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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堂:“五卅”前后中共革命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东京《国民评论》为中心
作者:唐荣堂      时间:2023-01-19   来源:《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及其活动肇始于中共建党前后,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旅日中共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长期以来,中日两国学者对中共早期在日本的组织及其活动十分关注,做了不少高质量研究。这些研究对施存统、周佛海等中共早期党员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以及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发展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考察。相比较而言,国民革命时期的旅日中共党员及其革命活动情况则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薄弱地带”,专门研究尚付之阙如。

 

有学者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日中共组织(“中共东京支部”)的整体研究中提及了国民革命时期王步文、童长荣、王树声、谢嗣育等旅日中共党员以请愿、游行、集会等方式“扩大革命影响”的政治活动,但这些活动具体是如何开展的,未能详细展开。还有学者充分利用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等民国报刊资料,还原了国共旅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但其论述主要聚焦在国民党旅日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从学界已有研究可知,直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前,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并未中断,主要是面向在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群体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至于这种宣传活动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其效果如何?这种效果又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不甚明了,有关研究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近年来,笔者在上海图书馆馆藏中发现了一份由“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 于1925年6、7月间在日本创办发行的革命报刊−东京《国民评论》。该刊由“国民评论社”在日本东京编辑出版、以半月为发行周期,用中文采编,“总代派处”为“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通讯处设在“日本东京西巢鸭宫仲二四四五番地”,主要面向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群体宣传国民革命理论和反帝反封建主张,由黄克谦、梁希一、李兆龙、王树声等旅日中共党员担任主要撰稿人,现存3期。这份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界关注的海外革命报刊为我们研究国民革命时期旅日中共组织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和“革命思想传播”的新视角。

 

本文尝试以东京《国民评论》为中心,以学界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中共早期党、团组织文件和早期旅日党、团员的回忆录、民国时期的旧报刊以及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有关外交和警务档案,对旅日中共党员们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传播革命思想的实践活动作一梳理分析,以期丰富对中国近代革命报刊史、中共早期对外传播史的研究。

 

一、

 

旅日中共组织与东京《国民评论》

 

1920年6月,在上海深度参与了中共建党活动的青年学生施存统启程赴日本留学。抵达东京后,施存统不仅通过书信方式继续保持着与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往来,还与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共谋宣传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21年上半年,“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陈独秀正式委任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正式建立。据施存统本人的回忆,到1921年下半年,由其创建的中共的“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到1922年6月,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在日本活动的中共“正式党员”共有4人。

 

1921年底,因为长期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施存统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的施存统立即投身到中共恢复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代理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职务,并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虽然已经身处国内,但施存统与其创建的中共“东京小组”成员林孔昭等人还保持有紧密的沟通联络。1923年1月,在施存统正式担任团中央书记半年后,林孔昭、马念一、李人一三人开始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通过广泛“联络留学生”和“加入侨日救济会”等方式在日本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动员。作为建立于海外的地方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开展革命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按照中共早期党、团组织间关于青年工作和学生运动的明确分工,加之施存统个人在中共党内任职的调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事实上成为了中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的主体力量。

 

从具体的运作情况看,旅日中共组织的主要活动地是日本东京,以秘密方式开展工作,骨干成员之间大多有着“同乡”或“同学”关系。从乡缘分析,刚刚建立起来的旅日中共组织以湖北籍学生居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的三名组织者中,就有马念一、李人一两名湖北人。以骨干成员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依托,特别是以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为纽带,一批心向革命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在日本加入中共组织,湖北籍留日学生黄克谦和李兆龙二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黄克谦生于1898年,曾在北京中央法政专门学校法律专业学习,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为同乡的关系,黄克谦在与恽代英、刘仁静、林育南等湖北籍的中共早期党内理论家的交往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前后,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一名忠实读者并与在北京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罗驭雄来往密切。经罗驭雄介绍,黄克谦与马念一取得联系。1924年初,黄克谦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同年夏在日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与黄克谦几乎同时在日本加入中共的,是他的明治大学同学、湖北同乡李兆龙。李兆龙在国内时曾求学于“武昌中华大学,受同窗恽代英影响,开始阅读《向导》等革命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李兆龙到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各地中共党、团员开始大规模地加入国民党在日本的组织并对其实施改组。为了督促国共两党旅日组织实现合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联名通知旅日国民党组织“速作改组”,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还专门委派中共党员郭汉鸣借随“广东学生赴日教育考察团”到东京考察教育之机以特派员身份督促国民党旅日组织的改组。1924年7月,国民党旅日组织在东京召开党员大会,中共方面的马念一、李人一、郭汉鸣三人顺利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执行委员”。改组后的国民党东京支部设有文书科、组织科、宣传科、会计科、调查科、青年科、工人科等七个党务工作机构。其中:马念一、李人一分别担任了宣传科和组织科的负责人,郭汉鸣负责工人科的工作。与此同时,马念一还兼任了“从事编辑东京支部纪念册”的“特种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这一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是国民党方面的费哲民和宋垣忠。

 

1925年初,郭汉鸣奉调回国参与青年团广东区委的工作。马念一也受团中央派遣,回国到福州“协助建团工作”。在中共方面的3名执行委员已经有2人回国的情况下,3月,国民党东京支部再次改选。此次改选的结果是中共方面的黄克谦、王树声二人进入执行委员会,分别负责调查和青年工作,李人一不再负责组织工作而是进入到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经过此次改选,中共方面失去了对宣传工作的主导。国民党东京支部的宣传工作由此前与马念一在特种委员会共事的国民党员费哲民以执行委员的身份“代理”。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共同就加强对国民党工作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继续“用国民党名义”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以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对于旅日中共党员们来说,能否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扩大宣传,改选后“代理”国民党东京支部宣传工作的费哲民的政治态度尤为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费哲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却与中共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费哲民在赴日本留学前就与正在开展建党活动的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共党人有交往。在中共党员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费哲民还公开与施存统探讨有关中国革命、婚姻制度、家庭观念等问题。两人也因此结下友谊。在施存统即将赴日留学之际,费哲民专门赋诗相赠以抒发不舍之情。费哲民还在诗中专门表达了他对施存统追求革命的情感认同。他在诗的结尾处写到,“你行了,排山倒海的革命潮,好像挟着血和泪送你一程”。甚至有社会新闻说,费哲民还曾申请加入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因其抱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未果。一个实际情况是,在日本期间,费哲民担任了上海《民国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推销员,并与高津正道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有着私人的交谊。而从费哲民在国共实现合作后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他对孙中山放弃对军阀的依赖转而“联俄”的政策转变是十分支持的,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明确肯定的。费哲民在《国民评论》发表文章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大加赞赏,认为列宁“说得好”,资本主义确如列宁所说,“是到达帝国主义的必然过程,这个权利欲,自然也可以催促崩坏资本主义的丧钟了”。

 

总的来看,中共中央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安排部署、旅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以及国民党东京支部此后所作出的一系列人事安排、费哲民等国民党员的政治倾向等因素,都为东京《国民评论》的创刊特别是旅日中共党员得以主导这份刊物的采编工作,进而运用其传播革命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

 

1920年6月,在上海深度参与了中共建党活动的青年学生施存统启程赴日本留学。抵达东京后,施存统不仅通过书信方式继续保持着与国内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往来,还与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建立了联系,“共谋宣传社会主义的方法”,在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1921年上半年,“经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地的同志协商”,陈独秀正式委任施存统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二人为中共“驻日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正式建立。据施存统本人的回忆,到1921年下半年,由其创建的中共的“东京小组”发展到“十来个人”。到1922年6月,得到中共中央认可的、在日本活动的中共“正式党员”共有4人。

 

1921年底,因为长期从事革命的宣传活动,施存统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的施存统立即投身到中共恢复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代理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职务,并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虽然已经身处国内,但施存统与其创建的中共“东京小组”成员林孔昭等人还保持有紧密的沟通联络。1923年1月,在施存统正式担任团中央书记半年后,林孔昭、马念一、李人一三人开始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通过广泛“联络留学生”和“加入侨日救济会”等方式在日本留学生和华人华侨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动员。作为建立于海外的地方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开展革命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按照中共早期党、团组织间关于青年工作和学生运动的明确分工,加之施存统个人在中共党内任职的调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事实上成为了中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的主体力量。

 

从具体的运作情况看,旅日中共组织的主要活动地是日本东京,以秘密方式开展工作,骨干成员之间大多有着“同乡”或“同学”关系。从乡缘分析,刚刚建立起来的旅日中共组织以湖北籍学生居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留日组的三名组织者中,就有马念一、李人一两名湖北人。以骨干成员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依托,特别是以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为纽带,一批心向革命的中国留学生先后在日本加入中共组织,湖北籍留日学生黄克谦和李兆龙二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黄克谦生于1898年,曾在北京中央法政专门学校法律专业学习,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为同乡的关系,黄克谦在与恽代英、刘仁静、林育南等湖北籍的中共早期党内理论家的交往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3年前后,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一名忠实读者并与在北京活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罗驭雄来往密切。经罗驭雄介绍,黄克谦与马念一取得联系。1924年初,黄克谦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同年夏在日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与黄克谦几乎同时在日本加入中共的,是他的明治大学同学、湖北同乡李兆龙。李兆龙在国内时曾求学于“武昌中华大学,受同窗恽代英影响,开始阅读《向导》等革命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1923年夏,李兆龙到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各地中共党、团员开始大规模地加入国民党在日本的组织并对其实施改组。为了督促国共两党旅日组织实现合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联名通知旅日国民党组织“速作改组”,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还专门委派中共党员郭汉鸣借随“广东学生赴日教育考察团”到东京考察教育之机以特派员身份督促国民党旅日组织的改组。1924年7月,国民党旅日组织在东京召开党员大会,中共方面的马念一、李人一、郭汉鸣三人顺利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执行委员”。改组后的国民党东京支部设有文书科、组织科、宣传科、会计科、调查科、青年科、工人科等七个党务工作机构。其中:马念一、李人一分别担任了宣传科和组织科的负责人,郭汉鸣负责工人科的工作。与此同时,马念一还兼任了“从事编辑东京支部纪念册”的“特种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这一委员会的另外两名委员是国民党方面的费哲民和宋垣忠。

 

1925年初,郭汉鸣奉调回国参与青年团广东区委的工作。马念一也受团中央派遣,回国到福州“协助建团工作”。在中共方面的3名执行委员已经有2人回国的情况下,3月,国民党东京支部再次改选。此次改选的结果是中共方面的黄克谦、王树声二人进入执行委员会,分别负责调查和青年工作,李人一不再负责组织工作而是进入到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经过此次改选,中共方面失去了对宣传工作的主导。国民党东京支部的宣传工作由此前与马念一在特种委员会共事的国民党员费哲民以执行委员的身份“代理”。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共同就加强对国民党工作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继续“用国民党名义”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以切实方法“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宣传”。对于旅日中共党员们来说,能否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扩大宣传,改选后“代理”国民党东京支部宣传工作的费哲民的政治态度尤为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费哲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却与中共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费哲民在赴日本留学前就与正在开展建党活动的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共党人有交往。在中共党员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上,费哲民还公开与施存统探讨有关中国革命、婚姻制度、家庭观念等问题。两人也因此结下友谊。在施存统即将赴日留学之际,费哲民专门赋诗相赠以抒发不舍之情。费哲民还在诗中专门表达了他对施存统追求革命的情感认同。他在诗的结尾处写到,“你行了,排山倒海的革命潮,好像挟着血和泪送你一程”。甚至有社会新闻说,费哲民还曾申请加入施存统等人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因其抱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而未果。一个实际情况是,在日本期间,费哲民担任了上海《民国日报》的特约通讯员及推销员,并与高津正道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有着私人的交谊。而从费哲民在国共实现合作后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他对孙中山放弃对军阀的依赖转而“联俄”的政策转变是十分支持的,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明确肯定的。费哲民在《国民评论》发表文章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大加赞赏,认为列宁“说得好”,资本主义确如列宁所说,“是到达帝国主义的必然过程,这个权利欲,自然也可以催促崩坏资本主义的丧钟了”。

 

总的来看,中共中央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安排部署、旅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东京支部以及国民党东京支部此后所作出的一系列人事安排、费哲民等国民党员的政治倾向等因素,都为东京《国民评论》的创刊特别是旅日中共党员得以主导这份刊物的采编工作,进而运用其传播革命思想创造了便利条件。

 

二、

 

国民革命“正当性”的话语建构

 

对某种政治思想的传播通常是以对这一思想的核心概念进行政治“正当性”的话语建构为起点的。有研究者在研究正当性理论和考察中共早期革命正当性建设经验时就发现,“政治正当性并不是根据某些规范性原则一次性地获得的,而是政治系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选择合适的政治主题,不断地对其进行综合运用和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而逐步建构出来的”,而中共早期革命正当性建设的一个重要政治主题与核心概念,就是国民革命。东京《国民评论》的创刊动机在于宣传国民革命思想。按照创刊号所刊登的发刊辞《我们的态度和主张》一文的说法,东京《国民评论》就是要改变“留东学界关于出版方面、竟寂寞得到了销声匿迹的田地”的局面,促使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都来加入国民革命战线的工作”。黄克谦、梁希一等旅日中共党员通过在东京《国民评论》上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以中共中央的政策与决议为依据,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理论,围绕国民革命这一核心概念并聚焦在正当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话语建构行动。

 

旅日中共党员们之所以努力围绕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展开话语建构,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其一,是为“国民革命”这一并非由中国共产党人发明的概念注入新内涵。国民革命虽然是中共早期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最为流行的革命话语,但追根溯源,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孙中山。早在1906年,孙中山就曾提出开展“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的“国民革命”的主张。1922年以后,为了执行共产国际对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要求,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重新发掘出这个由孙中山首提的政治概念,并运用列宁主义的民族革命理论对其进行新的解释和阐发,将其纳入到中共的革命话语体系之中。根据中共理论家的新阐释,国民革命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之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其“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也可以说,强调国民革命的正当性问题,就是要为其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新内涵。其二,与彼时海内外舆论界较为普遍地存在反对革命、提倡改良、改造的声音有关。事实上,民国建立以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革命”的正当性本已得到充分展现,成为一个颇具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孙中山有言,“民国由革命而来,则凡今日承认民国者,必当服膺于革命主义”。问题在于,一个新的国家已经经由一场革命而建立起来。在此情形下,中共所提出的继续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即:以国民革命为路径打破现有政治框架和社会结构的主张,亟须在理论特别是话语上塑造其正当性。

 

黄克谦在东京《国民评论》上发表的《革命一元论与现代革命形势》一文,试图从革命本身的进步性质、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三个方面建构国民革命的正当性。在革命本身的进步性质方面,黄克谦明确提出了他的“革命一元论”。所谓革命一元论,就是突出强调革命的“一元性”,将革命作为历史发展、时代变迁的必然方式,喻为“从旧时代渡到新时代”的“唯一”的“渡桥”,认为革命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进化的定律,非主观的好恶问题……时代的新旧迁嬗,必定要从革命桥上过,别无通路”。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下,革命成为一种进化的客观规律,成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唯一的内在动力,“唯一解决现世生活的方法”。换言之,革命是永恒的、无休止的,这实际上也就回应了辛亥革命后为何还要继续革命的问题。在世界发展的潮流趋势方面,黄克谦直接借用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将其论述为“政治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变化为转移的”。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全世界都处于“一个大革命时代,革命的怒潮汹涌遍全世界,真有惊天动地奔山倒海之势”,其原因就在于“从前的经济状况,是以一地方为单位,所以革命也是以一地方一国为范围”,而“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以世界为单位,故革命也是世界范围”。这一论证逻辑就是从国际视野来分析革命的世界潮流进而为中国的继续革命找到正当性。

 

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方面,黄克谦则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或半独立国”的基本国情并深入挖掘了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即:“帝国资本主义者间的均势”,为的是“保存政治得到半独立形式,好行经济侵略”。在他看来,作为“半殖民地或半独立国中之领土最多大,人民最多,物产最富,而最为帝国主义者所耽耽虎视而互谋竞夺”的中国,“纷扰更甚,苦痛更深,因此革命之要求更急”。而各种非革命的主张也自然成为非正当性的、“自欺欺人,骗名骗利的”、需要被批判的对象:联省自治在中国行不通,因为那“完全是封建割据的心理”,“在大军阀专横,小军阀割据之下,决没有真正省自治的可能”;制宪救国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在武人专治之下,岂是一部空洞宪法所能范围的么”;好政府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为“军阀豺狼成性,只能俯顺迁就他,不能利用它”;教育救国行不通,因为“军阀不打倒,教育是不能发达的……是没有求得高深学问的机会的”;外交救国行不通,因为“在军阀政府之下,即使收回了权利,也没有人民的好处”。通过对各种非革命主张的批判,黄克谦得出结论:只要不革命,一切都是“空谈的救国方法”,而只有“内而国民同心协力向军阀进攻,外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国民革命”才是“救国的真方法”。国民革命也因为与救国绑定在一起,而被赋予了某种正当性。以对国民革命的正当性的建构为基础,黄克谦进一步阐明了他所认为的国民革命的“三重意义”:一是民主革命的意义,即,“人民向媚外卖国的特权阶级夺取政权要求自主”的“政治民主主义革命”;二是社会革命的意义,即,“人民向洋资本家与买办资本阶级行阶级斗争,解决生计痛苦”的“近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三是民族革命的意义,即,“半独立国国民向帝国主义进攻,要求国际地位平等”的“与殖民地同性质的民族革命”。

 

严格地说,黄克谦将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三重意义赋予国民革命一身的话语建构方式与彼时中共中央的国民革命话语是有一定出入的。将社会革命也视为国民革命显然与中共中央对于国民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界定不一致。相比较而言,梁希一则更为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精神,其在东京《国民评论》上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一文,突出强调了国民革命因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意义而具备的正当性。用梁希一的话说,“国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和军阀存在一天,国民革命也就继续进行一天,帝国主义和军阀榨取压迫的手段愈恶辣,国民革命运动的势头亦愈凶猛”。梁希一还形象地将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关系比作母亲和儿子、火花和燃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母亲”,国民革命是“儿子”;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燃料”,国民革命是“火花”,“要是不想养儿子,除非自己先不做母亲;要是不想看火花,除非再不添加燃料”。

 

重释历史是旅日中共党员们建构国民革命正当性的重要手段。为了论证国民革命的正当性,他们以“反帝”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建立起了一个“八十余年来的中国,无日不在帝国主义侵略残害之中”的完整的历史叙事。这一帝国主义侵略残害中国的历史叙事自鸦片战争开端,“继之以英法联军、中法战争、庚子联军、五七协定,每用一回政治的压迫,就强订许多不平等条约,肆行经济侵略”并且“已经数十年,近更加剧烈”。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革命的历史序列。旅日党员们充分吸收了“五卅”前后中共中央关于重新挖掘义和团这一支撑“反帝”话语建构的重要历史资源的新精神,对义和团的“反帝”性质进行了着重的强调并将其作为起点,排列出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再到五卅运动的“一般国民直接作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国民族革命历史序列。黄克谦在东京《国民评论》上发表的《五卅运动的历史背景与其性质》一文强调,“义和团就是因痛恨帝国主义的压迫蹂躏而组织起来的反帝国运动的团体,是国民直接行动的民族革命的雏形”。义和团虽然存在着“智识浅陋、还不曾认识帝国主义的真意义”而“只是概括的排外,革命的思想和手段未免神秘而暴烈”等问题, 但“这也是当时的客观环境未到形成一般人民民族革命的智识与能力的地位的缘故”,不能因此而“否认其革命的性质与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在于义和团本身所具有的“那种革命的勇气与爱同胞的热诚”,还在于其对于之后的反帝革命运动的深远影响,“那时革命党的势力从此逐渐膨胀,实受那次群众运动的影响不小”。以对义和团运动的分析为参照,辛亥革命被界定为“驱除帝国主义的势力与满清的专制”为目的的“民族民权革命”,即:“中国第二次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被界定为“第三次的国民直接行动的民族革命”。

 

三、

 

“在地化”的革命舆论动员

 

与话语建构相比,舆论动员一般需要围绕某一具体事件展开,通过运用强调、批驳、比较、共情、类比、夸张等各种宣传技术,使公众产生对这一事件的一致的意见和情感倾向,最终实现对舆论的引导和塑造,甚至激发起实际的行动。旅日中共党员们要将国民革命从话语、理论转化为实践,舆论动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1925年在上海爆发、进而波及全国的五卅运动则为这种舆论动员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五卅惨案发生后,包括旅日中共组织在内的中共各地党、团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迅速反应,组织动员当地民众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6月4日,“留日国民紧急大会”在东京召开。在旅日中共党员们的居间策动和积极参与下,会后以留日学生总会、驻日华侨联合会、旅大收回后援会及各省同乡会等社团组织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应对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外交后援会内设文牍部、交际部、调查部、会计庶务部和宣传部。其中:宣传部主任由旅日中共党员郝兆先担任,交际调查部委员由旅日中共党员王树声担任。由于旅日党员们忙于组织各类政治集会组织动员群众,甚至一度延误了《国民评论》的出版发行工作。7月,《国民评论》“五卅运动”专号在东京出版。黄克谦、梁希一、李兆龙、王树声等旅日中共党员在这期专号上发表了多篇专门聚焦五卅运动的评论文章,努力对在日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展舆论动员。值得注意的是,旅日中共党员们围绕五卅运动而开展的舆论动员有着明确的目标对象−旅居日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这也使得这种舆论动员行动呈现出明显的“在地化”特征,成为中共早期革命舆论动员的一个典型的地方实践。

 

相较于“沪案”“五卅惨案”等为国内舆论界所普遍使用的概念而言,“五卅运动”这一基于中共中央基于列宁主义的革命话语系统而生成的“新概念”,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来说无疑是十分陌生的。因此,在这场专门针对五卅运动的舆论动员行动中,旅日中共党员们首先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释“五卅运动”的概念内涵并明确界定其国民革命的性质。黄克谦提出,五卅运动自“上海青岛两处的罢工起……内中包括沪、青、汉、粤及全国各处因沪案而起的一切运动……以五月卅日,为徒手请愿的群众被英日等帝国主义大施残杀的开始的一天,所以用‘五卅’作这几个月到现在还未了的革命运动的代名词”。为了证明这场运动的国民革命性质,黄克谦将五卅运动的“远因”归结于“八十余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其“近因”归结于“新俄勃兴,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的联合”;将“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将“纱厂罢工”视为五卅运动的“爆发点”,将“沪汉粤的惨案”喻为五卅运动的“焦点”和“沸间”。以此为基础,五卅运动的性质被明确界定为“继五四运动而起的第四次国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其“并不是为了特殊利益的以阶级或一个团体的普通游行示威请愿的群众运动”,而是“不甘帝国主义的压迫,谋中华民国独立的国民革命运动”。从黄克谦对于“五卅运动”的概念解释和性质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旅日中共党员们动员舆论的基本思路是将五卅运动作为国民革命的具体实践、作为“中国数十年革命运动的总成绩”和“现在世界革命潮流中的一个大支流”而放置于国民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整体叙事之中加以论说。

 

动员舆论需要晓之以理,更要动之以情。激发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的民族情感是能否实现将五卅运动纳入以反帝为主题的国民革命叙事的关键。旅日中共党员们激发民族情感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以激烈的语言呈现了列强欺侮中国人的事实,并用这些事实作为民族悲惨命运的例证。“流血”“残杀”“死难”“耻辱”等词汇成为他们描述五卅运动的关键词。王树声将五卅事件称作“五卅国耻”,并用“惊天动地、空前绝后”形容这种耻辱。在他的描述中,五卅运动是一场“流血”的运动,“赴死难者,接踵而起,呼号之声,震惊全球……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讲演,示威,奔走呼号,所在皆是”。黄克谦对五卅运动的事实呈现则突出一个“杀”字,用激烈的语言将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武汉、广州、青岛等地武力镇压中国人抗议示威活动的做法集中地、全景式地呈现出来:在上海,是“直接残杀……架起枪炮,大杀四天”;在武汉,是“用机枪杀了一顿”;在广州,是“加重加酷的残杀”;在青岛,是“因自己没有兵不能直接残杀,于是令他的走狗张宗昌半夜派大批兵马团围杀工厂,除当场杀死的不计外,还拘捕数十人”。在集中罗列了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的事实后,黄克谦强调,五卅运动就是“屠杀事件”而并非一般的“巡捕警察偶然与群众冲突所致”。对此,他解释说,“如果是偶然的冲突,当时即应申明误会,惩凶赔偿道歉”,而不是“在上海继续四天的残杀,继之以汉口的残杀,更继之以广州的残杀,近更继之以重庆的残杀”,更不会“到处增兵派舰,强硬到底”。梁希一对五卅运动的评论是,“外人轻视我人格,剥夺我人权,不拿中国人当人看待。这凡是中国人,谁都应该奋起的。狗与华人不得入,简直拿中国人比起狗来还贱;洋人的汽车故意撞死中国人,给十余元的埋葬费便可了事,简直是屠一头猪……试问同是有感情有热血有理性的动物,那能甘受这奇耻大辱呢?”

 

旅日党员们如此激烈的言说方式意在将激发公众的民族情感与引导公众认清五卅运动的国民革命性质连接起来,凸显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心议题。在这样的论说逻辑下,一场因劳资冲突而起的社会事件的解决就不能仅仅是劳资双方的矛盾的解决,而是要发挥革命所特有的持续性和彻底性,将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作为这一抗争运动的结束条件。为此,旅日党员们对社会各界所提出的解决五卅事件的多种主张进行了二元分类,将着眼于就事论事解决五卅惨案的修约、逞凶、道歉、赔偿等就事论事解决五卅事件的主张统统判定为“示弱的、无效的”,是“模模糊糊求速了”的“枝叶的解决办法”,而只有彻底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特权才是“根本解决办法”。李兆龙提出,五卅运动就是“产业革命,求公理伸张的运动”,从世界历史看,“由家庭手工业,变为都市机器工业时,这大案的种子,就已播下去了”;从中国历史看,“南京条约订成,发生这大案的可能性已充分了”。而作为一场有着深刻历史逻辑和产业革命背景的社会运动,“除了资产阶级寿终正寝,被压迫阶级得着了独立自由,不能谈别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激发民族情感是旅日中共党员们动员舆论的主要手段,那么灌输阶级意识和阶级革命观念才是这场舆论动员行动的真正意图。为了将这种手段与意图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梁希一着重阐述了他的“全中华民族被压榨阶级”概念,试图将阶级革命观念与民族情感认同融为一体。他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是,“帝国主义底铁蹄驰骋之下的中国人民,各阶级都同处于被剥削侮辱逾于牛马的境遇,简直可算一个单一性整个的全中华民族被压榨阶级”。这样一种“民族阶级”观念的塑造,用民族情感弥合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将帝国主义上升为唯一的共同敌人。虽然梁希一自己也承认,“我们不能否认本国亦有压榨阶级的存在,知道军阀官僚财阀直接祸国殃民的罪恶比帝国主义者还显著”,也不能抹杀“国内劳资阶级的分立”,但“本国军阀官僚财阀,都不外帝国主义的傀儡−简直是走狗罢了”,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都同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压榨的实情底下”。在帝国主义这一唯一的共同敌人面前,本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彼此实可互相携手大家同立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面”。用梁氏的话说 ,“我们目前只有一条战线,便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合战线”。

 

在灌输阶级意识和阶级革命观念方面,黄克谦要比梁希一的态度更加坚决、立场更加鲜明。他希望能够引导舆论从五卅运动中“觇出革命精神和革命势力的强弱”,进而能够认清“中国国民革命的程度和革命阶级”。与梁希一试图用民族情感弥合除军阀外的一切阶级的差异、塑造“全中华民族被压榨阶级”的做法不同,黄克谦直截了当地提出,“只有工人、农人、学生、小商人四种阶级,是革命阶级”。当这种阶级的革命性与五卅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则“只有这四种阶级的势力澎涨联合起来,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殊为难得的是,黄克谦的这种观点是中共党内较早的关于国民革命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的认识。以五卅运动为例证,黄克谦明确指出,“革命的精神表现得最坚决,革命的势力表现得最伟大,革命的组织表现得最紧严的,第一就是无产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势力,工人在国民革命中自然的居领袖阶级地位,于此都已确切证实了”。

 

为了更好地灌输阶级意识和阶级革命观念,动员革命舆论,旅日党员们还将中日关系的走向以及日本当地的时事政治动向融入对五卅运动的革命叙事中,以一种更为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所熟悉的、易于感知的言说方式,促成其对国民革命和民族情感的双重认同。一方面,他们专门对五卅前后日本舆论界流行的所谓“中日亲善”说予以抨击,提出了“阶级基础”是中日亲善的前提的新解释。梁希一强调,“‘亲善’的对象,应存在于同一阶级,同一经济基础的阶级内,不是同一的阶级,同一经济基础的阶级,是绝没有亲善的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搜集和罗列日本媒体关于本国工人和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的新闻报道以证明五卅运动得到世界无产阶级援助的有利形势。“东京劳动各团体于芝公园协调会馆开应援上海罢业演说会”“日本劳动团体决议联合选派代表慰劳上海罢业团”“学生团体帝大新人会早大社会思想社等为批评上海事件而集会演说”等时事新闻都成为他们动员舆论支持五卅运动的重要素材。“在地化”的动员策略使文本中的革命知识与现实中的生活感知结合起来,促使社会公众对五卅运动形成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和更直观的感性认识。

 

四、

 

余论

 

“用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宣传,这是五卅前后旅日中共党员以东京《国民评论》为媒介展开话语建构与舆论动员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这份由旅日中共党员主导的革命刊物作为中共早期政治传播个案的独特价值所在。回到历史的真实场景中,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人为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中共中央还曾专门分析过这种传播模式的三个好处,“一可减省人力财力,二可使国民党易于发展,三可使各种努力的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可以说,“用国民党的名义”这一特殊传播模式的形成,既有来自外部的推动力量,也有中共党内宣传家们主动设计的成分。

 

就其效果而言,以东京《国民评论》的革命思想传播实践为例,我们一方面看到这种传播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共在日本的革命宣传“声势与功效比较扩大,而且集中”。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由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地华人华侨汇回上海、接济受难工人的捐款达到93.4695万银元,占当时经手接济受难工人捐款事务的上海总商会所经收的捐款总额的近40%。对于组织规模十分有限的中共旅日组织来说,这种效果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得益于这种传播模式对于国民党组织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这种传播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有过高的估计。事实上,这种传播模式在实践的过程中还为传播效果的产生制造了不少阻碍,这种阻碍尤其体现在对于传播效果的政治意义的削弱。在旅日中共党员依托东京《国民评论》的革命思想传播实践中我们看到,在国民党的名义之下,旅日中共党员们不得不在大段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极力撇清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关系,极力澄清国民革命与所谓“赤化”“过激”的不同性质。与此同时,在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时,在保持组织独立性和维护合作局面出现冲突时,用国民党名义开展革命宣传的中共党员们往往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这种特殊的传播模式使得这份刊物的读者事实上很难意识到这份刊物的共产党属性。直至今日,这份刊物也并未被纳入中共红色革命报刊的历史谱系之中。

 

实际上,在东京《国民评论》的革命思想传播实践之前,这一传播模式的问题就已经为中共的领导人所注意。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就明确指出了这一传播模式所暴露出的“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的问题。所谓名正言顺,对于属于政治传播范畴的革命思想传播而言,传播什么、向谁传播固然重要,但往往容易被传播者所忽视的,正是政治传播的主体是谁,即:谁在传播的问题。用陈独秀的话说,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只是,理论转化为实践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往往又会经受实践的检验。旅日中共党员们用国民党的名义,依托东京《国民评论》,对国民革命“正当性”的话语建构和在五卅运动中的“在地化”舆论动员,面向在日本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群体传播了中共的革命思想,不可谓不努力。而在他们与在日本的国民党内反共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的同时,东京《国民评论》也难以为继,只能成为中共早期在日本的政治传播史上的“昙花一现”。在国民党“清党运动”的重压之下,即便旅日中共党员们仍试图以“国民党驻日总支部”的名义传播革命思想,但这种特殊的政治传播模式最终宣告失败。在此之后,中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旗帜”的重要性,始终强调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不断探索和形成了具有中共特点的政治传播新模式,开辟出一条通往革命胜利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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