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把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引入，意味着问题讨论侧重于社会生活领域，而非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又因为涉及精神虚无与价值追求，决定了这里所指偶像是那些具有价值引领作用的人物而非娱乐明星。

　　话题源自微信圈转发的一个个偶像级人物摊上事的消息，其中有的还存在颇多交集，正是这样才产生李清照的词意或词感：“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改革开放以来，环境使然我们社会产生了一批偶像级人物，随着持续开展的反腐和社会巨大变化，有些人物落马或远遁。于是人们开始怀疑，我们社会还有值得景仰的人吗？或者说这个世界活着的人中有无能够扮演精神偶像角色者？

　　提出这样的疑问着眼点当然不是倡导“刑不上大夫”，或认为上了“神坛”就不能跌落，而是探究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所揭示的原理抑或道理：倒掉与新生。

　　当一个个偶像级人物倒掉之时，我们有没有和能不能以自洽的理论化解公众疑惑，同时还要找到空缺和空白的填充物。

　　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必因疑惑萦绕于很多人的脑海，且反映于舆论场，而形成公共精神障碍。即使这种现象和问题不会触及精神大厦，影响意识形态基础，至少会影响社会力量的凝聚和人文建设。

　　这里不妨通过文化和社会比较来深化认识。在宗教传统国家，大众的偶像是上帝或其他一个想象出来的足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偶像，世俗社会中再伟大的人物仅限于社会仿效，不会也不可能上升到偶像崇拜的高度。因为世俗之人皆可替代，唯有宗教偶像不可替代，也只有不可替代才具有承载精神归宿的功能。

　　我们国家与绝大多数国家在此方面存在差异。作为一个非宗教传统国家和民族，我们的精神归宿一直走在世俗神圣化的道路上，比如孔丘到孔圣人，关羽到关帝，等等。此外，还有政治崇拜、历史崇拜、道德崇拜。

　　这个道路或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后世造前世，当世造去世。假如现世中的人变成“神”，也就是接近于这里所说的社会偶像，要想维持到终点极其困难，或者原本就不可能。比如，生活在世俗与人性化的社会，尤其是尚在职场上打拼者，不可能切断世俗联系，只要追求人性和世俗化内容，都与精神偶像发生冲突。

　　所以，阶段性或尚未进入大众视野前会存在一些神圣化品质，因为任何人身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神性人性兽性这三大属性。问题是进入公众视野接受审视之时，要想持续推高且长期维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陷入困境。

　　简言之，人设终究要垮塌，无任何力量所能阻止。或者说社会处于封闭状态且遵循一元价值观之时可以做到，比如北方的小邻居至今仍能维持和维护，但只要打开国门，便再也回不到从前。

　　如此，要求我们必须探索新路。原本人类社会真正上升到信仰高度者，只有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两种，但由于二者无法涵盖或解释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特征，而需要再突破。

　　所谓二者不能解释和涵盖，一方面我们是非宗教传统的民族，不可能以宗教来解释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或精神血脉，而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无论产生的时间还是思想内涵，也无法追溯中国精神史。既然两大信仰不能解释中国精神史，就存在无法覆盖的人群，我们必须为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或灵魂归宿。

　　这里我提出两大信仰之外的另一信仰——世俗信仰。当然这个“信仰”是所谓的，不可能上升到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层面，但可以解决两大信仰所不能关照人群的精神需要。这显然回到西方主题——社会偶像，更具体讲便是如何平衡偶像的倒掉和新生。

　　逻辑推论到此，提出两个需要全社会思考和回答问题（后续文章会探讨具体方案）：如何在多元时代确立主流精神，也就是在一个质疑的时代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武装集团内成员，进而延伸到社会大众；当下和未来社会精神领域的建设重点是继续塑造偶像引导大众，还是将重点放到抬升人文基础，提升公众人文素质，换句话说在精神和价值观领域是以新的偶像抵消倒掉者的负面影响，还是换一个逻辑系统和精神架构，以跳出循环往复。两个问题虽达不到“大党独有难题”的高度，但也属于无法回避或绕开的困扰社会的基础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