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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经济风险及应对
作者:张杰 张晨曦 林钰      时间:2022-11-23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
 
  摘要: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可能面临多种来自国内外的重大经济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须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内风险和国外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国内大循环和国外大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功能边界和作用关系以及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为更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可能面临的重大经济风险,应始终将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将打造内需驱动型经济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积极鼓励各级政府创造性地探索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坚定不移推进共同富裕;主动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体系;推动构建共同现代化的全球深度合作伙伴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自立自强国内大循环有为政府共同富裕

  一、如何从经济发展角度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如何科学认识特别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深刻把握中国短期和长期发展的关键任务和核心使命的重大研究命题。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依据这些发展战略,按照我们的分析,可以从经济发展角度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进而科学认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任务和发展目标(参见表1)。(1)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2000年,此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到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发展目标是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2)第二阶段是2000年至2020年,此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2000年到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名义GDP由10万亿元增长到100万亿元以上,经济总量规模扩大了约10倍,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展差距继续缩小。(3)第三阶段是2020年至2035年,此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有研究者指出,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2035年经济发展设想与要求,中国经济至少需要完成到2035年人均实际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增长目标,才能更好地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由此,2035年相比2020年人均实际GDP翻一番可视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202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0504美元,换而言之,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以2020年为基期)要达到2万美元以上。(4)第四阶段是2035年至2050年,此阶段的核心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核心标志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达到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20年,发达国家人均GDP约为4.635万美元,这就意味着,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实际GDP要达到4万美元以上,换算为GDP增长目标,即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2050年相比2035年的人均实际GDP规模再翻一番。由此可以得到的基本判断是,一方面,倘若中国实现了2035年相比2020年人均实际GDP规模翻一番的经济发展目标,使得人均实际GDP在2035年左右顺利达到2万美元以上,就能提前完成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即“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这也将为完全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综合以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划分及相应阶段核心经济发展目标的辨析和界定,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仍然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然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中国正处于、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中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判断是,发展仍是解决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基础和关键。鉴于经济发展是一国发展的主线以及矛盾风险的主要集聚点,可以进一步得出的重要推论是,经济发展是解决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基础和关键,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和关键。中国经济正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如果偏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可能面临停滞、中断甚至倒退的重大风险。

  其次,必须高度清醒地认识到从当前至21世纪中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能否在到21世纪中叶前约30年时间内保持中高速增长,既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体现党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的核心所在。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愈加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各类风险和挑战,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维护其对全球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攫取能力和垄断地位,必然会对中国利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实现经济持续崛起实行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对中国的本土高附加值、人力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业进行围堵和压制,进而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不可忽略的外部制约和阻碍。事实上,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目标,到2050年左右人均实际GDP要达到4万美元以上,届时预计中国的GDP规模将达到美国2倍以上,与美日欧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GDP加总规模相当,这不仅是中国有效应对国内外愈加复杂的发展形势的关键手段,也是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标志。因此,能否在今后约30年的时间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和经济目标,是中国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任务。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经济风险预判和分析

  鉴于经济发展任务和经济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地位和基础作用,应深入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重大经济风险,特别是需要从国内和国外视角加以分析。在我们看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能面临的主要国内风险可归结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部分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内涵的偏离。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未来高质量投资仍将是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领域都暴露出了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偏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一方面,一些资本并未完全对接和满足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而是流入房地产、金融等具有虚拟运行功能的经济部门,成为阻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部分微观企业的资本投资并没有聚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研发投入规模,而是一味追求粗放型规模扩张和模仿式创新,或者直接依赖国外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进行组装生产和国内国际市场销售,形成了以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而非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发展偏好和资本投资逻辑。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部分领域甚至出现了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试图通过干预政府决策来获取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极端现象,显现出“资本绑架权力”“资本控制权力”“资本形成市场垄断势力”“金融资本压榨实体经济正常市场利润”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运行逻辑的苗头,完全背离了“资本服务于人民利益”“资本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逻辑。一旦这些资本无序扩张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将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可忽略的阻碍作用。

  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和可能出现的固化趋势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要求的背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这是因为居民的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因素。居民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既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也与不同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密切相关。即使一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升,倘若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甚至出现固化,实质上也会导致该国需求增长动力相对较弱,从而限制其由本国需求决定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空间,难以形成依靠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中国当前仍普遍存在的不同居民群体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之间较为显著的收入差距问题,将严重束缚和阻碍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强化。如果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切实贯彻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和要求,不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群体创造收入共同增长的机会,将严重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第三,自主创新陷阱以及对“创新是第一动力”发展理念的不全面贯彻。从全球主要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看,要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必须依赖自主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然而,当前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两种形式的自主创新陷阱。一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的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主要由处于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控制和驱动,在此全球化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相对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始终难以通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和提升实现向价值链相对高端环节的攀升和升级;二是,从内部环境来看,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房地产市场加速发展、股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乃至互联网经济爆发式兴起等多种形式的投资或投机机会,致使实体经济部门中的大量微观企业偏好通过这些途径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不注重依靠培育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来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全球竞争优势。此外,中国还面临支撑创新的金融体系发展不足、各类技术型及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缺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滞后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约束,自主创新的制度性激励严重缺失。这些难以忽略的内外因素及隐含的叠加效应,将导致微观层面企业的创新性研发投入不足和宏观层面国家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不足及基础研究投入占比较低,使中国遭遇和陷入某些特定的自主创新陷阱,难以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无法真正贯彻“创新是第一动力”的发展理念,甚至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人才结构扭曲及其背后中国教育体制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扭曲问题。对于一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而且这里所强调的人才并不是特指某一类人才,而是既涵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各个环节的完整人才体系,也包含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到实体经济部门各类研发人才和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的完整体系。然而,当前中国制造业部门仍普遍缺乏各个层次的工程师和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技术工人,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尤为缺乏具有全球战略视角的产业领军人才及研究团队,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缺乏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战略科学家及研究团队,众多“卡脖子”领域也缺乏真正具有自主突破能力的创新领军人才及研究团队。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一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从国家到产业再到企业层面的系统性自主创新体系,而这些自主创新体系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就是各类人才及其背后的人才教育和培养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存在一系列突出的体制机制性问题,一是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逻辑主要瞄准公平问题而非效率问题,即尽可能使最为大众化的群体接受标准化教育,难以提供针对创新型人才的个性化教育,由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创业等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不足。二是制造业从业群体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导致中国技术工人的教育培养体制相对扭曲。三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没有真正学习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发展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精髓,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与这些国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和金融资本主导经济利益分配类似的问题和弊端,结果导致了中国金融业的过度扩张,而且垄断性金融业相对较高的薪酬使金融学、经济学等成为全社会的“热门”专业,一方面导致了金融领域人才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也抑制了理工学科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第五,企业制度改革滞后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从现代经济体系的内在运行逻辑来看,企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效率以及以企业为主体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毋庸置疑,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对国有企业的多轮体制机制性改革,离不开对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微观企业由此逐渐成为激发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核心力量,相应地,企业制度改革成为释放市场改革红利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当前中国的企业制度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突出表现在:一方面,经过多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进展,但国有企业内部自主创新激励机制仍不完善,由此导致国有企业难以成为重点领域“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者,也无法成为关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短板领域的研发者和制造者。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尚无法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大量民营性质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创造就业岗位和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困境和弊端,既表现为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普遍不足,也表现为私人资本对企业收益的绝对分配权造成的普通劳动者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感和高流动性,进而难以吸引和留住高技术人才。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在探索何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时,一直面临着理论创新和突破的难题。科学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问题。

  第六,政府市场关系的固化僵化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扭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主导作用,其背后的关键在于对政府市场功能定位和边界的科学把握以及对二者关系的多次适时调整。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二者对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可分割特征和相互作用关系动态演化规律的科学认识有明显差别。与西方经济学一味鼓吹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化的核心逻辑不同,中国经济学始终立足于探索如何有效激发市场功能和更好发挥政府功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功能协同,并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然而,在当前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却面临如何更好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和继续激发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权衡难题。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出于短期GDP锦标赛式竞争主义动机,始终存在对辖区内关键要素特别是某些关键创新要素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行为,以及利用政府财政资金进行投资或公共服务购买行为,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既干扰了市场的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也降低了政府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以往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过程中,普遍偏好使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土地优惠乃至金融贷款支持等优惠政策相互竞争,这些政策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引发了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市场分割现象,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概言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诸多不合理的市场干预行为,不仅没有深刻体现有为政府的核心功能,而且严重阻碍了有效市场基本功能的发挥,在一定范围内扭曲了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不仅会降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且将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能面临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也不能忽略特定类型的重大外部风险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复杂作用,具言之: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实施的“去中国化”策略,以及针对中国发起的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面遏制和封锁策略,可能严重干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既与市场化改革激活了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紧密相关,也与坚持改革开放、全面加入WTO及由此获得的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发展机会密不可分。换言之,加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外部条件。然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关键时期,即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零和博弈思维,尤为担心中国的持续崛起会威胁其科技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以及经济霸权,进而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采取多种技术封锁和遏制策略。一方面,美国积极拉拢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以及部分新兴国家,试图重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努力构建全面针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技术封锁和遏制体系,出台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强化针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技术购买的各种限制性条件,对中国通过对外合作创新和引进国外高端人才等途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生较大阻碍效应。

  第二,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世界加工厂”领域展开竞争,这将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去中国化”策略,很大程度上使印度认为其面临可以全面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战略发展机会。印度为了全面融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必然会利用多种策略和手段塑造政治和非政治优势,由此可能激化中印之间的各种潜在矛盾和冲突。一方面,这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成额外的外部障碍;另一方面,印度对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中西部地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空间和机会,使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

  第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方面的持续性竞争,可能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和产业及其背后的科技创新能力的直接竞争,更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方面的持续性竞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认为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是人类社会相对最为完美的制度体系,强行输出“一人一票”选举式民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然而,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逻辑错误——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维持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稳定,而非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能够维持其经济增长。忽略了这二者之间的合理决定性关系,实质上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图谋中,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西方“一人一票”选举式民主体制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培养倾向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依靠选举途径来达到其干预和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客观事实是,全球范围内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一人一票”选举式民主体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在其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即使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快和科技创新最为迅速的近百年时间里,也只有极少数国家由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由此揭示的客观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灌输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塑造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导向的全球霸权主义体系,从而得以从根本上维持由少数西方国家掌控和攫取全球经济发展利益和贸易利益的全球体系。进而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然会将灌输西方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作为遏制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经济贸易、文化交往和人才交流等多种渠道,培育和拉拢中国国内部分群体对西方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的认同,进而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三、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的若干重要平衡关系

  面对愈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顺利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需高度重视和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若干重要平衡关系。

  1.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国内风险和国外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

  前文归纳了一些可能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国内外风险,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些风险之间的关系及背后的决定逻辑,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重大基础性和理论性问题。总的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干扰乃至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在内不在外”,换言之,国内因素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国内各类矛盾和风险控制解决得越好,我们就越具备应对外部复杂形势和重大风险的能力。相较而言,国外因素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次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因素。这是因为,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和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经济全面起飞和进入高速增长轨道的重要条件,然而在中国经济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过程中,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多个领域对中国进行的“围追堵截”,中国必须全面转向以内需驱动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换而言之,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无法再支撑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由此就可得出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决定性因素主要在国内而非国外的基本判断。

  2.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和参与国际大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党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对于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事实上,“双循环”理论不仅深刻阐述了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构筑国内大循环体系和参与国际大循环两大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进行了准确定义和精准概括。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既有的全球分工和贸易体系已无法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足够的支撑动力和战略空间,唯一能够支撑中国经济迈向高收入阶段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国内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消费升级换代。因此,只有充分挖掘和释放内需这一关键因素和核心优势,立足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规模市场并拥有规模最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一事实,组建包括研发、生产、消费、流通所有环节在内的全贯通式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五链”融合体系,营造国内不同区域板块之间按照要素优势有序分工、相互协同、均衡发展的新增长模式,中国经济方可顺利实现到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性目标。另一方面,“双循环”理论背后包含着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的权衡问题。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及科技创新领域存在广泛的“拿来主义”和“买办主义”,导致重点领域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和工业设计软件等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跨国企业占领中国本土市场空间和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点环节后,利用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价格优势阻碍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技术封锁和遏制,倒逼中国只能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而塑造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机制。由此就验证了“双循环”理论体系的核心逻辑,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程度和运行质量,而且国内大循环体系蕴含的综合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竞争优势。总而言之,在中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全面迈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参与国际大循环是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的解决能力决定了次要矛盾的解决能力,不能将这二者关系颠倒过来或相互混淆。

  3.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功能边界和相互作用关系?

  如前文所述,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始终强调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基本层面否认了政府在引导和推动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核心思想可归纳为“无为政府”和“中性政府”或者是“小政府、大市场”。而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则是始终强调发挥政府在推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目标和维护市场机制有效运行方面的主动能动作用,即准确把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功能边界和作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不能将有为政府的内涵和政策工具固定化、简单复制化甚至僵化,需随经济产业发展目标的动态变化相应调整,否则有为政府就有可能变异为“乱为政府”。中国以往出现的类似“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只唯上、不唯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刀切”“层层加码”“基层政府缺乏创新活力”“财政供养人口规模持续膨胀”等典型行为和突出现象,就是有为政府演变和变异为“乱为政府”的例证。客观事实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打造“全球最为前沿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体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三位一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各级政府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产业政策时,相应的手段和工具也须随之动态调整。然而,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在推动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推动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实施的许多产业政策和扶持政策,要么沿袭以往的政策思路和制度体系,缺乏创新调整;要么受地方各种利益钳制而固化或僵化;要么仍出于对地区GDP的追求侧重产业化环节而非创新研发活动;要么受制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领域的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等,由此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引导和激励偏离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进而言之,虽然许多地方政府在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压力之下,对阻碍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各种短期GDP至上主义行为、地区利益藩篱、要素市场分割等现象仍普遍存在,严重限制了地区和全国层面有效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中国当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调整和激发有为政府功能的问题,也是如何改革和释放有效市场功能的问题。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支撑、不可分割。有为政府的基础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功能的发挥必须构筑在有效市场之上;有为政府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充分弥补市场机制的各种内在缺陷和体制性短板,更好地激发和维护有效市场的功能。

  4.如何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性?

  中国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有本质的差别,也与其他新兴大国的现代化有显著的差异,核心就在于中国推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建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来看,普遍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方面,虽然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这些国家已经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其国内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本拥有者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巨大贫富分化问题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固化趋势,成为人类社会的世界“超级难题”之一;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以及那些照搬和沿袭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一人一票”的选举式民主制度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超出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高福利主义。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困局是,在生产层面强调效率优先的发展原则,在消费层面实施的则是平均主义优先的发展原则,由此导致,强调效率优先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带来了巨大的不平等问题,后续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造就的高福利主义非但不能有效解决反而进一步刺激和扩大了国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在2050年左右,不仅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要成为全球主要大国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相对最低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国民群体的主导,“按劳分配”“按人力资本分配”“按创新要素贡献分配”等公平发展原则完整体现在社会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层面,深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四、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经济风险的关键突破口

  如前文所述,中国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多方面的阻碍,为了更好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能面临的重大经济风险,我们认为关键突破口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第一,真正将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历史使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鉴于科技创新能力是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到高收入阶段的决定性力量,我们迫切需要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主动探索如何打造“全球最为前沿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研发体系+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三位一体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既要积极探索如何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也要全面探索如何依靠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融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既要重点探索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政产学研贯通式科技创新体系,也要着重探索如何打造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大中小企业协同合作的新型自主创新体系。在我们看来,关键突破口在于:一方面,要将全面促进基础研究创新能力提升作为强化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全面加大各级政府在各领域的基础研究乃至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鼓励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从而在基础研究领域尽快形成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抗衡的研发体系。另一方面,全面促进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特别是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按照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内在需求布局大中小企业以及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分工协同体系,依靠产业链和创新链协作应对西方国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封锁和围堵。

  第二,将打造内需驱动型经济作为下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支撑力量。能否实现内需驱动发展是中国是否能够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核心决定力量,因此打造内需驱动型经济就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工作任务,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重点突破:一方面,适度扭转和调整各级地方政府对低端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过度依赖,加快布局和构建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要素链一体化体系为主导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瞄准不同地区产业同质化竞争和经济发展模式趋同化竞争顽疾,尽快按照要素禀赋优势和核心产业优势打造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分工合作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板块主导型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充分激发中国作为全球最有发展潜力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才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足够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此就需要彻底打破地区间的各种利益藩篱,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补齐产业循环的关键短板,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从而全面推动由大市场优势到强市场优势的彻底转变,进而激发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蕴含的“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

  第三,积极鼓励各级政府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创造性地探索和构建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更好融合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功能。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融合的互补性经济调控,是中国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为此,一方面,要辩证地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动态关系,尤其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发展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特定发展阶段,需鼓励各级各地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聚焦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着重解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另一方面,要依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支柱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创造性地引导和激励本地区探索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异质性模式,允许地方政府在发挥和激发有为政府核心功能方面因地制宜进行制度创新,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改革动力和机制体制创新活力,探索不同地区的独特性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第四,探索构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仅要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全球第一个人口规模超过10亿的高收入发达国家,更要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共同富裕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为此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始终将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突破口。尤其要着重探索市场竞争机制与共同富裕原则的兼容性问题,重点研究如何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中深刻体现“劳动创造收入”“人力资本创造收入”“创新创造收入”的分配原则,从而构建能够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机制中有效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将之作为解决收入不平等这一世界“超级难题”的核心途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仅依靠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反而可能因高福利主义削弱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因此,解决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核心应该落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层面,尤其是构建能够让所有员工从效率和公平角度分享企业财富的新型企业制度。因此,学界和业界亟须积极探索和设计具备这一功能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并将之作为更好更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工具。

  第五,将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体系作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核心战略支撑。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是有效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策略的根本路径。中国越具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和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就越有能力深度参与和主动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升级变革。为此,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现代化任务而言,全面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体系,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经济结构的关键。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间的贯通式科技创新合作协作体系完全打通,通过构建新型政产学研合作协作体系,解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和引进高水平的战略科学家、关键核心技术人才及创新团队、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卓越工程师及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等多层次人才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和流动体系。

  第六,推动构建共同发展的全球深度合作伙伴关系。根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甚至排斥策略,中国需主动谋划和推动构建共同发展的全球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将之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外部环节。一方面,主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组建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资源链主导的“六链合一”的全面分工和合作体系,打造全球新兴国家或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内需市场的战略机遇期,开拓打造以全球深度合作伙伴体系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全球发展格局。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项目号:20AZD0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项目号:21ZDA02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张晨曦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生;林钰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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