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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往事 永远的怀念
作者:陈文斌      时间:2007-03-14   来源:
 

  一九七八年,中国历史出现了伟大转折。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大陆逐步走向安定、繁荣。胡耀邦为实现历史的大转折,披荆斩棘,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立下了丰功伟绩。值此辞去旧世纪、迎来新千年之际,难尽思念之情,谨记下历历往事,以缅怀这位人民之子。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个春寒料峭的阴天,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中央党校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里边,对即将主持中央党校全面工作的耀邦同志,实实在在地充满着广大职工对他的信任和期望。没过几天,耀邦同志带着一位秘书,静悄悄地住进了五十三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基地。在“左”祸为患的二十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二十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耀邦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政治伤痕的、人员不整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头头掌权的地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又有交代: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力量和影响难上加难。耀邦同志刚进党校,旧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不熟悉党校情况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了,最后,耀邦同志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我就是这次到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它。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人逃脱悲惨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然而,耀邦同志不辱使命,他凭借一颗无私无畏的赤子之心和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依靠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恢复党校的任务,并以党校为基地,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培训领导干部,为实现党在历史上的大转折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条件。

  事要由人来做,成功还是失败,人是决定性的因素。中央把冯文彬同志调到党校担任副教育长,实际上成了耀邦同志最得力的助手,逐步把党校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放到各部门领导岗位上,形成各级领导核心,组成各部门工作班子,然后集中精力解决党校“文革”中的遗留问题。他顺应形势,采取由各单位举派代表,召开全校整风会议的办法,巧妙地解决了非常棘手的难题。在整风会上,他部署揭批“四人帮”,没有一处提到康生;部署党校内部整风,没有号召大家揭发造反派头头。他只强调,要分清是非,对错误和问题,不论是谁犯的,都要认真揭发和批判,不讲情面。为了引导整风会议健康发展,他提出“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档案袋子),以利于消除群众顾虑和防止派性复发。为此,他现身说法,讲了一段令在座的人铭心刻骨的往事。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我写过揭发别人的材料和自己的交代材料,尽管没有捏造事实,却写了些上纲上线的违心的话。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时候,为了凑数,把我从“牛棚”里放出来,参加了大会。在表决开除少奇同志党籍的时候,我违心地举了手。当时只有一位趴在桌上装打瞌睡的女同志没有举手,她就是陈少敏同志。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耀邦同志的这番肺腑之言,着实感动了许多人,教育了许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整风会上,造反派头头和康生的问题一件件揭露出来了。耀邦同志要我分别加以整理,并嘱咐一概不要上纲上线、穿靴戴帽,只做必要的分类和顺序编排,并严格保密。我明白耀邦同志有他的难处,也一定有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一丝不苟地照他的要求把材料整理出来。他看过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来回地踱步,陷入了深思,好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过了不几天,党校正式成立了临时党委会,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了清查办公室,正式开始了对造反派头头的清查和处理。

  揭开康生的本来面目,由中央给以应得的处理,掀掉这个压在上面的盖子,从中央到地方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就更不容易了。康生是一个以陷人于罪而臭名昭著的阴谋家。他代表中共中央分管组织、宣传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文革小组”顾问,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又控制中央项目组。他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在各种场合,对他认为需要打倒、剔除的人,随意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唆使群众肆意批鬬,或关进“牛棚”,投入监狱,或遣送农村,流放边疆,因被他点名而遭污陷、迫害的干部达数百人,有些竟被迫害致病、致残、致死。康生作恶太多,心怀鬼胎,疑心重重,竟将给他当过秘书的绝大多数人和有的警卫、厨师也打成“特务”。中央党校有几位曾经同他老婆曹轶欧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未能幸免。这样一个作恶多端、民愤很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为什么在揭批“四人帮”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清算?这是历史设置的障碍,只有敢于超越这种障碍和具有超越历史障碍的非凡智能的人,才能跨越过去。耀邦同志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他得到陈云等同志的支持,找到了通向胜利的突破口。

  一九七八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耀邦同志嘱咐我根据中央党校的揭发材料、造反派头头的笔记和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提供的材料,把康生点名污陷、迫害的人,按姓名、职务、点名的时间和场合,以及所加的罪名,整理出一个名单,铅印成册,准备报给中央。十一月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会前的提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但是并没有把实现这一转移所必须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康生的问题当然不在讨论之列,有关他的材料也就不可能在会上正式散发。后来听耀邦同志说,康生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这样揭出来的:耀邦同志把康生点名污陷干部的名册带到会上,放在他住房的办公桌上。到他屋里串门的同志翻开一看,大吃一惊,才知道许多人挨批斗、遭迫害,原来罪魁祸首是康生。有些同志头一次知道自己因被康生点名才挨整,气得咬牙切齿。消息传开,与会者义愤填膺,要求公开揭发批判康生,为受害同志平反昭雪。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问题平反;要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陈云同志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一致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建议,凡是“文化大革命”中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蠛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十一月廿五日,华国锋主席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并决定撤销中央各项目办公室,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由中央组织部审理。每当回顾起这段历史,许多同志都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耀邦同志敢闯禁区的勇气和善于解决难题的领导艺术。

  耀邦同志受人敬重,还因为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才,特别是能够善待犯了错误,甚至整过自己的人。他在“文革”中被污辱、受折磨,吃尽苦头,从不当政治资本自我宣扬。对犯错误的人,包括揭发、批斗过他的人,只要平时表现并不坏,又能认识和改正,一概宽容,该使用的照样使用,该提拔的还要提拔。

  在中央党校清查工作中,耀邦同志明确交代,对犯错误的人要揭发,对他们的错误要批评,该处分的要处分,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无限上纲,是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对他们的家庭不要株连,不要歧视,听报告、看电影,要同大家一样,给他们发票。他还嘱咐我:“现在大家都不理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领导上、组织上不能不关心他们。你可以代表我到他们家里看看,要他们认真交代问题,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照办了,犯错误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十分感动。在对几个造反派头头进行处理的时候,广大干部、群众出于义愤,主张开除党籍,调离党校。给他们这样的处分,应该说并不过分,恐怕连他们本人也是这样估量的。但是耀邦同志想得更深远,他思考的是如何治病救人,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彻底纠正“左”的做法,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气氛,如何消除历史造成的恩恩怨怨,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为了让大家都能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他提出了冷处理的方针,即不要急于处理,先放一放,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再根据民主讨论的结果进行处理。起初,有一些同志对耀邦同志的想法不太理解,认为他宽大无边,太“右”了。记得揭批查工作快结束时,我把按照耀邦同志指导思想起草的工作总结拿到清查办公室领导小组会上讨论的时候,还有些同志想不通,不表态,最后决定送给耀邦同志审定,耀邦同志在上面批示:? “写得很不错”,才算通过了。后来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大家都觉得满意。据说几个骨干成员在接受处理之后表现都不错,经过努力,有的提了职务,有的当上了教授。

  实践证明耀邦同志在党校清查工作中所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是正确的,他教育了不少人。我就是深受教益者之一。在党校清查工作中,我能够领悟和自觉地执行耀邦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政策,照他的要求去做,在此后一次不叫运动的政治运动中,我能够顶住来自上面的强大压力,软硬不吃,依靠大家的支持,保住了几位青年同志的党籍,就因为我心中有陈少敏、胡耀邦的形象,有他们给予我的巨大的力量。在政治风浪中,我失去了不少同志为我惋惜的东西,而留下的是不再感到羞愧、内疚、永远平静安宁的心。耀邦同志是一位令人怀念的人生导师。

  说到导师,又想起另一件事。有一天晚饭后,我陪耀邦同志在校园里散步。他突然问我:? “你知道路边草丛里有蚂蚁吗?有多少?”我说:“不知道”。他又问我:“一个人不管有多么英明、多么伟大,能够洞察一切、明察秋毫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相信。”他说:“我也不相信,哪有这种天才!”过了不多几天,梁秘书告诉我:? “耀邦同志想办个刊物,刊名都想好了,叫《理论动态》。他想让你和孟凡同志一起先搞起来,要我征求你的意见。”当时,我根本不理解耀邦同志的深谋远虑,心里想的全是从政治运动中吸取的消极的经验教训。因此,同样是不假思考地回答:“感谢耀邦同志对我的信任。不过,我还是想回到教研室搞业务。请你在耀邦同志跟前替我说几句话。”我后来看到《理论动态》办起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篇篇拨乱反正的文章同读者见面,推动了历史的大转折。此时,我才意识到耀邦同志散步时对我的谈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的一次思想解放教育,也可以说是对我的一次面试。“文革”前夕,我在为林枫同志起草的一段文章草稿中,虽然写过“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引用过“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类话,但是并不深刻理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新时期的现实意义。耀邦同志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

  耀邦同志是以身教人的导师,也是不耻下问的领导。一九七七年,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前那段时间,他十分忙碌,还要从早到晚批阅文件、起草讲话稿,加上试验戒烟,很是辛苦。有时候胃不舒服,也不去看医生,借个暖水袋捂一捂就挺过去了。即使这样,他也从不积压工作。我送演示文稿稿请他审阅,他马上就看,让我坐在旁边等候。他边看边改,有时碰上自己觉得需要琢磨的地方就问:“你看这样改行不行?”很乐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写好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之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我抽了几包烟才写完。这次小梁开恩了。他开始还要一支给一支,后来弄烦了,干脆把整包烟放在桌上,随我自己拿。讲话稿写好了,吸烟的毛病也复辟了。”他还嘱咐几个年轻人每人拿一份去修改,改好后送给他。其中有一段话,他很重视,很欣赏,要我们在那段话上多动动脑筋。那段话把历史比喻为滚滚向前的列车,朝着它要驶向的目标飞奔,我们坐在列车上,一定要牢牢坐好,把握好自己,否则就可能在急转弯的时候甩出去。我觉得耀邦同志要我们多注意这段话,多动脑筋,不光是想让富有朝气的年轻人帮他把这段寓意深刻的话修饰得更吸引人、感染人一点,而且是寄予了他对青年人成长的重视和期望。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这段往事,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那么牢固,总是那么新鲜。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同志调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党校副校长,我也被调任冯的秘书。这以后同耀邦同志的接触就相对少了。不过我还是能从文彬同志那里知道他的想法,从工作中了解到他在中央处理重大问题的情况,有时也还会亲自聆听他的教诲。

  一九八二年夏,耀邦同志不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同志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出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一九八四年,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原来叫书记处办公室)任职一年。这段时间,耀邦同志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由于职位变化,他思谋更加宏远,要求自己更加严格了。我从一点一滴的事情上感觉到,他思虑最多的问题是,为了兴国、安邦、富民,如何把执政党建设好。这个党也要在改革中前进,改革中发展,改革中巩固。要建立新的机制,彻底废除领导职位终身制,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坏作风,铲除官官相护、官官相携、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腐败现象。为此,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央机关要作出表率。他特别重视信访工作,明确提出做好信访工作的原则:凡属群众中合理而又能解决的要求,就要主动地办;凡属群众中间的正确意见,各级组织要向上反映;凡属广大人民的呼声,一定要听。他经常亲自批阅上访信件,督查重大案件的处理。他在组织工作方面提出三位一体的工作任务:大胆提拔一大批年富力强、坚持党的路线、有专业知识和本领的、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年老体弱的同志退居二、三线;调整一些难以胜任现职工作的同志,并在实际工作中不遗余力地推动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组织人事制度的建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严禁”二字还是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加上去的,足见耀邦同志防腐反腐的决心。

  耀邦同志不只是要求全党同志都要率先垂范,而且首先是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走遍全国上千个县,深入基层,深入农户、牧户、职工家庭,体察民情,听取意见,共商脱贫致富良策。他是第一个到西藏考察的中央最高领导人。他倡议星期六义务劳动,一直坚持同职工一起参加卫生大扫除。他从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没有一个子女经商办企业,决不允许亲属利用他的关系为自己捞好处,也不允许别人抬轿子、吹喇叭,为他的亲属子女送方便。中共江苏省委原宣传部长陶白同志给我讲过一段往事:耀邦同志有一个儿子在南京工作,当地很少人知道。有一次耀邦同志到了南京,要见见儿子。为了不张扬,一个晚上,他独自悄悄地去了儿子家。说起这件事,我们都禁不住赞叹:“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属就好了!”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仍长时间住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老住处。那是一个不大的老宅院,他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年,比起有些书记处书记的住房来差多了。屋内陈设也很简朴,都是些五十年代的旧家具。有一次我们五六个人在他家里汇报工作,椅子不够坐,有一位同志只好拿一把断了一条腿的藤椅靠墙危坐,大家相对一笑,倒也是知足者常乐。后来,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的家才搬到中南海围墙外的一个旧院。去过他家的人都知道,院子不大,房屋很旧,更没有现代装修,屋内摆放的还是些老家具。家搬近了,他仍然极少回家,日夜为党、为国家、为人民操劳。有时候要到外地去,就让孙子到中南海送行,享享天伦之乐。

  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的一九八六年,耀邦同志更忙。据我观察,他那段时间最关注的有几件事:一件是如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为此,他视察了冀、鲁、豫、皖、苏几省交界的贫困地区,从那里考察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听取了每年人均增百(元)的经验汇报,回京后就着手加以推广,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当地干部亲自汇报,进行讨论。他到云南、贵州等地,就向当地干部作了介绍。听说他离开之后,有的地方出了点形式主义,没有条件的地方也号召要实现“人均增百”。我把这个情况向他作了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耀邦同志那颗一心为人民、永远为人民的心深深地感染着我们。第二件事是反腐败。当时有的高干子弟搞得实在不象话,群众反映强烈,再不整治,后果不堪设想。为惩治腐败,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给学员讲话,大声疾呼,要求各级干部认真惩治腐败,特别是要以身作则。他还下了最后决心把一位政治局委员的违法公子抓了起来。第三件事是准备在党的十三大带头退下来,实现中央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可惜这三件事他都没有在任上完成。而且由于他这样做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就终于迫使他把自己的理想之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留下的只有人民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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