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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怀念良师益友耀邦同志
作者:李 昌      时间:2007-03-16   来源:
 

  1989年4月15日上午的一次集会上,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听说耀邦同志逝世了。我不敢相信,忙问这是真的吗?这时,后到的胡克实同志说:他早上曾去医院,耀邦同志确实逝世了。我一时头脑木然,似乎停止了运转,逐渐清醒而沉痛地意识到,我失去一位几度亲密共事的老战友、老领导了,失去一位敬爱的良师益友了!当天下午,我和老伴冯兰瑞到耀邦同志家吊唁和慰问家属,在灵堂见到遗像,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党中央沉痛地宣告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的逝世,全国上下都陷入深沉的悲痛和怀念之中,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的一生,忠诚无畏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他的高尚的品质和思想作风,是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巨大财富。在这里,就我的一些亲身体会,着重陈述他的无私无畏的品德,勤学创新、敢于负责和坦诚待人的风范,以作为对他的永久怀念。

  我和耀邦同志是抗战初期在延安开始认识的,当时他是总政组织部长,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闻名。1939年党中央成立了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稼祥同志,委员会几乎每两周开会一次,听取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并为中央准备指示意见。耀邦和我都是委员,经常见面。我从一些同志那里了解到,他在抗大一大队担任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他介绍经验说,知识分子需要精神温暖,要和他们坦诚相处,互相通心。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对他很器重,他以24岁的红军青年干部担当了军内重任。我这时是中华青年团体联合办事处的副主任(对内是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耀邦过去在苏区做过团的工作,是前共青团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常向他请教苏区的青年工作。记得1940年8月,彭敏同志从前方军事岗位上回到延安学习,我们是民先队的老战友,他带来一匹马送我,但部队有关单位不允许。我写了一封信给耀邦同志,他立即回信,把马送了来。礼轻“仁义”重,耀邦同志平等待人、尊重青年团体、尊重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底,我去敌后根据地工作,我们分了手。1946年6月在山西阳高晋察冀军区四纵队驻地我们又在一起了,当时他任纵队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在短短一年多共事的时间内,从几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和风采。一是他和士兵共命运,勇敢地亲临前线。1946年的集宁战役,他约我一起到前线视察,我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敌人飞机从山后突然飞来袭击,子弹把他的饭碗都打碎了,战士急忙拉着我们转入防空洞,才躲开了敌机轮番扫射。在集宁战役前的围攻大同和这次战役后的几次作战中,他都不避危险,亲临前线。他初到这个部队,很快就得到了战士的衷心拥护。二是深知指战员的思想脉搏,并善于将其引导到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战略决策高度。1946年10月,在大批敌军袭击下,张家口失陷,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战士面临貌似强大的敌军,对形势认识不清,对陕北的广播评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思想上跟不上来。因为张家口曾是侵华日军在晋绥蒙地区的最大兵站,囤积物资很多,得而复失,战士情绪不好,惋惜埋怨。耀邦同志在灵丘召集了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深刻而生动地分析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什么了不得。敌人反对人民,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就要分兵把守,分散兵力;而我军才是真正了不得,我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群众配合,失去张家口是很痛心,但没有包袱,反而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看准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最后就可收复张家口和比张家口更大的北京、天津、上海。干部心里亮堂了,传达下去后,战士情绪迅速恢复和高涨起来,转入了休整练兵和投入平汉路北段作战。三,他高瞻远瞩地想到了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和迎接将来的现代化,必须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对此他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野战军运动作战,要在山区平原驰骋,耀邦创建了流动铅印车(用两马车拖着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及时传播陕北总部对战争形势的评述和连队讲话材料,有效地提高了战士的政治水平。他又亲自主持,由和谷岩、陈明同志编辑,邓拓同志作画,先在纵队,继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了《革命军队三字经》,使战士既学到了文化,又提高阶级觉悟,并树立为革命献身和作战立功的革命人生观。四,在戎马生涯中他抓紧时间,博览群书。每次解放城市,他都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阅读。行军也常携带书籍,骑在马上,读一页,撕去一页,读一章,撕去一章。他原来只是一个初中学生,勤奋好学,终于成家。他的读书习惯,对我也发生了很大的感染作用。可惜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即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

  1952年秋耀邦同志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当时也是团中央书记之一。他来后召集了青年团的三中全会,会后发表了文章《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阐明了在当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根据青年团全会的精神指出:(1)在祖国建设的新时期,引导青年善于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2)青年团各级团委首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其次必须深入群众,认真地研究群众工作中的经验;(3)团干部的作风对于团的工作好坏有极大意义。他传达全会的号召,全团干部要一致努力,忠诚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忠诚地当青年的好朋友。我1953年秋后即离开团中央的岗位了。据我所知,上述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在长期团的工作岗位上是一直以身作则,坚持贯彻执行了的。在执政党的新历史条件下党团干部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极其重要,也是一些人难于坚持身体力行的一项根本要求,但耀邦模范地做到了。几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我们谈到青少年有多种多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必须爱护他们,细心地帮助解决,才能使他们茁壮地成长。他曾举例说,有一个女青年因为狐臭而为父母嫌弃,她抑郁悲观。是他为其想方设法,排难解忧,鼓励她自信自强,开拓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青年朋友对他信赖之深。

  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耀邦同志作工作报告,我作修改团章报告。我们的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的“毛泽东思想”字样也被划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把我们(当时我在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揪到团中央礼堂批斗。耀邦勇敢承担责任,但忘记了事情的经过,只是说请你们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对他斗得很凶。我离开团中央已很久了,这时突然回忆起当时起草文件的情景。我说,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字样,是我亲手划去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同志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才解了围。在礼堂门口,消瘦憔悴的他和我互相关切地注视,传递了为革命事业珍重的患难中的战斗友谊。

  1975年7月,党中央派耀邦同志和我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郭沫若院长兼党的核心组组长,年老多病,耀邦同志担任科学院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我担任核心组副组长。我们只工作了4个月,就被“四人帮”以刮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夺了权。但在这段短时间内,耀邦也干了几桩铭刻人心的事。一是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肯定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成绩,纠正所谓开门办所,停止科学实验工作的错误。提纲被“四人帮”诬蔑为大毒草。加之我们筹划办一所培养高级实验员的高等专科学校,招生要停止“工农”保送,进行严格考试和反对批判知识私有。在中央会议上我们还有胡乔木、周荣鑫和刘冰等一起受到“四人帮”及其干将们的批判。二是他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号召科学院同志进行科技建国的新长征,并希望党这次是最后一次分配他的工作,他愿将余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他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三是他关心科学院同志的生活困难,尽可能解决一些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分配房子、补贴工资等问题,人们看到了希望,一时流传科学院是“五子登科”。

  1976年7月科学院的造反派把耀邦和我揪到大连,要在一个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当时他生病住进了医院,造反派仍然坚持他非到会不可,医生坚决抗议,声明如粗暴劫持,一切后果由不听医嘱的人负责,终于迫使造反派狼狈而去,他此次病中得以免受迫害。耀邦为人光风霁月,心怀人民,他也为人民所爱,危难时自会得到人民的保护。

  “四人帮”粉碎后,1977年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根据中央政策,拨乱反正,勇敢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1978年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思想指导下,又决定先在《理论动态》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粉碎“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件大事是他为党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包括像我这样曾遭“四人帮”迫害的老党员在内的广大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鼓舞了我们更坚定地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到底的热忱和勇气。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选举了耀邦同志为党的中央总书记,我也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我在工作中得到他很多教益。在这里我只讲一件事,即新华社反映浙江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的困苦和强烈控诉,他百忙中亲笔批示要妥善处理。这类案子在中纪委属我分管承办,我打电话给耀邦同志。他说,你要一抓到底,办出个结果来。当我着手处理这个案子时,了解到当时搬迁费中央有关部门是支付了的,但前任地方政府在当时情况下虽安置了移民,这笔钱却分散使用了。水库建成后国家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库区移民却遭受穷困,而现任地方政府又拿不出巨额经费解决遗留问题。为耀邦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和他要办出个结果的谆嘱所激励,我和中纪委同志同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及浙江省有关部门同志,反复协商,终于由中央水利部门拨付一笔库区移民补助费,再一次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

  1984年10月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我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回京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为开发湘西旅游资源,要修一专用机场和为武陵山区(即湘鄂川黔苏区)开办一所培养本区建设干部的高等专科学校(武陵大学)等建议,得到了他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现在学校已开学,机场正在赶修。从这次考察中我体会到,我们这样的老干部,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协助省市区,对市(地)县作些咨询工作是有需要的,我们也还是老有可为。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后,我退居二线,和一些不在一线的老干部老专家,组成了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发挥余热,开展了咨询工作。在我们的活动中,如对黑河地区的咨询,受到了耀邦同志战略思想的启示;他预见中苏经济文化交流将会有大的发展,这个前景已历历在望了。

  从以上几十年我和耀邦同志的断续接触中,我体会到他确实有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正因为他有一片赤子之心,他永不衰志,而能随着时代前进,并站在时代的前头。我觉得他不仅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老同志的良师益友。当然,我不是说耀邦同志是个完人,他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想起他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亲切高大的形象,我们总是想起他的高尚品质、闪光的思想和冬阳可爱的作风。无论在忧患还是欢乐中耀邦同志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提升我们到更高一层境界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1914年生,湖南永顺县人,离休前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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