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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闲十年试身手 胡耀邦在科学院的“百日维新”(上)
作者:唐 非      时间:2007-03-16   来源:
 

  1975年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复出,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一上台,就对各方面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而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整顿,邓小平相中了已经10年没有工作的胡耀邦。于是,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赋闲十年再试身手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他一上台,就对各方面工作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艰苦地进行着。他先是整顿铁路运输,然后又整顿钢铁生产,都收到明显成效。在继续开展经济领域整顿的同时,他又部署了科技领域的整顿。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认为科学技术上不去,四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很久以来他就关注着集中国科学技术精英之大成的中国科学院,谋划着通过大力的整顿,恢复和健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邓小平需要一个有足够的胆识和魄力的人去解决那些纷乱如麻的问题,去雷厉风行地整顿中国科学院的工作。

  其时,胡耀邦正在由王洪文直接领导的读书班“学习”。这个读书班主要是为“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高级干部开办的,也安排了少数不属于这个体系的、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作为“对立面”参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他仍处在被批判被监视的地位。但他不理会那些意在影射邓小平的学习内容,在批判“经验主义”的学习会上一言不发。他仍然按照自己的需要,埋头阅读马列主义原著。

  一次,叶剑英被请到这个读书班来讲话,见到了胡耀邦。叶帅回去以后,就向邓小平讲了胡耀邦目前的境遇,并且举荐胡耀邦协助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邓小平同胡耀邦已多年没有见面了,但他对胡耀邦这个时期的遭遇大体有所了解。他相信这个老部下的坚定性、敏锐性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不会因饱受磨难而消逝,只要有工作的机会,他会不顾一切地奋斗下去。特别是他相信胡耀邦对于“整顿”会同他持同样态度。

  于是,邓小平经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去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7月16日从读书班回到家里,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华国锋就找他和李昌谈话,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并且传达邓小平的指示:整顿首先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邓小平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是了解情况,向国务院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第二天,7月18日,他就来到中国科学院。

  胡耀邦对于出来工作满心欢喜,已经10年没有工作了呀!虽然,他想到自己对科学技术是外行,也不了解科学院这个环境的深浅,但“协助小平同志进行整顿”这个工作任务,就使他勇气百倍。能够继续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也使他非常高兴。

  同他一起派往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的,还有李昌、王光伟;后来又派来了王屏、刘华清、胡克实。胡耀邦同李昌是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时期同甘苦、共死生的老战友,又在团中央共过事,胡克实原先也是团中央书记,同样是老朋友,现在大家又携起手来,参加新的战斗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和思考,8月15日,他召开了领导干部座谈会。根据当时院机关各部门以及下属的研究所许多是“造反派”在掌权的情况,他宣布,整顿工作主要是全院领导班子的组织整顿和思想作风的整顿,思想作风的整顿可能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

有的放矢努力纠偏

  为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他首先着力纠正各种荒谬观点。他在各种场合,就原本是理所当然而现在被“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弄得异常混乱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讲话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鼓噪“开门办所”,否定实验室的工作,让科技人员组成服务队去上街服务,让工农兵进研究所、实验室“掺沙子”。胡耀邦说:什么叫“开门办所”?七机部开门办?原子能所加速器开门办?还要保密呢,连参观都不让。什么“开门办所”?我不懂,我看这种独创性还是少搞点为好。

  胡耀邦还明确指示把所长、主任这些被取消了的职衔都恢复起来。他说,设所长就是修正主义?设室主任就是修正主义?我看这是形而上学。有人说这是“复旧”,复旧就复旧,不要在乎!要从工作利益出发,不要拿罪名吓人。最重要的是把科研搞上去,谁破坏这个,谁就是修正主义。他还指出:“选所长、副所长,室正副主任,最好是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权威的,为科学界所公认的,是一流的……这些人一上来,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影响,他会使人感到有奔头,这是一种精神力量。”

  针对喧嚣一时的对所谓“业务挂帅”的批判,他在各研究所大声疾呼:“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今后25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赌了咒、发了誓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十级台风不够,要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这些话,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谈,是有意的宣战。正像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讲话时借题发挥说的:“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不了、混淆不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科研人员们好久没听到这样令人振奋的讲话了。一时之间,他的每一篇讲话都迅速在不同单位传播开来。胡耀邦支持搞科研的鲜明观点,他的敢于否定各种谬论的气概,甚至他所使用的那些极富个性的尖锐的语言,都使科研人员欢欣鼓舞。造反派头头的气焰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胡耀邦还注意到,科研人员在生活上还有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关怀。他指示有关人员要想方设法,尽快解决补贴工资、调整住房、两地分居、孩子入托、煤气灶具等问题。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事。他亲自同有关部门领导磋商,请求支持,终于使大部分问题得到解决。这就是后来在科学院被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

  经过同李昌等领导成员的反复研究和同有关方面的充分酝酿,胡耀邦等向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成人员的建议。10月,党中央根据这个建议,正式任命郭沫若院长继续担任核心小组组长,胡耀邦担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刘华清、胡克实等任核心组成员。按照邓小平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将新的领导班子建立了起来。

起草《汇报提纲》

  对基本情况已经掌握,胡耀邦同其他领导成员按邓小平的要求,积极准备向中央提交一份提纲挈领的汇报。8月1日,胡耀邦部署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对提纲的框架和主要思想都讲了想法,限一星期交卷。随后就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带领一个起草小组分头起草。草稿写出来后,从8月7日到11日,胡耀邦多次主持修改。他们边议论,边分章、分节、逐句、逐字定稿。8月11日拿出了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共分6个部分。

  同“四人帮”一直宣扬的科学院执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截然相反,《提纲》的第一部分从农业、工业、医疗卫生以及原子能、激光、红外等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等方面概括了中国科技事业20多年来所获得的伟大成就,指出“建国以来”“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这支队伍为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做出了贡献。”肯定了“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作出了贡献,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部分着重提出了全国科技战线专业研究机构的组织调整和领导等问题。

  第三部分共讲了6个方面的关系:政治与业务、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部分是《提纲》的核心内容,是对“四人帮”种种论调的一次集中的批驳,也是在科技战线上进行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全面整顿的鲜明纲领。

  在这一部分里,胡耀邦着力阐明什么是政治以及政治工作的作用问题。因为从林彪开始,一些人利用毛泽东“政治挂帅”的口号,把它夸大到了荒谬的地步。而“四人帮”又用这个口号将科研和各项业务工作冲击得几近崩溃。在起草《提纲》时,胡耀邦用十分简明的语言表达了政治和科研的关系:政治是要挂帅的,但政治工作是为科研服务的。这就从本质上摆正了两者的关系。

  当时“四人帮”把科研工作中必要的查阅外国文献、参考借鉴外国已有的科研成果,一概批判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同外国科学界共同进行资源考察扣上“卖国主义”帽子,闹得国际学术交流几近中断,没有人再敢去研究国外科技动态和发展成果。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即有分析有批判地将外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他说:要说洋人的东西、外国的东西不能学,那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是洋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就是实行“拿来主义”。

  在“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节里,《提纲》毫不含糊地指出了不容混淆学术问题和思想政治问题的界限,指出:“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有的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则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和具体方法的问题。既要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又要区别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

  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四人帮”早就把他们一口否定:从旧社会过来的,是当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国后培养起来并努力钻研业务的,也都成了“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连科技人员中的党员,也是“戴红帽子的最危险”。这样,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更谈不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胡耀邦在《提纲》的第四部分,讲到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首先对不同情况的知识分子作了具体分析,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政治上作了充分肯定。并明确指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工作,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包括改造旧的和培养新的)。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错误。”这些话太尖锐了,文件起草人有顾虑,主张不要写,胡耀邦语含诙谐地说:“我就这么一点创造性,你们就把它留着吧。”

  《提纲》还从“猛攻关键技术,组织钢铁、粮食两个科学技术大会战”,“为加强国防现代化,研究发展一批新材料、新装备,提供两弹、卫星、飞船、核潜艇所需的各项配套新技术”,“狠抓几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仿生技术)”,“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向认识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等四个方面,勾画了“科技十年规划轮廓”,描绘了一幅鼓舞人心的科技现代化、科技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壮阔图景。那真是大气魄、大手笔的杰出构想。

苦心经营五易其稿

  《提纲》第一稿写成的第二天,8月12日,胡耀邦就拿着先去征求邓小平的意见。他边读边讲,谈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听完,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李昌召集科学院各部门和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提纲》第一稿进行讨论。会议之后,快马加鞭,8月15日改出了第二稿,题目没变,结构没变,只是文字有些改动,增加了一些毛泽东论科学技术的语录。这一稿还分送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等人征求意见。他们分别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胡耀邦日夜加班,只隔一天,8月17日就赶出了第三稿。这一稿题目和框架仍然不变,但又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一方面对某些提法作了进一步斟酌,如“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等等那一番话,都改得较为平缓。另一方面,对前两稿一些讲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又作了强化。比如对那些热衷于造反的人,就更加明确地指出,“有极少数人,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几年被派性迷了心窍,搞歪门邪道,在思想政治上并没有入党,却处处盛气凌人,以改造者自居;在业务上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在组织上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动辄以我画线,打击异己,甚至公开与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相对抗。”胡耀邦对这种人深恶痛绝,在口头讲话时他更严厉地指出,这种人如不改变,就会成为法西斯。

  胡耀邦把这份稿子送给邓小平。8月2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布置他主持《提纲》的修改,并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的问题太多,不要太锋利,这样站不稳。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胡乔木当天就打电话给胡耀邦,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并请胡耀邦去政研室讨论如何修改。

  接着,9月2日,胡乔木拿出了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提纲》第四稿(未定稿)。这一稿在结构、内容、文字上都有很大改动,题目改为《科学院汇报提纲》,全稿由6部分改为了3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在第二部分里选编了毛泽东有关科学技术的论述,共集纳了10条。

  9月3日,胡乔木将《提纲》第四稿的定稿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表示很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能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

  《提纲》在完成第四稿之后,报送国务院审议。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听完汇报,邓小平讲话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在谈到科技队伍的现状时,他说,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靠老的,也靠年轻的,年轻人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20多岁,经过10年30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少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的、拉后腿的人好得多。

  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邓小平提出要把专家治所、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等内容以及会上的一些重要意见增补进去,再改出一稿,就可以报送中央了。

  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了第五稿。这一稿作为定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3人的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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