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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作者:李文义      时间:2007-03-16   来源: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是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时间过得真快,他不幸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朴实的音容笑貌,依然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的内心感到无限的哀痛。他既是我尊敬的老领导,更是我亲密的良师益友。在他的生前,特别是在“文革”动乱的日子里,我有幸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我应该如实地记述下来,以寄托自己深切的缅怀之情。

劫后重逢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是北京被“文革”的阴云笼罩的日子。我从下放的昌平县被调到城里来。由于当时市革委会的领导,执行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对于下放干部的再分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属所谓“旧市委”系统的下放干部,原则上都去基层工作(实际是降级使用),不许回市委机关工作。我也就被分配到市二轻局下属的特种工艺公司工作。我对这种不讲道理的干部政策有意见,心情烦闷不顺。其时工作不忙,闲暇时就到朋友家聊聊天。

  早春的一天,天空一片灰蒙蒙,阴沉沉的,西北风嗖嗖地刮着。我到团中央的谢泰万同志家串门。骑车回家刚出胡同口,遇到了几年不见的耀邦同志,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旧大衣,健步地走在马路上。

  我对耀邦同志早就很熟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他被调到团中央,担任第一把手以后,各级团的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生动活泼作用突出。他十分关心北京团的工作。他的作风随和,平易近人。凡我们有请他几乎必到。在建国后的五十年代 里,他出席市团代会和青工、少先队等各种会议,还亲自到北大、清华、人大及中学、厂矿基层去,发表长篇演讲十三次之多。在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的七八位书记中,他是深入到北京团组织最多的一个人。

  我见到耀邦同志后,立即下了自行车,和他打招呼,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耀邦同志,你好!身体好吗?”他笑吟吟地答着。我接着说:“我是原团市委的李文义,你还记得吗?汪家鏐、韩凯和我三个人,一起被打倒,现在又站起来,重新分配了工作。”

  耀邦同志笑道:“团市委的人,都记得。我们是同命运。革命者,水远打不倒的。”又说:“我从河南团中央干校回来一段时间,刚从东风市场买牙膏回来。我现在还没有工作,在家里等待分配。欢迎你和团市委的同志来我家里串门,好好聊聊天。”我满心喜悦地对他说:“我们一定来看望您,请您多保重!”他笑呵呵地同我握手告别。

  一路上,我心里充满了激动,耀邦同志还是老样子,一点不拿架子。从此以后,我和他的接触一天天地多起来。

胸襟坦荡

  就在这个月底,我第一次去看耀邦同志。我先到谢泰万同志家。他原任胡克实同志的秘书,和团中央的领导人都熟,我们相交良久,彼此对形势的看法相近。我们相伴一起去看耀邦同志。

  这天,耀邦同志恰好在家。我们进屋后,他让我们坐在两边的旧布沙发上,微笑着让烟让茶。老谢顺手倒了两杯茶。寒喧之后,耀邦问我:“这几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啊?吃了不少苦头吧?”

  我扼要地汇报了“文革”以来的遭遇:初期无休止的批斗,扣了许多吓人的政治帽子,“集中营”式地关在“牛棚”,“解放”后下放农村劳动,回城重新分配工作,真是大开了眼界。

  耀邦同志说:“这也是一场考验和锻炼哪!不过,这一段的是非曲直,要由历史来评断了。”

  屋子里静寂。我想这是个好机会,遂把久久地藏在心底的话,向耀邦同志抖落出来:“耀邦同志,今天我带着一个久思不得其解的谜,来向您求教。‘文革’之初,团市委被突然改组。有人说,团市委一贯抵制和对抗团中央根据毛泽东思想制订的青年运动路线,团市委和团中央从来就不是一家。我向您说老实话,对这么大的罪状,我们很多同志想不通,有意见,因为与事实不符,心 里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

  耀邦同志沉思了一会儿,以严肃而率直的口气说:“改组北京团市委是完全错误的。团市委过去十七年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的革命路线的,团市委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你们受了委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背包袱,要经得住这场斗争的考验,向前看嘛!”

  听到老领导这些实事求是、感人肺腑的话,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人间自有真理。耀邦同志的头脑是清晰的,他是在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啊!我好久没有听过这样痛快的话了,感动得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出乎我的意料,耀邦同志自我批评地说:“改组北京团市委,团中央是有责任的。我虽然调离团中央,还挂着名,当时也听说了这件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说,据了解,这件事主要是李雪峰的责任,他当时担任党的北京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等报登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团市委几个年轻的同志对李雪峰提出意见,贴出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勃然大怒,认定这是“反革命事件”,和团中央个别领导同志一合计,臆断在这“妖风”背后一定有人支持,立即决定改组团市委,急不可耐地从山西、江苏、济南调来团干部,替换了我们三个人,一下子把我们打翻在地。这是紧接着五月下旬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以后发生在六月初的事情。大字报事件以后,团中央派王X X带工作组进驻团市委机关,舆新调来的三个人在一起,撒开罗网掀起揪“妖风根子”的运动。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下,个别人怀着一种不正常的心态,拚凑了一个所谓“妖风”的“网络图”,交给工作组。于是工作组按照这个“网络图”把我和办公室一位姓宋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妖风根子”,除此,还打了好几个“现行反革命”,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王X X找我谈话,让我交待问题,“挖出黑骨髓”,交出“后台”。我顶住了这个邪门压力,使他一无所获,白费了心机。

  耀邦同志听到这里,舒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真是苦了你们!”接着,他仰起头来,沉稳中含着严肃,开导我说:“运动一来,一搞阶级斗争,有人就容易头脑发热。有些在台上的人,在执行任务中犯错误,伤了好人,也是难免的。品质不好的人另当别论。”

  屋子里沉静了一会儿。

  耀邦同志问到从山西、江苏、济南调来的人的情况时,我如实作了汇报。这些人到任后,见了我们如同陌生人,至今见了面没一句话。一个去市革委任职,一个被江苏造反派揪回去,只剩下济南来的一个。这位老兄脑袋中缺点什么,完全不了解团市委的情况,就支一派压一派,支持一派打了个“反革命复辟集团”。宣传部长王静中同志,在受到无端批斗后被逼自杀,这是位有思想、有才华的人,太可惜了。耀邦同志听了,露出了不胜惋惜的面色。

历史教训

  一次,我在耀邦同志家中,说到“文革”的“清队”问题时,提到团市委机关绝大多数同志年轻、单纯。部长以上的干部,解放前都是十七八岁廿来岁入党的青年人,又经过历次运动的审查,历史清清楚楚。真没想到,一-“清队”,军宣队的代表乱来一气,把这些同志不是打成“叛徒”、“特务”就打成了“国民党”、“三青团”。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城工部没好人”。他们大搞“逼供信”,张冠李戴,简直乱了套。听内蒙来的同志说,“文革”中抓“内人党”,凶得很哩,怀疑谁是谁就是,不承认就打。法西斯的手段也用上了。一位负责同志的的夫人,被怀疑是“内人党”,勒令她躺在板凳上……,终被折磨至死,令人目不忍睹!被打伤打残者很多,内蒙团委书记奥其尔同志的腿被打坏了!……

  耀邦同志听到这里,胸中的烈火燃烧,他实在听不下去了,激愤地说:“真是胡闹,这哪是共产党干的!……让奥其尔同志来北京好好洽伤,要多关心这些同志才是。”沉默了许久,他又回忆起往事,慢慢地对我说:“一九三○年,我十五岁,从家乡赴苏区参加革命,不久就赶上打‘A B团’(AB团的A字,是英文「反」字的第一个字母,即反对的意思。B字代表布尔什维克。AB团是江西省国民党右派一九二七年年初搞的一个反共组织:几个月后解散),头一天还是很好的同志,第二天被怀疑成AB团分子,就被砍了脑壳。不少好同志受冤而死。这种肃反扩大化,起了国民党不能起的作用。当时,我在湘赣省委任儿童局书记,也被怀疑成反革命的AB团 ,准备把我当内奸除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少共中央局的特派员冯文彬来这里视察工作,说:‘把胡耀邦交给我吧,我带回去审查。’文彬同志了解我历史清白,取消了冤案,救了我一命。这件事,对我的一生教育很深。”

  我被耀邦同志的回忆所感染,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喝了口茶,抽起烟来,继续说:“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审干,康生是‘老左’,大搞抢救失足者,夸大敌情,捕风捉影,把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打成叛徒、特务、自首分子;也有一些被审查的人,好面子,不实事求是,为了表示对组织忠诚,填表时在‘社会关系’栏里,把根本和自己无任何联系的亲友,也写成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时延安与国统区隔绝,无法去调查核对,冤枉了一大批好同志。实际上,哪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呀!后来,毛主席派人下去深入调查,总结了经验教训,写了审干的‘九条方针’,纠正了康生的极左的错误。历史的经验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谁违背了它,就使革命受到极大的损失!”

铮铮铁骨

  耀邦同志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酷迫害,他对这些家伙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有一天,我到耀邦同志家中去看望他,只见他肩膀上挂着一副棕套,我问:“耀邦同志,你怎么啦?”他答:“颈椎,肩膀有时作痛,腰也时常疼,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打伤落下的病痛,没什么了不起。”

  那是一九六七年七月间,中央文革的小丑戚本禹,指使车辆厂的造反派搞个批斗会,揪斗团中央的胡耀邦、胡克实和王伟三位书记。团市委的汪家鏐、韩凯、周世贤陪斗(我当时有病幸免,老周替我挨了斗)。大卡车从城 里驶向长辛店,六位同志被逼跪在车板上,双手不准扶物。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手里握着皮带。车到半途,有个大汉竟用宽皮带的铜箍,抽打王伟同志的头,鲜血流在身上。六人下了车,造反派故意寻衅,问胡耀邦:“你是不是三反分子?”耀邦同志答:“我不是,我忠于毛主席!”于是遭到造反派的皮带抽打,拳脚相加,把耀邦同志打倒在地,上衣被打成条状,全身皮肉红肿。即使被打成这样,耀邦同志也不改口。这些造反派如同野兽一样狠毒!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耀邦同志在河南潢川县黄湖干校劳动。其时,团中央不少书记在“检查交待”后,被军代表“解放”了。耀邦同志拒不检查,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军代表火了:“你在‘文革’初期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现在怎么翻供啦?”耀邦同志说:“那个时候嘛,形势看不清楚。我是团中央的一把手,我不承认,别的书记受不了。现在把形势看清楚了,我不但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资派!”那个军代表蛮横地拍桌于,说:“那你说怎么办?”耀邦同志说:“那好办嘛!你们把对我的结论写上,我写上我的意见,一起送中央,请中央定嘛!”材料上报到中央,周总理看到了,立刻把耀邦同志调回北京,不再受军代表的控制。耀邦同志拒不检查,表现了共产党员的硬骨头精神。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后任黑龙江友谊农场干部,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初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倾诉了他多年来积存于心的对“文革”想不通的十多个问题。耀邦同志在十一月十日给他写了三于多字的回信,信中表示,他即使“在台下同样可以为毛主席的路线奋斗”,对杨华所提的问题,“我决定不向任何人反映。”他回答了杨华的问题,勉励他们坚守农垦的岗位,最后说:“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的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时时刻刻要忘却什么,追求什么。”这封信表达了耀邦同志为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精神境界,对那些为个人权势作恶多端的家伙的鄙视和痛恨。

  这封信没有寄到杨华同志手中,却落到造反派、军代表手里,耀邦同志又面临着一场生死搏斗。不过,他这时已被周总理调回北京,他们已管不着耀邦同志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下旬,耀邦同志在停职九年以后,复出担任中国科学院书记兼第一副院长。仅过了四个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又滚滚袭来,矛头直指刚上任的耀邦同志,诬称他拟就的《关於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是三株“大毒草”之一。耀邦同志又被推上了“批判台”。

  这时,我听到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好友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清华的代理人迟群(党委书记)一伙,在清华大学批判原党委书记刘冰,还竭力部署批判《汇报提纲》。此时耀邦同志住进协和医院做手术。一天下午,我去病房看望他。这是个狭小的单人房间,耀邦同志正躺在床上看书。手术得很成功,他的精神很好,解除了我的不安心情。我向老领导进言,眼下形势不正常,清华、北大都放出风,要揭批《汇报提纲》,主要矛头是对着复出的小平同志。我建议他在这非常时期,尽量少说,少表态,减少麻烦。他不赞成我这种态度,提高了嗓音说:“怕什么?恶势力不可怕。按共产党人的原则和党的纪律办事就是了。”他这种高度的革命气节和表裏如一的坦荡胸怀,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我。

  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头头除揪住《汇报提纲》外,还根据团中央筹备组提供的有关耀邦同志的“黑材料”,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几次批判耀邦的万人大会,几个打手押着耀邦同志,给他坐“喷气式”,恶狠狠地质问他:“胡耀邦,你交待:怎样勾结邓小平进行反革命复辟?”耀邦同志沉着地答:“同志们,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造反派头头光火吼起来:“你要具体交待!”耀邦同志还是那三句“同志们,我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气急败坏的造反派,对他拳打脚踢,撕破了他的衣服。耀邦同志仍然挺立着,不说一句话。这样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连造反派也觉得批斗不下去,只得草草地收场。

  耀邦同志铁骨铮铮的革命气概,给一万多与会群众上了一堂革命气节课。

秘密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导演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闹剧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小平同志自复出后,为了挽回‘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全国各行各业相继开展了整顿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由此看到希望,万分拥护。“四人帮”再次玩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掀起“批邓”的重重恶浪。记得有几个无耻的文人,紧跟“四人帮”配合“梁效”、“罗思鼎”等“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不遗余力地参加“批邓”的大合唱。千千万万的人在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

  “四人帮”妄图找到打倒邓小乎的突破口,又把打击目标指向耀邦同志。他们在批斗xX部原领导X X X时,施行逼供信和“疲劳轰炸”,逼问他“小兔尾巴(指四人帮一长不了)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不是听胡耀邦说的?”专案组有人传出消息,X XX在极度困乏的情况下,对这个疑点,有些吐露了。此入原为团的一位干部。当我得到这个信息时,真为耀邦同志的安全担忧。当天夜里十一点多钟骑自行车来到谢泰万同志家,我们一起找到耀邦同志家,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耀邦同志的儿子刘湖。刘说,爸爸正在王洪文办 的中央学习班,不让回家。妈妈参加市里的会,住在前门饭店。我们请刘湖打电话把李昭同志叫回来。她说,耀邦在学习班里,平时不让回家。我们说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还是让耀邦请假回来,对他说,“小兔子尾巴”的事,不管说没说,都不能承认。以后,在“四人帮”的爪牙追问下,耀邦同志又一次坚决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压力。

  两天以后,从X X部传来消息,X X X向专案组翻了供,专案组无计可施,不得不罢手了事。

  耀邦同志不愧为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水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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