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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我见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07-03-13   来源:《纵横》2005年第3期
 

  2004年第10期的《纵横》杂志刊登了《解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一文(以下简称“谜”文),作者王强华从编者的角度提出了“真理标准”一文作者的问题,与我所了解的情况不一致。

  作为当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理论动态组的一员,我也算是一个当事人和见证人,又对此事作过调查,我觉得有责任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角度提供一些史实。

  “谜”文首先质疑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支持者”的提法。该文认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言下之意是,说邓小平是“支持者”,就贬低了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所作的贡献。对此,我只想介绍一点情况。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者”这个提法,源于党中央的文献。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江泽民致的悼词,讲到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的贡献时,都是用“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样的提法。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时,我在一个研讨会上发言,在指出历史发展客观需要的前提下,对这场大讨论讲了五句话:“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谜”文用很大的篇幅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文章的作者。

  《实》文的撰写和定稿有一个过程,而且涉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和光明日报社两家,当时又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对作者未加明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因而事后对文章作者出现不同说法。

  据我所知,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先后出现以下几种说法。

  在第60期《理论动态》清样上,开始在文后写有“(《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本刊作了些修改)”。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已作了很大修改,又没有征求胡福明的意见,这样写已不合适,付印前就将人名删掉了。《实》文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一时受到很大压力,又有原文稿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说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形势变化后,有记者采访胡福明,在采访报道中明确说此文作者是胡福明。1984年,《光明日报》举办优秀论文评奖活动,《实》文得“特别奖”。10月11日,在该报第1版公布了评奖结果,写明《实》文作者胡福明。此时,就发生了作者是谁的争议。当年的总编辑杨西光(评奖时已退下领导岗位),在1984年11月12日为此专写的一个材料提出:“关于写作的具体发展过程,建议由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当时参加写作的同志共同座谈回忆,并尽力搜集原始材料”。杨西光用委婉的语言提出,《实》文的作者要重新研究考虑。

  1985年1月20日,《光明日报》评论部编印了一个资料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写作和发表的经过》,其内容主要是5600字的说明和13个附件,即《实》文的第一稿和历次修改稿和定稿。(编者注:《纵横》杂志1996年第10期发表了该文,是由王强华同志提供的。)文后注明:“以上是根据《光明日报》的同志参照留有的小样、笔记进行回忆座谈,并根据现存原始清样,以及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写作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情况,由光明日报评论部整理的。”很明显,这个集子是依据杨西光的意见而编的,所论也不是个人意见。这个集子对《实》文的作者是这样说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完稿”。对《实》文作者这样写,很可能是经过杨同意了的。《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刊登《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纪实》一文,作者辛广民(显系“新光明”的谐音)。此文说:“在写作过程中,由胡福明、孙长江同志执笔,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同志主持和参加了撰稿和编发,做了多次重大修改,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写作者,孙长江同志是完稿者”。

  以上两文对《实》文的作者都说得很明确,也比较符合实际。现在,《谜》文改变了《光明日报》评论部1984年、辛广民1986年关于《实》文作者的结论,说孙长江是编者,不是作者。

  《谜》文只将胡福明确定为《实》文的作者,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说《光明日报》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请他们帮助修改”,最后定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核心内容“没有突破”。《谜》文用很大篇幅对两个文稿的自然段逐一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是,《实》文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我认为,《谜》文这个结论还是可以成立的。

  (一)、《谜》文采取将《实》文19个自然段与《光明日报》送给中央党校的文稿(共17个自然段)逐段对照的办法,来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但这种方法难以充分说明问题。我补充介绍一些情况。

  (二)、孙长江在将两个稿“捏在一起”时,是用剪贴的办法,将光明日报社稿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贴在稿纸上。我手头有复印件,看起来一目了然。我仔细统计一下,共剪贴2400字。《谜》文列举了两个文稿相似的一大段,只有900字,实际上相同的段落还要多。《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有9000多字,大部分改写了,浓缩提炼为6400字。这样的修改量,是相当大了。

  (三)、经过孙长江的改写,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此,前述光明日报评论部编的集子作了如下评述:“文章对原来的稿子作了不少删削,约一半多段落是重写的,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和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

  (四)、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了加强。经过孙长江的改写,使这篇文稿达到了在《理论动态》发表的要求。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最重要的改动。对此,当年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在1978年7月24日的一个发言中说: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最后改定的标题上加了“唯一”二字。“这个改动也颇关重要。因为,有人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却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是这样。于光远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陈云“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作为文章的题目,不但使文章的主题明确了,而且,使文章上升到了新的境界。这句话精确,简练,鲜明,通俗,成为这场大讨论的基本语言。《谜》文说,光明日报社文稿的核心内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包括标题突出‘唯一’”。实际情况是,光明日报社同志经过多次修改,将文稿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于4月21日送中央党校(孙长江曾将这个文稿给我看过,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一切真理”这个提法要考虑)。他们突出的是“一切真理”,而不是“唯一标准”。几天后,光明日报社又送来一个改稿,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他们的最后两个改稿在结尾处都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一些文章表明,有必要讲一下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问题。特约评论员的署名,是胡耀邦的一个创造。他提出这个署名时,正好我在场,也算是一个见证人。当时,所谓特约评论员,就是胡耀邦为代表的《理论动态》。以某一个个人作为特约评论员,在那时是不可设想的。《实》文既然在《理论动态》发表,公开发表时又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也有了同一般作者署名不可比拟的分量和影响力,胡耀邦承担了文章的全部政治责任。《实》文发表后,特约评论员遭到批评指责时,胡耀邦也被点了名,他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那时,除了胡耀邦,还有谁能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的开学典礼。叶剑英在讲话中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十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又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在胡耀邦具体指导下写成的这个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在1978年4月,用十天时间,组织中央党校全校800名学员(高级和中级领导干部、理论骨干,涵盖全党全国)进行学习讨论。从我查找到的部分讨论记录看,讨论很热烈,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是一个大胆而意义重大深远的举措。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800学员讨论的情况,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孙很快写出了初稿。除吴江外,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和已故的孟凡同志(理论研究室分管理论动态组的副主任)告诉我,他俩都看过孙的初稿。依据当时的情况,理论研究室是肯定能够写出这篇文章的。正在这时,光明日报送来文稿,要求帮助“审改”。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而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

  《谜》文说:《理论动态》在文章后面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关于这个注,我也知道一点情况。前面说过,这个注已经删去了人名。在送印厂前,孙长江同我商量,说这样写已经不合实际情况,因为稿子已经作了很大修改,实际上是改写了,但是为了照顾两家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算了。我表示同意。当时没有著作权的意识(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文章都不署名),是从谦让出发的。

  《谜》文还说,《光明日报》将文稿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只是“请他们帮助修改”。确是这样。但中央党校已经写了《实》文初稿,就将两个稿捏在一起,这也是事实,而且是很自然的做法。更重要的事实是,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是要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孟凡来办这件事。他委托孟凡向胡耀邦报告,与吴江联系。杨还多次同孟凡谈这件事。孟凡生前几次同我谈过此事,还写了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杨西光同志找我,说要同我商量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胡福明投来一篇稿子,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杨西光同志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孟凡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次散步的时候碰到耀邦,将此事向耀邦报告了,耀邦表示支持。孟还问耀邦,我准备让老杨直接找吴江。“耀邦说,可以。我就把耀邦同志的态度告诉了杨西光同志。以后,杨西光同志找了吴江。”孟凡对我说过,杨西光曾对他说,你们已经给《人民日报》几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了,也给一篇我们嘛!

  回想那场大讨论,那是峥嵘岁月。在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互相配合,作出了很大贡献。那段历史是值得回忆的,更是需要珍惜的。

  1979年3月,《人民日报》给《理论动态》的一篇文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胡耀邦很赞赏,他在给理论动态组的批语中提出,“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这是他对我们理论界和新闻界的殷切期望。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这种良好风气。

(《纵横》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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