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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夫之:清朝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
作者:张夫之      时间:2022-09-22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清朝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

张夫之

  关于清朝是否存在“闭关锁国”,诚如《历史研究》第3期课题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天津社科院的郭蕴静,财科所的许毅,中山大学的黄启臣都写文章质疑清朝存在“闭关锁国”。甚至,有的学者矫枉过正,说清政府对外商课的税很轻,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是对外贸易强国。清朝是否存在闭关锁国?到底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本文立足于最新学术资料,对此做一些讨论分析。

  清朝对外贸易的皇家私属属性,平民并无贸易自由

  首先我们不否认清朝存在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又由于中国是个全球性大国,这个贸易额看起来颇为可观,就像清末虽然积贫积弱,仍然是全球第六或第七经济大国一样。不过,我们认为,不能以清朝前中期存在海外贸易,来证明清朝没有实行闭关锁国。

  因为,世界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存在贸易行为,拿当今世界来说,仅有的几个完全封闭的国家,也有对外贸易,并且有的国家规模还很可观。所以,有无海外贸易并不能成为判断一国是否闭关锁国的标准,关键看它的海外贸易的运营方式、内容、目的。

  闭关自守国家的贸易,有以下几个特征:

  1.贸易只有中央政府指定的某些特定机构,特定渠道才可以进行,普通平民,甚至是国企,都是没有对外贸易权利的;

  2.贸易仅限于货物贸易,禁止双方有人员往来,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对外联系;

  3.贸易产生的收益归极少数权力顶层的人支配,维持海外贸易,更多目的是维持这种封闭的体制。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海外贸易显然符合以上特征,比如,参加海外贸易的主体,都是皇家或官府特许商人。清朝确立了内务府商人(康熙年间有285家),他们享有世袭的商业特权,最有名的是山西介休范氏家族。而在清朝中期垄断外贸经营权的十三行行商,虽然不是内务府在籍的商人,但他们由户部选用,并且直接归内务府派出的粤海关监督管理,因此也有浓厚的皇家特许性质。活跃在闽浙的宁波商总和厦门洋行,跟十三行性质也差不多。

  有人会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不是在舟山和广州都看到很多民间商船吗?很多史学论文以此证明清朝对外贸易繁盛,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民间商船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出海的权利,他们只不过是为具有特许权的官商、皇商服务,提供转运或上下游贩卖罢了。

  我们从乾隆时期中日贸易统计也可以看出,对日贸易额的绝大部分掌握在范氏、王氏等皇商或拥有督抚执照的额商手里,中日间贸易额最大、获利最多的是丝绸和黄铜贸易(中国向日本进口黄铜来铸币),这些贸易只有皇商和额商有资格进行,平民散商所能参与的贸易,包括走私贸易,恐怕不及他们的百分之一二。

  再比如,皇家直接介入贸易管理,比如海关监督都是由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内务府派出的,而不是代表政府的户部。不仅仅是东南海关,对外藩蒙古和俄罗斯贸易的北三关:杀虎口关、张家口关、归化城关的监督也都是内务府派出的。

  实际上,海关在清代是皇帝的私人金库,台湾“中央研究院”赖慧敏先生的《乾隆皇帝的荷包》,里面有详细数据记载各海关或税关对内务府财政的贡献,各海关为内务府每年的直接收入贡献不下二三十万两白银,它们与盐政收入、皇庄收入共同构成皇帝收入的三大块。账外收入则更让人吃惊,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嘉庆二十五年的49年中,广州行商先后给皇室“孝敬”700多万量白银,1872年同治大婚时,粤海关、江海关的摊派就达117万两白银。

  所以,清帝准许一定海外贸易的存在,并不是为了遵循市场规律,更不是为了中外交流,而是为了私利。清朝浩大的皇家工程,如圆明园、热河行宫、外八庙,以及皇帝盛大的寿典、婚典支出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海外贸易。

  这种贸易高度控制在皇家手中的,平民所能参与的极其有限,平民更没有出海经商、移民的自由,外国人也没有在华经商、旅行、居住的自由,这不是闭关又是什么呢?

  清代对外贸易的规模其实是很小的,不足荷兰的四分之一

  现在反对清朝闭关锁国一说的学者们,都认为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已经很发达,因此,说清朝闭关锁国,严格限制海外贸易,是违背事实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横向和纵向比较,就知道清朝是否存在过分压制贸易的行为。

  为了防止说我们抬杠,我们选取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额最大数额,也就是1840年前后的数据与国外作比较。根据不同记载口径,1840年前后清朝的外贸总额约2700万两白银,或4700万银元。这是五口通商之前,清朝贸易的最大数额,按照当时汇率,约合1000万英镑。

  而同年英国外贸总额为1.14亿英镑,法国为6600万英镑,德国为5200万英镑,即使是面积不及中国百分之一的荷兰也达到4500万英镑。因此,这个规模是很小的,以当时清朝经济总产值占全球的25%计算,其贸易额全球占比约2%,贸易显然被压抑了。

  再看商船数量,1837年停靠广州的外国商船共213搜,平均每天不足一艘,而此时英国航行在世界各地的商船数量达到19000多艘。

  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及近代贸易数额的纵向比较来分析清朝贸易是否得到了正常发展。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也就是1162年,仅泉州、广州、两浙三个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即达到200万贯(约120万两白银),而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关税年收入顶峰为约150万两白银,由于粤海关垄断海外贸易,这也基本可视为全国总关税收入。从关税收入看,作为3亿多人口规模、手工业水平大大提高的清朝,与偏安一隅、仅有6000万人口左右的南宋大致相当。

  我们再看晚清的数据,1865年清朝贸易额即达到1.2亿两白银,1910年达到7.7亿两白银,分别是鸦片战争前的4倍和26倍,这种突飞猛进式的增长不是因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据估算,1910年中国经济总量比1840年顶多增长一倍,也不能全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货物倾销或掠夺,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打开国门,让社会享受更多的贸易自由,整个国家贸易潜能得到了应有的释放。

  综合这些比较来看,清朝中前期虽然贸易保持一定的规模,但是无疑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皇家特许贸易,社会的贸易机能基本被压制住,它的贸易开放水平不仅与当时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与其宋元历史时期的中国也远远不如。

  对民间出海行为的无死角管控

  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整个社会海洋经济活动的极其严格的控制。清朝中前期的海洋政策的确起伏较大,有的时期很严格,有的时期相对松动。总体而言,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最为严厉,不仅有“片板不许下海”,更有让沿海居民一律内迁的举动。虽然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后,海禁逐渐放开,但并不意味着人民开始享有航海自由、贸易自由和海洋生产自由,一切与海洋有关的行动,均由清政府严密监视控制。

  为了限制人民的航海能力,也就是贸易能力和海洋生产能力,清政府对船只大小有严格规定,比如康熙四十二年,朝廷明文规定“渔船,只许单桅,樑头不得过一丈,柁工水手不得过二十名,取鱼不许越本省界”;“出洋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

  梁头一丈八尺的商船排水量,只不过200余吨,即便是有些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严格执行朝廷规定,鸦片战争前,中国最大的商船排水量不过8000余石(折合700余吨),而当时英国已经出现排水量3000吨左右的蒸汽机船,跨越大西洋的航程仅需16天。清朝对船只大小的规定,不仅大大限制了海外贸易商业能力,更限制了造船技术发展,造成了海防力量的落后。

  清政府还发明了澳甲制,也就是海船保甲制度,来控制人民的海上行动,规定“十船编为一甲,取具一船为匪,余船并坐,连环保结”。我们从乾隆三十一年 ( 1766) 四月,两广总督杨廷璋的一道命令中可以看出,澳甲制度对海洋活动的钳制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则命令说:“各港大小渔船各若干分别列册,注明号数及船户、舵手姓名年籍,移交营员,按照各港汛口分给一册存案……每日出口之先,汛兵澳甲会同验明,回港时系令按船查验,如有夹米作奸情弊,许澳甲及互结之船知会汛兵,一同拿究。如若出入数目不合,或遭风漂失,或者站洋不归,即找澳甲核对册籍,查出船户姓名,澳甲汛兵相互稽查”。也就是说,出海人员一切信息都要给官府报备,何时来归,携带物品都有严格规定,如有违反都要实行连坐。

  因此,清朝中前期对人民的海洋经济活动的控制无疑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而言,也可能是无国出其右的,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行为绝非是仅仅出于防止西方侵扰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控制百姓。虽然有清一代闽粤海民到南洋移民、贸易的越来越多,并不是说清朝没有闭关锁国,只不过它的管理能力有些漏洞,给予来百姓一些可趁之机罢了。

  白银流入恰好是闭关锁国的后果

  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白银流入中国,从全汉昇先生对此做出系统性研究之后,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估计从1570—1820年在这250年左右时间里,共有6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其中来自日本的白银约2亿两,来自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4亿两)。这成为学界质疑明清闭关锁国的一个很重要依据:如果中国闭关锁国,那么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白银流入呢?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白银流入的原因,恰好是闭关锁国的结果。

  首先,为什么白银流入呢?是因为在闭关锁国的机制下,我们的进口远远小于出口,被异化为单向性的贸易。中古时代中国的贸易没有进出口统计数据,但是我们通过吐鲁番、敦煌文献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贸易是双向的,既有大量出口,也有大量进口,维持着一种贸易平衡;而到了明代海禁之后,贸易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皇家受牟利征税的驱动,某种程度上会鼓励出口,而进口除了满足皇室需要外,其他方面受到大大限制。

  这种专营垄断体制,必然导致大量顺差。我们看历史上,全球但凡贸易管制的国家,只要国家经济基础还可以,都会出现这种顺差现象,所以这种顺差并不是什么好事,不是经济繁荣强大的象征,而是经济管制的结果。

  其次,白银内流的数字虽然是惊人的,但这是长达数个世纪积累的结果,如果以年度平均计算的话,每年平均流入的白银大约在240万两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同时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与当今的顺差相比规模又是很有限的,比如2005-2015年,我国平均顺差为2500亿美元左右,2016年至今平均超过5000亿美元,每年的顺差占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因此,从顺差与财政比值看,当年的贸易发展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顺差值并不高,举国顺差还不如英国一个东印度公司的利润高(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年平均利润约100万英镑,而中国顺差银两换算成英镑的话,约80万英镑),只不过是漫长的时间积累,让我们产生贸易顺差量很大的感觉。

  或许到最后会有人说,虽然闭关锁国限制了贸易发展,但是它避免了外部势力的侵扰,保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实际又是这样的吗?

  历史研究已经很明确,闭关锁国,人为隔断人类正常的贸易交往纽带,只能诱导产生更多的战争、海盗或走私行为。比如,明朝中期的海禁导致了倭寇之乱,隆庆开禁后,东南海盗侵扰就逐渐平息了;在北部边疆也是如此,长城各口岸开放程度,也与蒙古诸部落南下骚扰掠夺密度呈反比,隆庆议和后,与俺答汗部开放互市,使得北方保持了数十年的稳定。

  清朝的情况也是基本差不多,为了应付海盗,东南水师规模一再扩大,道光初年达到6万多人,每年耗费资金数百万,这表明,即使闭关也没有减少清政府的国防支出。并且,这么多的水师也没有解决海患,嘉庆年间甚至连续有两任广东总兵被海盗杀害,诚如课题组论文指出的那样“自主限关只换来短暂的成效和一时的喘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明清王朝的命运和中国社会的走向,更不可能改变西方殖民者贪婪的本性和觊觎中国的野心”。然而,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的海盗突然销声匿迹了,这并不是因为清朝海军变得强大了,而是因为随着通商口岸打开,受贸易利益驱使的中外人士无需铤而走险了。

  闭关产生的副作用就更明显了,比如阻碍经济发展,阻碍中外文化交流,阻碍科技发展,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课题组的论文亦在文中最后一部分专门做了阐述。明清的海洋政策,无论其实质是闭关锁国,还是自主限关,结果都是将中国推入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境地,仅凭这一点,清朝的海洋政策就不值得被肯定,它永远是对后人的历史警示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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