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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作者:黎 勤      时间:2007-03-16   来源:
 

  再过几天就是胡耀邦同志逝世十四周年忌日,人们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淡化对他的怀念。我曾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对许多事情难以忘怀。这里记下的只是片断的追忆。

   一、千方百计,把团中央几百名干部职工从大饥荒中拯救出来

  1960年,正是三年暂时困难的第二年,全国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惨状。面对令人痛心的经济形势,身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无力回天,但是看着几百名朝夕相处的团中央干部职工饿病交加,耀邦忧心如焚。当时团中央职工每人每月粮食定量只有18斤,还要拿出部分支援最困难的灾区。机关食堂里的早餐是每人一碗玉米面加红薯叶煮成的稀糊糊,中餐晚餐是每人一两米饭、面条或是窝头。青年团干部自然是青年多,这么点东西哪能填饱肚子?连半饱都达不到。一大批人得了肝炎,更多的人浑身浮肿还要坚持工作。怎么办?胡耀邦为此百般思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围着沙发来回踱步,有时到院中仰望星空长叹:对全国形势我无力回天,但机关几百位同志,我不能眼看着他们饿死病死!

  经过深思熟虑,他召开了常委会,集思广议讨论如何解决困难处境。最后决定学习延安生产自救的精神,选派了20多位同志组成了三支队伍:农业队、渔业队和捕猎队。农业队奔赴黑龙江,向北大荒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要粮;渔业队来到山东沿海向大海要鱼要虾;捕猎队人数较少,由耀邦同志亲自向贺龙同志借了些猎枪和子弹,到内蒙草原上打黄羊。这些措施采取后,不久就有了成效,食堂的伙食改善了,菜里有了肉香;职工们一次次分到了渔业队运回的带鱼;秋后,北大荒的大豆丰收了,用车皮拉回北京,每个职工喜滋滋地分到了十斤豆油。与此同时,团中央在西山的劳动基地加强了管理,水果获得丰收,5分钱一斤的大蜜桃随便买。西山农场种的白薯也是好收成,机关食堂每天煮一锅白薯免费供给大家吃。

  团中央职工的生活完全变了,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了,生病的人大大减少。每当回忆起那段不平常的岁月,团中央的干部职工都会异口同声地说:耀邦同志真是功德无量,是他的果断决策,把我们从生活的危难中解救出来。

  二、在“文革”的风暴中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时之间,乌云滚滚。“文革”初期,北京各大学中学乱作一团,造反派、红卫兵乱批乱斗乱打校长教师。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按过去工作经验,决定由团中央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学校解决问题。团中央决定由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和候补书记李淑铮具体负责工作组的各项工作。谁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后,杀气腾腾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形势更加混乱。这张“大字报”如火上浇油,燃烧到了工作组身上,凡是派了工作组的学校,学生们开始揪斗工作组,李淑铮同志在揪斗中险些丧了命。

  这段时间,团中央机关内部的运动倒还相对平静,院子里的大字报大都是学校批工作组的。当时机关里住了几百名红卫兵,机关干部包括家属子女都在为这些红卫兵服务,解决他们的住宿吃饭问题。而8月14日,情况突然起了变化。这天上午,几百名石油学院的造反派开进了团中央,坐在大礼堂前的空地上喊叫,要胡耀邦出来接受批判。团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不断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要他们派人来处理。下午,“中央文革小组”果然来人了,而且是四号人物陈伯达,他摇晃着脑袋,操着一口令人难懂的福建话,开门见山地宣布:中央作了决定,团中央十七年来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自即日起,机关停止工作,胡耀邦接受批判。他的话音刚落,几百名造反派欢呼雀跃,当天便把胡耀邦、胡克实等几位书记软禁在办公楼的会议室,由一批红卫兵看管。

  机关宿舍一号楼的阳台正对着办公楼会议室的窗口,我就住在一号楼,那天我和几个邻居在阳台上亲眼看到,陈伯达刚宣布完毕,几个红卫兵就抽出皮带向几位书记狠狠抽打。就是从这个可怕的8月14日开始,胡耀邦同志便堕入灾难的深渊。只要是个什么狗屁造反派,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他揪走批斗。他被剃了阴阳头,腿也被打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团中央的干部们无力阻止造反派揪斗胡耀邦,后来想出了一个“示众”的办法,表面是“斗”,实际是“保”,因为这样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办公楼二层有个小平台,每当造反派要来揪斗耀邦等同志时,团中央的干部便让耀邦他们挨个出来,站在平台上,接受“批判”。

  造反派气势汹汹地问:“你是什么成分?”

  耀邦说:“我是贫农出身。”

  造反派又问:“你是怎样混入革命队伍的?”

  耀邦说:“我不是混入革命队伍,我15岁参加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怎么叫混入革命队伍?”

  造反派又问:“几十年里你干了什么坏事,有哪些罪行,老老实实交待。”

  耀邦说:“我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什么罪行,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为人民工作。错误是有的,但不是罪行。”

  造反派理屈词穷,只能乱喊口号,掩盖他们的色厉内荏。

  就这样大约“示众”了一个多月,耀邦他们却不再被造反派揪走批斗,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

  三、在中科院的几件事

  1973年3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全国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7月间,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开展科学技术领域的整顿工作。邓小平亲自与胡耀邦等同志谈话,要他们在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份科学发展规划,向国务院汇报。

  科学院当时也是个重灾区,“文革”几年中,大批专家学者蒙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迫害批斗,科研工作早已停顿,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群众称为“小四人帮”,与“四人帮”有直接联系)掌握大权。

  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走遍了几十个研究所,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尤其是专家学者座谈会,每天从早到晚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中午就吃由家里带来的一小盒饭菜。院部和各研究所职工对他的思想作风反映极好。在纪念长征四十周年的全院青年大会上,他做了一次报告,勉励青年好好做人,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贡献,进行新的长征。大礼堂挤得满满的,听他讲话时雅雀无声,报告一结束便掌声雷动。院团委书记含着热泪紧拉着耀邦同志的手说:多少年没有听过这样好的报告了。国家地震局前去参加大会的青年回来也说,当时的场面真是感人。当时我已调到国家地震局工作,地震局直属国务院,由中科院代管,科学院的一些大会地震局的同志也经常参加。

  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9月完成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报送国务院。其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等重要观点。还提出科研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方向努力。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非常重视,在起草过程中,多次开会讨论,听取耀邦等人汇报,成文后又多次修改。这个《汇报提纲》与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都是邓小平亲自领导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对全面整顿和今后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久,毛泽东听信四人帮、毛远新和康生的谗言,认为邓小平的整顿是翻“文革”的案,是全面否定“文革”,他不仅没有批发这三个文件,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这三个文件也随之被四人帮污蔑为“三株大毒草”,在全国批判。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胡耀邦在科学院自然也受到批判,但没有罢官,仍在主持工作。科学院的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批邓反右”十分反感。科学院的“小四人帮”多次想组织批判大会,群众就是不来参加,后来只好化整为零,让各研究所分头去开,在院机关,由几个科室联合在小会议室开。我去“参观”过两次,见可容纳100多人的小会议室,只零零落落坐了几十人,耀邦和李昌坐在台上的一张小桌旁等待质问。那些造反派提不出象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只能使人发笑。例如,有的造反派跳上台去指着耀邦大喊:胡耀邦,你一到科学院就上窜下跳,到处开座谈会,讲话做报告,蛊惑人心,你安的是什么心?耀邦鄙夷地一笑说: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国务院派我到科学院的任务是,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科学的规划,我不到各单位去调查研究,征求科学家、专家学者的意见,怎么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造反派紧接着追问:你们在《汇报提纲》中说,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走在前面,这不是在搞“惟生产力论”吗?耀邦又笑了笑说:我不懂什么惟生产力论,我只知道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没有瓦特发明蒸汽机,能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吗?造反派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台下的群众中发出了赞叹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悲痛万分,“四人帮”却下禁令不准开追悼会,不准佩黑纱戴白花,不准宣传等等。国家地震局的同志不理会他们的禁令,《地震战线》的美术编辑选了一些刑台地震时周总理前往慰问的照片,打算在杂志上发表,以悼念总理。当时地震局党委书记胡克实同志因心脏病住在医院,我们带着这一组照片去看他,并向他请示。胡克实考虑后决定,不用这组照片,用周总理遗像,党中央讣告和邓小平的悼词联印并作为插页放在杂志的扉页前。这期的封面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彩色照片,封二是他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既有毛主席,又有周总理,挑不出什么毛病。为慎重起见,胡克实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短信,提出《地震战线》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打算,并建议科学院几十个所的学报和期刊,都可以效法,增加插页。胡克实让我把信直接送给耀邦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在家养病,大家都知道他是为国事忧心而生病的。我赶到耀邦同志家里,向梁秘书说明来意。因为事情很急,我们要抢时间把刊物发出去,我想见到耀邦同志,当面把信交给他。很快,梁秘书出来告诉我,耀邦说他牙疼得厉害,说不了话,以后有机会再见。我只得将信交给梁秘书,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候。我知道刊登悼念周总理的一组插页是和“四人帮”的一场斗争,要冒极大风险,耀邦同志正在受批判,不知道会做怎样的批示。不一会儿,梁秘书回到客厅,笑着说,耀邦批了,同意克实的建议。果然在那封短信旁边,耀邦同志写了两行字:同意克实同志建议,请院党组讨论执行。我高兴极极了,赶回医院,请胡克实看了批示,又赶到科学院将信交给了院党组。回到地震局,向编辑部的同志传达了耀邦同志的批示,大家非常高兴,都钦佩耀邦的胆识和骨气。

  由于《地震战线》已经印好,印刷厂的工人又以极高的热情,很快印好了插页,抢着把杂志发出。有几个研究所的学报、期刊也是如此。当“小四人帮”得知此事,杂志早已发出两天了,他们气极败坏地下令,把发出的刊物统统收回,没有发出的,不准放进插页。我们和几个研究所根本不予理会。“小四人帮”的小喽罗怕受批评,不敢将这重要情况向上汇报,这场斗争就以他们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结束了。

  多少年过去了,耀邦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几个月的工作和他与“四人帮”斗争的铮铮硬骨,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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