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华罗庚，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一位是我国知名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同，但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经济发展，却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推心置腹的知己，成为莫逆之交。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灾难，华罗庚也受到了冲击，办公室被抄，资料被封。
一个深秋时节的晚上，华罗庚在北太平庄的家来了一位客人，他们随即坐在客厅的一张方桌旁倾谈。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越来越凑近到桌子的一个角上。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和体会？”
客人诚挚、关心、支持和细致入微的态度感动了华罗庚，他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对客人讲。华罗庚说起了他的经历和变化，他说他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他学识可以说一无所有。他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数理化、天地生都有起码的常识。到实践中去，对他来说，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但事实上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心愿，就可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他、鼓励他、支持他、指引他的人呢！
客人在静听着，不时提出问题。他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深。客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今后你的工作打算是什么？华罗庚脱口而出十二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刻，看得出他在用心思索。“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践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十二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其中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切事物在发展，所以最后三个可否改动一下？”客人的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来帮助他思考。于是，他想到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一些。客人点头了。后来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考验，数学理论深刻演算，确实证明在经济发展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华罗庚以后在文章中说：这位客人就是启发我们到生产中去搞问题、以主人翁的态度去搞工作的人———胡耀邦同志。
时间前进了十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3月，华罗庚因有重要学习任务，未能参加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21日，华罗庚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表达了自己对胡耀邦同志在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拥护和体会。信的全文如下。
耀邦主席同志：
由于我有较重的学习任务，未参加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今天刚见到李昌同志传达您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稿，其中有一段：
“去年在接见学部委员讲话时，我事先估计到，我有的话可能不那么受欢迎。果然，当我说到要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时，当场没有人鼓掌，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
我现在补鼓一掌，举手赞同。当然可能是孤掌难鸣，反响不大！
早在1972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毛主席、周总理也都一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即对我岗位所属也作了深远考虑。在科技大学搬往合肥的时候，他指示我不要去合肥，把关系转到人大常委会，并指示继续搞统筹方法的工作。就这样指引我走了以往不同的方向。继之，在试点、推广等方面他又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周总理不让我归科学院的用心，不仅在于保护我个人，而是用意深远的，与您的“事前估计”，是所见略同的。事实也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你们的反响如此，我的处境不必说了。缅怀先总理，感慨系之。
当然一种风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的。当年学习苏联，苏联科学院给我们公开的是一面，在我和有些院士熟了之后，发现还另有一面。资本主义国家来访问我们的专家大都是理论方面的，即使有应用专长的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告诉我们。我们出国访问走马看花，也绝不会学到先进技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私产，靠此营生，绝不会无条件奉送。在他们不可能向你学到什么的时候，他们绝不可能向你介绍他所研究的问题。
回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多是理论家，强调自己专业，不从全面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考虑居多。直说一句，领导的厚待、接见往往造成国内重视他们专业的偏向，国内也有些人助长这一偏向。这次讨论时，有人提出陈景润同志再多些，中国仍没有办法。实质上可以同样对美籍许多学者所搞的著名工作也未尝不可发此一问。当然这样看法是不能同意的，诚如你所说的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心胸是非常开阔的，养若干位、几十位或更多些学有专长为国争光的人，有什么不可。但大多数还是要为生产提高服务的。更不可以外国人一言九鼎转移了我们的方向，干扰我们的计划。统战是一回事，我们“自主”又是一回事。加之，他们所了解的我国实际并不比我们多些，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比我们强得太多（保密的除外）。
外因如此，再谈内因。从“生产实际中找问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书斋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并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只有解决得了问题，或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如果考虑到祖国相适应的问题和方法，那就更困难了，何况还有人评头品足呢？（这样的人往往是理论实际双落空的人）。
再谈些个人体会。首先决心不易下，再则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往我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并未放弃理论）已20年了，才略窥门径。在十年浩劫期间，尝到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浑不怕，能为人民甘如饴。
再选国外二例渎听，供参考。在法国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国歌声中，对我工作除纯理论的评价外，在应用方面他们认为有极端的创造性的，西方与东欧学者所未有的。再如，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Pollock博士建议出版社发行我的应用数学专著，并建议黑龙江省写一部数学在林业上的应用的专著。这是美国数学家访华团到黑龙江亲自了解到的结果。当然能否出版，还要看写作出来后才定。但外国出版社商请中国小学毕业生写书，未始不是创举，也显示社会主义的特点。
1980年1月，曾给党组织写信说明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十年浩劫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年复一年，更时不我待矣。
总之，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为其不能实行而着急。在发展时有过能为人民（生产）尽一分力的喜悦，在拂逆时，也有过一筹莫展坐困的苦恼。但愿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教遗策而努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谨 致
敬 礼
华罗庚
1982年3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