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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 看制度文化
作者:邓小南      时间:2022-09-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引言: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作者简介: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系

  编译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

  所谓“言路”,广义上是指传统社会实现下情上达的制度化渠道,狭义则特指官员上呈消息、意见的途径。就宋代朝廷而言,获取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决策,进而下达、反馈,是一复杂系统;牵涉到整体的层叠式布局、内外机构的设置、相关人员的选用、政务文书的运行、多途消息的汇总核验、文牍邸报的散发、上下之间的互动沟通,等等。种种表象背后,关系到施政者的意图、官僚体系运转的内在机制;制度运作的实态,也让观察者注意到当时的“制度文化”氛围。

  宋人将制度视为“纲纪”。应该说,在章奏、面奏等历代类似的制度安排下,宋代对于信息的搜集汇聚方式有其独特之处。例如百司官员的“转对”、“轮对”,对地方官员在任表现的巡视“按察”,强调实地调查的“察访”闻奏,鼓励多方询访体问的“访闻”,专人专项覆实事由的“体量”,比对核验信息的“会问”、“照勘”,等等。此外,君主御用的渠道及伺察手段愈益广泛,诸如扼守信息沟通要路的通进司与閤门司,亲从近臣掌控、在京师侦伺讥察的皇城司,宦官任职、传递内廷信息的御药院,作为“廉访使者”、按刺物情的走马承受,博访外事的军校、密探,登闻鼓检院的设置;亦有帝王出行时偶然兴起与民庶的接触……诸如此类,无不反映出帝王面对政事民情的渴求与焦虑。

  对于上述内容,学界已经有所研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 (1)作为重要信息通进渠道的宋代“言路”建设,(2)“言路”上的活动与滞碍,(3)“言路”通塞与制度文化的关联。

 一、信息与言路:防范壅蔽的努力

  (一)中古时期的“信息”

  中古时期的“信息沟通”,发生于当时各类人际交往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朝廷与地方、官方与民间、敌对势力之间、各类关系网络内部及相互之间的往复传达,消息探访、递送与交换。可以说,信息是时人思考的依据和产物,也是一切政务决策的基础。

  说到“信息”,需要注意的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音信,指命令、消息、数据、符号等传递的内容与包含的知识;其次,信息大多具有时效性、流动性,凡提及“信息”,大多与“通”“塞”、“传递”“隔绝”相关联,显示出其沟通传播的本性及渠道途径的重要。

  在中古时期, “信息”一词作为音信、消息的概括语,至少在唐代已经频频出现。类似的说法,宋代则更为常见。臣僚章奏、官府文书、私人信函诗作中,常有“信息浓”、“信息稀”、“信息疏”、“无信息”一类表述。当时人对于信息的渴盼,予人以深刻印象。信息承载的既是音讯,也是周边畅通与隔绝的表征;信息的沟通对于民情抚慰具有重要意义,而渠道的封闭阻断,则是人身禁锢或环境动荡的体现。学界通常讨论的社会网络,正是由有形的人群、观察可见的人际关系和无形的信息流动脉络组合而成。网络中的活动,既有物品人情的往来,也有大量消息、言论、品评的交流;网络中心,往往就是信息漩涡议论场。

  对于国家政治而言,信息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历代朝廷对于军政信息、社情民意动向都十分关注。熙宁十年(1077)五月,宋神宗亲笔批示,令前线指挥战事的李宪“候董毡有信息,及措置鬼章见得次第,发来赴阙”。元丰七年(1084)正月辛亥,神宗手诏李宪,再度流露出对于前方“信息不通”的深切担忧。靖康年间,东京“信息不通”,内外困敝,人心惶惑。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军政活动中信息通塞关系攸重。

  宋代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拘狭的;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程度,却是前朝所难于比拟的。宋人在颂扬本朝集权成就时,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连结这“身”— “臂”— “指”的脉络神经,显然包括流淌在其中的信息。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渠道通塞,包括上下双向甚至多向流通的顺畅或阻滞;本文关注的“言路”,主要指信息的向上汇聚渠道,尤其是官员的进言途径。

  (二)戒惕壅蔽的“言路”

  中国古代文献中,无论政书会要、编年史籍还是人物传记,对于臣僚“言事”的记载史不绝书。宋人向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之说。好谏纳言,历来被认为是君主政治开明的反映,而其背后的深层关切,则在于防范壅蔽。所谓“防范壅蔽”,不仅是防范基层信息收集不及时不畅通,更是戒备高层臣僚的选择性报告或揽权阻塞。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解释“兼听”意义时,明确地说: “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话语中所指的戒惕对象,应该说十分清楚。

  宋王朝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始终承受着来自北方的沉重压力。从培根植本、防患未然的意义出发,宋人对于开广言路尤为重视。孝宗朝名臣罗点曾说:

  祖宗立国以来,言兵不如前代之强,言财不如前代之富;惟有开广言路,涵养士气,人物议论足以折奸枉于未萌,建基本于不拔,则非前代所及。

  南宋后期,张端义曾比较历代治政特点,称“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相对而言,宽容议论、鼓励进言,确实是宋代治国特点之一。欧阳修在其《镇阳读书》诗作中,自称“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材之消长”,这样的意见成为朝野共识。尽管后世有“(宋之)儒者论议多于事功”之讥,而在当时,这既是士大夫报效社稷、建树风采的途径,也是君主宣导下情、补益聪明的方式。

  吕中在《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中说:

  祖宗纪纲之所寄, 大略有四: 大臣总之, 给舍正之, 台谏察内, 监司察外。

  这种纪纲,很大程度上是靠言责来维持的。从执政臣僚、给舍、台谏到各路监司,对于朝政得失、官员臧否、内外物情,无疑都负有言责,这具有监察意义,也是朝廷信息来源所在。民意的把握、政策的制订、制度的调整,正应以此为据。

  尽管历代都强调官员言责,但“言路”一说的集中出现,是在宋代。宋代的进言渠道应该说是多层多途的,也有各类临时性加急性的特别处置。南宋后期魏了翁曾回顾说: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

  这段话常被学者用来证明宋代君臣沟通的途径,所列举的方式,在历史上确实都能寻得例证。诸如御前会议、近臣宣召、官员入对、书疏章奏、经筵咨询、私下访谈,都提供了君主了解外情的机会,也都曾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一日而不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魏了翁这一说法,即便在宋人引以为傲的“祖宗朝”,也是“非常”的现象;他出于对下情不通的忧虑,才以集萃的方式将“祖宗旧典”合并托出。

  进言渠道中,首当其冲的言事者,应该是宰辅、侍从等,也就是吕中所说“大臣”。正因为如此,真宗朝的“圣相”李沆,才因其寡言而被批评为“无口匏”。一般来说,宰辅进言、与皇帝对话,会有当时的记录;像王安石的熙宁奏对《日录》、曾布的《遗录》、李纲的《建炎时政记》、史浩所记《圣语》、周必大的《思陵录》《奉诏录》等,都是宰辅近臣对于政务对话情境、往复进言及皇帝旨意的笔录。“论思献纳,侍从之职”,侍从臣僚亦“于事无不可言”。我们在宋代史册中看到,每逢重要的人、事调整,政策变更之际,往往有这些大臣的若干章疏及连篇累牍的君臣对谈。

  不过,在宋代,“言路”一说有其特指。所谓“言路”,是指官员向皇帝进言的专有途径,也是指担负言职的机构及官员。时人通常会说,“言路,台谏给舍也”,这可以说是狭义或曰严格意义上的言路官职。所谓“台谏”,是宋代监察部门御史台、谏诤部门谏院的合称。有关二者的职任区分与关联,学界已有许多研究,今不赘。就其突出的“言事”功能来说,二者责任有所区分,谏官职在论奏谏正,而台官则是弹举纠正。所谓“给舍”,则是指从属于宰相机构中书省、门下省,担当草拟诏旨与审覆封驳职责的中书舍人与给事中。北宋元丰年间官制改革之后,二者分处两省,职事既有分工合作,亦有先后程序中相互防察处。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给事中“掌读内外出纳之事。若政令有失当,则论奏而驳正之”。给舍的缴驳通常伴随进言, “先其未行而救正其失”,给舍之言常被视为“公论之气”的代表。

  元丰后即常见给舍、台谏并提:

  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设为给舍、台谏之官,以封驳、论列为职,所以弥缝其阙,纠正其非,归于至当也。

  也就是说,给舍掌管封驳,台谏职在论列。就时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而言,给舍、台谏在言路上发挥着前赴后继的接力递补作用:

  政事归于庙堂,而言路通于天下。庙堂之有所失,给舍得言;给舍之有所不及,台谏得言;台谏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

  给舍与台谏,是性质不同的两类官员;前者位于行政体制之中,后者则属于监察规谏体系。二者得以并提,与宋代“言路”的运行机制相关,既反映出二者在政治运作过程中的职能互补,也凸显出这些部门共有的进言作用,强调在其位者针对朝政发表意见的权利。朝廷重大事务的运行链条,离不开出令—审覆—执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中枢决策形成过程中,给舍若有不同意见,或封还词头,或封驳诏令,是其进言机会;颁出的政策内容失当或朝政措置疏舛,台谏可以规谏廷辩。这些做法,既是为减少决策过程失误,也对居于“庙堂”之高的君王宰执构成某种牵制。

  我们经常看到官员“极言时政”、“极论阙失”之类说法,一般是指不惮风险竭力陈说。宋人常说,“任言责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实上,位于言路之上的官员,有刚劲者,亦有猥懦者。谏说之难,自古以然。司马光曾经比较裴矩在隋炀帝、唐太宗时期的表现,评议说: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总体上讲,宋代朝野风气相对开放,士人意识到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亦追求清誉,当时“虽庸庸琐琐之流,亦为挺挺敢言之气”,以致“失在谏垣,救在缙绅”。即便不在言路的官员,像翰林学士、六曹长贰,也是“职在论思”,“虽非言责,亦未尝不因事献言也”;其他官员也会利用朝廷求言、轮对等机会进言。士人间的清议评骘,亦是朝廷得知外情的途径。

  为防范来自“在位者”之壅蔽,宋代帝王容忍甚至鼓励朝廷上“异论相搅”。绍圣四年(1097)五月,枢密院奏事时,亲政数年却仍涉世不深的哲宗,询问知枢密院事曾布:“大臣所见,岂可不言? 言之何害?”老于官场世故的曾布,顺势谈起“先帝”神宗皇帝的御臣之术:

  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 ……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

  按照这一逻辑,允许上下之人持有“异论”,是为避免“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

  尽管如此,广开言路在宋代并非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政争中控制言路,封锁消息;灾伤时“递相蒙蔽,不以上闻”;日常事务中大事化小,敷衍应对……利益驱动使得官员们瞒报虚报的动力从来不曾缺乏;君王态度的好恶,更成为群僚窥伺的焦点。围绕言路通塞问题,朝廷之上始终呈现着拉锯战般的状态。元符三年(1100),面对登极伊始的徽宗,目睹多年朝政翻覆的晁说之带有几分激愤地说:

  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 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

  南宋初建,被召为宰相的李纲,回顾北宋末年的情形,也指出: “靖康间虽号开言路,然议论鲠峭者皆远贬,其实塞之也。”

  (三)广植“耳目”的努力

  信息征集背后,是控制效力的问题。无论从君主还是朝廷的角度,掌控信息来源都是严峻的挑战。以朝廷君王为体,“耳目”作为视听的器官与途径,成为与信息沟通分不开的关键词。广植耳目成为“明目达聪”的重要方式,即仁宗所说“善治之主不自任其聪明,以天下耳目为视听”。

  不仅“台谏给舍皆耳目之任”,执政、侍从、讲读官与京都长官等,都被视为帝王耳目。元祐三年(1088),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苦口婆心地提醒太皇太后与哲宗:

  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瘖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

  两年之后,苏辙陈诉本朝故事说:

  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

  除台谏外,兄弟二人先后列举了宰执、在内两省、侍从、诸司官长,在外监司、郡守、走马承受等众多的君主耳目。这些耳目,遍布朝廷、地方。

  “耳目”服务的对象不言而喻。当政者都利用耳目,也控制耳目。宋人会在章奏中提醒皇帝,言路乃圣上耳目之官,不能作执政鹰犬之用。实际上,言路不仅可能是执政鹰犬,更是君主鹰犬,挟主上之势纵威逞虐,攻击不肯驯顺之人。宋代党禁等政治整肃中,此类事例颇多。君主不愿意直接出面罢斥臣下时,也会诱使台谏官上言。英宗授意傅尧俞弹劾蔡襄、哲宗授意陈次升再劾章惇,尽管并未如愿,仍可看出,言路的作用绝非限止于“耳目”,帝王意欲用作喉舌、鹰犬。而此类作用的强化,必然会打破君主—行政体制—监察体制之间的制衡关系,使制度沦为权势意志的附庸。

  南宋蔡戡曾经说, “夫监司者,号为外台,耳目之寄”;其沟通内外的功能,不仅在于入奏之际。来自地方路级监司、州郡长贰的上报讯息,对于地方事务、地方官员“访察”、“体量”的消息呈递,都是事实上的言路。官方的民政系统、巡视、探报、邮递进奏,都围绕信息上传下达而有所建设。

  帝王御用的“耳目”,并不限于体制之内、“言路”之上的正规职任。“掌宫城出入之禁令”的皇城司, “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以致被呼为“察子”。仁宗年间,臣僚进奏称, “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宦官入内内侍省,“通侍禁中,役服亵近”,亦会通进讯息。仁宗曾问入内内侍省都知王守忠,

  曰:“卿出入中外,闻有甚议论?”守忠曰:“皆言陛下仁慈圣德;但朝廷好官美职及清要差遣,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置于清近。又曰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专。”上默然良久。

  在宫廷中“掌按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以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的御药院,搜讨进呈消息、沟通内外,“素号最亲密者”。此外,太祖太宗朝信用的史珪、丁德裕、柴禹锡、赵镕等军校亲随、藩府旧僚,伺察外事,侦人阴私,也被用作耳目之职、鹰犬之任。孝宗朝,士大夫曾强烈批评皇帝对侧近佞臣的宠遇,事实上,这正与他对此类私人消息渠道的倚信有关。

  历代都有许多敏感信息是靠正式体制之外的方式,靠皇帝“私人”打探传递的。貌似繁复重叠的信息来源各有其特殊意义。这些讯息通常不经正式途径,不公之于众,类似清代的秘密奏折,是皇帝个人的“直通”信息渠道。这类情形之所以在宋代被视为正常,如苏辙所说:

  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豫知祸福之原。

  “广耳目”以“闻外事”,随其意旨拓宽信息来源,看上去是人君特有的地位优势;而实际上,“居高宅深”决定着他们在信息获取中根本性的劣势,也迫使他们多方寻求获得外情的机会。

  (四)召对咨访与经筵赐坐

  从面对面“询访”与“进言”的角度来看,宋代的百官转对轮对无疑是富有特色的制度。参与转对轮对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这种进言的途径在宋代亦不被直接归为“言路”;但其议政意义却不容小觑。学界对此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不赘。在常程制度之外,宋代君王与臣僚的面谈,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就帝王而言,侍从近臣皆系亲擢,“时赐召对,从容讲论,以尽下情”理应是常态,时间、场合亦不受限制。但君臣之间“从容讲论”的情形,显然并非普遍。从留至目前的材料来看,北宋的太祖、太宗、神宗,南宋的孝宗、理宗等,与臣僚直接讲论较多;谈话的对象,包括宰辅之外的切近臣僚。政事得失、外廷是非、民间情伪……凡皇帝牵念系怀而在庙堂之上未便公开从容议论之事,往往利用各类机会探询。宰辅重臣无不关注这些对话内容,对话者通常也有所记录,以便留此存照。

  孝宗赵眘,是南宋历史上最为注意君臣沟通的帝王。不仅正式上朝理政与臣属直接对话,晚间也会个别宣召咨访。胡铨绍兴年间因力主抗金被贬,孝宗即位后召回。在其《经筵玉音问答》中,详悉记载了隆兴元年(1163)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閤”的情形。孝宗优渥礼遇,嘱其修订答金人书稿,当晚赐酒宴唱曲词, 谈话直至凌晨。次日胡铨对朋友称,有“归自天上”之感。乾道年间,胡铨再以侍讲夜对,孝宗嘱咐他说: “卿直谅,四海所知,且留经筵。事无大小,皆以告朕。”反复叮咛,让人感觉到君王心中难以排解的隐忧。翰林侍读学士刘章夜对时,

  上(孝宗)从容问曰: “闻卿监中有人笑朕所为者。”公初不知端倪,徐对曰:“圣主所为,人安敢笑! 若议论不同,则恐有之。”上意顿解,亦曰:“止是议论不同耳。”

  对于信息阻滞的警惕,对于外朝讥笑的担心,成为孝宗“访问不倦”的动力。楼钥在为其舅父汪大猷写的行状中,说到汪大猷乾道年间兼权给事中时,君臣间“造膝启沃”的情形:

  孝宗厉精民事,访问不倦。宿直玉堂,夜宣对选德殿,赐坐,从容导公使言。……公首以一言移主意。自尔每遇夜对,上多访以时事。尝曰: “卿为侍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论。朕每厌宦官女子之言,思与卿等款语,正欲知朝政阙失、民情利病,苟有所闻,可极论之。”公悉进所欲陈者,奏对明白,曲尽情伪,上多耸听而行之。

  君王对于政务的急切,对于臣僚的赏识及笼络,产生了明显的回馈效应。理宗朝,吴泳曾经回顾孝宗“故事”,不无渲染地说:

  故事,禁从讲读官及掌制学士更直递宿,以备咨访。或问经史,或谈时事,或访人才,或及宰执所奏,凡所蕴蓄靡不倾尽。……恩意浃密则就澄碧殿锡燕,职业修饬则上清华阁赐诗,从容造膝过于南衙面陈,先事献言加于路朝显谏。

  当时的兵部尚书宇文价、中书舍人陈骙、直学士倪思、侍讲金安节、马骐、侍御史周操等人,都曾经在夜对时就朝政提出建议。由于君王特示宠渥,场合比较随意,彼此态度放松,对话也相对从容深入。当时即有人援引李贺的诗句,称进言者“帝前动笏移南山”。尽管如此,对话中的引导者显然是君主,君主意旨所向,常在臣僚观察揣摩之中。

  宋代的经筵讲读,也是君臣沟通的机会。讲读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言官”,但经筵进读完毕后,通常“复坐赐汤而从容焉”。真宗咸平时,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日给尚食珍馔,夜则迭宿,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利用此类机会“亲近老成”。杨亿在杨徽之的行状中描述讲读时的情景,说:

  执经待问,前席畴咨。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借筯之画莫非沃心,更仆之谈或至移晷。然奏稿多削,温树不言,其慎密也如此。

  看来君臣之间的谈话内容既深且广,有涉机密者。

  其后的君主,也经常利用经筵之机询访讲读官员的意见。宝元年间,李淑在经筵,仁宗皇帝即“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后,俾以故事对”。南宋建炎时,高宗接受翰林学士朱胜非的建议,允许侍读官“读毕具札子奏陈”。光宗时,黄度进言,“乞令侍从讲读官反覆议论治忽所系”。淳祐年间徐元杰在经筵讲读《论语》,赐茶之后,理宗与其一番对话,君臣之间的问答往复达47次之多。

  司马光的《手录》中,保留着他与宋神宗谈话的原始记录。熙宁元年至三年,司马光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在迩英阁为神宗讲授《资治通鉴》。课后,神宗经常征询他对于朝廷事务的意见,不仅问及擢用台谏州县官、赈灾、郊赉等事,也常问及对于新法乃至对当政诸臣的意见,甚至“历问群臣”,询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应对无所顾忌,甚至当面指教皇帝说:

  此等细事皆有司之职所当讲求,不足以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乃陛下职耳。

  有学者认为“他们之间的谈话十分坦率、诚恳,简直像朋友一样”。

  南宋后期留至今日的相关材料更多。目前存世的曹彦约《昌谷集》、真德秀《西山集》、魏了翁《鹤山集》、刘克庄《后村集》、徐元杰《楳野集》、姚勉《雪坡集》等,记录了大量的君臣对话,场景栩栩如生。即如真德秀文集中,不仅有任职地方时的章奏,有应诏所上封事,也有面对君主直接上呈的上殿奏札、轮对奏札、内引札子、直前奏事札子、朝辞奏事札子、召还上殿奏札,更有与皇帝对话的记录(如“得圣语申省状”、“得圣语申后省状”、“奏对手记”等)。对话时,包括前线战事、敌使礼仪、地方安危、官员选任、财用窘困、军籍虚额、福建盐法、楮币得失,乃至诚意正心等等,都在君臣议题之中。端平初,真德秀在讲筵进读四书章句并进呈故事,随后理宗问及与蒙古议和事:

  赐茶毕,上问“虏人议和未可轻信”,奏曰: “臣适尝言之矣。” 李侍御奏:“臣得杨恢书,云在襄阳闻虏酋元不晓‘和’字,只是要人投拜,而其臣下乃将投拜之语改为讲和。”其说颇详。上然之。奏云: “朝见一节如何?”上曰: “且候使人到来商量,待从吉后引见。”李奏: “虏兵已取蔡了,忽然都去;攻息方急,亦忽然都去;其情叵测。”奏云:“此臣所谓鸷鸟将击之形也。”遂退。

  这些对话,明显体现出身居九重的帝王之深切忧虑。当时的经筵讲读,似乎并非君臣着意的重点,反而是读毕之后的赐茶对谈,才反映出皇帝关注的重心,也是讲读臣僚期待进言的时分。

  二、端点与关节:滞碍的关键

  在帝制社会中,帝王显然高居于权力顶端,制度设计、人事安排、官员驱策,无不围绕这一核心构成。而正因其处于“顶端”,相对明智的帝王自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政治上的独尊,并不能保证充分的知情与驾御。信息通进的路径不断增加,技术手段愈益多样,投注的心思缜密繁复,但沟通中阻滞仍旧,渠道通塞不常。

  进言渠道的延展卯合方式,大体上契合于帝国时期的行政与信息网络。网络中的次第关节控御着开闭的可能,位于不同位置的言者,有活动有顾忌,从中亦可观察到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南宋程珌曾说, “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前一“未必”,滞碍出在言路关节,九重之内的君主最终获取的信息,实际上是次第筛选的结果;而后一“未必”,则显示出君主的态度与抉择。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筛选”与君主态度是否相关,渠道自下向上的滞碍究竟如何形成。

  (一)制度与人事

  王安石在为《周礼义》所作序言中,说“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也就是说,制度规定与人事操作二者密不可分。这里的“人事”,是指人的主观作用,包括君主的意向,官员对君主旨意的领略、对朝廷趋向的忖测,以及官场交际网络对于制度的影响。进言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除去必要的机会安排与技术手段外,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是官员面对可能的效果与风险之考虑;更有许多情况下的制度变异失灵,并非由于贪鄙者作弊、怠惰者失职,而是朝廷政治取向、官僚层级操控下的必然结果。

  朝廷能够得到的信息,显然并非完全;在很多情形下,也并非真实。考虑到信息上达带来的效应,各层官署、官僚从来不乏欺瞒的动力。例如,财物账目稽违侵隐;“内外之官虽有课历,率无实状”;“法出奸生,令下诈起”;各级官员利害相关,上司巡视,下级“刷牒”,因而“检按失实”。军机要事,同样有此类情形。韩侂胄北伐前派陈景俊使金,本为审敌虚实,金人强硬告诫“不宜败好”,陈自强却窥探上峰意志,“戒使勿言”。

  平田茂树在《宋代的言路》一文中,曾经讨论以言路官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促进者”的作用,他认为“几乎可以明确以宰相、言路官为政治之两极,以两者的结合为核心形成的元祐时代政治结构”。这两极之间的互动,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者通常注意到宋代台谏对于宰相的牵制,而所谓牵制,从来都不是单方单向的。宋人对庆历、元祐的言路评价甚高,回顾本朝故事会说“本朝给舍台谏,庆历元祐时实赖其力”。而求诸史事,欧阳修庆历时批评“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聋瞽群听,杜塞人口”;元祐年间苏辙更说: “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 “惟有台谏数人”却“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如此看来,言路官得以独立进言的机会,即便庆历、元祐也非寻常;言路受到干预限制、政治运行“不正常”的状态,帝制时期反而属于常态。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时任敕令所删定官的陆九渊在轮对时,精心准备了五份奏札,阐述个人建议,其中直截了当地批评孝宗:

  (陛下)临御二十余年,未有(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仇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

  进言之时,君臣之间有从容的对话,陆九渊感觉甚好。后来他对友人说:

  去腊面对,颇得尽所怀。天语甚详,反复之间不敢不自尽。至于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与也。

  两年之后的十一月,陆九渊又近转对之日,忽被改命为将作监丞,因而失去了面奏的机会。对于此事,陆九渊自己后来说:

  某去冬距对班数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给事遂见缴。既而闻之,有谓吾将发其为首相爪牙者,故皇惧为此,抑可怜也。

  预先将可能不利于己的进言者调离,恰恰是当政者密切关注既往信息,予以及时反应的结果,通向君主的信息链条由此阻断。正如南宋史家李心传在其《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百官转对”条所说:

  士大夫不为大臣所喜者,往往俟其对班将至,预徙它官。至有立朝踰年而不得见上者。盖轮其官而不轮其人,此立法之弊。

  执掌朝政“大臣”的这种做法,利用了制度法规的漏洞,手段颇为高明。某些骨鲠敢言的臣僚因此失去了面奏机会,而当政者刻意壅蔽的努力,却被遮掩在制度如常、轮对依旧的表象背后。

  (二)“玉音”与“玉色”

  谈及信息的“壅蔽”,不能只将问题归咎于逐级官僚。“防范壅蔽”说法的潜在前提,显然预设君主和朝廷是真正希望了解各类实情的———无论“信息”带来的是喜是忧。但事实上,君主与朝廷的执政倾向,可能助成或者说导致了某些实情的滞碍乃至隐瞒。宋人文集、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君主言谈(“玉音”、“圣语”)、神情(“玉色”)的细致描述,反映出臣僚的小心观望。

  早在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就曾表示“渴听谠言,庶臻治道”,要求百官“无以逆鳞为惧”。真宗天禧元年二月的诏书中,也明确表示,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时, “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并且安抚群僚说: “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这样的说法,被包拯、刘随、陈次升等人多次征引,称颂的同时,是希望“圣朝广开言路,激昂士气,不以人言失当为虑,而患在人之不言也”。

  “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多数情况下,君主出于对信息的关注、对舆论风向的在意,会表示容受意见的姿态;但对臣僚影响更为直接的,显然是姿态背后君主对于进言的实际态度。征诸史实,即便勤政如太宗者,当田锡任职谏垣时,也在其章奏《上太宗论军国要机朝廷大体》中批评说,今来谏官寂无声影,御史不敢弹奏,给事中不敢封还,“给谏既不敢违上旨,遗补又不敢贡直言”;中书舍人于起居之日, “但见其随班而进,拜舞而回,未尝见陛下召之与言,未尝闻陛下访之以事”。仁宗朝的谏官也曾批评“陛下虽喜闻谏争,然考其施用,其实无几”。

  君主初政或是政策调整之际,常有“诏求直言”之举。元符末年,徽宗即位,下诏求言,而“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政治取向逆转导致的高层态度翻覆,不仅在当时直接阻塞了言路,而且示后来者以忌讳。

  军政情势紧张时,君王对于信息的焦虑更为突出。但这种渴求并不等于对进言内容、通进渠道的真正重视。靖康年间,金军围困开封,钦宗“屡下求言之诏,事稍缓,则复沮抑言者。故当时有‘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之谚”。一“开”一“闭”的状态,活脱勾勒出君王面对言路的复杂抉择。

  孝宗朝是政治相对清明的阶段。乾道初,针对中书舍人洪适的缴奏,孝宗明确表示:“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缴来。”而时至淳熙,罗点还是痛切地指出:

  国无尽心瘁力之臣则事不济,今皆悦夫背公营私者矣;国无危言极论之臣则德不进,今皆悦夫偷合苟容者矣;国无仗节死义之臣则势不强,今皆悦夫全身远害者矣。

  光宗朝,秘书省著作郎卫泾批评“言路尚壅”,“听纳虽广,诚意不加,始悦而终违,面从而心拒”。理宗时的殿中侍御史杜范批评皇帝“外有好谏之名,内有拒谏之实”,表面崇奖台谏,实际阻抑直言。这正如刘子健先生在《南宋君主和言官》一文中指出的,南宋君主对于言官,除去控制之外,常用拖延敷衍的手段,或是调护、抑言奖身,虚伪应付;意欲利用言官名望,却不听从合理主张,结果是上下相蒙,人心涣散。

  帝制时期,尽管有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有对于纲纪制度的强调,但归根结底, 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言路为人主所需,其“建设”必定要服从人主与官方的期待;言路既无法超越君主威权,“独立”言事、“开广”范围,必定有其限制。南宋后期,吕中在讨论台谏职任轻重时,指出差异的关键在于“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还是“以言者之风采为纪纲”。

  统治者历来警惕言路批评“过度”,更不容其站到君王意志的对立面。台谏官员常有畏葸避事者,不敢“论天下第一事”,而“姑言其次”,藉以塞责。言官“沽名”、“陵犯”,皆涉大忌。仁宗亲口告诫御史中丞王拱辰说:“言事官第自举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绍兴八年宋金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等人出面抗议,朝廷下诏严厉指责说:

  初投匦而未出,已誊稿而四传。导倡陵犯之风,阴怀劫持之计。倘诚心于体国,但合输忠;惟专意于取名,故兹眩众。

  引惹高宗、秦桧不满的原因,既是胡铨对和议的抵制,也是由于文稿四传,导致“陵犯之风”,触犯了朝廷忌讳。孝宗历来被认为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但他对于“议论群起”的警惕,与高宗如出一辙。隆兴元年,时任中书舍人的周必大、给事中金安节,因论列近臣龙大渊、曾觌等,被宰相呼召至都堂,

  宣示御札,大略谓给舍论大渊等,并为人鼓惑,议论群起,在太上时岂敢如此。

  就统治者看来,即便需要“言路”,这进言的路径也只能是通向他们一端;若有溢出,则被认为是鼓惑眩众。这种戒惕,较之“壅蔽”,毋宁说更为切近肌肤,刻骨铭心。

  言事禀承上司意图、人主风旨,本是台谏之戒忌。宋高宗曾经告诫张九成,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九成回答说:“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而事实上,御史“承望要人风指,阴为之用”的情形十分普遍,台谏往往“取旨言事”。在宋代史料中,常会看到官员由于“领会”上意、“体恤”上情而刻意迎合,乃至隐瞒实情的做法。朱熹曾经说: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

  逢迎谄佞、畏缩不言之例皆非鲜见。更可喟叹的是,一些忠于职守的官员,也会出于避免朝廷困扰的立场,倾向于回避实情。哲宗元祐中地方财政吃紧,朝廷派员调查,范祖禹出面反对:

  臣伏见近遣户部郎官往京西会计转运司财用出入之数。自来诸路每告乏,朝廷详酌应副,其余则责办于外计。今既遣郎官会计,必见阙少实数。若其数不多,则朝廷可以应副;若其数浩大,不知朝廷能尽应副邪?

  他主张让地方自行处理,朝廷不宜过问“实数”,以免面对实际窘困带来尴尬。

  乾道时江西水灾,孝宗全不知情,事后追问,参政蒋芾解释说:

  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闻今陛下询访民间疾苦,焦劳形于玉色,谁敢隐匿!

  这就是说,在众多消息之中,地方官员选择“上传”的内容,取决于他们对君主“玉色”及朝廷态度的揣摩。这种对于“玉色”、“玉音”的小心观察与测度,记载中比比皆是。凡当奏闻之事引惹“上变色不悦”时,通常“同列皆止之”。真德秀在《讲筵进读手记》中,曾经记录下他读“汉成帝荒淫一节”时,对于理宗态度的观察:“敷陈之间语颇峻切,仰瞻玉色略无少忤。”而遇到皇帝“玉音峻厉”、“玉色怫然”之际,则少有敢于坚持进言的官员。

  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归结于官员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由制度周边的整体氛围、由深入脊髓的“奉上”、“唯上”文化所导致。尽管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制度设计的核心、官员取舍的依据、冲突周旋的落脚,却是效忠君主,顺从上峰。这是官僚文化根深蒂固的选择倾向。

  余论: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

  信息渠道的路向、制度的针对性及运作形式,显然受到政治局势左右。宋代日常治理体系下有百官转对轮对,有给舍台谏进言、监司郡守禀报,庆历熙宁等变法活动期间则会集中出现成规模的按察巡视,不同方式并存互补。而信息的通达与否,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相应的输送呈递渠道;即便渠道设置周全,亦不意味着信息沟通流畅。

  一般说来,高踞于臣民之上的“人君”,明白居高宅深的不利,开广言路是其延展视听的重要手段;当政宰辅亦须了解内外信息,以便施政。有关“直言朝廷阙失”的表态及相应规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但从现实中,我们看到,宋代既有“养臣下敢言之气”的呼吁,也有对言者“沽名卖直”的反感;既有敢批逆鳞而得青睐的事例,也有言事忤旨谴谪贬斥的情形;既有“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的说法,也有“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的状况;既有“明目张胆”的危言正论,也有专意迎合的欺瞒诞谩;帝王与朝廷,既为信息焦虑,又惧怕面对“不乐闻”的现实……凡此种种,构成了一幅幅盘根错节的万象图。

  信息渠道本身无所谓“通”“塞”,造成通塞的是其中发挥作用的“人事”。渠道不畅、信息不实,当然与国家的实际能力有关,既有技术层面的原因,例如交通条件差、讯息收集传递不便等;也有措置安排的原因,例如言者得知讯息的途径有限、处理人手数量资质不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纵横交错的等级体制下,渠道层级的接卯处或曰权力枢纽处,都是信息的筛选流失处。

  本文讨论的“言路”活动,涉及各层级官员对态势消息的解读、对政策方针的建议。其中传递的信息,通常经过筛选提炼加工,以供决策。构成这一路径的诸多环节上,少有原始消息,多是经由处理的信息;既有信息收集迟滞片面、缺漏模糊带来的影响,又是特定制度环境下官员主观抉择造成的结果。言路的阻滞、信息的扭曲,往往并非出于忽视,反而出于官员对其重要性的体认;不仅来自权相佞臣,也来自顾及仕宦前途的各层级官员。庸散不职者、作伪蒙蔽者、奉承逢迎者,无不在信息申报选择上下功夫。判断抉择与官员追求相关,仕途生涯的选拔任免虽有规矩准绳,而长官举荐、君相赏识无疑起着关键作用;前程既然操控在上,规避个人风险自然要向上窥伺。

  有关言路的规定,提供着施行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事态的走势;而施行的实态,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设计者通常希望制度便于把控,而任何制度一经推出,其弹性空间,其内在罅隙,都会在施行过程中逐次显现,其溢出效应与潜在风险可能是制度推出者始料不及的。史籍记载所呈现的,往往是被当作“国家之典法”被记录的应然状态,希望以此“垂劝戒、示后世”。我们不能仅依据条目规定及二三范例,就认为制度实施有效;同时,也不能因为制度变形扭曲,就以“具文”一语草率交代。制度实施的“万象图”,应该说与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直接相关。

  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或可径称为“制度文化”。笔者所谓“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特定时代创制的规范体系,而是指影响制度实施的环境,指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观察制度文化,不能忽视制度设计者、执行者、干预者、漠视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朝廷意志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围绕言路有着不同的认知与多方实践。张力与转圜的结果,可能深化制度的影响力,可能消解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也可能导致制度的更新。从这一角度,或许能观察到影响制度走向的多种因素。一方面,特定制度的实施会影响到文化的趋向,制度上包容言者,台谏才会养成“元气”;另一方面,制度也为“制度文化”所包裹,例如对于进言利害的认知、进言者的声望、纳言者的公信力、以往进言的影响等因素,都左右着制度的预期和运行的结果。制度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弥漫性的政治生态环境,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制度面临的生态环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是否制订过相关的制度,而是被称作“制度”的那套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或曰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与官场文化交叉迭合的。“官场”是制度相关者集中活动的场合,是官僚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本空间。与官僚制度、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潜在规则,其特有的能量气息、风气的浸染与传播方式,都体现出官场作为“场”的辐射及感应特征。

  信息制度的建设,无疑是政治权衡的结果;利害取舍、轻重缓急,取决于判断与抉择。制度注重程序,而许多背离流程的逆向措置,可能被包装在顺势的外表中。即便被认为成功的制度,其路径中亦可能有诸多变形,可能看上去端点与初衷形似,也可能勉强达致表面目标而伤及深层。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习用而不可或缺的运行方式。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渠道不畅,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可供驱使。

  官方“言路”的节点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壅蔽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后者,对于节门启闭的方式程度无疑也需要斟酌,除去触逆鳞带来的风险之外,上下之间失察不报是风险,打破安宁平衡同样是风险。其间深层的考虑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尽管实际上可能带来民情不安甚至社会动荡);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正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进言事,从来被认为是“朝政之大者”。

  言路承载着言论开放与意见进呈的特定方式,是士大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但根本上讲,其运行从属于政权的需求。研究者会注意到,宋代官员的进言活动及其效应,有明显的运行曲线,其波峰高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轴者关切的,主要是控御的维系及朝政的安宁;作为言路及其延展,如给舍台谏之封驳进言,轮对、经筵等君臣对话机会,按察、体量等信息搜讨途径,节门启闭、开放程度,都被制约在这一限度之内。有制有度,这正是“制度”一语的另一方面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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