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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下)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3-15   来源:《百年潮》2005年第4期
 

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总结十年“文革”

  1978年4月中旬,在中央党校“党的学说”十天课程中,将经胡耀邦最后审定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这个文件,发给全体学员阅读、讨论。这就是一些文章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学员的讨论。准确地说,是八百学员。中央党校复校第一期学员共807人。高级干部班147人,对象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其中有一些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级干部班496人。宣传理论干部班164人。这些学员层次高,涵盖全党全国。

  我当时没有参加学员的讨论,但查找到了当时的部分记录和材料,也向一些毕业学员作了调查。这些资料反映了当年讨论的情况,摘录如下。

  广东的三位毕业学员进行座谈后,给我写来的回忆材料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当时党校提出对“文革”若干问题认识的稿子给我们讨论,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革”,但对我们思想解放推动很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革”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今后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的两位学员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前,他们就讨论了胡耀邦同志指导起草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对这个文件提出的“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大家完全赞同。

  理论部一位姓杨的学员在党小组会上发言说,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华主席的讲话,个别地方很值得考虑的,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拥护,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说是“英明决策”,怎么维护?他说,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经不经得住推敲?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要捍卫根本的东西,不是什么都捍卫。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王铎(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年5月初结束的。1978年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那么,学员们究竟摆出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的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提得很尖锐。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这次讨论意义重大。

  首先是,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解放。就在半年以前,党的十一大还大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对十年“文革”还是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说“不”。这一次,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热烈认真、比较畅所欲言的讨论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从而开启了思想的闸门,至少是打开了一条缝,为今后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党校三部在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教学总结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在学校大力提倡和党内外宣传教育的影响下,特别经过了对《三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讲稿的讨论和修改,反复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全体学员普遍受到了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深刻教育”。中央党校的学员覆盖全党全国,他们同本单位有密切的联系。中央党校的讨论情况很快会传到各地,这种影响力不能低估。

  其次,通过讨论,学员初步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前面摘引的材料说明,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践标准,有的小组还专门讨论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批判与否定。

  第三,在讨论中,学员们用实践标准初步检验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摆出了十年“文革”中的许多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有的则从根本上提出疑问。本文前面列举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说明。

  第四,这次讨论为不久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准备了干部。前面所举内蒙古来的学员王铎,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王铎在他写的材料中说,1978年5月下旬,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内蒙。在北京时,胡耀邦同他谈话,告诉他,回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说,他回去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毕业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对中央领导层肯定会起某种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一个新提法,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不能搞片言只语,还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也是这样。

  《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章,就批评了“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的倾向。第31期(1977年12月25日)发表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文章都是胡耀邦审阅定稿的。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可以说,中国的拨乱反正形势发展到1978年,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已是水到渠成的事。问题只是,由谁来打响这一炮。这就是,要有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采取适当的方式发表出来。

  胡耀邦两次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一次是在1978年4月底或5月初(文稿上未写日期)。耀邦在稿上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虽然改得不多,但连标点都改了,表明看得很仔细。此稿退回后,吴江又开列名单,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特别要孙给龚育之打电话,请他仔细阅看,提出意见。孙、吴二人对文稿又作了不少修改。5月6日,理论动态组讨论文稿(孙长江参加),孙再一次修改。5月6日,耀邦在他家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孙长江将修改稿交我请耀邦再次审阅。耀邦看完后,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他对文稿的两个地方提出要改一下,并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我随手将耀邦的修改意见记下。第二天,是星期日,我将耀邦的意见抄写清楚(在另一份稿上),星期一上班时交给了孙长江。孙即向印刷厂发稿。

  那时,《理论动态》的稿都是由耀邦审阅定稿,但审阅两次的稿很少。1978年`5月10日的《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

顶住压力,推进讨论

  新华社在当天将《实》文作为国内头条新闻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当天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就接到严厉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说这篇文章是要“砍旗”,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胡绩伟立即向胡耀邦通报情况。第二天(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里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由胡绩伟通报情况,大家进行议论。胡耀邦批驳了“砍旗”的指责,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是无法阻挡的。

  在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批评特约评论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还对耀邦说,以后可以多到他那里去。

  在邓小平和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积极推进这个讨论。

  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论述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如《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耀邦曾说,关于这篇文章,罗瑞卿同他通过六次电话)、《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等等。

  胡耀邦同《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保持密切联系,给他们出主意,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在这个大讨论中理论界与新闻界合作得很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中间,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成为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阵地。1978年8月5日,由吴江对全体学员讲了《当前的一场讨论》的专题课,耀邦审阅并修改了讲稿。中央党校的哲学课将真理标准问题作为重点,其他有关课程也结合真理标准问题。在中央党校的指导和带动下,地方党校的教学也密切结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时期,在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学习培训的干部,数以万计。这些干部在党校学习以后,回去就成为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骨干力量。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标志这场讨论已经取得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作为中央宣传部长,把深入开展这个讨论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主持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是非,有力地推进思想解放。他继续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文章,推进讨论深入发展。他具体指导某些讨论开展不起来的省市,打开了局面。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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