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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中国法学的良心
作者:喻尘      时间:2008-12-03   来源:南方都市报
 

江平

30年30人

致敬辞

  历尽劫波,他仍风骨不改。只向真理低头,他以这执拗地坚持,为中国法学赢得尊严。主导起草《民法通则》、《公司法》,尤其是《物权法》,他不懈地努力着,要为私权争得保护,为社会创造自治,使权力纳入法纪。他的清醒,有历史的深度与现实的热度。不幻灭,不气馁,有承担,使他成为中国法学的良心。

江平

■档案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著名民商法学家、社会活动家。

  1930年出生于大连,祖籍浙江宁波。他主持了“外国法律文库”的翻译工作,承担了《民法通则》、《公司法》、《信托法》等多项法律的起草任务。他是国内法学界研究和传播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的先驱,也是我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推动我国的立法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新中国继宋庆龄、邓小平之后被国外著名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


声音

  人格独立方学者,精神自由为教授。精神的问题很重要,没有这个,做人恐怕也很难立起来。   ——江平

  江平的命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得那么紧密。1978年,就在国门即将打开,改革开放大幕将启时,江平重新回到了政法学院他的讲台上,因为这时,懂法律的专业人才已经成为中国的稀缺人才。

中国法学精神脊梁

  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江平先是花了10余年时间在法学教育上,他在复教的第二年开了《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他说:“我们这一代法律教育工作者,应该作为梯子,通过自身的经历能够在法学教育战线上培养出一批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具有民主法制观的新一代法律工作者才是自己最大的贡献。”

  他的名言是“只向真理低头”,这是他在参与起草每一部法律的判断尺度。“我常对自己说,思考,思考,再思考!没有独立思考精神,学者就会失去独立判断。”

  《物权法》从规划、起草到通过,跨越13年,浓缩了江平为之奔走呼号的艰辛努力。作为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他要给出现的各种争论解惑排疑。“财产权是人权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权不仅是政治权,还有经济权。”

  参与10余部法律的起草与制订工作,江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领域的立法建设,鞠躬尽瘁。国企改制、证券市场、股份公司等市场经济中法律、法规的建立以及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健全,江平居功至伟。

抢来的右派帽子

  “我这70多年里,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成右派的那一刻,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江平如是说。

  出生于宁波,又曾迁居大连、北京的江平,早在中学时代就接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他先是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想以新闻报国,而未及毕业,北平已经解放。后又因他是“有培养前途的红色青年”而被选派莫斯科大学留学法律,可这时他对法律尚一无所知。

  1956年底,江平学成回国,他备受礼遇,被安排在新中国的第一家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执教民法。一年之后,反右运动开始,一心只想报效国家的江平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中层干部要揭发、工会自下而上要选举。

  他因此被划成了政法学院的第一批“右派”。深挖他划成“右派”的批判大会上,讨论他成为“右派”的原因,他在教会学校读过书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这就成了他成为“右派”的当然理由。他不解:“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人道啊!为什么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

  随后,他的婚姻因政治而破裂,他被送往北京西山劳动。一次过铁路,火车从身上碾过,使他失去了一条腿。这年,他27岁,风华正茂,这一年,他把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都想过了。

  此后的20余年里,他被安排教俄语,下放安徽五七干校,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被解散,他连一个工作的地方都找不到。直到1979年,他才被调回北京延庆县一个中学教英语和政治。也就在这一年,他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被命运和岁月蹂躏了22年后,他才再次回到中国法制建设的轨道上。

  江平身处逆境,可他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从未熄灭过。

政法大学江老师

  又可以站在政法学院(后改名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台上了,政治运动将他的黄金岁月耽搁了,这时,他已近50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缺憾:“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书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人。”可是他的课很快成为全国众所周知的特色课程。

  1988年,江平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他选择了民主和法治的教学教育思想,人称他为“民主校长”。可是,他更喜欢学生喊他“江老师”,这是他若干头衔中最满意的一个。

  “人格独立方学者,精神自由为教授。”这是江平给学生的一句话,“精神的问题很重要,没有这个,做人恐怕也很难立起来。”担任校长一年后,他卸下校长的担子,只任终身教授。

  “显而易见,江先生所理解的法学教育,绝不是仅仅满足于根据功利主义进行概念计算的雕虫小技的训练,更不能容许职业院校堕落到单纯为那些尚在摇篮中嗷嗷待哺的未来律师打造金饭碗那样的地步。”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季卫东这样评价江平。

  有过磨难,又有过顺境的江平爱听贝多芬的《命运》,他曾说:“经常听,我能听到命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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