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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东升 黄文政等:未来起点收入——共同富裕时代的新型再分配方案初探
作者:翟东升 黄文政      时间:2022-11-30   来源:《文化纵横》
 

  引言

  未来起点收入是本文基于中国国际收支、人口、产业、财政等国情特点而构想的一项再分配政策,它与全民基本收入(UBI)有着相似逻辑,但又有着若干重大改进。实施这一政策,将在保障机会公平的同时,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全民基本收入是指政府为所有国民无条件地提供满足基本生活条件的资金的政策理念与实践。新冠疫情的冲击强化了各国民众、政府和学界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力度,推动了各个工业化经济体向民众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实践。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并未出现推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尝试,但世情、国情的变化急切呼唤出台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国方案,主要原因有以下五点。

  其一,以经济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美欧日三大市场近十亿人口的消费需求对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无论是从相对体量还是从国际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国家五亿多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当前中国国内消费的发展态势并不尽如人意。2021年以来,本土消费市场规模增速持续落后于美国(如图1所示),为中国居民提供更多可支配收入以提振内需是必要且紧迫的。

  其二,中国面临着人口结构少子化、老龄化的长期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2021年已低至7.52 ‰,中国总人口即将见顶。少子化、老龄化趋势的加速强化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因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生为主。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迁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出现了工厂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双重困境,从而构成潜在政治经济风险。

  其三,中国政府社会支出占比远低于其他工业大国(如图2所示),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

  其四,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就业和社会公平带来巨大冲击。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意味着资本相对于劳动、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等现象,还将加剧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分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表示,在中国有77%的工作可能将被人工智能取代。全球科技进步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潜在受损者很可能成为阻碍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而通过补偿受损者为新技术铺平道路,是明智的公共政策应对技术进步的挑战的不二法门。

  其五,中国存在推行新型再分配制度的独特优势。从现实经济条件来看,巨额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让中国拥有发放起点收入的供给侧缓冲空间,而无须担心高通胀。中国目前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有充足的债务空间进行再分配体系的增量改革,面临的政策阻力较小。从政治发展进程来看,在中国建设更加普惠的再分配机制符合执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与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政策热点相契合。

  为了探索共同富裕时代中国更好地改进再分配制度的方案,本文借鉴了全民基本收入的部分内涵并大胆创新,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方案。如果将人的一生视为一条曲线,假设努力越多收入越高,那么“起点收入”便是每个中国人在努力程度为零时被赋予的收入。本文希望这一方案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探索中国特色再分配制度的改革走向深入。

 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介绍

  (一)基本理念

  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笔者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中,涉及未来起点收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其一,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蕴含于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才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源泉。借助两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完全应该且能够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基础性劳动,而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消费的经济活动全过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越来越为复杂技术替代的社会发展情景下,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在创新和消费之中。

  其二,关注人口因素的重要性,重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精英在领导大众,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另一方面,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决定了精英离不开大众;由于大众的人口基数足够庞大,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大概率来自普通家庭。

  其三,强调竞争和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倡导保障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平等,以促进和保持良性竞争。如图3所示,极左翼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思想容忍严重不平等。在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代,苏联模式追求结果平等,打压竞争,破坏了经济效率;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奉行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剥夺了大多数家庭下一代人参与竞争的资格。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并不断取得优势,就必须为年轻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把每一代年轻人中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阶层的潜在天才发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和聪明才智的机会。

  其四,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本币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将国家债务杠杆率的升高视为宏观经济风险的积累。但是通过实证数据检验,我们发现世界各国的政府规模与其国民的生存发展质量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以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收(也有学者称之为“国家的股权”),因为其利率和还款期限没有了硬约束,政府既可以通过借入新的国债来偿还旧债,还可以通过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即量化宽松)来压低融资利率。更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就是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如果国债不扩张,那么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而不是经济繁荣。

  其五,将可贸易品视为财富,将非贸易品部门的运行定义为财富在特定地域和社会内部的再分配。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可贸易,导致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趋向失衡。新冠疫情对中低端服务业的长期影响,也导致不可贸易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严重受限,大量民众的收入和消费严重受损。因此,要想在快速技术进步和新冠疫情长期化的条件下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必须扩大其他的再分配手段,比如未来起点收入方案,来维持和调节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二)方案设计

  未来起点收入的方案设计可概括为以下五个要点:其一,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定期发放一定金额的资金,从新生儿开始直到35岁。其二,给0~18岁的孩子发放的资金额度相对固定,未来只增不减;对于18~35岁的年轻人,即具备劳动能力,但是其能力还处于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就业、通胀、国际收支和生育率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度,比如通胀过高或者劳动参与率过低时,可适当减少这部分人的补助。其三,对于35岁以上的成年人,由政府在其一生中给予一次性的教育或技能培训资助,帮助他们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其四,资金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或者微信、支付宝等电子形式发放,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升治理水平。其五,资金来源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

  (三)比较分析和优点归纳

  本文将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与全民基本收入以及现有的类似基本收入的实践进行对比,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与全民基本收入和其他具有全民基本收入特征的方案相比,未来起点收入方案拥有许多优点。其一,注重保障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既能缓和贫富分化,又能保持社会活力。其二,资金来源以本币计价的国债融资为主,增量税收为辅。并且,由于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带动消费、投资和税收的能力强,因此比起其他方案,给孩子和年轻人发放一定的资金具有更强的经济可持续性和现实可行性。其三,针对18~35岁成年人的起点收入额度将根据物价水平、工资水平、国际收支差额、生育率等宏观指标动态调整,可以在实践中很好地避免出现物价快速攀升、劳动参与率过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生育率大起大落等问题。其四,资金发放方式将由数字货币体系赋能,可以降低治理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其五,为教育和培训提供定向支持,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无效工作在社会中的蔓延,提高全社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效率。

  (四)未来起点收入的财政可行性分析

  财政负担过重一直是全民基本收入被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究竟发多少钱才合适?为估算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财政可行性及其宏观经济效果,本文提出三种具体方案,第一种方案着眼于通胀稳定,第二种方案着眼于社会支出水平与工业化国家接轨,第三种方案着眼于中央政府的债务率向OECD国家平均水平看齐。每一种方案都假设从2025年起开始发放起点收入,此后十年内发放金额稳步增长,2035年之后进入平稳期。

  方案一:假设2025年未来起点收入发放总额等于当年的贸易盈余,此后,起点收入发放额度逐年递增。到2035年,发放起点收入带动的内需增长将导致中国贸易结构由盈余转为逆差,全年逆差为1000亿美元。

  即便假设我国产能在2025~2035年间不扩张,也几乎没有通胀压力,这一方案仍是本文设想的三个方案中最为保守的。这是因为,2025年,起点收入的发放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幅度等于贸易盈余(即国内过剩产能)。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增加居民对国内产品的消费,但由于新增的可支配收入中有一部分会转化为储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必然小于过剩产能,因此不会有明显的通胀压力。随着起点收入发放额度的提升,居民购买力日益增强,到2035年,进口增加和出口下降的共同作用使得贸易盈余转为逆差,国内过剩的需求由国外供给满足;但由于国外供给的购买由外汇储备支持,依然不会导致国内通胀大幅波动。

  方案二:假设从2025年起到2035年,中国社会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OECD国家2019年的整体水平(20.03%),扣除养老金增量外,增量部分的5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考虑到2025年可用于发放起点收入的资金有限,故教育补贴自2026年起发放。

  方案三:假设到2035年中国一般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匀速上涨至OECD国家整体水平的122%,由此带来的债务增量中仅有30%资金将用于发放起点收入。

  三种方案的具体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总的来说,三种方案都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可观的起点收入,且公共债务规模对于中国财政而言是可承受的,具有财政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五)未来起点收入的公平性分析

  实施未来起点收入不仅在财政上可持续,有助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对于维护社会分配的公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再分配方案是开放市场条件下,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其一,未来起点收入主张为年轻人提供一笔基本收入,这有助于实现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起点公平。人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环境之中,因早期接受的教育和照顾程度不同,人生走向可能大相径庭,很多有天赋的人因早期的家庭条件所限而未能成才。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显然既不公平,又损失效率。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运气平等主义者(Luck Egalitarianism)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分配制度应该补偿那些社会境况较差的社会成员,让他们的人生有一个更加公平的起点。而未来起点收入计划正是着眼于实现人生起点的机会公平。一般而言,一个人在35岁之前,其在社会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所处的经济环境、其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其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因此,对于这些非自愿因素导致的弱势,社会应该予以适当补偿。未来起点收入计划正是一项致力于补偿人们早年生活和发展机会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计划,就像一张巨大的安全网,使得所有年轻人在“而立”之前都能获得足够的保护,有时间和精力开发自己的各项潜能,这将大大推进社会的公平程度和长期竞争力。

  其二,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不仅与当代政治哲学中运气平等主义对公平的理解相符合,还与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非常吻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憧憬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道德素养足够高时的景象。那时,劳动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需要;资源的分配也不再是你争我抢式的博弈,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当然,现在的社会还没有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还不可能分配给每个人他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机器化大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展现出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可能性。事实上,“没有必要等到全面富裕才开始部分地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如果无条件地给予某人一笔基本收入,虽然不能满足他的所有需要,却能保证他的部分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收入起点计划实际上是在小范围内和较低层次上——人在0~35岁期间的基本需要——实施了按需分配。

  其三,未来起点收入计划也有助于消除马克思所批评的自由市场中的诸多弊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竞争方式的一个重大批判,是市场竞争会对普通劳动者造成剥削。显然,未来起点收入计划可以有效地减缓甚至消除剥削,将增强普通劳动者面对资本的谈判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例如自谋职业、提高技能以获得更高报酬的工作,等等。另外,未来起点收入计划还有助于消除马克思所批评的“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的实现必须首先摆脱为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无止境的物质生产的束缚。只有当人们完全从为满足基本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被迫劳动转变成自主劳动,人才可能展现自己的自由个性,获得自主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起点收入计划将保证年轻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将年轻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帮助他们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实现自主的自由。

  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意义

  未来起点收入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主要原因有:其一,未来起点收入有利于维护公平,推动社会财富的共享。未来起点收入方案能够尽量避免父辈的收入和财富的结果不公平传递为子女在教育、住房等资源占有上的机会不公平,尽力避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保证天资聪颖的“寒门子弟”也有机会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使他们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竞争,从而鼓励创新,保证中国在高端科技领域保持长期竞争力,进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二,未来起点收入有利于保证效率,引导良性竞争。相比于欧洲国家在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巨额社会支出,未来起点收入为中国年轻人保留了个体和家庭自由支配资金的选择权,保留并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提倡效率的重要性,对优胜劣汰的空间持宽容态度。其三,未来起点收入有利于实现区域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为全体年轻公民提供等额起点收入,将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区域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帮助贫困落后地区留住一部分年轻人,培育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未来起点收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速不断趋缓的问题,进而加速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转型。未来起点收入方案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由于年轻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其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将有效扩张国内消费规模,进而使得中国强大的生产和制造能力能够切实服务于提高本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此外,内需的繁荣将为本国的高价科技产品创造巨大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激励生产技术的突破,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同时还将成为中国在国际博弈中的“权力杠杆”,因为在总供给过剩的全球市场体系中,市场即权力。

  未来起点收入将鼓励国民生育,积极应对中国社会的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同时鼓励人们学习深造,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人口质量,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未来起点收入将降低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成本,改善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0~18岁的未成年人的起点收入将由其父母代为领取,且其中大部分由父母支配。鉴于中年人没有按月领取未来起点收入的资格,仅有一笔一次性的教育补贴,“养儿”将成为保证一个家庭在夫妻二人中年之后依然能够领取起点收入的重要渠道。换言之,“养儿”可以“防老”。不仅如此,生育意愿的改善将为高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选“才”空间,由于出生人口的增多,精英产生的数量也会增多,进而带动人口质量的提升。

  此外,未来起点收入方案还将缓解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问题,补贴技术进步的受损者,维持社会稳定;普遍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丰富宏观财政政策手段,加速数字货币的普及,提升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扩大以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带动教育产业蓬勃发展;提升中国人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吸引海外优秀华人回流;等等。

  对潜在风险与挑战的回应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也不例外。本文在设计方案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可能的质疑和担忧。本文认为,这些担忧和质疑是不必要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利远大于弊。

  首先,大面积地借债和发放资金,是否会带来高通胀?我们认为,在少子化、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年轻人的新增需求有限,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近乎无穷,因此通胀难以维持高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且少子化、老龄化问题严重,所以需求增量与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持续存在大缺口。

  其次,直接给年轻人发放现金,是否会导致他们变得懒惰,不愿意工作?未来起点收入不是“大锅饭”,它的宗旨是为年轻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人生的结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努力。该方案的金额并不足以使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就不再有按月发放的现金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起点收入仅与领取者的年龄有关,而与他们是否工作无关,工作能带来增量收入,因此,“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并未被抑制。此外,从实践看,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表明,发放基本收入并不会降低领取者的工作意愿。

  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让他们不必为了一日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它将赋予年轻人充分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允许底层家庭的年轻人有机会去竞争那些更有挑战、更有意义的工作岗位。

  再次,该方案是否会使财政负担太重,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太大?从动态的观点看问题,未来起点收入不会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年轻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发放给他们的起点收入将较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市场的繁荣会带来更多投资,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财政收支的“回旋镖效应”使得赤字的积累速度远低于美欧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和美欧实践中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福利制度。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会使政府债务水平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如图4所示,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更重要的是,国债风险的高低,关键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在谁手上。中国发行以本币计价的国债,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其四,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最终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质疑未来起点收入是不是要重走美国“脱实向虚”的老路。本文认为,中国要汲取美国的教训,但并不意味着凡是美国做过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买入国债,是否会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取决于这笔资金的使用过程“利为谁所谋,权为谁所用”。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最本质区别,既不在于央行是否独立,也不在于政府债务率的高低,而在于国家性质和执政理念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人民的民生福祉。2008年以来的多轮量化宽松中,美国不断扩张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去购买国债,但所得的资金中直接发放给本国民众的部分只占很少的比例,主要部分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而未来起点收入的设计理念,则是将通过发行国债筹得的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使资金进入消费以拉动生产、研发和高质量就业,而不是进入金融系统压低利率、拉抬资产价格。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共同富裕,通过向年轻人发放资金,再配合以遗产赠与税、移民脱籍税等税收调节,使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进入缓慢而持续的下降通道。

  最后,该方案的受益者是年轻人,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且对他们不公平?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后者奋斗的价值寄托。在坚持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资金的分配对象是否覆盖到全民,也许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在坚持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由于文化传统强调发展教育、倾向储蓄,重视培育年轻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大问题。更何况,在过去三十年里许多大城市房产价格相对于工资出现了数倍的上涨,造成了代际剥夺的现实,未来起点收入因此可被视为恢复代际公平的一项必要举措。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再分配方案——未来起点收入,旨在为年轻人提供公平利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竞争、实现自我发展的机会,是共同富裕时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治理方案。一方面,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着眼于“公平”,给每个公民一生三次相对平等地站到起跑线上的机会:给年轻人直接发放资金,就是给普通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的参赛资格;给成年人一次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面临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冲击下,获得一次重启人生,实现复合式成长的机会;给小孩子发钱,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另一方面,未来起点收入方案关注“效率”,它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相兼容,它能扩大中国市场的总需求,它为人工智能和数字货币的普及带来的社会冲击提供缓冲,从而为科技进步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在新时代,要兼顾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做大本土市场规模,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抑制新生人口过快下降,维护社会长期稳定等多重政策目标,就必须出真招、实招、硬招。本文认为,当前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实施未来起点收入,正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是中国实现从出口导向、低工资低福利、以资本为中心的旧发展模式,向以内循环为主、贸易均衡、高工资高社会支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模式跃迁的重要途径。一纲举而众目张,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凝结着对苏联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批判与借鉴,具有深刻而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我们相信,未来,在各界人士的多方努力下,通过深入研究和反复改进政策细节,未来起点收入的构想最终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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