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哈耶克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已逐渐被人遗忘，他的观点也不再是学术讨论的话题。哈耶克本人也不再研究技术经济理论，而是转向了更广泛的社会调查问题。他没有忘记自己属于奥地利学派，这个学派坚决反对社会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同时代的米塞斯曾提出质疑，如果没有分配和激励经济活动的价格机制，还有哪种经济制度可以存在？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批评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这类人），许多都没有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才能妥善地组织经济。没有价格，面包师就不可能知道他的面包卖多少钱。

　　哈耶克1935年编辑的《集体主义经济规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标志着他从经济理论转向了政治哲学。他认为，当规则或法律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运用知识和能力，而不是遵从中央权威的计划时，社会就会更有效率。有人想通过中央集权管理一个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社会，哈耶克否定了这样的想法。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帮助个人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己的才能、想法和知识。哈耶克的基本观点是，知识的碎片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大脑中。鉴于技术和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这当中需要的知识不是任何个人或委员会可以掌握的。然而，在对私有财产、合同、法律、社会规范和商品交换能力予以认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带有利润激励机制的定价体系建立起一个市场。

　　随着二战的结束，哈耶克日渐沉寂。然而，随着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这本书将使哈耶克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战前的大萧条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并且人们已经对战时的中央计划经济习以为常。哈耶克想警告英国公众，政府持续通过中央计划控制经济决策的做法会带来危险。他认为，抛弃个人主义不仅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和社会压迫，而且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极权主义和个人奴役。集中计划缺乏民主性，因为只有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且法治和个人自由都被牺牲了。

　　《通往奴役之路》一经出版便受到好评。那时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轴心国的战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英国各地，人们已经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本书让哈耶克声名鹊起，并使他的知名度超越了经济或学术界的范畴。凯恩斯称其为一本“巨著”，这本书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哈耶克的保守预期。此前，他曾向出版商劳特利奇描述说这是一部半通俗的作品。最初的2 000册在几天内就卖光了。劳特利奇又加印了2 000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本书一直供不应求。战时的纸张配给十分紧张，这给书籍的印刷造成了困难，哈耶克经常把《通往奴役之路》称为“难得的书”。

　　这本书在美国取得的成功更是远远超出了预期。该书主要是为英国读者编写的，而且带有学术倾向，这原本意味着它很难在美国获得畅销佳绩。此外，这本书与当时美国战后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并且已经遭到一些美国出版商的拒绝。然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这本书。该书的美国版于1944年9月出版，比英国版晚了6个月，首次印刷量为2 000册。

　　《通往奴役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上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很快出版商就意识到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于是又发行了5 000册，并于几天后再次发行5 000多册。《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也紧随《纽约时报》，将该书描述为“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并且刊登了长达20页的书籍摘要，此时这本书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没有电视的日子里，《读者文摘》多达600万人的读者群足以引发一时的轰动，这让哈耶克在美国家喻户晓，此时人们开始关注战后的生活。

　　在英国，这本书并没有像哈耶克所希望的那样产生政治影响力。二战结束后，英国建立了福利国家。1945年，在反对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工党的竞选活动中，英国保守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大量引用哈耶克的著作，并将其作为反社会主义的依据。然而，随着工党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并没有在英国公众中引起多少共鸣。公允地说，哈耶克并不是新干涉主义政府的支持者。

　　哈耶克倾向于由私人掌控大多数活动，但他也认为政府有必要在市场中发挥有限的作用，以完成市场无法完成的任务，包括禁止有毒物质流入市场并预防犯罪事件的发生，同时还要提供基本的安全网络。他写道：

　　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在那些避免这种灾害的愿望和克服这种灾害的后果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不会因政府提供了援助而被削弱的领域，如疾病和事故——简单地说，这里所探讨的，是真正可保险的那些灾害——在这些领域里，要求政府协助组织一种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哈耶克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其个人名誉和声望的顶峰。他的想法是建立一个使德国学者在二战后重返主流古典主义思想的学会。1947年4月1—10日，首届朝圣山学会会议在瑞士召开。哈耶克邀请了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总共来自10个国家的39个人。哈耶克是第一任会长，并且直到1961年才卸任。时至今日，该学会仍延续着同样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已有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成为学会成员。

　　哈耶克一直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在《通往奴役之路》获得成功后，他便全身心投入了自己的下一个项目——《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中。该书于1952年出版，书中对社会知识进行了分类。哈耶克认为每个人的认知都极其微妙，这就使每个人能够获得的知识受到了限制。

　　这时，哈耶克正在逐渐远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准确地说，他不再从事教学工作了。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这使哈耶克无法再与之交流，而这也是他失去动力的原因之一。他与妻子赫拉的离婚丑闻也让他在伦敦众叛亲离，包括他曾经最大的支持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他对哈耶克对待前妻的方式感到震惊。哈耶克一直认为他娶错了人。他承认，在发现青梅竹马的心上人、远房表亲海伦妮·比特利希（Helene Bitterlich）嫁给了另一个人后，他一直处于失望、沮丧之中。1949年，他离开了赫拉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并提出离婚。面对赫拉的反对，他于1950年在美国阿肯色州的一家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当时哈耶克是阿肯色州的一名客座讲师，那里的离婚法律比较宽松。这时候海伦妮刚刚丧偶，几周后哈耶克就和她在维也纳结婚了。后来，哈耶克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职。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美国芝加哥，开始了新的生活。

　　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意志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思想学派。它和大学里实际的经济学系不太一样。尽管芝加哥学派很认同哈耶克，认为他与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但经济学系本身并不觊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被公认为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基本上仍被视为通俗读物而非学术著作。在经济学界看来，哈耶克现在已经脱离了经济学研究的轨道，也不再处于大学研究工作的前沿。

　　此外，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大不相同，人们对哈耶克的主要研究方向——商业周期理论——也不是很感兴趣了。坦白地说，哈耶克和经济学界之间可能相互都缺乏热情，因为哈耶克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曾以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的身份加入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所多学科学院中有很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其中包括作家艾略特（T. S. Eliot）和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这让哈耶克得以研究主流经济理论之外的兴趣。

　　他接下来的一部主要著作是《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哈耶克开始展示自由如何推动财富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反过来。政府受到的限制越多，个人自发性和创造性就越有可能出现，这对知识和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哈耶克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知识分类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的头脑不可能理解和有效地利用指导社会所需的一切知识。这暗示了政府能够在经济和社会中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在这本书中，哈耶克还阐述了他对各国间不平等现象的看法。他并不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不平等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进步，而这将使其他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发达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达到的水平。基于同样的理由，哈耶克对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也不以为意，他认为多样性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没有不平等，就没有共同进步。哈耶克说，这不是伦理上的考量，而是历史所见证的：“最近欧洲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的富裕社会通过平等主义政策迅速地变成了静止的，甚至是停滞的社会，而贫穷但高度竞争的国家却变得非常进步、有活力，这是战后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哈耶克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成功人士的行为方式会被他人采纳和模仿。社会的进化是由相对少数人的新思想所推动的。更好的想法带来更好的发展；因此，市场是一种进化机制，而经济人才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可以在平等和生产力之间做出选择。然而，他并不认同有些人根深蒂固的地位，以及他们被赋予的权力、财富和特权。

　　哈耶克花了4年时间才完成《自由秩序原理》的编写。1959年，他完成了手稿以纪念自己的60岁生日。该书于1960年2月出版，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哈耶克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他的代表作，并相应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将《通往奴役之路》描述为一本受众不太广的书，而他希望《自由秩序原理》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

　　让哈耶克感到遗憾的是，这本书与《通往奴役之路》的热门程度相去甚远。这一次，《时代周刊》或《生活》没有刊登该书书评，《读者文摘》也自认不太适合刊登这本书的浓缩版。《通往奴役之路》当时成功地捕捉了人们在二战后放眼未来的心绪，或许《自由秩序原理》没有做到这一点。196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他也感觉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62年，哈耶克出于经济原因离开了美国。他与赫拉的离婚事件以及频繁的欧洲旅行给他造成了一些经济压力。他决定在联邦德国的弗莱堡大学重新进入德语世界。哈耶克在那里一直待到1969年，在回到奥地利和萨尔茨堡大学之前，他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1977年，他带着海伦妮回到弗莱堡，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在此期间，哈耶克主要致力于撰写《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书，《自由秩序原理》的续篇。可以这么说，《法律、立法和自由》比他早期的著作要抽象得多。这次哈耶克没有刻意把这本书写得很通俗，他假定读者都熟悉他以前的作品。

　　该书共分三卷出版：《规则与秩序》（Rules and Order，1973）、《社会正义的幻象》（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1976）和《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1979）。他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写作的原因之一是，1969—1974年，疾病和抑郁症使他的创作进度中断了。然而，有两件事情又让他恢复了活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有传言称，委员会非常希望将该奖项授予瑞典福利国家的先驱之一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但该奖项在设立之初就规定，瑞典人在前五年不能受领该奖。第六年是1974年，默达尔在那一年如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与他同时获得这个奖项的还有哈耶克。据报道，两位经济学家都很惊讶，哈耶克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诺贝尔奖，而默达尔没有想到他会与人分享这个奖项。

　　哈耶克并不认为自己能够竞争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从事技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了。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完全忘记了哈耶克这个人，而且他离开芝加哥已有十多年了。最高荣誉的经济学奖使他恢复了活力，并帮助他重拾健康和动力。

　　20世纪70年代，主要经济体在1973年油价飙升后遭遇了滞胀（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结合）。哈耶克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将导致与大萧条同等规模的经济危机，这与他40年前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相一致。他认为，即使是以牺牲短期产出和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也必须得到遏制。

　　1976年，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几年后，哈耶克出版了《货币的非国有化》（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一书，他在书中大胆提出了货币应该由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发行的观点。哈耶克认为，货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将有利于流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有助于加强自我监管。他的观点受到了众人的嘲讽。弗里德曼曾指出，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使用各方都接受的交换媒介进行双边贸易。最近加密货币的兴起就是非政府货币的一个例子，比如比特币就是一种可以用来在互联网上购物的数字货币。

　　然而，哈耶克的著作给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将自由市场经济引入英美经济的政治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1955年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成立以来，哈耶克一直与这家位于伦敦的智库机构保持着联系。在读完《通往奴役之路》之后，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创始人、企业家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与他取得了联系。该机构致力于促进自由市场和限制政府干预经济，而且与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关系密切。1979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她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经常在内阁和其他会议上引用他的理论。有一次，她打断了一个人的讲话，当时那个人正在敦促保守党在各种政策问题上走中间道路。她拿出一本《自由秩序原理》放在桌子上，大声疾呼：“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撒切尔夫人让哈耶克再次成为重要人物。在她担任首相10周年之际，她曾写信给哈耶克，感谢他在意识形态和政策领域做出的贡献。

　　《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是哈耶克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是对他一生研究工作的最高总结，也是《法律、立法和自由》的终曲。该书提出的见解是，价格体系是一种工具，它使数百万人能够根据他们不能具体、直接认知的事件和条件调整行动：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逐渐发现经济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解释人类如何根据没有信息的数据调整行动的过程。因此，整个经济秩序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有人通过使用价格作为指导或信号引导我们去服从需求，并为他人带来权力和能力，而我们则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从根本上说，价格是一个信号，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协调着成千上万个人的行动……这成为我研究工作背后的主导思想。

　　从本质上讲，哈耶克的思想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该理论尤其关注价格在决定经济中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作用。有了价格认知，人们就可以选择生产哪种商品或在哪个行业工作。尽管没有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但整个经济体可以有效地运行。虽然哈耶克花了7年的时间才写成这本书，却没有收获好评。这标志着他专业研究工作的结束。

　　1992年，哈耶克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