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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五七干校”纪事(上)
作者:吉伟青      时间:2007-03-16   来源:
 

“文革”时的“阎王殿”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中,江青一伙在上海密谋炮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和中央一些报刊没有转载,后来又印了小册子,北京也没有发行。毛泽东听信了康生、江青等对北京市委、中宣部编造的一些谎言,说:1962年十中全会(指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当康生、江青造谣说到中宣部扣发了戚本禹、关锋关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文章时,毛主席更为愤怒,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动学术权威,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大党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此,中宣部即称为“阎王殿”,整个机关秩序混乱,无法正常工作。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先在办公大楼楼道张贴,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吉判官张口结舌,负隅顽抗》,写的是批斗会上,我反驳造反派诬陷我与北京市秘书长高戈通电话,传消息,搞阴谋的内容。继后大字报越来越多,只得在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中央派到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迫害)。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于是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并要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当时在部里的副部长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每个人脖上都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我是黑帮XXX”)到街上去游斗。

  全国大串连开始后,中宣部大院楼内楼外,人山人海,乌烟瘴气。接着北师大学生代表进驻,把剃光头的“判官”押着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开口即骂。我们宣传处处长王宗一不堪受辱,在家服毒自杀。另外,康生传出话: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他也是含辱太甚自杀身亡。

  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初,部里开会还由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召集,大家称之为“维持会”。突然,“四人帮”指使陈伯达写条子,派人接收中宣部办公室所辖的机要、秘书、档案和人事的权力,这就宣布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也正式罢了我的“官”(我当时任中宣部办公室副主任)。紧接着,部长们,如张子意、周扬、张磐石、许立群、林默涵、童大林等陆续被抓起来,关进秦城监狱。只有张际春副部长未被监禁,但剥夺了他应享受的待遇,他的车也没收了。张际春年老多病,折腾了一个多月就病故了。俟后,中央又派熊复、刘祖春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上任不到两个月也罢了官,和部里的处长、副处长一起关进了“牛棚”。中央又从兰州军区调来几位团以上的军官,对中宣部实行军管。

从蹲“牛棚”到“五七干校”

  1967年下半年,中宣部实行军管后,大部分干部留在机关,应付全国大串连到中宣部来看大字报的接待事宜,又抽调一部分人看管我们这些“走资派”。大概是九月间,军管组带领一部分革命群众押解着我们住进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二号楼。名义说是办学习班,目的是加强对“走资派”的集中管制,集中突审,要我们集中精力写交代材料,并配以大小会的批斗。刚去的时候,还让我们每星期回家一次,不久就不准我们回家了。一天,于光远到医院看病,时间晚了,就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回到“牛棚”,受到批斗,并在院中罚站半天,晒得他满头大汗。过往的人都心中不满。“牛棚”管理人员只好允许家属每两周探视一次。原来我们是四个人住一间房,还有床睡觉,以后改为六个人一屋,睡水泥地板,铺上稻草把行李放上,人挨人的挤着睡。一层楼地板潮湿,人多空气污浊,加上伙食缺乏营养,闹病的不少,我就患了急性静脉炎,住院延迟,打了十几天的点滴,才停止发烧,而炎症一直不消,医生说是变成了慢性静脉炎。我的左下肢总是肿胀,疼痛不已。在冬天严寒的早晨和漆黑北风凛冽的晚上,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冻的浑身发抖。在这里如同坐监牢,不能随便出入楼道,大小便都得向看管的人请示。

  1968年9月,军管组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干部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决定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受管制的“走资派”,一律要到宁夏“五七干校”。此时,我爱人包湘君也下放到“五七干校”,我的两个孩子要到农村插队,除留我母亲在北京外,举家大搬迁。由于我受“审查”,工资不发,只发生活费,经济上十分困难,要每个人准备一套生活用品,根本没有钱去买。包湘君去军管组索借我的工资存款。军管组起初不借,包湘君据理力争,才借给只供我准备行装的几十元钱。万般无奈,只好向朋友再借了些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从北京去宁夏的火车上,听到干校先头部队回来的同志念一首形容银川的打油诗:一条马路(从火车站到城市终点),两座楼(邮局一栋,自治区政府一栋),三个警察(从火车站到城市尽头的交通警),四个猴(公园中只有四只猴子),实在对银川有些贬义。

  宁夏的冬天奇冷,夏天酷热,常年气候变化无常。本来是回族地区牛羊很多,但在银川却买不到羊肉。我们干校所在地,是距银川百多里外的贺兰县的一个空闲下来的劳改农场。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干校却在那里安营扎寨。除了有十余排破旧草屋,一片荒凉景象。

  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到干校来了两百多人,编成两个连,一连在化建(地名),二连在财贸(地名),相距也有五六里路。我们这些“黑帮”被编到每个班组监管。班组长按部业务组和办公室下的科室划分编制,甚为严密。“黑帮”有专人看管。

  艰苦的生活开始了。五六个人睡一个土炕,我夹在中间,夜间鼾声此起彼伏,空气污浊,臭味熏天。顿顿是白菜煮豆腐,大部分是吃窝头或馒头,很少吃米饭。一星期或十几天才能吃一次肉。当时,因我患有静脉炎,照顾不去大田(即水稻田)劳动,而安排在菜地种菜,除草施肥,每天都是日出(饭后)而作,晚饭时归队,几乎是一天到晚泡在菜地里,累得筋疲力尽。原来宣布的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村庄离干校较远,见不到农民,只是请过一两次农民(每次两三人)到干校来讲生产情况。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代之以抽时间就安排对“走资派”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交待“罪行”,以便对每个“走资派”定性结案。

静脉炎算啥子病?怎能不去干校

  因为我患慢性下肢静脉炎,每天腿都肿得很粗,又疼,走路不方便。下干校的命令下达后,我曾提出腿不能劳动是否就不去干校,而放在留守的班子里。军管组根本不予考虑,说什么:静脉炎算啥子病噢!熊复患心脏病都得去干校,你这根本不是理由。把我顶回来。包湘君即去军管组,说:医生说老吉的病没有痊愈,还有发展的可能,弄不好还可能截肢,要求军管组允许暂时不去,等再治疗一段时间好转再去。他们就是不答应。到了干校不到一个月我的腿病发作,根本不能下地。经干校医务室医生多次交涉,批准我到银川医院治疗,一住就是半年多,用中西医的办法控制病情,没有发展,炎症渐消,才捡了一条腿,直到现在,这条腿走路还有些瘸。

刘祖春晨练太极拳被诬为“垂死挣扎拳”

  随同我们这批“黑帮”下干校的人员中,有两个中宣部副部长,一个是熊复(原中联部副部长),一个是刘祖春(原华北局宣传部长),他俩调到中宣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被“革命”小将打成“保皇派”、“走资派”,和“判官”们一起集中到市委党校接受审查,然后与我们一起到干校劳动改造。

  当时,刘祖春已年届五旬,腰腿关节有病,过去在家里每天起床后到院子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一天早晨,他在干校院里练太极拳,被军管组的人发现,立刻上前制止,并把“黑帮”们召集起来训话:你们这些人,到这里来是劳动改造的,除劳动和写检查材料外,不准乱说乱动,更不准打什么“垂死挣扎拳”,要记着你们是有罪的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听后一片哗然,怎么把太极拳叫“垂死挣扎拳”呢?事后,中宣部的干部向校领导反映,说“太极拳”是我国传统的一种健身拳术,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把它叫“垂死挣扎拳”是错误的。军管组的负责人一听慌了手脚,毛主席肯定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叫,必须马上纠正,于是又把我们集合起来郑重地说:今天上午批评刘祖春打的那个拳,不是“垂死挣扎拳”,是“太极拳”,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是可以打的。今后只要你们不耽误出工、写检查,早晨起来打个拳,组织是允许的。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熊复犯心肌梗塞倒在贮菜窖口

  1968年初冬,一车车大白菜从贺兰县城和立岗镇运到干校大食堂广场上,准备往早就挖好的一个很大贮白菜的地窖里搬。一到冬天,白菜和萝卜就成为干校的当家菜。军管组发出指令,革命群众押着“走资派”,分成两班,轮流把大堆白菜倒腾到菜窖里。在第一天运送大白菜的我们这个班的前头,突然倒下一位老者,他就是患有心脏病,而且心肌梗塞过两次的熊复同志。只见他卧在地上,脸色苍白,口吐污物,浑身抽动。当时场内一片混乱。校医给他含上硫酸甘油,然后让车紧急送往银川医院抢救。他的家属在现场哭着说:熊复这是第三次犯心肌梗塞了。他这样的病人,根本不能到干校来,更不能参加运送白菜这样的强劳动,这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吗?熊复躺在吉普车里,颠簸几十里转到银川医院。生命垂危,经抢救,在银川住了一年多,一直未治好。

袁水拍对驴大喊:“同志,站住”

  袁水拍是原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身高羸弱,完全是一个“五谷不分”的书生。干校分配他工作,确实费了一番心思。最初让他放鸭子,因为干校二连买了一批小鸭子,准备喂大了改善伙食用,由于喂养不当,相继死去,只剩下三只小鸭子,让袁水拍赶着在田间地头或路边放养。一天,三只小鸭子被路上的行车给压死了,他后悔莫及,像做错事的孩子,在路边哭泣,然后向领导作了检讨完事。后来又安排他喂驴,并在豆腐房做下手,由他把做好的豆腐装在驴拉的车上,从驻地送到贺兰县城一副食店,回来的时候拉回一些油盐酱醋及佐料。有一次他赶着驴车回来,离驻地还有三四里地方,路上的汽车鸣喇叭,把驴吓着了。驴拉着车越跑越快,袁水拍坐在车上惊恐万状,又不会喊让驴站住的口令。他惊呼大叫“同志,站住!同志,站住”,连连呼叫多次毫无作用,驴拉着车直奔驻地马棚而去。驴停下来后,袁水拍吓得面如土色,因他有肺病,大口吐血,于是就让他休养。从此,再也不让他赶驴送豆腐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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