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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作家刘绍棠的深厚情
作者:杨建民      时间:2007-11-16   来源:《文史精华》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1952年高中一年级时,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引起广泛关注,不仅被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得到著名作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的赏识,编入1953年高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这之后,刘绍棠成了团中央的重点培养对象。由此,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胡耀邦甚至亲自为刘绍棠设计了长期创作发展规划。在刘绍棠的人生多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胡耀邦的指导和帮助。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五年计划

  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初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后来写出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柳青的特别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以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稿子的作者,是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团员,虽然是一篇习作,但写得相当动人。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这篇小说的发表,使刘绍棠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并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
  《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刘绍棠的作品多交该报发表。《中国青年报》特别聘请了作家康濯对刘绍棠予以指点,如刘绍棠早期代表作《青枝绿叶》,就是由康濯对初稿进行指导完成的。此外,团中央还请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前辈作家为刘绍棠看稿,还举行讲习会,让刘绍棠与更多作家及青年作者见面,使他在创作初期便走上一条良好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1952年,刘绍棠由团中央安排到河北深县(今深州市)农村深入生活。8月到9月中旬,刘绍棠先后在段家佐村和贾各庄村住了一个月。贾各庄的房东贾大伯,爱惜一头大青骡子,天下雨时,他把衣裳脱下罩在骡子身上。这情景使刘绍棠印象深刻,回学校后,便以此素材一口气写出了他的另一短篇小说代表作《大青骡子》。
  后来,《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摆渡》这几篇在团中央直接关心下产生的作品,编成了刘绍棠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3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当时刘绍棠才17岁。同年,刘绍棠还入了党,真可谓少年得意。
  在刘绍棠创作这几篇小说的时期,胡耀邦曾多次与刘绍棠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做人和为文…….刘绍棠也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在拿到《青枝绿叶》样书后,除将第一本交给自己所在党支部作为献礼外,第二本样书便呈赠给胡耀邦。胡耀邦很喜欢这本小说,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并对其中《摆渡》一篇颇为欣赏,还十分内行地指出其不足:“为了体现党的领导,便写了个党支部书记讲一些大道理,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败笔。”
  刘绍棠入党后,胡耀邦把他找来,交谈了许久,并为他的创作发展设计了一个“五年计划”,即:第一年到团区委工作,地点在东北地区;第二、三年到团县委工作(因为这一步较重要,故多须一年),地点一是西北地区,一是西南地区;第四、五年到团省委工作,一年在中南地区,一年在华东地区。经过这一整个阶段后,再返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因刘绍棠是京郊人,对华北一带生活熟悉,这个计划便没有安排华北地区。
  胡耀邦的这个“五年计划”,对一个作家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有意思的是,这个“五年计划”里,没有给上大学留下时间。据刘绍棠后来回忆:“他(胡耀邦)不赞成我上大学……”上大学对于一个已有相当根基,又正处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并非十分合适。这一点从后来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又主动从北大退学的经历来看,的确是值得人们体味的。

  求助胡耀邦,退学北大

  刘绍棠在创作道路上能够有突出成绩,和他能够舍弃一些在别人看来应当珍视的机会有关。而他的这些舍弃,许多都得到胡耀邦的直接援手。
  刘绍棠在高中阶段,有过一次极难得的留学苏联的机会。50年代初期,国家为了加快发展,快出人才,向苏联派出了许多留学生。当时全国大学生还很少,因而也放宽到高中生中的优秀分子。
  刘绍棠当时已经入了党,这自然是“政治可靠”的;此外,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更是“优秀”,他当时所在的北京通州潞河中学,便直接推荐其留学。
  但是,国家当时培养的人才主要是自然应用科学方面的,刘绍棠得到的名额,是到苏联列宁格勒学习化工专业。这叫他大大恼火起来。刘绍棠当时的学习成绩整体虽然很好,可由于倾心创作,自然较为偏于文科。初中、高中开设的化学课,他的成绩并不理想,初中时他还能得到“良”,到了高中却只能得个“中”。况且此时他文学创作势头正盛,倘一下子去苏联专门学化工,那大约会学习、创作两头不讨好。于是刘绍棠主动放弃了。学校和有关部门不同意,刘绍棠急得没办法,他想起为他设计“五年计划”的胡耀邦,赶紧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同班好友带去交给胡耀邦,请其帮助。不久,胡耀邦通过团中央向通州学校及有关部门去函,明确表示准备将刘绍棠培养为专业作家,这才免了刘绍棠的“留学”之“怕”。
  胡耀邦为刘绍棠设计的“五年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下去。就在刘绍棠高中毕业的1954年,国家为了加快发展,最大限度地招收大学生。当年高中毕业生只有5万多,国家的招生计划却是11万。为完成任务,党中央下达文件,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全部报考大学,任何方面不能截留。虽然胡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可党中央的决定不能违背,刘绍棠只能暂时放弃“五年计划”,先行报考大学。
  1954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学同学时谈的未婚妻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这时的刘绍棠已经颇有文名,人却很年青,大约是怕他把持不住自己,胡耀邦便找刘绍棠谈话,让他赶紧结婚。从这里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关心的无微不至。
  进入北大之后,刘绍棠按部就班地学习包括“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文艺学”等课程。教授这些课的虽然都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如楚辞研究专家游国恩、语言学家魏建功、文艺理论家杨晦等,可是刘绍棠并不能忘情创作。北京大学图书馆环境很好,刘绍棠常常到此来大写其小说,图书馆成了他的创作室。后来被认为是刘绍棠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的《运河的桨声》,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样的一心两用,毕竟让刘绍棠不十分舒心尽意,加之中文系所开课程,多是对旧有知识的梳理,对文艺理论的探究,这些,对一个实践创作者而言,有时并不能获取直接的助益,并且还须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刘绍棠渐渐不喜欢一些课程,可又难于摆脱。于是,他想到了退学。
  退学,在当年谈何容易?选刘绍棠深知此事有很大困难,便索性直接向胡耀邦请求,希望能将他调出来,先到团中央过渡一下,以后再按原先制定的“五年计划”逐步进行。
  刘绍棠的退学请求,在北京大学引起很大反响。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两次把刘绍棠叫到家里劝说并批评,还发了脾气。这事后来闹到高教部,当时的高教部长是马叙伦,副部长是周建人和刘子载。他们刚开始也都不同意,最后由于胡耀邦予以协调,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刘子载副部长的签字,允许刘绍堂离开北京大学,转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后改名讲习所)学习3年。高教部工作做通后,北京大学对刘绍棠非常破例:在教务处开出的退学证明书上,写上了保留他回北京大学复学的权利的字样,据说这是没有先例的。   

  “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

  从北京大学退学后,刘绍棠只在文学讲习所待了很短时间,主持讲习所的丁玲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讲习所”便停止了正规化办学方针。1955年10月,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高潮,团中央组织干部奔赴全国各省帮助工作。团中央的工作总团,由胡耀邦任团长,他安排刘绍棠担任中南分团湖南工作组组长。
  在湖南工作时,刘绍棠仍抽空写小说,中篇小说《夏天》的几个章节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另一部最后未能出版,但令刘绍棠念念不忘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是根据当时参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素材完成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刘绍棠创作的帮助及其实际效果。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顿河地区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的多彩画卷。为此,他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并不是没有认真考虑的。当时的稿酬是较高的,刘绍棠的几本书又颇为畅销,因而已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当时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已准备出版,稿酬算下来可以有3.5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按刘绍棠的打算,拿出这笔钱中的5000元,在自己出生之地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萧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再用10年时间,写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在这10年里,即使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仅靠这笔钱的利息,也可以衣食无虞。
  但是事情总不是料想的那样顺当。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年轻气盛的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被人告到了团中央。有人提出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胡把刘找去谈话,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折腾;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当时刚刚20岁,年轻气盛。他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也发起火了,谈话最后不欢而散。在临走时,胡耀邦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十分活跃。由于刘绍棠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严厉批判。周扬在他那篇著名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发言中,用了很多篇幅,批判刘绍棠的思想和观点(在后来正式出版的整理稿中,对刘绍棠的批评有所弱化,但对丁玲、冯雪峰依然十分严厉);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这次的反右运动,涉及知识分子之多实属罕见,许多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刘绍棠被判为“右派”之后,最令人惋惜的,是他正旺盛的创作势头被阻扼,一部已经写成的50万字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也因之灰飞烟灭。这的确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刘绍棠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在反右运动开始时,胡耀邦正在国外访问,秋季他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立即打电话询问团中央的反右情况,当得知有许多同志被打成右派时,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机关后,他马上找重点右派人物个别谈话,刘绍棠就是其中一个。
  刘绍棠后来回忆,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接着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刘绍棠一愣,很快并断然一摇头:“没有!”
  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
  “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
  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
  为什么是个“5年”呢?这是茅盾在批判刘绍棠时讲的,刘绍棠信以为真。
  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
  刘绍棠一听“20年”,心中不由沉了下来。
  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
  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列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
  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闹的事。胡耀邦当时批评他,他不服气并出言顶撞,搞得不欢而散。
  但在口头上,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
  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刚刚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刘绍棠与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争执。这事间接与胡耀邦还有点关系:一次胡约刘绍棠谈话,中间恰好谈到这部作品,胡耀邦坦言这部作品水平不高。座谈会后,胡耀邦找刘绍棠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胡耀邦对刘绍棠的宽容和亲近,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理解。但在“反右”运动之前,文艺界就有流言,认为胡耀邦对刘绍棠宠纵溺爱,使其无法无天,有位老作家还说刘绍棠是“团少爷”。这些话,也传到胡耀邦的耳朵里。刘绍棠对人情世故理解不深,同时怕胡耀邦的批评,所以,更加地“不请不来,请也不来”起来。
  胡耀邦与刘绍棠谈话因大大超过了约定时间,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胡耀邦只得结束这次谈话。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3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绍棠泣不成声。
  胡耀邦站了起来,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
  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
  “会讲吗?”胡耀邦追问。
  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蒿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
  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话,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

  友谊及情感延续

  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在乡亲们的爱护下,有了更多更丰富的人生体验。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又发表了他在60年代唯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其予以帮助。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负责人曾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刘绍棠便说定了到该学院教书。
  可事不凑巧,刘绍棠的户口迟迟转不到北京,而国家的局势却发生了变化。为了度过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包括北京师范学院,也被裁多人下放支农。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不仅该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好在他还可以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
  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团中央楼台示众,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拧住胳臂,掐住脖子,抓住头发,被肆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家乡,他避开了文革的血雨腥风,在乡亲们的爱护下,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绍棠在文学创作上恢复最快。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进行对文革批判揭露之时,他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全党的查处冤假错案工作。刘绍棠与胡耀邦久别重逢,相互有许多的话说。胡耀邦回忆到刘绍棠的第一本小说集《青枝绿叶》,连其中的几个篇目都还记得。他们接续了20年前的那次谈话。胡耀邦仍认为刘绍棠的问题不过是骄傲,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他的问题。在胡的指示下,共青团中央于1979年1月,彻底改正了1957年将刘绍棠错划为右派的政治结论。
  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刘绍棠的小说创作进入了爆发期。全国多家报纸杂志,不断出现他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他是要把耽误了20年的岁月全补回来。由于他的创作实绩,有关部门想调这位“自由”作家去从事文化行政工作,理由是年龄适当(当时48岁),党龄31年,大学学历,这几条都符合当时“革命化,专业化,年轻化”标准。
  刘绍棠再三向有关部门婉谢。可是在进行民意测验时,他的票数又居于前列,因此组织上打算把他安排到文艺团体担任负责工作。
  创作和工作出现矛盾,刘绍棠又一次想到胡耀邦。他虽然知道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工作很忙,暑夏时又在北戴河办公,但他依然发出信函求助。
  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刘绍棠进行了数千字的自我解剖,认为自己容易感情用事,热烈狂放;还不大会搞平衡、协调折中;缺乏组织才干和行政管理能力;还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如果当官,必然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误国害己,绝没有好下场。他还在信中向胡耀邦保证,要从1984年(48岁)到1996年(60岁),用12年的时间,一口气连续写出12部长篇小说。从政不如从文。胡耀邦应允了刘绍棠的请求。
  自此以后,刘绍棠便以全副精力井喷一般地进行创作。尽管在当年的11月,他突发重病,险些猝死。但在病后的两年多时间,他在遵照医嘱尽量减少社会活动的情况下,坚持写成了《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十步香草》、《柳敬亭说书》等4部长篇小说。1988年8月,刘绍棠因过于劳累,患中风,导致偏瘫。但他以病残之躯,仍奋力创作,在1995年,即距向胡耀邦保证的1996年提前一年,完成了12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刘绍棠与胡耀邦之间,真正有着不解之缘。在刘绍棠成长的关键时段,总能获得胡耀邦的支持和援手。从1952年,刘绍棠16岁时与胡耀邦第一次谈话起,一直到胡耀邦的逝世,用胡耀邦夫人李昭对刘绍棠一个子女的话说:“耀邦与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胡耀邦是党的高级干部,刘绍棠是一个小他许多的作家,但胡耀邦却一直关怀和爱护这位富有才华的文化人。而刘绍棠,也一直在心中将胡耀邦当成自己“最可敬佩又备感亲切”的“终身之师”。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最大程度发挥才华,是一个党的工作者重要而必须的工作。胡耀邦与刘绍棠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共同努力获得的成绩,正是这种工作最出色的体现。

(来源:《文史精华》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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