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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上)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3-15   来源:《百年潮》2005年第4期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由胡耀邦发动,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胡耀邦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功不可没。本人有幸在胡耀邦的指导下,参与这场大讨论,是这场讨论中有些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现将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提出用实践标准总结十年“文革”

  这要从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讲起。

  1977年10月9日下午,中央党校在大礼堂隆重举行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日子。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金色的阳光洒满党校大院,中央党校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在开学典礼上,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也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的最后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知道这“三次路线斗争”,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涵盖了十年“文革”的全过程。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总结十年“文革”。叶剑英要求中央党校总结这“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是当时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也是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最关注的实际。这又是异常复杂、敏感、艰巨的任务。

  组织中央党校的学员研究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教学任务,需要周密思考,制订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副校长胡耀邦对这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决定在党建课程中拿出十天时间,组织学员进行讨论研究。他让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一个实施方案。

  这两个教研室的同志经过多次研究,包括听取学员的意见,于11月搞出了一个方案。

  1977年12月2日上午,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这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会议由副教育长冯文彬主持,参加者有成仿吾、吴江等人,党史和党建两个教研室的负责人缪楚璜、周逸及有关人员列席会议。会议首先由缪讲他们的方案。缪说,学员问题很多。学习要求是划清“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界限,主要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观点,基本方法是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教研室只是启发诱导,不讲大课。缪还讲,文件不好编。很明显,他们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来总结的。

  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方案后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文件要立即收回。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没有按主席的想法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做法就不是主席思想。普遍夺权是主席思想吗?不是。坐喷气式是主席思想吗?主席领导几十年,是这样的思想吗?主席历来不是这个思想。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胡耀邦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他还列举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他举粮食产量为例说,去年全国粮产5800亿斤,能相信吗?我们讲党史还能讲13年大丰收吗?还能讲假话吗?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与会者议论很热烈。下面摘录与会者的发言:

  听了耀邦的发言,缪楚璜的思想也放开了许多。他接着提出,究竟反对了林彪、“四人帮”没有?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我没有想清楚。

  胡耀邦:问题好答复。比如,延安审干,路线,主席九条方针是正确的,但抢救运动结果是错的嘛!百分之九十八都错了,还能说对的嘛,历史已作了结论。

  冯文彬:“文化大革命”是抢救运动的发展。

  杨长春(一部主任):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

  黄宣文(校务部副主任):公安部七个副部长,只有一个没有坐牢。

  胡耀邦:在座的党委委员,百分之九十都是从监狱里拉回来的。

  吴江(哲学教研室主任):“三次路线斗争”很复杂。“前言”有几句话不错,但后边没有贯彻。有很多提法过去是中央文件提的,现在值得考虑。什么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一月风暴,夺权的大好时机。没有一月夺权(胡:我看是反革命风暴,王洪文、张春桥的风暴,一月逆流,二月抗争),哪来打倒一大片,还有革命委员会。(胡:这都是抄来的,可以原谅,要是独立思考出来的,就很严重)夺权怎么样?“四人帮”夺权就是打击党,打击老干部,大批判批来批去还不是批老干部。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主席说三七开,就是算了大帐嘛。我们要在这个大帐下具体算。

  白映秋(三部主任):三次路线讲不讲?问题很重要,这一期讲不讲?问题很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有些问题要中央作结论。有些理论问题,如夺权,革命当然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否要夺权?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

  伍辉文(校务部主任):对毛主席看过圈过的文件怎么看?有些是他们欺骗,有些是断章取义,接过革命口号干反革命,另外,有些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桑子桢(二部主任):这门课重要,不好讲,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胡:当然要跳出框子),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学员称之为敞着口的问题。

  胡耀邦: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

  李玉晨(政治部副主任):很重要,难讲。按这个提纲讲,会更混乱。这期不讲,让大家议(胡:要讲,是怎么讲法)。

  成仿吾(中央党校顾问):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今天值得研究。列宁提是十月革命前,要夺取政权。今天我们有政权是要巩固。林彪、“四人帮”尖锐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夺权(胡:他们是要彻底改恶,而不是改善)。今天是否还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本来是明确的。现在要大胆重新考虑。

  听说我们党在农村群众中威信很低。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究竟怎样才对?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错了,帐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帐嘛!为什么不可以算十六条中,提出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这同毛主席说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的,有矛盾。选文件,有困难,我们不好说,当然,十六条还是好的。给上海的贺电行吗?

  杨长春:一部学员对“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四川一个干部说,我们是走资派,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回潮,儒家,逸民,还乡团,总是挨整,许多问题不清楚。砸烂党支部,用对斗地主的方法斗干部。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也有17年的估计问题。

  李一非(政治部主任):一些提法很值得研究,像谁是敌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似乎这是经验,还是林彪、“四人帮”有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取消党,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是制造舆论篡党。

  主持会议的冯文彬说,问题比较重要,也是全校学员关心的,必须研究,避也避不开。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不应再说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没有这一条,根本不要干。按着现在的方案搞,越搞越糊涂。搞党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尽管难,但时间不能拖,越早越好。一月风暴什么性质?我们看事实,不管那个电报主席看过没有。(胡: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用客观事实作标准才是科学态度。

  胡耀邦:由吴江同志牵头,缪、周参加,下周到我处开会,冯也参加,一个月搞出方案。

  以上材料是一位与会者随手记的,比较简略,但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处在两年徘徊时期。特别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仍然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时,更没有“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概念。因此,尽管大家对十年“文革”有很多看法,也只能在肯定“文革”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发表意见。尽管这样,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思想是很解放的,重点是讲“文革”造成的恶果。

  中央党校的这次党委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一)明确了命题,提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已不是总结什么“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二)否定了以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为依据,总结十年“文革”的思路和方法,实际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三)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标准判断这十年的是非;(四)用实践标准对十年“文革”的一些重大问题初步进行了剖析判断。胡耀邦和冯文彬主持召开的这次党委会,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十年“文革”的会议。虽然与会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倾向是明显的,就是主张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十年“文革”。

  胡耀邦在党委会上提出实践标准,不是偶然的。我讲自己经历的两件事。

  在开学典礼前二三天,耀邦找我到他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后,我转身就要走,耀邦却说,老沈,坐一下嘛。我就同他一起在沙发上坐下,我发现他的心绪很好。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人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还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六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二三十岁的三代干部,接着,他站起来,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背他讲话稿中的一段,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叶帅讲话稿中有这样一句:“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呢!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里,已经讲了实践标准。以后,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耀邦多次重复这句话,说明他对这句话很重视。

  还有一件事。1977年秋季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耀邦办公室,谈完事以后就聊天。有人突然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耀邦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话脱口而出,说明早有考虑。接着,他又解释,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我们党内哪有那么多走资派!整人,内蒙搞“内人党”,整死那么多人!13年农业大丰收,哪有那么回事,经济很糟糕,困难得很。他列举许多情况,说明“文革”是错误的。这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的结果。

指导撰写学习文件

  12月10日,胡耀邦又召集起草文件的人开会,进一步明确撰写这份文件的要求,确定了文件的名称和结构。几位同志紧张地工作,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这个初稿报送胡耀邦。耀邦在1月20日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万字,可扩充到3万字。”吴江等人听取各方面意见,包括召开一部学员座谈会,经过反复研究,在4月初写出了第三稿,经胡耀邦审阅同意,定名为《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共讲六个问题,全文四万两千多字,文后注明写作者是:党史室“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

  这个文件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当遵循的原则,第二条鲜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全文如下:“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很不彻底。确是这样。这个文件以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为基调,对“三次路线斗争”是肯定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写。这个文件的高明之处在于,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要以路线斗争的总结果来评判十年“文革”。坚持“实践标准”,必然走到彻底否定“文革”的一步。

  这个文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在肯定对“文革”采取“三七”开的前提下,强调对错误不能含糊。文件第六部分(最后一部分)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讲“三七开”,讲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强调“要弄清楚错误究竟发生在哪里,是什么性质,包含哪些内容,它们是如何发生的,应当如何纠正等等”。很明显,这是要求大家认真对待“文革”的错误。这样的讨论,必然使大家深入思考“文革”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澄清路线是非与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关系。文件指出,只有首先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被“四人帮”歪曲了、纂改了的东西一一纠正过来,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才谈得上“捍卫”、“高举”。文件强调,教育方面的“两个估计”,文艺上的“黑线专政”论等等,都应当揭批,只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并坚持以实践为鉴别真伪是非的标准,那末,任何伪装、借口,都是可以剥掉的。这种方法和态度本身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些,同前面讲的实践标准是相呼应的,实际上针对了“两个凡是”。(待续)

(选自《百年潮》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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