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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虽逝 风范犹存
——回忆和胡耀邦同志相处的日子
作者:王世发      时间:2007-03-16   来源:《老人天地》,2004年5月1日
 

  1989年4月12日,耀邦同志因病不幸与世长辞,今年是他逝世15周年。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忠于党、忠于人民、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15年前,当我在广播里突然听到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震惊、悲痛撕裂了我的心,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15年后的今天,我凝视着他生前和我们的一张合影照片,往日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文革”中,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出色的劳动能手

  胡耀邦同志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二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是我一生中最崇敬、最爱戴、最钦佩的良师益友。我是1949年初在铁路系统开始搞共青团工作的,1965年调入团中央机关工作。虽然早就与耀邦同志相识,也有过工作往来,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文革”期间的事。在那个年代,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但他那种坚持真理,一身正气,坚信共产主义信念,从不向邪恶屈服,敢于顶逆流、战恶浪的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十分感人。1969年春天,团中央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创办“五七”干校,我有幸与耀邦同志从1969年7月至1971年8月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两年“五七战士”生活。在此期间,我和他同住一个宿舍,同吃一个食堂,一起参加劳动,休息时一起聊天,山南海北,倾心畅谈。

  当时,“五七”干校在“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影响下,轻视知识,否认科学文化的思想发展到了荒谬地步。而耀邦同志却顶着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压力,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劳动间歇时,有的同志忙于洗洗涮涮或是打扑克、聊天,或是赶集买一些生活用品,耀邦同志这时就捧起书本,专心致志地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看书时间长了,他练练书法,调剂一下精神,又拿起书本继续读下去。干校有时停电,他点起马灯看书。中原的夏天特别炎热,蚊虫多,他就躲在蚊帐里读《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冬天室内取暖条件差,他就披上棉衣,围着被子,手不释卷地读书。有同志开玩笑地说:“耀邦同志,你这样勤奋地读书学习,称得上是干校的学习模范啊!”他总是和蔼可亲地回答:“哪里,过去还没有这样多的时间和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哩!”在干校上千名学员中,耀邦同志被公认是读书最多、学习最好的“五七战士”。

  耀邦同志当时不但是读书学习的模范,也是一名出色的劳动能手。无论寒冬酷暑,他都和大家一起劳动。农闲时打井、修水利;防汛期间白日黑夜看水情,徒步架车拉石头,加固堤防;农忙季节,插秧,割小麦,守场院,甚至掏厕所、当小工、烧茶炉、送开水,样样干得很出色。他出生于湖南浏阳农民家庭,从小就学会干农活,掌握了一手插秧技术,一天能插七八分田,全校数第一,曾被干校选为插秧能手。

  耀邦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他人,爱护同志,平易近人,丝毫没架子。凡是在干校与他相处过的人对这一点都体会得非常深刻。他生活艰苦朴素,和大家一样吃大食堂。每次探家带回来的糖果、点心全部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耀邦同志曾说过:“我这人没有什么嗜好,不花什么零钱,一生中最大的嗜好是吸烟,最大享受也是吸烟,最大开支就是吸烟钱。”他在干校经常吸的香烟是比较低档的“黄金叶”和“飞马”牌,偶尔也能吸到从北京捎来的“大前门”,就算改善生活了。

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活动

  1971年8月,我由“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负责团中央机关留守处工作,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时,耀邦同志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回京检查身体和休息,和我同在一个党支部,相处又长达两年之久。耀邦同志是资格老、职位高、有影响的老同志,却处处、时时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支部的一切活动。他对我说:“你不要过多地照顾我,该我参加的活动,应当我办的事,一定通知我。”“我知道,你们年轻同志对我们老同志总有些迁就,那不好,党员越老越应带头执行党支部的规定。”耀邦同志按时出席党的生活会,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自觉地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有一次,团中央机关组织党员负责干部学习中央文件,学习地点就在耀邦同志宿舍对面的东院里。每次学习要有人先来打扫卫生、摆椅子、烧开水。为了减少远道而来学习同志的负担,耀邦同志自告奋勇:“我家离得近,一切全由我包了。”此后,每次学习前,他都先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摆好桌椅,烧好开水,并从家里带来茶具和茶叶。历时一个多月的学习,他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为大家服务30多天。同志们和他打趣说:耀邦同志真是又能当官,又能为民啊!他笑呵呵地回答:“过去都是大家为我服务,现在我为大家做点事,也是应该的,这也叫礼尚往来嘛!”

“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

  1975年,党中央批准耀邦同志复出工作,先是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党中央宣传部长、党中央秘书长、党中央主席、总书记。随着职务的变动,他的工作越来越繁重。有一次我去他那里,正是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时,他很动情地讲到要“关心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说,要考虑帮助知识分子办几件实事,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反复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好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说:“据我所知,当前知识分子生活上就有五大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房子(缺住房)、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幼儿园、上学都有一定的困难)、票子(工资过低)、篮子(副食品供应差)。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会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搞‘四化’和改革开放,知识分子是一支生力军,不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另一次他与我交谈时,正值1978年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高度评价这次讨论。他说:“这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是为‘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扫除障碍,是恢复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一场大论战,极为重要;也是为平反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作思想、理论准备。”

全部精力投入解决一批重大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召开前后,耀邦同志几乎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有一次,他一口气列举了一连串的大案、要案。他说:“像少奇同志的平反问题,彭老总、贺老总、陶铸同志的案件,彭罗陆杨、杨余傅案件和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等,都是在国内外有极大影响的案件。此外,还有建国后若干次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反右’时数十万人打成右派的平反,等等。”为此,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阅读档案材料,满怀热忱地接待来访者;他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深入细致,果断决策。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对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耀邦同志对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的不朽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耀邦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理解他人,与人为善的品德十分感人。在他担任中央主要领导工作的几年里,亲自批阅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人民来信就达2000多封。我受一些老同志之托,给他转去不少求助的信件,使我十分高兴的是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而且都是不拖延,不打官腔,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举例来说,“文革”期间担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劳动模范某同志,在“四人帮”打倒后,被少数人抓小辫子,揪住不放,长时间批斗,不予解放。在处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托我给耀邦同志转送了一封求助信,耀邦同志很快就做了如下亲切、热情的回复:某同志我了解,她很爱护老干部,与老同志有感情;“文革”期间的任职,那是上边的事;至于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都不应由她个人负责。不久,这位同志被保送进入高校学习,毕业后重新分配工作。

  “文革”初期,团中央机关以耀邦同志为首的书记处成员遭到残酷的批斗。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对曾经批斗过他的同志都能够谅解、包容,不计前嫌,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一位“文革”期间曾担任过“胡耀邦专案组组长”的团中央机关干部,看到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官”越来越大,心想自己这辈子完了,怎么也没办法说清“专案组”的问题了,顾虑重重,思想负担很重。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深刻检讨“专案组”工作的过错和要求批评帮助的信。耀邦同志听了工作人员对来信的内容汇报,当即指示向团中央领导转达他的意见:某某同志在“文革”期间担当专案组长工作,是奉命执行任务,现在,绝不能因为涉及到我就抓住不放;要帮助她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今后工作;关于她的工作安排,请团中央考虑。后来,团中央机关的同志,遵照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积极认真地帮助这位同志检查错误,总结教训,使她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另一位“文革”期间任“胡耀邦专案组”成员的团中央机关中层干部,因为工作调动,引起新单位的一些疑虑,影响工作安排和使用,但一时又无法对“专案组”那段工作说清楚。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给耀邦同志写信,请求出具证明材料,证明自己是受蒙蔽,没有什么越轨行为。没多久就转来了耀邦同志的回话:“某某同志是个好同志。‘文革’期间搞我的专案组,主要负责管理我向外单位写证明材料工作。工作中注意政策、讲究方法。”此后,这位同志在新单位仍然受到重用。

(来源:《老人天地》,2004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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