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

30年30人

致敬辞

　　办特区杀出血路,学悟空大闹天宫。少说多做,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敢闯敢拼,在几片渔村间建起了最特最靓的都市。中国的市场经济由特区起步,国人的天下视野从特区刷新。老当益壮,于挥毫中凝神改革之进路,老而弥坚,于直言中力陈政改之切要。

■档案

　　吴南生,广东经济特区的开拓者之一。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队伍,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历任汕头市、广东省,以及中南局的党政领导职务。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后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晚年退休后,仍然关注广东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1979年初,受广东省委委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家乡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夜不能寐。

　　一个新加坡朋友问吴南生: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自由港这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吴南生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须有体制上的改革。

“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开常委会议,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广东要先走一步,先掌握主动权。

　　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吴南生提议,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他提议这个地方可以设在汕头。因为全省除了广州之外,汕头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有很多有影响的人,可以动员他们来投资。第三,汕头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要杀头就杀我!”一种历史的紧迫感让吴南生豪气万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说,要搞,全省都搞。

　　1979年4月17日,习仲勋出席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时,郑重其事地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在1979年4月前后,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敢于向中央要权的先行者,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特区著名的三句话。

“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这就是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

　　1979年9月,谷牧来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特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谷牧以诙谐的语言鼓励道:“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慷然领命。原来主管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吴南生,从此全力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4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5月4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对全省三个特区统一管理,并直接经营深圳经济特区。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万事开头难。吴南生筹划特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正式揭开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对试办经济特区,从中央到地方一开始存在不同意见。1982年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经济特区被称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被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面对各种非议,吴南生坚信: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在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面前,吴南生和同事们有个著名的“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直到1984年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分别为两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试办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吴南生这才如释重负。

　　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作为广东经济特区名副其实的拓荒者之一,吴南生为了特区的创建呕心沥血。在总结经验时,吴南生认为,特区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这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他把市场经济比做是个没有腿的巨人,首先从深圳起步,然后到珠三角,最后跨越长江、黄河,走遍全国。市场经济走到哪里,旧的计划管理体制就土崩瓦解。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它的试验、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精辟理论,是邓小平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