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中宣部“五七干..
·中宣部“五七干..
·“文化大革命”..
·黄湖农场“五七..
·胡耀邦小道
·当年的黄湖农场..
·黄湖农场“五七..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专题特辑 >> 胡耀邦与黄湖农场“五七”干校特辑 >> “五七”干校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下)
作者:吉伟青      时间:2007-03-16   来源:
 

于光远的“特殊大米饭”

  于光远原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这次也是以中宣部“黑帮”的名义到干校。他是上海人,在饮食上对北方人的面食(馒头)和玉米“窝头”,一见就发愁,最喜欢吃大米饭。可是干校由于自己种的稻谷,头一年颗粒无收,靠买大米,每周也就吃到一两次米饭,大部分是馒头或窝头,而且吃窝头的次数更多。于光远也在想办法如何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每次吃馒头和窝头时,他不要馒头而要窝头,大家都觉得奇怪,不吃细粮而要吃粗粮,结果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买了窝头后把它搓碎,像粒粒米饭状(比米饭粒大一些),放在菜碗里混合一下,当做米饭吃,吃起来还津津有味的样子。所以当时有的同志就留着窝头给于光远换馒头吃。在干校里盛传于光远创造了窝头米饭,也叫“于氏米饭”或“特殊大米饭”。他的这一发明,成为干校一大笑柄,而他却显得其乐无穷。

  干校领导把于光远看成科学家。他经常与管种田的同志研究,盐碱地的稻田种的稻谷,为什么颗粒无收,经研究:一是盐碱地种稻子,头一件大事就是放水压到什么程度,才能不使盐碱冒出来,这要请教当地老乡,摸着压水规律就好办了。二是缺肥,就派人到乌达县买化肥。三是田间管理太差,草长得比稻谷还高,呈荒茎状,于是加强田间管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第二年稻谷达到每亩高产七八百斤。大家都说于光远在解决种稻田的问题上有功。这样食堂伙食大有改善,每周吃米饭的次数有所增加。

  平常于光远的任务是养猪,他就想尽一切办法研究猪饲料配方的问题。他养的猪又肥又大,大家由每月吃两次肉,改为每周吃一次肉。伙食改善了,大家对他大加赞扬。

我喊“没有醉”是翻案

  每年春节干校革命群众都会餐,而我们“黑帮”没有资格参加。1969年春,第一次在干校过春节,发给我一斤白面、一斤菜、半斤白肉,让我自己做着吃。我不会做饺子,愁得闷闷不乐,春节的夜晚一个人坐在炕头上,涕泪沉思。最后,只好做了两碗疙瘩汤,喝完倒头睡去。

  1971年12月,经过多次批斗,我写了多次违心的检讨后,军管组宣布解除对我的管制,也叫做“解放了”。就在这年的春节,原中宣部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为庆祝我的“解放”,特邀我参加办公室同志的会餐,而且安排我坐到多数是女同志的餐桌。大家欢欢喜喜,大吃大喝。我第一次参加和革命群众同桌会餐,很是高兴。同志们连连不断的劝我喝酒,女同志都是一杯对一杯的碰杯喝光。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预谋——就是使我认为女同志不会喝酒来劝我喝。我失去警惕和控制,结果他们有的喝的是白开水,我喝的全是白酒,就这样喝呀喝呀,把我灌得烂醉如泥。散席时,我走不了路,有两位同志驾着我往院里走。我反反复复地大喊:“我没有醉。”这时被军管组一同志发现,说我有意翻案,说自己“没有罪”。第二天,又组织人批评我,说我明目张胆地喊“没有罪”。我反复解释,办公室的同志也帮着解释说,他喊的是没有喝醉的醉,不是翻案的意思,我才免遭一劫。

有妻携子女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爱人包湘君在宁夏青铜峡水利部“五七干校”,距我们干校也就一百多里路。1970年春节临近,她准备带着两个插队的孩子和在农村上学的两个孩子到干校看望我,使我们几年没有见面的亲人团聚在一起,过个在慌乱中亲情交融的春节。于是她给我们干校领导打长途电话,表示要来住几天。可是干校军管组不同意,在电话中说什么“吉伟青还在受管制审查时期,家属不能来探视。干校也无法安排房间住,还是不要来吧!”包湘君一听此言,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回敬电话中的人,她愤怒地说:“吉伟青受审查,但他不是犯人,你们干校也不是监狱。我和他相处二十多年,我相信他不是走资派,不是‘黑帮’,不是坏人。为什么不能相见,我不是去探视(探监的意思),而是我们一家人失散几年没有见面。我们两家干校虽然相距只百多里路,平时根本不能相见,只有春节放假才能请假。我们是去过春节全家相聚的,至于房子,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个大干校腾一间小屋没什么困难。我已经拿定主意,你们不同意,我也是一定要去的。我准备腊月二十九起身,不多说了,就这么定了!”弄得军管组无言答对,直说这女同志真厉害,也只好认了。

  包湘君带着子女从青铜峡坐汽车到银川,已是晚上十点多了,长途公交车没有了,她们携带一些吃的用的大包小包,徒步从银川到干校。一路上小孩又困又累又饿,我爱人就领着大家唱歌、逗笑,几十里路走到天明才到。干校领导腾出了一间空房,土炕上铺上稻草,就算给我们安了个家。好心的同志们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还送来家用的炉子、锅碗瓢盆。我们很受感动。就这样我们一家人挤在小屋的土炕上,过了一个温馨愉快幸福的春节。之后,有的同志对包湘君说,人家说你真厉害。她斩钉截铁地说,对于他们这号趋炎附势的人,不讲人道的人,不厉害行吗?

别了!“五七干校”

  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提出给全国司局级以上干部进行体格检查,这是天大的好事。干校领导组织我们这批“走资派”(大约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两位准司局级干部,科学处龚育之,理论处何静修。所谓准司局级干部,即部长会议讨论过提拔为副处长,但尚未任命。他们和我们一起住牛棚)到银川最大的医院去做体检。结果查出许多同志有这种或那种病症。我和林涧青(科学处副处长)的心脏病较重,T波倒置,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军管组认为银川医院检查的不一定准确,又联系军队的医院对我和林涧青进行检查,结果和银川医院检查的一样。恰在这时,熊复因为长期住银川医院不见好转,他的家属给周总理打了报告,要求回北京治疗。不到半个月,周总理办公室就通知干校让熊复同志回北京治病。我和林涧青也向军管组提出要求,回北京治病,但迟迟不作答复。

  1972年春天,包湘君所在水电部干校撤销,给干部分配工作。包湘君提出不参加分配,要求调到我们干校等我的问题解决后一块分配。经两个干校协商,包湘君调到我们干校,和我生活在一起,等待将来分配。从此,我在干校有了个家。她来后惊讶地发现,烧炉子的煤球放在屋檐下晾晒,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了一片雪白的元宵似的球状,可见当地水碱的厉害。

  自从有了家,我爱人除去食堂打饭外,还可以自己做点可口的饭菜。当时干校规定,不准买鸡,只允许买鸡蛋,不知为何做这样荒唐的规定。包湘君不理那一套,又买鸡又买鱼(因地处黄河支流附近,鱼很多,鲤鱼、草鱼、鲫鱼应有尽有,价钱也很便宜,因为当地人不爱吃鱼)。我真正享受到家庭的幸福和快乐。当时照顾我不下大田,而在菜地劳动,早出晚归,蹲一天菜地也是很累的,筋疲力尽,而且经常夜里在菜地小棚子里值班,一团团的蚊子大肆叮咬,实在痛苦不堪,彻夜难眠。即使如此,我一回到家,就觉得一股暖流溢满全身。舒适的生活,使我心情舒畅,体会到爱是人间最美好、最奇效、最快捷医治身心苦难的良丹妙药,我尽情地享受着。

  1972年五月间,军管组突然批准我和林涧青回北京治病。这一大好消息立即传遍全干校。很多同志给我们送行,帮我们搬东西装车,还说你们回去就不要回来了。大家也预感到干校快结束了,很多同志都欢欢喜喜地送我们上路,自由、和谐、安乐是人生多么美好的生活氛围啊!

  1972年的七八月份,中宣部五七干校全部撤回北京了。在干校撤销前,军管组总想在中宣部的“阎王”、“判官”中,揪出一两个走资派。他们集中精力打于光远的主意,搜肠刮肚网罗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大会小会讨论想把于光远定性为走资派。他们这一行径,遭到中宣部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也只好不了了之。

  1972年10月,军管组开始分配干部,把吴寄寒(中宣部教育处处长)、郑必坚、龚育之、罗劲柏和我等六七个人分配到当时由迟群、谢静宜(“四人帮”爪牙)把持的所谓科教组工作。与他们的斗争又开始了。斗争是复杂的,又是微妙的,很难用墨笔简单说清。直到1976年中宣部还没有恢复,中央只成立一个宣传组,由耿飙负责。中宣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那场旷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中,被“四人帮”明目张胆地践踏达十多年之久,真可谓是一段非常不寻常的历史。

(2004年10月间85岁老翁写于友谊医院病床)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展室
当年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食堂
胡耀邦小道
黄湖农场“五七”干校胡耀邦旧居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下)
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上)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