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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我诚挚的战友
作者:赖 大 超      时间:2007-03-16   来源: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周年了。作为耀邦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战友,年届古稀后仍然相互关怀的老同志,对于他的逝世我是格外悲痛的。去年到北京参加他的悼念活动时,瞻仰着他的遣像和遣容,不禁泪涕纵横,思绪万千。过去和他相处时的情景,他坦诚朴实而又精明活泼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哀思沉沉难于自已,以致我们青少年时期的好友张爱萍同志一再要我写首悼念他的小诗,也久久难以执笔。

  我是1933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认识耀邦同志的,那时他18岁,我15岁,我们与张爱萍、陈丕显同志等一起在共青团中央局工作。那时,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迁至瑞金,与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会合,成立共青团中央局,亦称少共中央局。书记是凯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耀邦任秘书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陈丕显任儿童局书记。1934年我们一起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后,又到陕北瓦窑堡共青团中央共事。1937年初团中央在延安结束活动时,还一同调至“红大”(后改“抗大”)学习了几个月。由于工作、志趣、年龄接近,我们相处得很融洽,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最诚挚的战友”;而我则始终把他当做小兄长、小先生和真诚的好同志。就我得知,党中央当时管团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和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同志以及团中央的领导人,都是把他作为优秀青年干部来看待和使用的。是的,他当时所表现出的优点和长处很多,如果要概括的话,我想主要是:品德高尚、学习勤奋、才能突出、作风正派。

  耀邦同志和我都出身于贫苦家庭,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深深地挫伤了我们的童心。1929年在党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起义和红军进军入闽的双重影响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耀邦同志也是在大革命风暴秋收起义影响下投身革命的。因此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特别投契。我们常在一起读书学习,每当读到某些深刻的段落和警句时,就互相交流,共同切磋。有一次读恩格斯的《十九世纪德国农民战争》,书的扉页上写着当年德国农民领袖汤玛斯·闵采尔的话:“亲爱的诸君,我主上帝将握着铁杖敲击这一切旧家伙啊!当我说这些话时,我是被认为暴徒了,就是这样吧。”(解放前译单行本)因为这句话恰当地表达了我们当时对旧社会剥削压迫制度的不满和造反的决心,我们都把它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后来,我们一同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的那段名言:“人所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它仅给他一次,因此他就应当好好地生活。不要因为浪费了时光而苦恼,不要因为繁琐的卑微的过去而惭愧。当死的时候,他应当能够这样说:我已把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力量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事业。”(解放前旧译本)这段话极大地鼓舞、激励着我们两颗年轻共产党员的心。因为它恰当地表达了我们1932年由团转党的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心与决心,我们也都把它抄写在笔记本上,当做自己人生的座右铭。长征到陕北后,我们已各有一间小卧室兼办公室。但在那令人倍思亲人的节日或明月当空的夜晚,我们往往喜欢同住一室、同睡一床以便谈心,间或哼哼《国际歌》、《武装上前线》、《渔光曲》等歌曲。我们在一起谈论对形势对工作的感受;我们在一起怀念在那遥远的南方战斗在蒋介石“围剿”中的战友和受摧残的群众以及父母兄妹;我们也谈过年轻人向往的爱情。但是却从未谈过个人升官发财的事。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事业这个一生最重要的生活目的进行不倦斗争的问题。

  毫不夸饰地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乃是耀邦同志为人的本色。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不倦的斗争,是他从青少年时起就这样想、这样说,而且终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经历任何坎坷曲折、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他都是毫不动摇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竭尽全力,为我们作出了杰出榜样。我所记得的若干往事也可说明这一点。1933-1934年正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时期,红军打得很顽强英勇,但由于当时错误的领导,激烈的战斗仍然日益逼近中央所在地。我们过的是每日只吃两餐、每餐只有3两米的蒲苞饭和既缺油又缺盐的荠菜生活,但耀邦同志仍然精神振奋地起劲工作,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经常到基层去参加扩大红军、征购粮食等中心工作。在1934-1935年长征和1936年东征山西北上抗日中,他过的更是天上有敌机狂轰滥炸,地上有敌军追截堵击,前面有万水千山阻挡,常常还伴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更令我难忘的是1935年我红三军团在红五、九军团的掩护下,第二次夺取遵义前的攻占娄山关战斗中,他被敌机炸伤臀部,流了不少血,直到帮助伤得更重的罗明同志上了担架后,才艰辛地骑着张爱萍同志让出的坐骑继续前进。东征山西时,他做民运工作,因为工作疲劳过度,饮食粗糙,引起胃部大出血,虽经抢救治疗脱离了危险,但体质已大不如前。我在回师陕北的黄河边上见到他时,过去熟悉的脸色红润的小胖子,已变成脸色苍白的小瘦子了。他在政治上和工作中受到的挫折、冲击也是不小的。1931年他任湘赣少共临时儿童局书记时,就与少先队省队长谭启龙同志一起,在过“左”的肃反中被怀疑为“AB团”,幸好当时从中央根据地去湘赣巡视青年工作的团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同志帮助,他们两人才被批准随他调往中央根据地,经团中央审查后解除嫌疑恢复工作。建国后在“四清”和“文革”中,他所受的挫折和冲击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丝毫动摇过耀邦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党的忠诚信念。

  在党和革命实践的教育下,耀邦同志深知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创造业绩,不仅要经得起艰难险阻,甚至流血牺牲的考验,而且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和善于斗争,尤其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和困难关头更应如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团结抗日,时局处于转折关头。这一年的11月,党中央派我随曾山同志从比较安全、熟悉的革命根据地到比较复杂艰险、又不熟悉的国统区去工作。当我们在延安城内耀邦的住室里依依不舍地话别时,他对我说了许多惜别和鼓励的话,还语重心长地引用当年斯大林在我国从内战转向抗战时对我党同志所说的话:“你们要到大海里去游泳,但当心不要淹死了。”勉励我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开展工作。他还特地在我心爱的小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愿您既有赵子龙猛打猛冲的勇气,又有诸葛亮深思熟虑的智能。”我认为耀邦同志也正是这样自勉既要敢于又要善于斗争,并不断提高这两方面素质,使自己的革命胆略和斗争艺术日益提高的。

  学习勤奋是耀邦同志一个很突出的长处。他参加革命时只在初中读了一年,但他天资聪明,学习用功,参加革命后即受到党当时大力提倡列宁号召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启发,求知欲十分强烈,学习尤为勤奋。工作之余总是手不离卷,埋头读书。那时团中央所有的书刊、报纸,他都拿来一一读了,连我从中央党校团干班和高级班带回来的油印讲义,他都借去阅读。每当有从国统区新到的进步报刊书籍,便更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真是如饥似渴啊!我们常常见他和团中央《青年实话》主编魏挺群同志那样一面吃饭,一面读书看报。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边吃饭边看报的习惯至今未改了。记得1936年东征山西,我们骑着骡子在延长县山坡上行进时,他骑在骡子上仍然看书不歇;又有一次他看书入神被路边树枝扫痛了脸。正因为他勤于学习,他的政治理论思想水平提高得快,以至在青少年时,他的谈吐讲话就常常引经据典,生动活泼,具有理论色彩,有“小才子”之称。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哲学课时,就喜欢向他提问题,他的回答也往往颇有水平。

  工作能干是耀邦同志又一个很突出的长处。他工作起来总是生气勃勃并卓有成效。耀邦同志工作责任心非常强烈,一接受任务,总有股“不搞出点名堂,决不罢休”的劲头。记得中央机关1936年随红一方面军回师陕北后,决定从瓦窑堡迁往保安(今志丹)县。因为该县当时尚有两个区毗邻游击区,组织不纯,治安堪虑,决定派耀邦同志和我各带一个工作组,在红军配合下先到那里去帮助整顿。中央组织部工作负责人李维汉同志跟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打招呼后,便直接向我们两人交代任务。李维汉同志走后,耀邦同志就对我说:中央搬家叫我们打先锋可不是玩的,先想想,晚上到我房里,一起交换个初步意见吧。后来他有板有眼地工作得很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耀邦同志对重要工作总是亲自动手、尽力而为,并善于团结同志、集思广益,一同干好。还记得1932年他到地方参加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回来后,要赶着出一期团中央儿童局主办、由他主编的《时刻准备着》杂志,因为版面上有一块空白,不能付印,他便拉着我到张爱萍同志办公室,共同凑了一组猜名人谜语补白,现在记得的还有3则:抬耳向上——张闻天,精通往事——博古,谁是雇农——何长工,使《时刻准备着》如期出版。他主编《时刻准备着》是兼职,除负责审稿定稿外,版面的编排,甚至校对工作都是他干的,工作量很大。

  耀邦同志早年在苏区工作时就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养成了深入实际的好作风。他任团中央秘书长后,除帮助领导同志抓全面工作外,还管机关事务,工作再忙,他还是力争多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有一次他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家庭甚至学校都还不同程度存在用打骂方法教育子弟、学生,此外还有童养媳的严重问题。团中央就根据他的调查反映,协同教育部门发了专门指示进行纠正;并在《青年实话》、《时刻准备着》、《红色中华》等报刊组发了报道、评论。耀邦同志还善于接近群众,能够多方面了解青年工作的情况和问题。正因为这样,他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以及讲话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能讲到点子上,且有新见解。这在当时王明教条主义影响下,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作指示作报告,空洞议论老一套官腔盛行的风气下,是难能可贵的。耀邦同志思想敏锐,工作中易接受新事物与发现新问题,又善于总结经验钻研问题,这有助于他的思想、业务水平较快提高,能在一个不很长的时期内担负多项领导工作。1932-1936年的几年时间,他曾先后任团中央儿童局委员、团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在不同岗位上都作出优异的成绩。

  作风正派是耀邦同志再一个突出长处。在我们共事的四五年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的思想观念很强,并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总是勤勤恳恳地埋头工作,每日除早晚业余时间打球、唱歌、散步外,都是聚精会神地或读书、写作、思考问题,或谈话、开会、看文件。遇到重要工作忙得忘了吃饭睡觉是常有的事。有时遇到不正当的批评或者风言风语的干扰,他都能正确对待,并不影响工作积极性。他从不考虑个人名利得失。我们相处日久,相知甚深,无所不谈,从未觉察到他有为个人工作职位、政治待遇、物质生活发过怨气;更从未见过伸手要位、要名、要利。倒是不止一次地见到被提拔时,惟恐力不胜任,屡屡向组织建议另提他认为比自己高明的同志。1932年少共中央局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同志调往闽赣省委工作后,调我接任儿童局书记,调耀邦同志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时,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同志和我们谈话,他就提过这样的建议。他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后,从未见到他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为亲近同事多占多吃,而是和大家一样过每日两餐粗茶淡饭的清苦生活,而且还常把自己有限的蒲苞饭分给食量大的同志吃。更令我难忘的是,当我们长征到川西北藏族地区时,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闹分裂,错过了不过草地而从松潘北上可以免陷广大指战员于饥寒交迫境地的良机。我当时所在红一师的同志们的皮带都已吃完了,连每天只吃4两(125克)青稞麦的半饱生活也很难维持下去,还要用7天时间过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于是我奉师政治部的命令跟红三营到婆萝仔一带去筹措过草地的粮食,路过张爱萍同志所部驻扎村庄时,在路上喜出望外地邂逅了耀邦同志。乘部队休息之机,他拉我到他的住处,爱萍同志也在那里。他们的部队也是到这里筹粮的。他们不但把自己份内有限的蜂蜜和麦饼拿出来让我吃饱,还一定要我带走一些备用。现在回味起来,那些粗糙的麦饼,比任何山珍海味都鲜美和珍贵啊!然而他在过草地时,由于备带不足而挨到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每想到此事,我都难以抑止激动的泪水,赞叹我们的同志友爱是多么无私和崇高啊!

  耀邦同志作风正派还表现在待人真诚公道上。他对上级领导人一向尊重,服从指导,顿全大局,维护威信,但有不同意见也敢提出,对个别领导不正确的要求和作风,也能按原则对待,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盲从。对同事、对部下,他能真正平等相处,团结共事。他更没有以亲亲疏疏的看法或手法去对待同志。对新同事、新同志,对不同省籍的同事和党与非党同志,都能一视同仁、平等相处,无论是在瑞金,还是在陕北,都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亲密无间,从未闹过这样那样的宗派或别扭。如果要说他对同事对同志有什么偏爱、倾向的话,那么他是不倾向于那些要求锦上添花的人,而是更倾向于那些需要雪中送炭的人。如在瑞金少共中央局工作时,机关里有几个被忽视的非党非团的人员,他就比较多地接近他们,了解并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还记得他任秘书长后,驻地大娘时有送菜豆甚至鸡蛋给他的,起初我们还和他开玩笑说:耀邦,那位大娘有女儿,想选你当女婿哩!其实,这是耀邦同志当秘书长后还与机关团员一样,常常参加访贫问苦并帮助解决疑难困苦工作的结果。耀邦同志对党内思想斗争能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当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影响很广,我们那时还年轻,职位不高,党内重大思想批判斗争未参加过,一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好进行,遇到政治运动审查对象时,我们却感到很为难:批评得轻一点,态度温和点,就有被视为调和主义的可能,声色俱厉又扪心不安。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和我议论过,认为还是采取这样几种态度较妥:不可对同志和自己的错误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更不可文过饰非;不可对同志和自己的错误批评过火,更不可无中生有,特别是不可借批评和自我批评贬低别人提高自己。“文化大革命”后一次他和我谈过,林彪、江青这伙败类正是为篡党窃国的目的,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大批无辜的党与非党同志。他还说,我们这些人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虽然不能和他们的罪行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他还谈到,历史上对某位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所犯错误批评、结论过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要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未参加对他的批评,何责之有?他说虽然如此,但后来作结论时,如果自己多讲几句话,就不至于过重了。

  和耀邦同志青少年时期四五个年头的共同战斗和其后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耀邦不仅是个理智坚强的同志,而且也是感情丰富的同志。我们之间的关系,如同他和其它许多同志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同志关系。还在1950年,当我们阔别了13年后第一次通讯时,他说:“无论如何你不能只说,我不曾忘记您。我肯定认为,在狂风骇浪中久已分手各自搏斗的最诚挚的战友是如何互相系念的。无论你,无论我。”更可贵的是,他任党的中央总书记前后,还亲切关怀我这个受过反动派多年禁锢,又受到“文革”多年折磨的少年战友,帮助挽救了我伤危中的生命和被诬陷的政治生命。近10年来,像过去一样,每逢我到北京或他来广州,都相约见面谈叙,直到去年(1989)1月,他抱病到南宁时,还嘱夫人李昭同志尽快给我回信问好。可见真挚的缕缕友情是难以剪断的。

  写到这里,联想到耀邦从青少年走上革命道路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人的一生,我情不自禁地想用诗句悼念他,以永远怀念活在自己心中的青少年时期的战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久经考验的忠诚、优秀共产主义战士:

少年怀大志,南北战群魔。
尽瘁中华业,廉明万粟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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