言中我建议,要规划建设长江、黄河的防护林带,从源头至入海口建成两条“绿色万里长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江、黄河的水土流失问题、洪涝问题和黄河断流问题,才能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当时说:这两条“绿色万里长城”的意义和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长远的。秦始皇有那么个胆量建设“石砖万里长城”,隋炀帝有雄心壮志来修运河,而我们今天经济日益发展,物质基础那么雄厚,又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果把这个方案制定出来,一定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地区的拥护和支持,也会得到国际上有识之士及有关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当时我建议中央把兴建“绿色万里长城,保护母亲河”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计划,并尽快启动实施。

  对抓水利和抓林业的关系,我运用耀邦同志当年“反弹琵琶”的思想,在全国人大的会上说,在当前水患频仍的情况下,必要的水利建设是必须的,但从长远看,要根治水患,必须抓种草种树,这是治本之策。不种草种树,水土会加剧流失,河床会不断提高,河堤只能随之加高。我国现在许多大江大河成了“悬河”,长江干流每 10 年河床抬高 1 米,一遇汛期便成“悬河”,全国约有 10 %的国土处在“悬河”的威胁之下,而全国约有 70 %的人口居住在这个区域。如果不从抑制水土流失入手,只是一味加高河堤,必然造成河床不断提高,河堤不断加高,恶性循环,危险也就越来越高。

  耀邦同志没有孤立地看待种草种树,他把种草种树与促粮促牧、治穷致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考察当中,他一直强调要发展畜牧业,认为这是种草种树、发展粮食、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治穷致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以粮为纲”的思想笼罩下,这个观点也是很有远见的。 1982 年十二大结束不久。耀邦同志视察我的家乡凉山彝族自治州,当时他就号召大力发展畜牧业,提出 20 世纪末要实现人均肉类 100 斤、人均奶类 100 斤的目标。提出这样的目标,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但在今天看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我国历来重粮轻牧,为粮食抓粮食,最终也抓不好粮食,粮食一直处于短缺状况。耀邦同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发展畜牧业其实也是间接抓粮食。畜牧业发展了,就提供大量的有机肥,促进粮食的丰收;而且,发展畜牧业,特别是草食动物养殖业,可以提供肉奶等食物,替代粮食消费,增加食品来源,从而多了一份食物安全保障,也改善人民群众的营养结构和生活质量。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耀邦同志的这一思想,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1983 年 9 月,我在国家民委第三次委员 ( 扩大 ) 会议上就贯彻落实耀邦同志的指示,谈了发展畜牧业对民族地区的重要性。讲话中我引用了国内外的很多数字。当时畜牧业年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我国为 15 . 4 %、美国为 52 %、苏联为 55 . 2 %、新西兰为 90% 、澳大利亚为 60 %;肉类人均占有量,我国为 12.3 公斤、美国为 119 公斤、苏联为 56 公斤、新西兰为 351 公斤、澳大利亚为 183 公斤;奶类人均占有量,我国为 1.4 公斤、美国为 262 公斤、苏联为 341 公斤、新西兰为 2149 公斤、澳大利亚为 388 公斤。从数字上看,我们与国外这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经过 20 年的奋斗,现在我国畜牧业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30 %左右,奶类人均占有量达到 8 公斤左右。这是不小的成绩,来之不易。但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就是与我们的邻国印度相比,我们也落后不少。印度上个世纪 90 年代人均占有鲜奶量已经达到了 95 公斤。韩国、日本早已超过 100 公斤,我国台湾省早已超过 70 公斤。

  对于畜牧业,我历来非常关注,在四川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发展畜牧业上做了新的尝试。后来耀邦同志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的思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长期以来,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北京工作,我都一直关心这项工作。 1998 年我到全国人大农委工作后,开始推动畜牧法的立法工作,并在各种场合到处呼吁大力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奶业。在 1998 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实施‘奶瓶子 ' 工程,振兴中华”的议案,后刊登在《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上,一些省委书记、省长批示转发该文,组织试点,推动奶业的发展。我多次在全国人大的有关会议上,要求在政府的有关工作报告中,必须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畜牧业”,必须单独提到要发展奶业。这些意见终于得到采纳。多年来我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反复宣传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意义。鉴于我对畜牧业和奶业的关心, 2002 年出版的《中国奶业年鉴》专门介绍了我的有关情况,把我长期以来宣传的有关发展畜牧业和奶业的观点归纳为: (1) 农业发展要以畜牧业为主。在当今世界,畜牧业是一个国家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奶业又是畜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农业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就必须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奶业,争取早日实现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50 %,实现以畜牧为主的农业结构调整; (2) 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奶业,是拉动内需、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我国奶业发展落后,目前人均生产鲜奶仅为 8 公斤,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100 多公斤,差距巨大。差距反映我们落后,也说明我们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以差距也是动力,也是机会。实践证明,养一头奶牛农牧民每年可获纯利润 3000 ~ 5000 元,是传统农业的 4~5 倍。这是农牧民增加收入、治穷致富的重要途径; (3) 只有发展畜牧业才能建设有机农业、防止农业化学污染。因为畜牧业发展了,才能提供更多的优质的有机肥,才能减少化肥的使用; (4) 发展畜牧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措施。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扩大食物来源,才能更好地保障粮食、食品的安全。才能减少粮食种植面积,退耕还林还草,更好地保护生态,防止土地沙化、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实现可持续发展; (5) 发展畜牧业和奶业是改善我国膳食结构、增强国民体质的需要。现在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以消费多少粮食为标准 , 而是以消费多少畜产品,包括奶、肉、蛋、皮、毛、绒等等为标准。奶是营养最丰富、最全面而成本最低廉的食品,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中华民族体质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对奶业地位和作用的宣传、启蒙,提高人们对奶的认识,大力发展奶业,为早日在我国城乡实现“人人喝奶,天天喝奶,终身喝奶”的目标而奋斗。

  我在发展林业、畜牧业问题上谈到的这些观点,正是学习耀邦同志关于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反弹琵琶思想的结果。在耀邦同志提出这一思想 20 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重温其思想实质,目的是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更好地保护生态与环境,逐步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再造秀美山川”的伟大目标。

  本文作者为原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选自《绿色中国·理论版》 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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