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从耀邦的悔痛谈..
·有感于胡耀邦“..
·坚持反对个人崇..
·胡耀邦为一篇杂..
·肖芸:一封信改..
·壮心难酬忧国运..
·胡耀邦同志和中..
·铁骨铮铮的共产..
·决不能抹煞耀邦..
 
 
·永不磨灭的光辉
·有感于胡耀邦“..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胡耀邦同志诞辰91周年特辑 >> 评价耀邦
壮心难酬忧国运 百篇诗尽有愁声
作者:陈维仁      时间:2007-03-16   来源:
 

  本文初成于一九九○年春,原为缅怀耀邦同志逝世一周年而作。没想到一直未能发表,“冬眠”了多年。现再次修改后作为《难忘岁月》的续篇,倒真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了。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九年春匆匆离去,他的风范永存。一代风流人物的杰出代表、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国北宋政治家、改革家范仲淹的名言,历代不知有多少人当做“座右铭”,用以自勉,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范公的这两句话,耀邦同志确实做到了,并堪称楷模。他去世了,他那朴实无华的赤子之心,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矢志为人民谋幸福的心愿,形成了他“壮心忧国”的高风亮节留给后来人。

  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辞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兼职后,比之前五年,他同学工人员的接触的确少了些,但他心系党校的一切,特别关心她的教学改革。事隔两年半之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厅,他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单独接见法学研究班学员。像拉家常一样,他仍然亲切地向学员们通报了党中央将向全党发布的一个重大决定说:“中央要下大决心纠正改革中的两股不正之风。”学员们深受鼓舞,认为这是总书记对他们的最大信赖。

  这天,恰好是耀邦同志的生日,他已满六十九岁。明年他将进入人们通常说的“不逾矩”的“古稀”之年了。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春天与他结识,当时只知他一九一五年出生,但一直不知道具体生日是哪一天。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这天下午,我和蒋南翔第一副校长等几位校领导人随本校法学研究班的一百多位学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耀邦总书记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学员自己直接向耀邦同志提出的要求,不是学校出面组织的。耀邦以总书记但又是党校老领导的身份同学员接触,亲切而随和。

  这一天,他身着平时穿的一套深蓝色的旧西装,不系领带,兴致勃勃地来到会议厅见大家。无须校领导作介绍,就座后他第一句话就问大家:“你们要我讲点什么?”学员们都有点拘束,互相交换眼色,谁也不好吭声。南翔同志因路上塞车,接见已开始纔匆匆赶到会场。为了缓和一下过于严肃的现场空气,我说:“耀邦同志,他们都是来党校学法律的,准备回到各省党校担任法学教师,您愿讲点什么就讲点什么吧!”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同意我的建议。耀邦摆了摆手,笑着说:“哎,那不成了‘信口开河’了吗!”全场响起了欢快的笑声和掌声。同志们的拘束感全没有了。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第一批整党工作,耀邦同志讲话的着重点当然是党风问题。他是紧紧围绕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这个中心议题讲党风的。他批评党风不正的现象,特别着重指出:“现在有两股不正之风”:一是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一是经济方面违法乱纪,钻改革的空子。他要大家先给各地党委负责同志捎个话回去说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最近就要下发一个文件,要各地认真对待。他说“这些歪风,如不及早制止,会迅速蔓延,对改革开放很不利,不抓这种问题,群众很不满意,最终损害党的形象。”

  耀邦同志在讲话中批评是很严厉的。

  接见前一个月,九月份中央刚发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性文件,全国已在开始学习,准备贯彻执行。这是党和国家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所以,耀邦同志的讲话首先就从中央的《决定》讲起。他说,中央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小平同志要求三年内搞出个眉目。耀邦同志说,从现在起到一九八七年九月,那时正好召开十三大。到那时,我们的改革是成功还是要重来,现在讲不清楚,需要全党上下同心同德,精心指导,扎实工作。他说,只要我们指导方针不出大偏差,改革成功了,经济实现翻两番,那时,建设四化强国就有了保证。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接着他讲《决定》有十条内容,虽然写了一万七千字,不算很短,但毕竟不完善,还有许多空子可钻。上个星期书记处会议上议论了这个问题,要密切注意少数思想不健康的人钻我们经济改革的空子,趁机搞歪门邪道。你们就要毕业回到各地去了,我请你们先捎个话回去,告诉党委,对钻空子搞不正之风的人,要提高警惕,坚决制止、纠正;特别对已经露了苗头的歪门邪道,如果任其盛行,就必然损害、干扰经改,败坏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声誉,最终会推迟我们改革的进程。

  耀邦同志讲的“钻空子”的歪门邪道,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他说,一是有些党政机关部门,甚至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借改革、搞活经济之名,套购国家紧缺物资,倒买倒卖,搞“皮包公司”。有的人指使自己的子女出面,去请首长批个条,搞一些紧缺物资如钢材、水泥、汽车等,他们一倒手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牟取暴利。弄到钱,他们就胡乱挥霍、私分、做西装,乱发财物,还美其名日“搞活经济”、“改善职工生活”等等。他说,有些政府和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干这种事胆子可大呢!再加两种人:一是退居二线的某些老同志,他的老部下找上门,向他们提出要求,不管合不合理,他都说:逗好办嘛!”别人办不成的事,他办了。再就是某些毛病比较多,活动能力强的高干子女。几种人一结合,倒买倒卖之风就刮得很厉害。耀邦同志说,刮这股歪风的人,完全是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不惜损害党,损害改革的名誉。

  耀邦同志还很严厉地批评钻改革空子的另一股歪风。主要是指有些企业单位,不是认真下功夫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搞改革,比如说,他们不去认真研究、改进企业管理,革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把企业搞活,而是靠投机取巧乱涨价牟利等等。他还批评我们有些服务行业也是这样,乱收费,乱涨价,但不注意改进服务态度和经营方法。

  耀邦同志对在人民群众中早已反映强烈的这两股不正之风,非常了解,列举了许多他到各地考察了解到的例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对这两股改革中出现的歪风,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说中央很快就要下发一个重要文件,凡是在倒买倒卖、胡乱涨价中犯下错误而不改,继续搞歪门邪道的人,都要追究责任,有的要撤职,要给处分。他说,先请你们回去向党委汇报一下中央的精神,打个招呼,要他们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注意严于律己。他说,我们的负责干部是干什么的?党章规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大家都要同中央一道,共同来把国家搞富强,为人民生活富裕做贡献。

  耀邦同志讲完要制止不正之风后,接着就侧重讲了整党中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要端正干部作风。他深情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再过一个月就六年了,六年来全国形势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好转,全世界都承认这一点。他说,世界五大洲的人,想来我们这里参观访问的,想来同我们做生意的,一天一天多起来。当然,我们有些事还做得不够好,不尽如人意,还要加倍努力。他讲,最近,我和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他们都赞扬我们,认为我们这五六年变化之大、之好,是解放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他对比了现在和过去,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反差,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话、做的事符合国情。加之还有一批老同志老革命家掌舵,出主意,坐阵,他们的话大家都听。他说,以前,特别六十年代,就不是那样,那时中央掌舵的人,讲的话常常不符合实际,决策错误,所以“文革”搞成那个样子。现在,符合实际了,路线对头了,大家就要好好干;不好好干,照样不行。

  耀邦同志说,干部作风中,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绝不要再搞过去那种“左”的东西,不要搞老框框。讲到党员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时,他批评了下边有相当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不注意实事求是的现象;特别是讲了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列举了一些由于调查研究不够致使许多事可以办好而办不好,甚至办坏的例子。他说,上边不深入调查研究,下边就弄虚作假,下边作假报告骗取荣誉,你就发现不了,不批评,还加以表扬。有些基层干部多少年来搞惯这一套,你不调查,官僚主义,就容易上当受骗;下边有了冤假错案,歪风邪气很多,你也发现不了,长此以往,坏风气不但不减少,还增加了,群众就意见很大,就会对我们的党不信任。这些年来,冤假错案,比过去虽然少了些,但还是有啊,你不去调查研究,怎么去改正,去减少!

  耀邦同志又说,我们有两千多万干部,总体上当然还是不错的。但一般说都有两个不够:一是他们的现代知识不够,社会科学知识也不够;二是实际知识也不够。不够怎么办?学习哏!他说,我和你们一样,和大家一样都要加紧学习,弥补两个方面的不足,一边增加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增加感性的东西,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他说,你们回去到党校教书,我要呼吁一下,你们一要钻研科学,二要深入实际钻研实际问题,不要只钻一面。党校系统的教师也要有一定时间到下面去考察,可以轮换,形成制度。在党校搞久了的,最好到下边去挂个职,比如当当宣传部长,地、县委书记之类,增加一些感性知识和基层工作领导经验,然后再上来教书。

  最后,耀邦同志勉励大家,要争当跨世纪的建功立业的优秀人物。他问了问学员的平均年龄说,你们完全有资格成为这样的人物,要加紧学习,努力奋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小看自己。他风趣地说,你们现在正年富力强,有什么问题叫你发愁,解决不了呢?无非是三个:第一,也许工作岗位不太理想;第二,工资低一点;第三,也许家庭也不十分美满……(会场活跃,笑声)这算什么问题呢?大家要把眼光放远。毛主席不是说过:“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话吗?我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前景是相当美好的,不要碰到点坎坷就愁眉苦脸的,更不要像“文革”有的人想不开(用手比划抹脖子),这么一下子呜呼哀哉了(一片欢快的笑声)。他们没想到再熬几年,情况不是就变了嘛!我请大家放眼量,多想祖国美好的前程,想想自己应当肩负的重任。

  耀邦同志的讲话持续一个多小时。他讲最后一句话时,边讲边站起来向大家摆手,表示他要告辞了:“今天就讲两件事”(指纠正两股不正之风,端正党风和改进干部作风)。你们回到家放下行装,把笔记本一掏,就到党委找书记去汇报。

  大家也跟着总书记起立,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的讲话和嘱托,随即争先恐后,兴致勃勃地跟在耀邦同志后边一起走出接见会议大厅。

  这次接见学员,别开生面,是学员自己写信要求的,耀邦同志办公室直接通知接见时间和地点。会上没有主持人,毋须主席宣布开会、散会这一套。更没有新闻单位的新闻、电视摄影记者。因此,也没有会议讲话的正式记录。

  学员们要求同耀邦同志照像,他欣然同意。由于他这次接见很随便,一无记者,二无摄影师,只好由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同志用自己的小照像机代劳。由于人多,怀仁堂门口一次照站不开,分四次纔照完。耀邦同志当大家的面关照秘书,让送每人一张留念,同志们热烈鼓掌致谢。这些彩照(当时彩照还不太普遍),尽管曝光不太理想,但每个人还都照得很清晰,绝大多数同志是生平第一次和中央的高层领导同志合影,认为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小小一张照片记下了和总书记、老校长的一段缘份。

  这一天,耀邦同志兴致很高,情绪十分好。这个时期正是全国的改革事业方与未艾,进入高峰期。
照完像,耀邦同志起身摆手向大家告辞。李秘书这时纔悄悄告诉我说:“今天是耀邦同志的生日,他和党校同志见面后要回家去,儿孙们都在等他吃寿面,为他祝寿呢!”这对我真是个“新闻”,怪他为啥不早说,我好告诉学员,大家能当面向耀邦同志祝他生日愉快,会感到多么的高兴!

  前年,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耀邦同志七十三岁生日时,我还在滇西丽江专区的永胜县,同我阔别四十二年从未见过面的四弟一家团聚。不久之后,我们又一道回家祝贺年近九旬,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的生日。当时,我还特地发电报到北京,祝已闲居家中的老首长耀邦同志长寿。说实在的,如果当时他还在台上,不用说发电报,连十一月二十日是什么日子也会忘记了。

  现在,把时间推前两年讲另一话题。一九八二年盛夏,耀邦同志住在玉泉山。那时离召开十二大还有几个月。夏日炎炎,他没去北戴河海滨,当然也不是在这里休息,而是在思考我们党在完成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转折之后,如何把这次党的历史性重要会议开好,如何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胸中装着的就是这些大问题。一天下午,我在原来的秘书办公室看书,接到玉泉山来的电话,告诉我耀邦同志要到党校大院看看,车已开出,嘱我不要惊动任何校领导,只由我陪他转转就行了。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前院,耀邦同志轻车简从,已进了西校门,漫步在林荫道上了。我迎了上去,他说:“没有别的事,来散散步。你不是讲,你们的校园(第一次用你们的)绿化不错吗?我来看看。”说罢,我就带他从陈列馆由南往北走。这天,天气阴沉,学员刚放暑假,大院里很冷清,一路上行人稀少,偶尔碰上一两个同志,他们都主动跑过来向老校长握手问好。我们边走边谈,沿着大礼堂两侧和人工湖一带校园重点绿化区绕一圈,边走边看,历时将近一小时。转到礼堂东侧,因天气变化,落了小雨,他就上车离去了。

  此时,耀邦同志不再兼管党校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他关心党校的一切,包括校园绿化。我们陪他在院里转,他顺便询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能叫出名字的老同志,提到好几位,问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当告诉他范若愚同志生病,成老《仿吾》的身体也不如他住校时那么好了。他关切地说,你们要注意照顾好这些老同志。他看到家属区新建起一片五层楼的新宿舍很高兴,顺便问部队占用的房子都退给党校了吗?我告诉他早已退完了。他还问东校门外那套院(指西宫所),现在分给谁住?我告诉他,现在还空着没人住。他说:“怎么让它空着!让文彬同志搬去住,不是很好吗?文彬那个住房太挤了。”我告诉他说,那地方单门独院,房子问数不少但质量差,领导同志去住就要大修,钱少了不行,花大笔钱修好,谁去住都会遭非议,说是“特殊化”。文彬同志也是怕这种议论,让他去他也不会去的。时间没有过多久,文彬同志离开副校长岗位,连家都搬出党校大院了。谈到党校大院的绿化,文彬同志很费了一番心思和精力。耀邦同志来看时,只搞完一小部分,所以他看后没有多赞扬。只说:“搞得也不怎么样嘛!”要我们继续搞完,搞得更好些。耀邦同志临上车,我们和他握手告别时,还向他解释了几句,让他过些时有空再来看看,他也答应会常来的。

  耀邦同志是亲自领导大家把党校从十年动乱遭到大破坏的废墟上恢复和重建起来的。复校初期,他食住都在党校,日日夜夜辛勤工作,和同志们在一起,长达十个月之久。后来中央委他重任,先是中组部部长,以后是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直到党的主席、总书记。虽然他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还一直关心党校的情况;只是任组织部长以后,为重整干部队伍、平反冤假错案,呕心沥血,工作实在太多了,平时纔顾不上多到党校大院来。但在一九八二年以前,他公务再忙每年总要有一两次同学工人员见面讲话的,这也是他自己立下的“规矩”。

  可是,耀邦同志自一九八二年到党校看绿化以后,一去三年有余,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纔又应邀来校作了一次报告。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来中央党校大院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是党校实行正规化培训年轻干部的第一期学员结业。党校把这次结业,当成一次很大的事业办。此时王震校长正在国外考察。南翔同志很早就嘱咐我向耀邦同志提个要求,希望他届时一定抽空来讲一次话。他答应了。这一天全校像过节一般,作好了一切准备,迎候老校长——耀邦总书记的到来。按预定计划,安排比较正规,先分别同全体毕业学员、在校其它学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然后到礼堂作报告。

  应邀前来参加这次毕业典礼大会的,还有乔石等七八位中央领导同志。

  耀邦同志同大家照完像,我们随他往礼堂走。同志们一路兴高采烈拥来向他鼓掌致意,边走,我悄悄地对他讲:“耀邦同志,你已经三年没有进党校这个大院了。”意思是说,大家这样热情欢迎你,希望你以后常来。他对此表示理解。

  这次隆重的毕业典礼,大会由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同志亲自主持。南翔同志深情地说:“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早就盼望在离校前能见到耀邦同志。大家盼望耀邦同志来校讲话已经很久很久了。”

  接着,耀邦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他的长篇讲话。在开场白中,他说:“维仁同志刚才对我讲,我已经三年没来党校了。其实,这不公道。没来大院是真的,但在大会堂,怀仁堂,我还接见过几次学员嘛!”耀邦同志说,他今天想就当前工作中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四个问题,“讲点个人意见”。四个问题是:(一)如何观察形势;(二)如何宣传理想;(三)如何加强纪律;(四)如何改进作风。

  耀邦同志作为全党的总书记作的这篇讲话,内容丰富,高屋建瓴。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分析了摆在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的许多尖锐问题,提醒全党注意。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及时加以解决,特别是关于加强纪律和改进作风的问题,讲时情绪很激动。在报告中再次表现出对一些违法乱纪和党内的不正之风的深恶痛绝,不时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挥动手臂。他说:二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坚强的纪律不行。所谓有纪律,就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就不准那样做;谁做丁不准做的事,就查到底,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二全场听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他的观点。

  他明确地说:“要坚决打击两种人:一是经济犯罪分子,一是其它刑事犯罪分子。前几年打击了两次,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有机会就冒出来。刑事大案没有减少,经济犯罪的件数和规模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有些地方、部门对经济犯罪和其它刑事犯罪,党内不管,甚至还包庇。”对此,他举了一些突出的例子。

  耀邦同志还提出:“有些领导干部,他那里出了一些严重违反纪律的事,还往往不讲,直到上面派人去查,他又强调什么客观困难,甚至责怪现在的年轻人怎样不好。可是,我们要问,你有没有责任?你们领导层内有没有违法乱纪和其它腐败的东西?国家是党领导的,你那个地方和部门也是党领导的,出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应当查领导嘛,”耀邦同志说,古人有个经验之谈,不可忘记,叫做:“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讲到这襄,会场热烈地长时间地鼓掌。)如果领导上搞亲疏关系,下边就会闹派性;领导上讲情面,下边就会搞对策,践踏原则;领导上搞特殊,下边就会搞严重的违法乱纪;领导机关不努力工作,下边就会自由散漫。所以,领导干部如果不以身作则,你批评人家,自己腰杆子就不硬!

  耀邦同志的讲话中,类似这样语重心长的批评和教诲,铿锵有力,字字句句掷地有声,义正辞严,不断激起一阵阵赞同的热烈掌声。他列举的许多典型事例,我就不想多讲了。

  听过这次讲话的人,除了校本部全体教职员工外,还有三个校外分部的学员,估计至少有五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前进,不能说五千听众都不会忘记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在他逝世前三年留下的这篇珍贵遗嘱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这篇讲话,绝对符合他的身份,是完全符合党心、民心的。可是,仅只在这个讲话一年之后,就有人非议耀邦同志,讽刺他“爱作报告乱讲话”,这是有欠公允的。这种所谓“乱讲话”的指责,是否也包括在党校留下的这篇遣言,我说不清楚。但我想,当年的五千听众,是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当时一阵阵长时间的震撼着礼堂大厅的热烈鼓掌声就是最好的评价。

  在我们党内,肯这样“乱讲话”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我只想指出一点,遣憾的是,这篇重要讲话中提出和予以严厉批评的一些问题和现象,直到他去世,时间过了四五年,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和有效扼制。有些耀邦同志严重提出警告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减少,还进一步恶性发展,“两股不正之风气变成了”四股”“六股”,甚至更多,在台上手中握住“权力”的人似乎对它们束手无策,造就不能不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使党和政府的威望下降!这到底是为什么?难怪耀邦同志在他离开总书记的职位后,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忡仲。他去世后,他生前批评过的那些现象怎么样呢,少了吗?他批评不对吗?

  耀邦同志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在党校的这篇讲话,他说是“个人意见”,所以就始终没有被当作一回事认真宣传。

  这篇“七·一五”讲话之所以不同一般,是因为它内容特别重要而系统,是以总书记的身份来党校讲的,正如他所说,是“当前工作中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全国形势的大政方针问题。讲完后,我们随即认真整理出来印发给全体听众,还征得他同意全文刊登在一九八五年的《党校年鉴》上,作为一篇重要文献保存下来了。党校还保存有这次讲话的录音,没有因为一九八八年四月那场烧大礼堂的火把它毁了,这是万幸。当那场大火之后,我找到这份报告录音,不禁想起《资治通鉴》中的一个生动故事:某君看到邻居家把一堆干柴放在灶房的烟囱口外,他好心地建议邻居“曲突徙薪气以免发生火灾。邻居非但不理睬,反说他是多管闲事。后来,邻居家果然失了火,烧了宅院。周围的人赶来救火,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主人为了感谢救火者,杀猪宰羊请那些被烧成重伤的人坐了上席,却恰恰没想到事先建议改烟囱、搬开柴草堆的那位“多管闲事者”。历史家风趣地留下名言:“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这多么发人深思!

  耀邦同志革命的一生,可以说都在为党的建设奋鬬。他担任过的所有职务和所做的工作,几乎都同党的建设分不开。他向干部、群众讲话,作报告,几乎从不远离这个主题。他不论是正面讲道理,还是批评某些坏人坏事,都是实事求是,从不说空话、套话,更没有假话。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党的领袖人物和老革命家恭恭敬敬,对人民群众满腔热情。他为人宽厚,思想敏锐而开明,他同各种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共同语言。“文革”十年浩劫结束后,他是我们党“十年开拓振雄风”的重大历史转折年代最有声望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无私无畏。在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期间,他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路线、政策、思想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的身体力行的重要人物。以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真心真意呼吁并积极提倡全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对思想政治问题,重在疏导,不能用“堵”用“压”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认为,那样做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产生反效果。他还提倡全党都要重视经济工作,研究经济问题。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都要围绕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中心进行,不可以搞“两张皮”;否则,反会妨碍经济改革和建设的发展、深入。耀邦同志这些思路和主张,都始终贯串在他的讲话中,是人所共知的。他的这些思想主张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和赞许,因而使他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不是偶然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耀邦同志在怀仁堂接见法学研究班学员,我任党校副校长做南翔同志助手只有三个月时间,在接见完了从会议厅往外走时,他问我:“你还有什么事要说吗?”那时,我踫到的新问题多如牛毛。但毕竟事情刚刚开始,我只好讲“没事”。

  一九八六年初,南翔同志突然病倒,我的工作真的开始更难做了。有同志曾鼓励我,有些问题让我直接向耀邦同志去反映。我想来想去,不去为好。所以,当了副校长,和耀邦同志见面的机会比过去少多了。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是列席代表,在闭幕大会上亲自听到党的高层领导,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那个重要决议中要不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写到里边去的争论。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深为党内民主大有希望而高兴。回校后,向全校师生传达大会精神,事先我没有听到哪位同志关照过,不准传达有关那个争议的内容,大会也没有发统一的传达文件,所以这个“争论气我在党校传达时是向大家讲了的,只是没有讲张三、李四怎么讲的。

  没过多久,一些大城市出现大学生上街游行,提出一些要求民主、自由的口号,有的人借此还鼓吹“全盘西化”等等。确实出现一股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学潮开始只限于少数几个城市的大学,后来逐渐蔓延开来。为什么会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事后有人居然把原因归结为总书记不让传达六中全会闭幕大会的“争议”内容和最后结论,说他反对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词保留在文件中,以致不让传达闭幕式上的“争论”。此话不知从何说起,至少在党校我是传达了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由于“自由化”思潮引发学生游行未能及时被制止,导致胡耀邦总书记辞职。当时,我们这些人,由于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对这种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突然变动,很不理解,对于随之而来要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鬬争也不是很理解,担心影响改革事业的进程。当时,我还在我们的校委扩大会议上明确地讲过三点意见:一是不要把要求同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强调政治纪律,误认为就是要搞过去那种整人的政治运动。中央已三令五申不再搞“运动”,谁再搞政治运动不得人心。二是不管反对什么错误倾向,都不能妨碍和损害改革大业,我们的国家最中心的任务还是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促进四化建设,不能二窝蜂”地不从实际出发乱反一气。三是不能否定三中全会以来是最好的时期,不能因为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就否定改革以来的成绩。党校也是这样,同全国其它战线一样,复校十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后来,我这番发言,也被认为是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鬬争旗帜不鲜明,甚至有“抵触情绪”。连我们暑假休息到外地开个工作会议,提出准备纪念复校十周年,也被认为是我要为什么人“树碑立传”。学校搞周年庆祝活动的大有人在,许许多多学校都在搞,惟独党校不行,为啥?

  耀邦总书记辞职不久,党校再次换了新校长。当时,我正率一个中央党校代表团去民主德国访问,民德的党中央和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对我国的改革大局和新近国内形势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对我们十分热情,希望中德两党和两个中央党校的友谊不断加深和发展。我们访问回来,学校即面临正规化改革之后的又一次新的“改革”。这场新“改革”,新就新在矛头对着党校十年的拨乱反正成果,特别是后五年的“党校教育正规化”改革。正规化改革的“始作俑者”是教育家第一副校长蒋南翔同志。当时,他正患病住院,新“改革”始于胡耀邦下台后到十三大前后达到高潮。实际上,在党校教育史上,这是一场“闹剧”,一个可悲的“插曲”。校内“反正规化”和社会上“反自由化”原是两码事,深究起来二者又并非全不相干,二者前为因后为果,配合默契,异曲同工,都有在党校消除胡耀邦某种影响的作用。

  你不信吗?不妨举个例。十三大前几个月,一向在党校声望极高的老领导耀邦同志在学工人员中都是有口皆碑的,但这一段,由于来自领导人的“引导”和社会的影响,也有少数人说三道四了。我个人亲耳听到的出自某些领导人口中的对耀邦个人的指责就不知多少次。比如,说他去西藏把干部的思想搞乱,说他“信口开河”“乱讲话”;甚至到上海视察工作拜访过文学大师巴金老人都成了问题,并且还怀疑这是有人通风报信,人家纔故意去安抚。因为这位领导当时曾在大礼堂讲话点名批评巴老搞“自由化”。

  后来,有人公开大反正规化,本来这位不满胡耀邦的领导是理应站出来为南翔同志说句公道话的,但他却没有过问过。

  开完十三大,党校新校长的新“改革”方案第一个抢先送给了新上任的总书记,并写了亲笔信,促他在新的政治局首次会议上“批准”。这是多么大的气派!

  十三大召开前,风传雷厉风行来“改革”党校的新校长,可能进政治局,所以在党校他的倒行逆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制,相反推波助澜的还大有人在。那时,南翔同志病情恶化,已无力为自己申辩,于是请人帮忙收集了他有关在党校指导正规化改革的言论,编了本小册子定名《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与实践》。小册子编好了,但不准在党校出版社印行。可以想见,这位新校长多么有恃无恐,根本不把资深的教育家南翔同志放在眼里,是有什么人物给他撑腰,不是再清楚不过吗?

  开十三天,会上出现一些好兆头,党内民主有所发扬,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概念。公道自在人心,大会上耀邦同志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时非议之辞有所收敛,许多同志为大会一些新的精神和决策所鼓舞,觉得改革前景还是光明的,一扫前一时期沉闷压抑的气氛,党的形象也有所改善。党校很多同志私下议论,耀邦同志留在中央,可否还让他分管一下党校。因为他曾经对党校有过很大贡献,原来又是老领导。他自己对这方面也很有兴趣。此种想法,在党校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只是人们的设想太过于天真了。

  耀邦同志下来后,深居简出,听说每天在家读书,也不愿同外界接触。那时,我还继续工作着,闲言淡语很多,更不便去看望他。直到十三大以后,听说他开始在家接待老战友、老熟人了。我纔下决心去看看他。

  一九八七年一月以前,耀邦同志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他踏遍青山人不老,心系“老少边穷”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什么地方艰苦,他就到什么地方去,走了全国一千多个县。一九八○年五月,他刚被选为党的总书记,首先就去西藏考察。那时,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身边工作人员,在党校的“联络员气被允随同他一道踏上那块海拔极高的神秘土地。这是我随他出访外地仅有的一次。我感到这次经历十分难忘,回来后曾写过一篇《西藏考察侧记》,浮光掠影记录下了那次经历的片断,发表在《理论动态》第二一七期,曾被国内外刊物转载。时间过去了九年,贫穷落后的西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深切关怀着并亲自前往视察过西藏,矢志要领导人民“治穷”“致富”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却长眠地下了。

  一九八七年一月以后,我知道耀邦同志也曾偶尔外出陆续走过一些地方,可是他苍老多了,步履不那么轻快矫健了。他到外地,不是去考察民情,而是去养病。听说他每到一地,当地领导看望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出来休息的,你们也不要向我汇报工作,中央没有给我这方面的任务。”同志们都理解他,于是他就住下来,自己安排一个很有规律的“休息”计划。实际上,他在沉思,继续思考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思考改革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他一如既往地在苦读。他喜欢读书,什么书都读,也包括读一些有关古典诗词方面的书。他还每天坚持利用废报纸练习写大字。他相信“练字”是气功,有利于身心健康。他还照旧每天散步,注意锻炼身体,但已不是一天一万步,走不了那么远了。在烟台,听他讲过,每天走六千步还很费劲,中间要休息几次纔行。

  他还做点什么呢?对了,有同志告诉我,他还保留着老习惯,打打“桥牌气每周都有一两次,好象一门“必修课”。这些也许就是他的“休息”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底到九月中旬,我离开党校领导职位后,再次去烟台。没想到耀邦同志正在那里疗养,于是我们还在京城外有了这次巧遇。这是他辞去总书记后,我第二次见到他,真正是“碧海秋昊又相逢”。

  第一次见面在半年以前,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三日下午,那是春节前夕到他家里去。他从原来的富强胡同搬家以后,我还没有到他的新住所去过。这一天我约上梁金泉同志一道,事先没通报就闯进去了,正好没有别的客人。他听说我们来了,高兴地从书房走出来迎我们。因为高兴,他还是那样步履轻快,动作敏捷,一边同我们握手,一边指着我说:“啊!老陈,你身体还不错嘛!胖了!”我说:“是增加了几公斤,徒增重量不是好兆头啊!”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专门带照像机,还想同耀邦同志照几张相。他欣然同意,要我们随他到前厅宽敞的会议室里。坐下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我们你一句我一句天南地北地随便交谈起来。交谈中,李汉平秘圭暑币我们拍照,还指挥我们几次互换座位。

  那次在家里的交谈,有这样几个话题,印象较深。

  耀邦同志问我,“你那个副校长还当吗?”我说,“还当着,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了,年纪大了嘛!”他又问,“你有六十了吗?”“早过了,都快六十四了!”李秘书插话,“党校的事难办,工作也有很多难处。”耀邦同志沉默不语,淡淡一笑,说:“我也听说一点。”后来我知道,是我参加“十三大”时在小组会上有个插曲,他从别人口里得知了。他问南翔同志的病可有好转,我告他非但没有好转,还添了新病,情况恶化了。当他得知南翔病转癌症,加上心情很不舒畅,很惋惜。他说:“南翔这个同志,建国以后对教育是在行的,搞了几十年了,是有经验的,有贡献的,至于他的教育思想,有的我虽不完全赞同,但这个同志政治上是很坚强的,是在‘文革’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的好同志。”话题中还谈到艾思奇,耀邦同志说,“他是你的老乡吧?他的《大众哲学》很有影响。人都死了那么久,你们党校就不要批评他了嘛!”

  一九八七年初,他从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他,很多熟识的同志碰到一起闲谈,都关心他的健康。一年多来,我因工作关系到过许多省、市,不知有多少同志向我打听耀邦同志的近况,除了健康,还关心他分管什么工作。可惜在这次看到他之前,对有关他的询问,我讲不清,也答不上来。我这次去看他,主要也就是想看看他身体可好,顺便转达许多同志对他的问候。

  耀邦同志很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当我们详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劝他多到外边散散心时,他有几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许多事涉及我个人的,我是完全放得下,想得开的,没有什么包袱可背。我主要是焦心,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现在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今后怎么办?”

  李秘书出于对老首长的关心,在旁插了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嗨!耀邦同志,我说你还管那么多?那些事情有人管,你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把身体调理好要紧。”我们想到一起了。可是,耀邦同志一声叹息,回答却是:“哎!不能那么讲,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嘛!”

  “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嘛!”这句普普通通的话,表明耀邦毕竟还是耀邦啊!

  一年多来,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耀邦同志这位共产党员的为人处事和历史功过, 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感觉,以图找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答案。他这位党的“总书记”是真的“不称职”吗?广大的干部、群众都对他印象很好,可偏偏有人不怎么喜欢他。我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对马克思的一句评语:“他生前可能有很多敌人,但个人的仇敌,是一个也没有的。”耀邦同志也是这样,他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毕生从无害人之心,但也无防人之心。这“无防人之心”也许正是他优良品德中的一个缺陷。

  他突然去世那天,我中午纔得知消息,赶到他家,李秘书向我详细讲了老首长从得病到逝世的经过。讲完后他感慨地说:“耀邦同志自从得了这个病(心肌梗死),我就担心他这条老命迟早要送在这个病上。有位老同志说的对:耀邦这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得,就是不能得这种病。这病和他的性格太不对路了,一他躺不下,安静不下来;二他总想问题,忧国忧民!物价涨他忧心,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他不知生了多少气。生气吧,他又不像有的人发阵牢骚拉倒。他不发牢骚,压在心里,心情压抑太久了。所以,我说耀邦同志是憋气憋死的。”

  这话可谓对他知之甚深!耀邦同志“壮心忧国”的高尚品德,李秘书这段话表达得十分贴切。

  金泉同志我们俩去之前就约好,这次见他一定要劝他多出去走走,不要老把自己关在家里。这样下去健康的人也会“蜗”出病来的。

  我们向他讲了希望他像往常一样,还是多接触一下外界。他没有意见,说:“我不是放不下‘架子’,不肯外出见人。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架子’,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文革’靠边站时,从干校回来,我还不是大街小巷随便到外边去遛达。可现在和过去不同啊!不管怎么讲,我还是个‘前总书记’嘛,随便乱跑不行,不方便啊,”

  我们很理解他的意思。我插话说,“我的老家云南,您不是去过多次吗?那里的冬天气候很好,特别是昆明,您到那里休息去。省里的同志包括普通老百姓都认识您,他们非常欢迎。昆明附近的地方还有个温泉,对于治您的腿病可能有好处。为接待西哈努克修了个别墅,终年大部分时间空着二

  他专心听着,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听完后,他只说,云南他还有两个专区没去过,似乎并不反对去那里休息。这次谈话后,记得我曾经两次亲自同省里几位领导同志讲过,如他们有机会来京见耀邦同志,不妨当面邀请他一下。他们都非常同意,据我所知省里有的同志已这样做过。

  一个月之后,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准备到昆明去参加我的母校——西南联大校庆五十周年活动,顺便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之前,我专门又去他家里看望他一次。去辞行,同时也想再次“鼓动”他去昆明疗养。因为一个多月前,我们刚在烟台见过面,作过多次长谈,要说的话不多了。我只呆了十多分钟,因为还有别的客人,顺便送给他两本书:一本《大国的兴衰》,一本字帖《中国历代帝王墨迹选》,就告辞了。这次最叫我高兴的是得知他已决定不久去湖南转广西过元旦,以后再去昆明过春节。

  重述一下我和耀邦在烟台的巧遇,这年夏天即一个多月前,我已不再当那个副校长。为了调整一下退居三一线”的生活方式,我承揽了一点“文字活”背到外地去完成。先是去北京郊区怀柔,那里环境不适于工作,于是改变主意去山东。八月下旬到了济南,纔听山东省委党校老朋友讲,耀邦同志在烟台。我喜出望外,但愿他老人家还未离开。八月二十八日下午我赶到,得知他住在东山,最近还不会走。我请市里的领导姜代晓同志替我转达我想去看他,结果很快得到答复,让我明天上午就去。

  我到烟台,市里给找了一个十分幽静的住处:林业部一所新建尚未最后完工的“研究中心”,实际是一座海滨休养所。我的居室打开窗户,就是一片辽阔的大海,白浪滔天。夜间,很有节奏的涛声,令人陶醉。“中心”周围还是农村模样,只有一条沿着海滨向市里延伸的柏油马路,来往车辆也不多。从此地出发去耀邦同志下榻的东山宾馆,乘汽车用不了五分钟。所以,这个环境实在太理想了。我在这里一住半个月,这是我几十年来忙忙碌碌从未领略过的一次“清闲”生活。过去,这样的悠闲日子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在烟台与耀邦同志相处的半个多月,过得很惬意。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难忘和可贵,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次巧遇,以为今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遇的。

  在东山首次见耀邦是二十九日上午九时许。我们驱车赶到东山宾馆,一通名,门卫就热情招呼我们把车直接开进去,指点我们怎么走,去几号楼。同上次见面相隔半年,但我感到他显得有些苍老,也消瘦多了。也许是因为夏天穿衣服少!后来一问,纔知他每天都要用几个钟头由保健医生给他治腿上的病。他已来烟台很长时间了, 一直住在这里,哪儿也没去过。从谈话中得知,这几个月,外边包括北京的事,他似乎知之不多,所以我同他谈到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很感兴趣。我谈了党校几年来改革中的风风雨雨,谈了北京发生抢购风,还较为具体地谈了我这几年的工作,以及前两个月到广西、河南等地的所见所闻。总之,可喜可忧的事都有,也有些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的事。

  交谈中,出于关心,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给了许多有益的指导和教诲。

  谈到党校,他问了一些同志的近况,其中关于南翔同志,他说,南翔同志去世前,病重住院期间,我没有能去看他一次,很对不起他。我告诉他说,上次去你家里你对南翔同志的一些评价他的话,我已经替你转达,他生前已经知道了。耀邦同志说,“那就好!”

  我告诉他,我已不当那个副校长了,其它几个兼职,看到免职通知第二天,也主动向新校长提出请予免去,以便新班子好统一抓工作。我说,我下来时还开了个“生活会”呢!本来我不想讲什么,但又想是党内的会,难得还有中央几个有关单位的同志来参加,有些话出以公心还非讲不可,不讲就没有机会讲了。我讲了我在党校三十年、十年、五年,坦诚地剖析自己,也讲了对别人的看法。事后把这篇即席发言整理成文字材料,我戏称那篇东西是我的“退职宣言”。讲完我轻装下阵,不背包袱。作为个人谈心,我向耀邦同志简要介绍了发言内容。他听完后,笑得很开心,一边让我抽烟,一边像开玩笑地说,“噫!没想到,老陈你这个人还是很硬气的嘛!”我说,这是形势逼出来的!这几年,我有时工作很有劲头,有时又感到很“窝囊”。我们党内,有的人党龄很长,职位不低,手中有权就自以为了不起,只可惜没有学会平等待人,简直叫人感到是仗势欺人!党内不能平等待人也是一种腐败现象,这比贪污受贿、吃喝嫖赌那种腐败,对党的危害更大,也更难治。他点头表示此话有点道理。

  耀邦同志问我,今后个人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暂时还没有想清楚,现在先找点零活干干,转换一下生活环境和劳动方式。最近年把已想好了,要回老家住一段。全国还有两个省会没有去过,以后找机会去一下。另外,我还说了想再去西藏。一九八○年陪你一起去的,时间过去近十年了。如有可能还想去一次。他说,“西藏,我倒赞成你去一下,可以多跑几个地方,不一定只去上次去过的地方嘛!”就是在这次谈话时,耀邦同志告诉我,全国地专一级,他还有十个地区没到过,有两个在云南,几个在西藏。我说,云南你还是可以去的,可以补上。西藏几个地区恐怕完不成任务了,主要是那地方你不能去了。他说,“是不去了。”

  八月的最后两天,三十日,陪我一道来烟台的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黄澍霖同志一道去威海,三十一日回来,得到东山来电话,要我们明天(即九月一日)下午四时到耀邦同志处吃晚饭,并关照要我把同来的几个同志都带去。遗憾的是,老同学黄澍霖同志因省里有急事找他,要他赶回济南开会,失去这次机会。耀邦同志去世后,老黄同志写信给我深感痛惜,没能见到耀邦同志,成了终身憾事。

  九月一日下午,我,还有老孙师傅和小孙秘书,我们三个人准时去东山赴耀邦同志之约。离开饭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耀邦同志和我坐下来随便交谈。这次交谈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话题值得追忆。

  耀邦同志关心改革中的各种问题,比如他说,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那么我们提倡全党同志都要熟悉经济工作,决不是说,大家都去经商。又说,现在的物价上涨,不只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提到整风和党的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还有,我们究竟要在党内党外树立一些什么行为规范,提倡和反对什么风气,这首先要从中央做起,我不是在你们党校讲过“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吗?这些在旧社会历史上人们都十分熟悉的真理,可惜我们注意不够。有些事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有了章程也常常不按章办事。凡是明显违反党纪国法的事,上边哪怕只做一件,也会在下边造成很坏的影响,开创极坏的先例,把社会风气带坏。

  在闲聊中,耀邦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包含着多少历史的伤痛,我听了久久难以平静!

  但这一次会见,最使我动情的,却是这样一件事:耀邦同志亲笔题赠了我一首《七绝》。一到寓所,李昭同志在门前遇到了我们,她说,耀邦同志在等你。她把我引进紧靠卧室的一间大书房。耀邦同志正端坐在大写字台前看东西。见我来了,他一边打招呼,让我在沙发上就坐,同时站起身来打开抽屉拿出一页宣纸,笑容满面地向我走来。坐下后他说:“我请你来吃顿便饭,想送点什么东西给你呢?昨晚没睡好觉,想了几句写下来给你。”

  我急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他手里的那张纸片,一看是一首七言诗,多么熟悉的墨迹,笔力雄健潇洒,字字工整,宣纸上这样写着:

  题赠陈维仁同志:

碧海秋昊又相逢,忽闻退作长寿翁。
十载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赫瀛蓬。
         胡 耀 邦 九月一日

  接过题诗读后,我心情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连声说:“谢谢,谢谢!”高兴得眼里饱含着感激的泪花。

  坐下来,耀邦同志继续他的话题。大意是,对古典诗词,我没有基础,到这里来纔开始学着写,这也是一种休息。他边说又给我看了写给另外两位老同志的两首。那两首诗内容因人而异,很风趣,针对性很强,有关怀、有勉励、有幽默,甚至还有批评,真有意思!他风趣地补充说:“写这种东西,不费劲,又没有危险。”

  我们彼此会心一笑。顺着话题我对他讲:“很多很多的同志都希望您身体好时写点关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回忆录、自传等。有的青年同志还向我毛遂自荐,希望介绍他当个助手帮您完成这件大工程,您同意吗?”他说:“我现在还没有想这个问题,你也知道,写文学的东西,我没有这方面的功底;搞理论,太费劲,现在搞不了。你知道,我现在确实没有助手啊,”

  我对他讲,最近这十来年,您在各种场合的报告、讲话、文章、谈话纪录,整个加起来,恐怕会有一两千万字啊!他说,“可能有,那些东西都是历史了。如果将来还能发表,一个字也不用改,因为那是历史嘛!”

  晚餐是俭朴的,有海边的特色,新上市的花生,还有“油炸蝎子”,也有点酒和饮料。同桌除耀邦和李昭同志,我和小孙秘书外,还有另外两三位同志,其中有杨勇同志的夫人。耀邦同志叫我们爱吃什么随便,还特意关照我,“你会喝酒就喝点。”我举杯祝他健康长寿,并谢谢李昭同志。席间,我发现耀邦同志食欲不佳,吃的东西很少,半杯红葡萄酒也只喝了一点点。

  饭后,耀邦同志出去散步,我们告辞。

  回到住所,当晚我心潮起伏,两次交谈的许多话题,不断在脑海中反复出现。难忘这位经过血雨腥风考验过来的老红军战士,十年前他是怎样开始工作和思考的,如今他真的老了吗?可我确实看到,他虽“不在其位”了,然而为国为民的忧愤之心不减当年。他本来就是“最轻量级”的体重,现在又减少了几公斤,然而他还是那么思维敏捷,谈锋很健。夜已经很深了,室外传来单调烦人的惊涛拍岸声声,不知不觉,我朦胧睡去。

  第二天,我本想按计划开始看我揽来的“书稿”,不准备做别的事了。可早上一睁眼,就来了点“诗兴”,想步原韵和耀邦同志一首诗。一切素材都在心中,很快就有了“谱”,东一句,西一句,到中午吃饭时大体已“胸有成竹”,几经琢磨修改后,九月三日一清早我就把它抄好,嘱孙师傅先送去请教李昭同志,如她认可就转交耀邦同志。诗是这样四句:

欣逢盛世喜相逢,潜心遵嘱作秋翁;
不入飘渺神仙界,青山仰止到黄蓬。

  步“逢、翁、蓬”的韵,我本来是凑了两首的,第二首压了箱底没有送出。另外还写了一首,是吟颂老首长的,是这样四句:

戎马倥偬为人同,十年开拓振雄风;
壮心难酬忧国运,神州功盖有三中。

  李昭同志接到我送给她过目的诗稿,很快交到了耀邦同志手中。

  次日下午,我到耀邦同志住所看他。他正伏案疾书。看我进屋来,他放下手中的笔,高兴地起身和我打招呼,离案陪我到沙发上相对而坐。他兴致勃勃,第一句话就谈起诗来。他说:“看来,你也喜欢旧体诗,你基础比我好嘛,”显然他已看过我的“诗稿”了,对我大加鼓励。

  “哪里,哪里,我这是受到您的启发,我只是喜欢读,谈不上什么基础!像京剧一样,我很爱听,但一句也不会唱。”我对他讲,我爱读旧体诗,主要是在老家读中、小学受老师的影响。《唐诗三百首》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背诵过不少,还有古文也背过不少,像《李陵答苏武书》,前后《出师表》那么长的,也都能背诵。小时候记忆力强,有些段落至今都还背得出来。至于自己写就不成了,一是没有认真下过功夫,只是“文革”中后期在“五七干校”劳动那些年,大家要我编墙报和文艺节目纔写过些“顺口溜”,都随写随丢了。有的“诗”属于心情不好抒发点“牢骚”,不是信得过的人,不敢随便拿出来给人看。

  耀邦同志说,他这次到烟台来养病休息,没别的事纔找了点有关讲旧体诗词格律的书来翻翻,刚接触,还是“小学生”。他也体会到读点好的古诗词,是一种很好的休息;自己学着“凑合”两句,也还是满有意思的。

  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我是第一次听耀邦同志谈这样“闲情逸致”的话题,感到他谈起诗来还兴致很高。他写的诗,真是文如其人,语言生动诙谐。他用诗与朋友交,既传情,又画像,幽默的词句中蕴含着铮铮友谊。耀邦同志平时常常自谦说他“水”(指文化)不多,特别是文学方面。其实不然,我发现这位长期和青年打交道和广大人民心连心的政治家,不仅饱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一位朴实无华,很有人情味的诗人。读了他给友人的赠诗,使我想起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回老家看望初中时一位已快九旬高龄的老校长、诗人梅逸先生。他三:十年代已是省里知名的文化人。老人家送给我一本自己的诗集,其中有这么一首《七律》,文字典雅,格律严谨,我还背得出来,就念给耀邦同志听。

  诗是这样的:

人非太上孰忘情,忍把雄心忆旧程;
万卷书成无用物,百篇诗尽有愁声。
河山易色天方醉,风雨速霄鹑乱鸣;
勘玻穷通终一笑,尘寰何事苦相争。

  老人家这首诗,是什么年代写的,我说不清了。不知为什么这首思想深沉的小诗,拨动了我的心弦,使我产生了某些心理的共鸣。同耀邦同志随便聊起诗来,我突然就想起梅老这首诗。我一句句地边念边作点注,他很专注地听着。听完后,没作声,只淡然一笑,转了话题,未加评论。

  也许我此时向他背诵这样的诗是不适当的。我想,在古今诗坛上,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名句多的是。但那些,耀邦同志知道的不比我少。耀邦同志此时也无须我来为他念那样的诗。可我想,梅老这一首,他肯定是不知道的。我注意到了,当我一句一句念并略加注解时,他很注意地听着,丝毫没有乏味的表情。这说明,起码他不觉得讨嫌就是了。

  这次闲谈结束后告辞,我确实萌生了这样的信念:觉得将来在耀邦同志的文论著作中,少不了还会有一本可读性很强的、能朗朗上口的《诗集》呢!

  下面我想就我们彼此诗中的某些诗句作点必要的“注脚”,以便别人读到它时,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应有之义。

  耀邦诗云:“忽闻退作长寿翁”,这是因为我告诉他,我的那个副校长已经免去,我也“隐退”了。他原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忽闻”。“闻”后,他又再次问我的年龄。他没想到我也年过六十,只比他小九岁。听我讲了一些党校的故事后,他又满怀深情地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诗中遂有“长寿翁”一词。我说,只要能“长寿”,总会有事干就是的。既当“长寿翁”,就不能硬充“勇士”了,自己力所不能及,又不想干的事也就可以不干了。耀邦同志说:“我讲过老同志退下来,主要是‘健康长寿’,有同志还不大赞成,说是要‘发挥余热’,似乎我那个话消极了。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嘛!你不能长寿,心情舒畅地活着,你还有啥‘余热’可发挥!再说,你那个‘余热’发挥多了,对人对己对工作也未必就有好处啊!所以,我让你做‘长寿翁’”。我说,“我赞成您的意思,不过,您是长者嘛!对我称‘翁’我不敢当。”他笑了笑说:“那我们都做长寿翁呗!”

  耀邦诗云:“十载辛耘莫嗟少”。这是因为我讲到自己这大半辈子由于上学读书时间“太多”,相对地说,工作经历就短浅,“贡献”也就太少太少了。虽然也有四十年“革龄”,拿了二十元“工龄”工资,已是“到顶”了。实际我只有两个“十年”是自以为尽心尽力认真工作了的,中间二十年大都浪费了(耀邦插话说这是共同的,这一代多数人都如此)。头十年正值建国前后,还年轻,革命胜利了,从“地下”钻出来,在“三八式”老干部带领下,兴致很高,工作劲头十足,甘心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当“螺丝钉”,谈不上有啥“贡献”。主要是后十年,即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校,特别是耀邦同志你们打开局面奠下好基础以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确实做了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工作,讲贡献,有点儿,只是太少了。今后则是另一回事了。我估计,虽然至少还有一二十年“多余”的时间,也不好只当“员外郎”,白拿薪水,不干事。耀邦同志听完笑了笑,似开玩笑:“有人给薪水就好嘛!你能写东西,可以自己找事干,也可到你的老家作点调查研究,把一些有意义的人情风物写出来留给后人,也是一种贡献。”他的诗句中“莫嗟少”就是针对我这一席话,给我鼓气,多所勉励的。所以,读了他的诗,更感他是一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良师。

  我的诗中“青山仰止到黄蓬”一句,我比较自我欣赏。毛泽东诗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之句,太美了,而且气魄宏大。我以为耀邦同志就堪称是个“踏遍青山”而未老的人。我敬重这样的诗人和政治家,也乐赏大自然一座座充满诗情画意的青山。“青山”体现大自然与人间幸福相结合的壮美,所以“青山”一句是积极人世的。耀邦同志去世后,他的骨灰还给了大自然,安放到远离京都碧波万顷的鄱阳湖边,“青山处处埋忠骨气九十年代初,在江西共青城郊一座荒山化为郁郁葱葱的富华山墓地,让一个伟大的灵魂来到这里安息。当然,这后一个意思,写诗时还是万没想到的。

  “黄蓬”,亦可作多种解释,可以是烟台,也可以泛指“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黄河,或者指烟波浩渺的黄海之滨。这与“踏遍青山”相得益彰,在我来说,还指烟台地区的黄县(即龙口市)。一九八八年我曾打算再去黄县,旧地重游一番。原因是一九八六年暑假,我带领党校的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在这里开过一个校委的扩大会议,目的是利用暑假出来开个时间较充分的会,讨论全校大政方针,并提出庆祝党校复校十周年的设想,要把党校正规化以来的工作加以总结,然后把党校的正规化改革深化一步。我自以为这次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会上提出的方针,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也觉得是可行的,及时的。可是,事隔纔几个月,正在大家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时,社会上却刮起了一股邪风,引得有些人也习惯性地作出反应,风浪起于青萍之末,就敏感到似乎又搞运动了。想在党校掀起一点杯中之浪借此也把“黄县会议”的结果纳入“自由化”的箩筐一股脑扔掉。结果还真是这样,黄县会议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现在时过境迁,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不怨天尤人了。小气候抗不过大气候,事情只能是这样一个结局。我只是想,富饶而有生气的黄县,曾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开会条件,我始终感激和怀念那里的朋友和同志们曾经给过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诗中纔特别提到“黄蓬”。

  当然,这些意思,耀邦同志生前,我没向他作过解说。

  耀邦同志的一片诗心,在东山疗养快结束准备回北京之前,又有一次轻松愉快的抒发,就是我们到栖霞、蓬莱两县看古迹名胜那次,我也被邀参加。那时已是九月中旬了,黄海之滨的秋意渐浓,耀邦我们一行十余人(包括当地陪同人员在内),一大清早,分乘两辆小面包车离东山向西驶往栖霞。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选定看栖霞、蓬莱。也许这儿他还没去过?据我所知,烟台南边那几个县他去过了,牟平去过了,我曾看到他为养马岛的一个体育场题过场名,荣成、威海、文登大概也都去过,他曾在山东半岛的荣成东海滨,传说秦始皇的重臣李斯曾到过的地方题留过“天尽头”三个大字。耀邦同志确曾在不少他到过的地方题字。据我所知,他多半只给革命纪念地、名山、名园题名,一不写座右铭,二不作工作指示,更不题诗作赋发感慨。此次到烟台疗养,却有个特殊的例外,题字时也写诗,多少发点感慨,不妨以在栖霞参观“牟二黑子庄院”为例。

  这次随耀邦同志到栖霞,对我来说,已是第三次旧地重游了。我初次去栖霞是一九八一年。那时,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伊始。在比较富裕的整个胶东地区,栖霞在烟台地区各县中,因为地处内陆,经济发展比较靠后些。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县了。旧社会的栖霞县城,人们用“一个警察两盏灯,一只喇叭响全城”来描绘它。今昔对比,已有天渊之别了。五年之后,一九八六年夏,我再次到栖霞,县委书记王大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他的改革思路,使栖霞的城市规划建设大大前进了一步。旧城市的原貌不见了,农村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只有旅游业暂时还没排上队。所以,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个“牟二黑子庄院”,很值得一看。耀邦同志这次来栖霞就专门看这个文物遗址。这座地主大院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全部砖木结构,经全面整修后,连内部陈设都尽量按原貌布置。在陈设中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些名人字画,有的还出自国民党元老之手。牟二黑子出身平凡,可后来成了集地主、资本家、官僚于一身的在地方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宅院内的陈设也符合他的身份。地方政府修复这座宅院,主要出于开发旅游景点,同时也为保存文物,当然还可对后人进行阶级教育。
耀邦同志兴致勃勃地仔细看完宅院,展馆负责人请他留墨迹,他慨然应允了。在休息室边抽烟、喝茶,在听县里负责同志介绍情况时,他向秘书要了一页纸,略加思索就拟出一首《五律》,顺手递给我们传看,征求大家的意见。其实在参观过程中,耀邦同志已触景生情有了诗兴,到参观完,就已成竹在胸。诗句当时我没来得及抄下,时间久了,已记不完全。他也嘱不要把他的诗外传,我只记得内容大意是:把这座宅院修葺一新,供后人观光是很有意义的。历朝历代做“清官”的都会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纪念,但要懂得,在旧社会的所谓“清官”,真正“两袖清风”的极少,多半都像人们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牟二黑子来说,他经商显然是发了大财的,但他如果不当官实权实势,是不会留下这么一座堂而皇之的大院的。历经战乱,他这座院落居然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也说明此人虽为剥削者,但也并非坏人,对地方做过好事。

  耀邦同志参观牟二黑子宅院留下的《五律》,含有上述意思,写成条幅后他再三嘱咐展馆负责人只可收藏,千万不要装裱了挂出去。

  到蓬莱,耀邦同志看了戚继光帅府遣址和功德牌坊,最后到蓬莱阁观光。他登上阁楼,仔细看了董必武等老革命家的题诗,冯玉祥的墨迹,更登高临远饱览了碧海扬波的壮丽景色。此时,他的胸中也不会没有“诗”的。

  参观完毕回到东山,第二天耀邦同志一行就返回济南,再度登泰山后回北京。送走耀邦同志,我继续留在烟台,直到把我带来的约一百万字的“书稿”浏览完纔告别烟台。

  耀邦同志离京后不久,我也就按我的计划于十一月下旬回云南。同去山东的小孙秘书再次与我同行。到昆明后,我们先回武定老家探望母亲和其它亲友。月底返回昆明参加母校西南联大五十周年校庆和“一二·一”纪念活动。之后,在省政府接待处的周到安排下,我们继续开始了历时近二十天的滇西之行。此行路线是楚雄、南华、姚安、大姚、永仁、渡口、永胜、大理、保山、腾冲直到瑞丽、芒市。作为云南人,我第一次去过那么多的地州县,感到特别新鲜和兴奋。古人有云:读千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此行使我对自己的故乡,产生了特别难忘的依恋之情。尽管这块热土的人民生活还很穷困,但山川秀美,气候宜人,民风纯朴,是重金难买的。我深信,只要我们尽快给它装上发达的教育与现代化科技的翅膀,进一步解放思想,云南是可以充分发挥潜力,显示出特色而在许多方面后来居上的。

  云南自古被认为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用说“皇帝”不肯来,连他的臣僚也不肯来的,除非他们“犯颜”被贬“充军”,纔不得不来。明末中国的最后一位状元杨升庵就是这样。在有了现代交通工具之后,情况当然不同了。但由于偏远,许多人仍然不像到沿海发达地区那样感到方便,愿意经常去视察。耀邦同志当了党的总书记以后短短数年间,曾三次到云南各地去考察民情,全省十七个地州,他只有两个没到过。这件事在云南干部、群众中之所以有口皆碑,称证不已,绝非偶然。

  耀邦同志常到云南,绝不是因为这里风光绮丽,四季如春,而去观光旅游。他是去访察民间疾苦,去促发展。他同地方干部谈话,多半是“寓鼓励于批评气比如说,他直截了当批评云南的干部“太土”,意在鼓励他们要多到省外、国外发达地区去看看。他批评说,你们云南的干部“有困难不喊不叫,中央不请你还不到”,意在鼓励要实事求是地多向中央主动反映真实情况。一九八五年他到了滇西边陲腾冲县郊的一个叫板桥镇的小地方,对当地陪同的领导说:“你看,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丝绸之路的重镇,解放那么多年了,还破破烂烂,凄凄凉凉,这像什么话!”意思是要大家多关心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的改善,把主要精力心思花在这些问题上。他到各地基层去考察,不爱事先打招呼,往往突然到来,有时难免把接待单位搞得手忙脚乱,很尴尬。但他走后,人们并不因此埋怨他,反而觉得他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平易近人,对他倍感亲切。

  他不当总书记两年后,决定第四次到云南,只因发生临沧地震,他怕给地方领导增加麻烦,影响救灾而取消。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日,我在故乡住了三个月之后回到北京。此时耀邦同志还滞留在广西,准备在那里过春节。

  春节过后没几天,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将在首都召开。耀邦同志从广西经长沙回到北京,听说是中央要他回来参加“两会”开幕式。国内外的舆论也促使他有必要在适当的公开场合“亮亮相”。他是带着病回来的。他到京时,两会的代表已陆续报到。我想去看他而没有去。

  哪知,“两会”闭幕不久,他突然病倒了。仅仅一周之后,他就溘然长逝。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政治家、人民的好儿子,撇下他终生为之奋鬬而未竟的事业,匆匆地离去了。耀邦同志革命的一生在任何岗位上,都雷厉风行,和他的性格特征一样,都是快节奏,连死都不例外。

  耀邦辞世后,我们中央党校在大院内特设灵堂,便于全校教职员工就近悼念他,缅怀老校长在党校工作的难忘岁月中留下了开创性的业绩。

  耀邦同志曾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的逝世,在全党全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上,甚至于国外的友好国家的各色人士中,都引起了巨大的震颤和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四月二十二日,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之后第二天,就到南方去了。先是去无锡参加全国党校系统的历史教学年会。会后应上海市委党校之邀,在这座刚出现“浦东热”的大城市过的“五一节”。这是一个气氛十分沉闷的节日,没有半点寻常节日的欢乐,足见人们还沉浸在莫名的悲痛和忧心忡仲之中。三天后我返回南京稍停后,经武汉回到北京时,已是五月中旬。当时正遇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来访,首都人民礼貌地欢迎了这位贵宾。当时人们心情十分复杂,在心灵上仍然覆盖着抹不掉的阴霾。此时,耀邦同志不久前曾对我们讲过的有些话,比如像有关个人问题,他想得开,放得下,只是党内生活、党风没有根本好转,使他忧虑不安的那些议论,又在脑子里一一出现,久久地萦绕在心头。

  胡耀邦同志肯定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过卓越贡献的一位伟人。任何伟人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不是“神仙”和“天使”,并非完美无缺。当然,耀邦同志也一样。但他是真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革命的忠诚战士,他和普通老百姓心连心。他忧国忧民的高尚品德,他的安邦定国之才,以及他作为普通人的做人风范,都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他这些优秀品德和作风,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有望,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前程充满光明。所有正直的共产党人、爱国者,特别是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应当把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当做一份最宝贵的财富,永远继承和宏扬。我回忆他光辉的一生中的最后十来年,仅仅是为了表达个人对一位良师永远的纪念之情。但愿也能给以后党史学家和有志于领袖人物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一点真实素材。
                (一九九○年四月初稿,一九九八年八月定稿)

 

 

加入收藏夹】【关闭
 
 

   
 
大 写 的 人
永不磨灭的光辉
决不能抹煞耀邦同志的功绩:历史...
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胡耀邦同志和中国共青团
壮心难酬忧国运 百篇诗尽有愁声
肖芸:一封信改变了八千万知青的命...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