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２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冯英子的杂文《要有一点移山精神》。

　　冯英子写道：

　　小说（指发表于《收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上写改革的小说《祸起萧墙》——编者）嘛，当然未必是真人真事，然而它却使人看到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无形的山，很有一点典型意义。在有些地方，一个地区是一个山，一个单位是一个山，万山环绕，群峰罗列，天听邈远，天路维艰，陷入山中的人，常常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好像陆逊陷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中一样。记得３０年代有一首电影歌曲：“前头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是谁，障碍了我们的前路，障碍重重。”不想过了几十年，仍有此叹！……尽管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革掉了诸侯们的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大小小山崖海角边的诸侯，依然阴魂不散，甚至还能借尸还魂，乔装改扮。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等，若隐若现，若无若有，上则唯我独尊，人莫予毒；下则人身依附，进退维谷。看来这些都还不曾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说这是一种“封建残余”，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四化”的道路当然不是笔直笔直，但有形无形的山确也挡住了我们的进路。正如胡耀邦同志最近说的：“我们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艰难的路程。好比登泰山，已经到了‘中天门’，前面还有一段要费很大气力的路——三个‘十八盘’。要爬过这一段路，才能到达‘南天门’。”像《祸起萧墙》描写的这种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它老是“盘”在那里阻碍我们的前进。因此，要拿出一点移山精神，把这些山头铲掉，“四化”建设的大军才能顺利通过。

风波

　　９月１３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振千的一篇《也要移一移》的文章，对冯英子大加挞伐，说冯文“割断历史”，只提“辛亥革命”，忘记了历史上还“有过１９４９”，说作者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而且还送了冯英子一顶在一旁说说风凉话的“旧文人”的“残余”帽子。断定《移山》作者希望过几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冯英子对此保持了沉默，未曾作任何公开回答。１１月的《民主与法制》发表了史文熊的《严肃的批评与“联想”式的批评》，１２月的《文汇月刊》发表了骆微的《谈联想》，１２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余焕春的《诚意的批评与联想的批评》，他们都对振千的那种联想式的批评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冯英子的杂文有什么缺点、错误，完全可以开诚相见，照实说来，不必联想翩翩，生出许多罪名来”，“这种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批评’，与我们党所倡导的严肃的批评，是背道而驰的”。１９８２年《新华文摘》第二期，还全文收了上面五篇文章，为这场“移山”公案立此存照。有意思的是，冯英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书名《移山集》，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以后出版的冯英子杂文选，不论是薄薄的《选粹》，或是厚厚的《选集》，都照单全收争论双方的文稿。

　　这场“移山风波”，很快被当时党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关注；同时也引起海外一些报刊的注意，有家香港刊物，简要报道了“风波”始末。后来，我们得知了其中一些细节。

落幕

　　振千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即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６日，远在北京的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杂文家严秀（曾彦修），上书周扬同志，为冯文遭批鸣不平。原信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

　　顷有同志告我，上海《解放日报》曾刊冯英子一短文，近又发一严厉批评文，对此感到可怕。我把二文找来反复看了几遍，始终看不出冯文有什么错误（个别字句当然可以修饰得更平稳些），而批评他的那篇“文章”，真“可叹为观止”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是上纲太高，而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且全文为现存恶势力辩护，与三中全会以来方针全然不符，也是对耀邦同志近来常说的知识分子在有些地方受压完全背道而驰。读该文为反党恶势力，为大小土皇帝极力辩护，已到了不知羞耻的程度，硬把家丑当家珍。

　　如此“贯彻”中央思想座谈会议精神，实在值得注意。这不是比“反右”时抓辫子还厉害吗？有人想大搞反右派，大搞文字狱，此文及此文得以发表，原在意料中事。

　　冯君自青年追随党四十余年，对党一片赤忱，会上会下，人前人后，一片老天真，工作不分高低，不计名利。如此可靠的党的老朋友，保护爱惜之不暇，何能遂作此种诬告与毁谤。看来有的人又手痒了，不打倒一大批好人，有些野心家如何能得势。

　　这不是一件小事，堂堂上海，竟然如此，其他地方，又将如何？

　　此信及所附二文，如果你认为可以，盼请转呈任重、仲勋、乔木、耀邦同志各一份，原文不长，希望他们能注意及此。同时，我自当对此信负责，我希望将所附二文及此信在《宣传通讯》上发表，以引起各地注意。我如果也属于“自由化”倾向代表人物之一，很简单，我即日起即可辞去一切职务，专心读读书最好了。

　　专此敬礼！曾彦修上９月１６日

　　周扬同志１０月１３日“照转”了这封信，１０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即在冯文上批示：“我看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没有什么大问题。”在振千文上批示“不必作一些联想的论证，看来话厉害一点。”在曾彦修信上批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道：“上海是国内外瞩目之地，对于思想文艺批评要特别慎重。”

　　这个批文下达后，国内的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批评振千《也要移一移》的文章，香港《新晚报》上甚至出现了一篇《冯英子几乎不免》的文章，说如不因中央的干预，冯差点要当“右派”了。

至此，这场“移山风波”或“移山公案”总算平息了。

尾声

　　２０年后，在历史迈进新世纪门槛的一个春夜，在冯英老的书房里，朋友们一起回首这段“往事”，有人问起他当时的心情，冯说：“看到振千文章的人，都为我担心，我当时自己倒并不紧张，因为是非自有公论，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如有问题，赖也赖不掉，如无问题，别人随便加一顶帽子，恐怕也并不那么容易。”

　　问及冯与曾彦修的关系，冯说：“我和曾彦修之间，虽在《辞海》共过事，但并未因此事有所交往，他的向中央写信，完全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良心罢了。”

　　曾彦修同志的这封原信，当时没有机会公开发表，１９９９年３月，在冯英子出版自传《劲草》时，才“作为８０年代初的一份史料”收入该书。

（摘自《世纪》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苏应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