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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倡导“四不主义”
作者:朱晓青      时间:2007-03-13   来源: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康生就插手中央党校,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伙同林彪、江青、陈伯达变本加厉地残酷打击迫害党校的同志,弄得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中央党校成了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校长,副主席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胡耀邦受命于历史大转折的时候,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任务艰巨。当时客观形势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有胆有识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中央决定把复校后的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胡耀邦以身作则地坚决贯彻中央这个决定。同年8月,复校后的第一期开学,他就郑重地向中央党校的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宣布,我们在教学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中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校内研讨问题一定要畅所欲言,讲真心话;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顾虑重重,不要讲违心之言。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学好理论,提高认识,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党性。为此,我们除了要认真实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外,还要加一条:不装(档案)袋子。这就是很快为人们所喜闻乐道的胡耀邦提倡的“四不主义”。

       这个“四不主义”显然很有针对性,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过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优良传统;使近几十年来的“言者有罪”、“以言定罪”、“按思想划阶级”等等“左”得吓人的错误,能够得到拨乱反正。但是,由于那些“左”的错误为害时间之长、流毒之广、对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之大、对受害人造成的创伤之深,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所以,我们不能设想胡耀邦一宣布“四不主义”,大家就相信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和工作人员中多数是老同志,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以后历次运动中,不少人吃过“钓鱼”的亏,“言者有罪”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无怪有的人说:咱们中央党校即使现在可以实行“四不主义”,可以不装(档案)袋子,但不可能不装进脑子。如果政治气候一变,来一个什么“最高指示”,让大家凭着回忆,互相揭发检举,“错误言论”材料一凑就出来了,我们还会挨整。所以不管你胡耀邦同志出于多么好的用心,我们实在是难免心有余悸。

  胡耀邦说,同志们心有余悸,实际上是心有余毒。被过去党的“左”的错误做法整怕了,这个余毒未尽,是可以理解的。但同志们应该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得到拨乱反正,过去那种随意整人的“左祸”很难再生(当然不是说不会再生)。大家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同志之间、人民之间如果连真话都不能讲,还谈得上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吗?

  由于耀邦同志大力提倡讲真话,中央党校校园内很快出现了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当然,一个民主的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纠正一种积习已深的错误作风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1978年初,某省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个厅局级干部,在学习理论的同时,联系自己工作的实际,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了他所在省的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问题。这本来是理论联系实际,敢讲真话的好作风,是应该提倡的。可是与他同来学习的另一位带队的同志,写信告诉了该省的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很恼火,便对这位讲真话同志的妻子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警告他“不要讲真话”。果然,这个妻子就写信劝告丈夫:你在中央党校埋头读书,好好学习就行了,不要管闲事,特别不要对省里工作说三道四,能保住你的职位就不错了。这件事被中央党校领导同志知道了,当时校委负责人冯文彬在全校学工人员大会上公开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是关系到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今后谁再这样搞,我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当然也包括那位省委负责人)。”从此,学工人员更加相信胡耀邦代表中央主持的中央党校是真心诚意坚决实行“四不主义”的,是真心实意让大家讲真话的,大家应该同党一条心,为了党的事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段时间,中央党校的民主空气很浓,大家思想也非常活跃,学习的收获也特别大。

  中央党校学员杨廷贵1977年11月11日在小组讨论会发言,认为中发〈76〉四号文件是“四人帮”的思想;1978年4月10日,他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评关于三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1978年4月20日,他写信给华主席和政治局各委员。他说:

  华主席党中央指示,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讲得很对,我坚决拥护。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不是毛泽东思想旗帜,没有弄清楚,甚至有些话前后矛盾,无法理解。

  如1977年3月,华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的来看,讲得很好。特别是抓纲治国几项措施讲得很实在,但第三个问题中有些话矛盾较多,不好理解和执行。如华主席说,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的决定,必须维护;凡有损于毛主席的言行必须制止。请问,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作出两项决定,说是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且报上用通栏标题“坚决拥护中央的两项英明决策”,宣传了几个月,几乎党内外、国内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算不算毛主席的决策?怎么维护?讲话中又说:“中央准备在适当时间叫邓出来工作。”既要肯定和维护天安门事件两个决定,又要准备叫邓出来工作,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是要批的。但“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发〈76〉四号、五号文件精神,批邓另搞一套。请问,既然是毛主席的决策,为什么不批,不反击了呢?“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四号、五号文件精神,又该怎么个批法?怎么个反击法?四号、五号文件难道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旗帜吗?粉碎“四人邦”半年多,还那么讲对吗?

  讲话中说,“1976年4月,少数反革命在天安门制造反革命事件,……1977年1月,少数人在天安门贴出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请问,天安门事件究竟是少数反革命制造的,还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1977年1月少数人在天安门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既然是攻击中央负责同志,那当然是敌我矛盾,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公安局抓了没有?攻击哪个中央负责同志,谁代表中央?吴德同志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有严重错误,激起群众公愤,将近一年时间,吴德不作自我批评,群众提出意见,就说是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我看这顶帽子可能大了点。

  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讲得很好。但引用了四号文件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段话删掉就更好、更全面。这句话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解释。但它提出的问题和回答的问题的实质是讲党内有个资产阶级。这句话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谈不上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请问,搞社会主义革命,战场都在共产党内吗?共产党内确实有一个资产阶级吗?毛主席关于走资派是一小撮的基本原理过时了吗?那段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能讲通吗?我看不用它更好。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纯洁性,我再次建议收回四号文件,全部销毁,再不传播。把毛主席讲的,而且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部分,由中央重新整理一次,正本清源,挽回影响。对中发〈76〉五号文件,也应作相应处理。这样做,对毛主席、华主席的威望,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要不,若干年以后,翻出这两个文件来,许多问题不好讲。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日月里,伟大领袖毛主席身得重病,工作困难,更不可能作具体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主席对全国情况掌握不全不准,在情理之中,完全可以谅解。这期间,中共中央曾下发了不少有错误的文件。在制定和讨论中,政治局委员没有表态吗?没有说过错话吗?如中发〈76〉四号文件、五号文件有不少提法和观点根本站不住脚,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你们还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造成很大混乱。政治局首长没有责任吗?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根据什么事实和理由,也是正确的吗?事到如今不作自我批评,请问政治局首长,你们怎样恢复和发扬党的自我批评传统作风呢?特别是吴德同志的广播讲话,全国家喻户晓,影响极坏,事实证明有错误,至今不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这种顽固态度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看越拖越被动。

  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造成损失,就应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否则就是特殊党员或党性不强,有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了、检讨了、改变了,群众仍然是欢迎和信任的。否则,欠了一笔帐,群众是不原谅的。

  杨廷贵的发言和信,说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实在难能可贵。

  应该说,从全国的大气候来讲,还是在胡耀邦等同志组织和发动,得到邓小平、陈云、罗瑞卿等同志支持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才真正从禁锢思想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此时,中央党校实行的“四不主义”才在全国各级党校中程度不同地相继仿照实行,蔚然成风。

  1978年12月29日,中央党校二部一支部学员王立本写了一封信给华国锋主席。它的主要内容是:

  听了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的精神以及你和叶、邓、陈诸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真叫人鼓舞!对于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为此,特向你反映我看到的一件事。

  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

  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出于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厨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摹仿起来,在人们的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形式,要是真的成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借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再者,凡是你到过的基层单位,假若都把你用过的物品陈列起来,数量也是可观的,实在是一种浪费。我认为将你在视察工作中用过的物品,让它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使用,会使人感到平等,精神解放,而且又发挥了物品的应有作用。

  我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可以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今后,各级党组织,如遇此事,应说服群众。

  胡耀邦说,华国锋主席接到这封信后,于1979年1月16日复王立本同志一信。主要内容是: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试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学员结业会上讲话时,讲了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他说:华主席批复的王立本同志的这封信,很好。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作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的?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是宜早不宜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要讨论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叫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准则》。这些年来,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全,许多歪风邪气可得要下决心把它压下去。今年,我们正碰着建国30周年纪念,中央已经说过了,不要搞大规模的庆祝,特别是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去我们把那么多的钱花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上去,什么莺歌燕舞,粉饰太平。

  胡耀邦说,我们许多老同志,可不要忘记过去艰苦奋斗的传统,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我们许多同志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都记得,我们党是艰苦奋斗的,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是实事求是的,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一套是非常好的。这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在这些方面的破坏非常严重。而我们有许多同志对这些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遗留给我们的麻烦,给我们带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实际上,我们还要再花好几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把局面扭过来。

  胡耀邦语重心长地对参加这次结业会的学员说:“我们经过学习,从中央党校毕业出去,担负着两个责任,也就是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上所讲的,第一是应该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对个人来讲就是成为坚强战士;第二,应该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所以同志们临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华主席批回来这封信很及时,你们可以从中得到教益,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我们有许多事情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只讲不干,只说一说,不准备实行,这就不好。如果这样,讲得轻一点,叫口是心非;讲得重一点,人家会叫你两面派。我们学马列主义理论也好,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也好,都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是真干不是假干。

  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已经快9年了,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许许多多好事,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淡忘。他倡导的“四不主义”,他让大家讲真话,他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今天和今后还会深深地被人们怀念,被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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