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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和华罗庚的友谊
作者:黄景钧      时间:2007-03-16   来源:《纵横》
 

  胡耀邦和华罗庚,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一位是我国知名的科学家,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同,但是为了推动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经济发展,却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成为推心置腹的知己,成为莫逆之交。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灾难,华罗庚也受到了冲击,办公室被抄,资料被封。

  一个深秋时节的晚上,华罗庚在北太平庄的家来了一位客人,他们随即坐在客厅的一张方桌旁倾谈。随着谈话的深入,两人越来越凑近到桌子的一个角上。

  “你可否谈谈这几年来到乌蒙山区、大渡河畔、白山黑水,把数学应用于实践的情况和体会?”
客人诚挚、关心、支持和细致入微的态度感动了华罗庚,他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对客人讲。华罗庚说起了他的经历和变化,他说他是一个单科独进、自学出身的人,数学总算学了一点,而其他学识可以说一无所有。他羡慕那些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们,数理化、天地生都有起码的常识。到实践中去,对他来说,是不容易跨出的一步。但事实上也不是想像中那么困难,因为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事。与群众有了共同语言,共同心愿,就可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何况还有像今天和他坐在一起促膝谈心,关怀他、鼓励他、支持他、指引他的人呢!

  客人在静听着,不时提出问题。他们的心在共鸣,脑在同想,越谈越深。客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今后你的工作打算是什么?华罗庚脱口而出十二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大平衡”。客人沉默了片刻,看得出他在用心思索。“我赞成你的方向和到实践中去找课题的道路。但是你所提到的十二个字,能不能改动一下?其中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切事物在发展,所以最后三个可否改动一下?”客人的态度平易近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来帮助他思考。于是,他想到把“大平衡”改为“策发展”是否好一些。客人点头了。后来在实践中经过反复考验,数学理论深刻演算,确实证明在经济发展中,“策发展”比“大平衡”确切得多、积极得多。

  华罗庚以后在文章中说:这位客人就是启发我们到生产中去搞问题、以主人翁的态度去搞工作的人———胡耀邦同志。

  时间前进了十年,华罗庚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82年3月,华罗庚因有重要学习任务,未能参加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21日,华罗庚写信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表达了自己对胡耀邦同志在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拥护和体会。信的全文如下。

  耀邦主席同志:

  由于我有较重的学习任务,未参加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今天刚见到李昌同志传达您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稿,其中有一段:

  “去年在接见学部委员讲话时,我事先估计到,我有的话可能不那么受欢迎。果然,当我说到要到生产实际中找课题时,当场没有人鼓掌,事后也没有什么反响。”

  我现在补鼓一掌,举手赞同。当然可能是孤掌难鸣,反响不大!

  早在1972年您就知道我的心意。毛主席、周总理也都一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周总理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即对我岗位所属也作了深远考虑。在科技大学搬往合肥的时候,他指示我不要去合肥,把关系转到人大常委会,并指示继续搞统筹方法的工作。就这样指引我走了以往不同的方向。继之,在试点、推广等方面他又做了不少具体布置。周总理不让我归科学院的用心,不仅在于保护我个人,而是用意深远的,与您的“事前估计”,是所见略同的。事实也证明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你们的反响如此,我的处境不必说了。缅怀先总理,感慨系之。

  当然一种风气的形成非一朝一夕的。当年学习苏联,苏联科学院给我们公开的是一面,在我和有些院士熟了之后,发现还另有一面。资本主义国家来访问我们的专家大都是理论方面的,即使有应用专长的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告诉我们。我们出国访问走马看花,也绝不会学到先进技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是私产,靠此营生,绝不会无条件奉送。在他们不可能向你学到什么的时候,他们绝不可能向你介绍他所研究的问题。

  回国的华裔科学家也多是理论家,强调自己专业,不从全面发展我国科学技术考虑居多。直说一句,领导的厚待、接见往往造成国内重视他们专业的偏向,国内也有些人助长这一偏向。这次讨论时,有人提出陈景润同志再多些,中国仍没有办法。实质上可以同样对美籍许多学者所搞的著名工作也未尝不可发此一问。当然这样看法是不能同意的,诚如你所说的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心胸是非常开阔的,养若干位、几十位或更多些学有专长为国争光的人,有什么不可。但大多数还是要为生产提高服务的。更不可以外国人一言九鼎转移了我们的方向,干扰我们的计划。统战是一回事,我们“自主”又是一回事。加之,他们所了解的我国实际并不比我们多些,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不比我们强得太多(保密的除外)。

  外因如此,再谈内因。从“生产实际中找问题”不但不容易,而且有风险。在书斋中从文献到文献,每年写几篇文章没问题,并且即使一篇不写,也混得过去。在实际中,只有解决得了问题,或否?容易漏底,原来还是权威学者,解决不了问题是否有失面子?何去何从?如果领导上再不大力支持,那就更是阻力重重了。如果考虑到祖国相适应的问题和方法,那就更困难了,何况还有人评头品足呢?(这样的人往往是理论实际双落空的人)。

  再谈些个人体会。首先决心不易下,再则理论联系实际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以往我搞一个理论分支三四年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搞应用(并未放弃理论)已20年了,才略窥门径。在十年浩劫期间,尝到甘苦,虽受迫害而心肌梗塞过,但谤兴毁至浑不怕,能为人民甘如饴。

  再选国外二例渎听,供参考。在法国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上,国歌声中,对我工作除纯理论的评价外,在应用方面他们认为有极端的创造性的,西方与东欧学者所未有的。再如,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应用数学专家Pollock博士建议出版社发行我的应用数学专著,并建议黑龙江省写一部数学在林业上的应用的专著。这是美国数学家访华团到黑龙江亲自了解到的结果。当然能否出版,还要看写作出来后才定。但外国出版社商请中国小学毕业生写书,未始不是创举,也显示社会主义的特点。

  1980年1月,曾给党组织写信说明有生之年屈指可数,愿集中力量做三件事:(1)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数学应用;(2)理论研究(这也是应用的基础);(3)把十年浩劫期间“偷”、“抄”、“散”的手稿,回忆一些写一些。年复一年,更时不我待矣。

  总之,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为其不能实行而着急。在发展时有过能为人民(生产)尽一分力的喜悦,在拂逆时,也有过一筹莫展坐困的苦恼。但愿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教遗策而努力,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谨 致
敬 礼
                       华罗庚
                     1982年3月21日

  胡耀邦同志收到华罗庚的信后,很快给华罗庚回了一封亲笔信,信是用毛笔行书字体写的,字如铜钱大小,遒劲潇洒,全文如下。

  罗庚同志:

  你……给我的信,几天前我就看过了,因为忙于应付其他的事情,没有及时回信,非常抱歉。

  你信上谈到的许多看法是很对的,我已经把你的信转给了方毅、李昌、卢嘉锡同志,请他们重视你的这些见解。

  至于你谈到今后过重的打算,我倒有点不放心。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中的超额贡献了。

  科学的门路非常广阔,但科研功夫必须坚实,我们这些门外汉并不反对有些同志继续作纯理论性的研究,去探索还没有为人认识的新领域、新原理。但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

  我没有看过《圣经》。前些天偶然看到一本小册子上引用了它上面的一个故事:古代巴比伦人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触怒了上帝。上帝想使这些梦想上天的人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使这件事成了泡影。

  现在,中国人接过了巴比伦人没有实现的理想。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又不存在了。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为这个工程而英勇献身呢?如果能,我以为,它的成功,是可以计日而就的。信写长了,祝你近安!             

                                                                          胡耀邦
                                                                                 1982年4月1日

  1983年初,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和我到华罗庚先生的家采访了华老。华老给我们看了胡耀邦同志写给他的亲笔信,他激动地说:“胡耀邦同志这封情词恳切的信,意味深长,我每读一次,都心潮难平,它给我们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航向。团结起来,为建造我们的通天塔而献身,这是我们每个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啊!”

  数学,一向被人们尊称为科学的皇后,而数论,则是皇后顶戴的皇冠。靠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一开始就向数学的巅峰挺进,20世纪40年代初他完成的《堆垒素数论》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数学名著。其后,他在数论、经典群、调和函数、多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数值积分等各个数学分支陆续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为世界各国数学家所注目,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流数学家。

  1959年,华罗庚开始转到研究应用数学和推广应用。为什么他会离开从事了30年的纯粹数学的研究,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说法很多。就我所知,原因有三:一是受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治运动的影响。1957年反右,他作为民盟中央《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草拟人之一,和千家驹、童第周一起作过检查,因此在知识界中总有一个说法:“华罗庚是一个受到保护的、未划的右派分子”;1958年开展的“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是数学所“拔白旗”运动重点,多次作过检查,被列为“保守派”。二是受年龄的影响。他深知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难度是极大的,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难度就越来越大,数学家韦尔先生有句名言:“就我所见,数学家大致到35岁为止。”这个道理华罗庚应该是清楚的。三是受社会运动的影响。50年代末期,中国大力开展了到工农中去、到实践中去的政治运动。于是,他从60年代初期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双法”),而且确实见到了数学给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明显成效,他的这一变化又多次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彰,毛主席曾两次亲笔写信给他,予以支持和鼓励,一次是1964年3月18日,毛主席给他亲笔写信:“华罗庚同志:诗和信已经收到。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另一次是1965年7月21日,毛主席复信给他,信的内容是:“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周总理、胡耀邦同志也都多次对他给予支持和鼓励。因此,他下定决心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记得1975年初他从大庆回来后对我说:“在回国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和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科学工作者一样,仍习惯于灌注式的教学和经院式的科研,在课堂上讲的是‘厚本本’、‘大套套’,在书斋里钻研的是别人越不懂越玄妙越好,这种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的道路,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越来越不相适应。”我深信他的这种想法是真诚的,是出自内心的。这是他在数学研究中的第一次转变。

  从80年代开始,他的研究方向又进了一步,是把数学研究和宏观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做到数学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转变是受胡耀邦同志启示和指导的结果。这条路子用通俗的语言概括起来就是前文提到的十二个字:“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策发展”。应该说,这是华罗庚数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变。

  他的这一转变表现在他努力撰写的专著《数学方法和国民经济·前言中论》中。他在《“从事国民经济与数学方法”研究的原由》一文中写道:“照目前看,经济学中有些概念远不能符合马克思所认为的‘在高等数学中,他(这是法拉格指马克思)找到最合逻辑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辩证运动’的标准,即以往常所说的平衡。何谓‘平衡”?‘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一规律的数学描述如何?按比例增加,生产各部门之间怎样的比例才是我们该按的比例?高速度发展,当然是指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最高能够达到多高,能否算得出来?”这就是他企图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他认为数学是能够解决这些经济学中的问题的。

  我个人在和他的接触中,感到他之所以坚定不移地走这条研究道路,还有一个潜伏在内心的因素,那就是想争取诺贝尔奖金,为祖国争光。众所周知,诺贝尔奖金是全世界科学家努力追求的大奖,但是其中是没有数学奖的。于是,当今有些数学家转向研究经济学,因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华老曾经多次对我讲过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故事。1985年华罗庚访问日本时,6月12日下午他在东京大学演讲的题目就是《数学的理论、应用与普及》,从50年代他的三本书讲起,一直讲到80年代把数学应用于宏观、优化、经济的理论,每一个时代又分为理论和普及两部分。很不幸,就在这次讲演即将结束时,他突然倒在讲台上,经多方紧急抢救无效,于当晚10时9分因患急性心肌梗塞去世,终年74岁。他的这一夙愿未能实现。

  华罗庚逝世后,他的家乡江苏省金坛市金坛中学的段校长到民盟找到我,说华老的母校金坛中学为了纪念这位卓越的数学家,决定将金坛中学改名为华罗庚中学,想请胡耀邦同志题写校名,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试试看。同时,民盟宣传部也在编辑一本《华罗庚诗文选》的书,以表示对华老的纪念,也想请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我把这两件事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的胡德平同志作了汇报,希望能帮助一下,并将有关资料送给了他。胡德平同志十分认真地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将我写的信和资料送给了中办。一个星期后,我就收到了中办寄来的胡耀邦同志题写的两张条幅,一张是“华罗庚中学”,一张是“华罗庚诗文选”。我高兴极了,没想到这件事能办得如此迅速和顺利,胡耀邦同志对华罗庚先生的深厚情谊令人十分感动。

  《华罗庚诗文选》一书已于1986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金坛中学也于华罗庚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更名为华罗庚中学。

  华罗庚先生已经离开人世整整20周年了,胡耀邦同志也已去世16年。但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华罗庚中学”五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至今仍然镌刻在江苏金坛华罗庚中学的大门上,每天进进出出校门的年轻一代都会凝视着这五个大字,在他们的心中会荡漾起对两位老爷爷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爱戴。

(来源:《纵横》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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