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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徐昙:企业家精神本质是什么?
作者:张维迎 徐昙      时间:2022-09-21   来源: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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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讲的决策,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科学决策基于数据和计算。企业家决策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

  我觉得任正非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从传统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企业家的人,这样的企业家不多。

  研究企业家是要有一点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有突破常规的思维,做一些一般人认为可能不重要的或者是他完全忽略的一些事情。

  “企业家”这个称呼第一次见诸官方语言体系是在1987年,之前都是“厂长”“经理”,是计划经济的产物。1987年8月,国家经委、中组部、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首次评选出20位“中国优秀企业家”,包括周冠五(时任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冯根生(时任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马胜利(时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等。这份名单上的名字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所谓“没有落伍的行业,只有掉队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的称谓在全国叫响了。

  但最早提出“企业家”这个职业化名词的却是经济学家张维迎,1983年,他就写出了《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84、85年他又提出“学而优则商”,“企业家的出路是乡镇企业家”等观点。这在一个还不知道企业家为何物,乡镇企业还是“个体户进阶版”的时代,这样的观点是“惊世骇俗”的。

  “我做研究,一直特别强调观念的变化。”张维迎说。但任何观念上的微小革新触发的反弹动静都极大。就像1983年,张维迎写了一篇《为钱正名》,竟然招致一场针对这一观点的全国性大批判。

  在传统主流经济学里是没有企业家概念的,主流经济学讲的是厂商决策,也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论,被认为是张维迎在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

  “在传统经济学框架内是无法理解企业家的,就像日心说和地心说,如果相信日心说,理解任何异常的东西都不得要领。”张维迎说。

  张维迎在2012年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一书里提到“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几代企业家成功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把国家从短缺经济的桎梏中拯救出来,但是企业家群体始终处于经营压力,以及舆论的争议中。

  “理解市场的关键就是理解企业家精神。”张维迎说。

  近四十年来,企业家一直是张维迎的研究主题。1984年,他在《读书》上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界讨论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1989年出版了《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与盛斌合作),1995年出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2019年出版《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与王勇等合作),2022年出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

  在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张维迎这样近4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致的,还不是太多。

  对主流经济学的系统反思,使得张维迎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对立面。“我是走向主流经济学反面的少数派。”张维迎说。

  陕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张维迎老家在榆林,属于关西。张维迎骨子里有股执拗、好战的劲。说白了,就是有一股企业家的劲儿。企业家总要建立几个优势,一是成本优势;二是独到性优势;三是渠道优势。对学者也一样,他们的影响力来自于独到的研究。构建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本身就需要有点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2022年8月,在北大国发院的承泽园,腾讯财经和张维迎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就企业家精神进行了一场对话。以下为对话全文:

  1、我的经历就像《平凡的世界》

  问:汉代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你的老家在陕西榆林,属于关西。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好战的特点么?就像你喜欢与人辩论,比如和林毅夫等,捍卫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我不敢讲,但是陕北榆林是个特别的地方,它地接陕、甘、宁、蒙、晋省区,是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的地方,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地方。大夏国的都成统万城遗址是匈奴人留下的唯一的遗址,就在榆林境内。

  不完全的汉族文化体现在民歌上。陕北有那么多的民歌,有统计说有上万首,现在流行的也就四、五百首。这在其他地方是比较少见的。陕北这个地方,很多人能歌善舞。几乎每一个村,都会唱民歌,都会扭秧歌,都会跳舞。这是非常特别的。

  你生长在这个地方,无形中,很多东西就渗透进你的血液里,带着地域的印痕。

  问:陕西出了好多大作家、导演、歌手,包括陈忠实、贾平凹、柳青(榆林)、路遥(榆林),导演张艺谋、歌手许巍等。这可能源于秦汉唐文化中心的历史积淀,黄土地的风土人情。而且陕西作家多有使命感,将文学视为信仰和事业。作为经济学家,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感染?

  张维迎:我们这个地方出了好多的有名的作家,写《创业史》的柳青、写《平凡的世界》的路遥是实实在在地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一些作家。《平凡的世界》其实跟我的上学经历差不多。我是搞经济学的,我一个朋友讲过,陕北这个地方出作家不奇怪,但是出经济学家他觉得奇怪。在他看来,经济学家都是生长在市场比较发达的地方,不会出生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落后的,市场交易不是很发达的地方。但我确实来自穷山沟,你也不能说落后地区就不能出经济学家。

  问:构建以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经济学,是否本身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特质?

  张维迎:原则上,研究企业家是要有一点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有突破常规的思维,来做一些一般人认为可能不重要的或者是他完全忽略的一些事情。

  问: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的概念,也排除了企业家精神。你从1984年就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到最近出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多年来一直强化丰富这一观点,形成一套把企业家精神作为市场经济主导的理论。这个思考过程是什么样的?

  张维迎:我们在谈一种想法、一种思想、一种观点形成的时候,一个是读书,一个是观察,还有思考,这些东西是不断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还专门去西安附近的咸阳采访调研,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私人老板,他白天做预制板,晚上卖羊肉串,赚了不少钱。对这样的人怎么评价?当时登上了西安报纸,争议很大。但我觉得中国要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的理论怎么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思考。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企业家,在市场当中是核心推动力。但我们的传统观念是不认同的,对企业家有偏见。我们对商品经济不理解,就理解不了企业家。后来发现不光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理论里就没有企业家,即便有,也是批判性的。只有少数人,非主流的比如熊彼特,才把企业家当作中心议题。

  我记得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写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这本书非常非常经典,现在我还仍然回过头来读它。内容大体是,18世纪中期—18世纪末—再到19世纪初英国发展的历史,从土地制度甚至交通运河的建设,包括钢铁、煤、纺织业产业的变迁,蒸汽机的发明,工厂制的出现,理论和故事结合的非常好。你能看到英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英国产业革命其实就是这样一些人的故事,就是一些企业家的故事。产业革命所有重要的技术从出现,到最后的普及,都是一代一代企业家的推动,这些企业家可以数出名字来。比如蒸汽机,大家都知道是瓦特发明的。但是瓦特背后有两个企业家相继投资他。一个是约翰.罗巴克,另一个是叫马修·博尔顿。假如没有这两个企业家,瓦特不可能发明蒸汽机。瓦特没有经费,还是个容易丧失信心的人,他每遇到难处没有信心了,这两位企业家不断给他打气,告诉他应该往哪些方面发展。瓦特只看到机器本身,看不到机器可能产生的影响力。

  企业家和普通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一种想象力,有一种愿景。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想到了别人想不到的东西。而且他们有顽强的意志。

  我举这个例子,你会看到整个工业革命是怎么使英国怎么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的,这个过程,起了最重要作用的就是这些企业家。

  问:所以这个思考过程不仅仅是局限在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历史,而是追溯到全球上百年的经济史?

  张维迎:对。历史对你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要开放,很简单我们要学别人。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是怎么起来的?无论看英国、美国还是日本,故事都差不多。我总结一句话就是:一部经济的增长史,就是企业家的创业创新史。没有企业家的创业创新,不会有经济增长史。无论哪一个国家,让企业家精神焕发出来,就是鼓励最有才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创业、经营企业,这个国家经济就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企业家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就是一种比喻。

  我们为什么落后?我们计划经济情况下,谁在决策?计划经济是政府官员在决策、在进行资源配置,不是企业家决策。所以无论是跟历史对比,还是跟当时的现实对比,对我来讲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我们这个国家也要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你要经济发展,就是靠这样的一群人。

  而这样一群人在我们传统观念里是得不到好的评价的。因为在传统评价里,士农工商,商的位置最低,认为商不仁不义,只会赚钱。在道德上贬低他。企业家面临着不光是生存压力,还有舆论的压力。早些时候还可能会坐牢,1982年在温州出现了“八大王事件”,拉链大王、钮扣大王等八个个体户,7个被判刑,1个跑了。

  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观念的改变,如果不改变观念的话,这个国家的改革就很难,发展就更难。所以我从事这个研究早期发表的一些东西都是想改变人们的观念的,无论是1983年的作品还是现在的作品。

  2、对企业家精神的顿悟

  问:你从1983年就开始写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为什么说到50岁的时候才顿悟?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自认为受过新古典经济学的教育,无论在国内的时候,还是后来去英国牛津读书,自认为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我们受传统主流的经济学范式影响很强,一直试图按一个标准的经济学框架解释企业家。最后是发现理解不了的。你根本不可能用主流经济学的决策模型、理性人模型去理解企业家。就像地心说和日心说一样,如果你相信地心说,任何异常的东西按照地心说解释它,看似能自圆其说,实则总是不得要领。

  所以我说我研究企业家将近40年,但只有最近几年我才真正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要理解企业家精神是什么,要先明白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这个“不是什么”,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范式讲的,这种范式不仅主导着经济学家,而且影响着政府官员和好多普通人的思维。

  你必须认识到,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经济学和管理学中讲的决策,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科学决策基于数据和计算。企业家决策基于直觉、想象力和判断。

  遗憾的是,科学决策已成为一种信仰,被认为是最好的决策模型,结果是连企业家自身都觉得,如果不按照科学决策行事,就有点LOW,所以他们就伪装自己,尽量把自己的判断包装成科学决策。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决策就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但企业家决策也不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本身,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但有些想法最后没有能实现,企业家就是“成王败寇”。

  所以当认识到这一点后,豁然开朗,包括原来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政策的争论,我觉得都豁然解开了。

  问:你说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也就是说,他们做企业的目的不仅是赚钱。但我曾在工作中接触过很多企业家,有些人最初创业的时候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按你的概念,好像符合条件的不多,什么样的人才算企业家?

  张维迎:你讲的跟我讲的不矛盾,就是人的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一开始大多数企业家可能就是想养家糊口赚点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自身就会发生一种变化。就是钱够养活自己了,还有什么奋斗目标?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的雄心是不断的滋生出来的。

  一开始,在别人看不到机会的地方看到机会,就是企业家的与众不同。

  而且企业家会把很多事情看得简单,简单化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简单就有信心。看复杂了就没信心了。而且,对许多企业家来说,想象力就是醒着的时候做的梦,这非常重要。此外还要有毅力和耐心,就像冯仑说的“伟大是熬出来的”。我讲的这几个标准可以对标所有的企业家。

  我们经常强调团队精神,企业家本身强调别人要有团队精神,他自己则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很少有团队精神。很多企业家一开始几个人合伙做企业,最后都分开了。为什么?更多因为认知的分歧,不是利益冲突。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企业家精神,所以就很难在一块合作。每个人都很有主见,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分开,各干各的。

  无论中国、外国,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比如俞敏洪和徐小平、王强,“万通六君子”,刘氏四兄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史蒂文.乔布斯和史蒂文.沃兹,早期一起创业最后都分开了。马斯克第一次做公司的时候是被开除了,第二次又被开除了,因为董事会认为他根本不是做CEO的料。第三次又差点被开除了。乔布斯也被苹果公司开除过。

  这些人跟一般人不一样,特别的自信,特别倔强,要说服他们是很难的。所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大可能是一个好员工。好员工是听话的,要执行命令,企业家是最不愿意听别人命令的。他天生就想指挥别人,不想听别人的。所以一个公司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呆不住,最后就出来创业。企业就像细胞分裂一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可能老待在这儿。这对社会是一件好事。

  问:刚才总结了这么多企业家的特点,他们这种个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那国发院、商学院培训课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张维迎:很好的问题,我认为企业家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后天是可以加强开发的。企业家在市场中不断地磨炼,市场本身就可以不断激发企业家精神,市场是企业家精神能够最好发挥的舞台。因为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这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挑战不断地激发他,所以企业家精神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发现的过程,不是静态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家做决策需要想象力。想象力与知识有关,商学院的学习可以开阔企业家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从这个意思上讲,商学院的培训课程对企业家是有用的。但你不能期待太多,你不可能把一个天生不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培养企业家,正如你不能把一个没有音乐天赋的人培养成歌唱家一样!

  问:李彦宏2001年提出百度转型做独立搜索网站时遭到了投资人的反对,刘强东要自建物流时也遭到过投资人的反对。企业家和投资人的关系,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例?

  张维迎:很多。比如,商汤公司创始人汤晓鸥是我的朋友,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2008年从微软研究院出来,研究人脸识别技术,需要经费。我说需要多少,他说几十万就可以。他说,你认识那么多公司尤其互联网大公司,他们愿不愿意资助我进行这个研究呢?产权可以归出资人。

  我就介绍了一家大互联网公司,老板很认真,让汤晓鸥演示了PPT,然后讨论了一圈最后说不行,不愿意投资。没办法,汤晓鸥和夫人只好自己出钱办公司,最后终于成功了。

  我们过去有一个误区说投资人和企业家的冲突都是利益冲突,不是的,很多是认知冲突,就是看法不一样。当然,很多投资人只关心盈利目标,这也会导致跟企业家的利益冲突。企业家不光赚钱,还有一种抱负,投资人计算回报率,企业家想做成事,而做成事和回报率有时候是有冲突的。

  好多故事说明:企业家不能完全听命于投资人。这句话延伸一下就是,企业家必须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

  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对未来的想象和判断。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假定股东是对的,标准的管理学理论假定集体智慧大于个人智慧,多数人的意见比少数人的意见更符合真理,事实并不是这样。

  问:过去40多年有很多企业消亡了。企业的生死存亡本身和生命的本质一样,企业的失败如同死亡之于生命的意义。企业家该如何定义失败、认识失败、反思失败?像哲学家那样以生命的终结为出发点来寻求生命的价值吗?

  张维迎:企业家的失败和企业的失败要分开,企业的失败不能认定为企业家的失败。企业家是能够经受得起失败最后仍然在做企业的人。

  俞敏洪做出了非常有名的新东方,但是他的业务突然受到政策的极大影响,股价蒸发了90%,但他一再爬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每个企业家都失败过,有些企业家失败过还不止一次。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熬过失败,最后取得成功的人。

  非常有名的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美国企业家菲尔德,接连经历了三次失败,被所有人认为是骗子,连朋友都不再跟他来往,但七八年后他又重新开始,又失败了一次,最后终于成功了,他才成了大家眼中的英雄。

  问: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制度生态最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张维迎:当然这要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体制生态的变化。如果体制生态对商业友好,对企业家友好,大家就会满怀信心。

  80年代体制上限制很多,但大家都充满了信心。以后会怎么样?那就依赖于我们的体制生态是否让大家更充满信心。我只能预测,只要我们国家市场化正常往前走,创业、创新的自由空间仍然在保持,那就一定有新一代的企业家出来。

  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生了四代企业家。有企业家曾和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死在岗位上”。这句话是否特别适合第一代大部分企业家——家族企业,二代接班无望。第四代企业家似乎不是这样。你怎么看张一鸣、宿华这些年纪轻轻就“退休”的企业家?

  张维迎:其实每一代都有这样的人,有些人是赚点钱,不是说所有企业家都是一个标准。教授也一样,比如有些教授,他拿到终身教授以后就不做研究了。我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教授朋友,他和我说,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就看他拿到tenured(终身职位)以后,还是不是做研究。拿到tenured,就有铁饭碗了。企业家里也有这种,他可能一下子卖个几个亿,就游山玩水了。

  这一代(第四代企业家)我接触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想他们的视野广阔,真的国际化,包括他们的语言系统,也跟上一代不一样了。像抖音一开始就走向国际,这在过去是不会有的。但是最后还会有新生代诞生,大概每十年就会有一批新人出来。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批农民乡镇企业家,90年代官员下海这一批92派,20年前是马化腾、马云、李彦宏这些,最近十年的张一鸣、王兴、程维等。到了2030年又会有一批企业家。

  新的产业常常是由新的企业家创造的。这是因为,企业家一旦成功就容易变得保守,认为他的经验就是成功的秘诀,最后就没有办法适应新的变化。投资人也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没有一棵树长到天上。

  企业家就是新一代超越老一代。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意味着每代人都有机会。

  问:富不过三代,如果作为企业魔咒,根子在于接班人缺少企业家精神吗?

  张维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富不过三代。市场经济社会贫富的流动是很快的。也许二代里还有个别能够继承的,然后到第三代就很少了。富不过三代有内生的因素,就是后代的成长环境有时候缺失了很多,比如吃苦精神等。从小在特别舒适的环境长大的孩子,经受不起打击,也不太愿意冒险。因为他觉得一冒险就可能什么都没了。

  第一代企业家一开始比较穷,反正啥都没有,光脚的怕啥,他就有这种冒险精神。中国还有一个麻烦,就是独生子女愿意并且有能力接班的很少。

  3、对现实企业家的看法

  问:8月23日,任正非的一篇内部文章“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纲领,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把寒气传递给每个人”刷屏了。连任正非都变得保守,经济下行周期,会不会抑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张维迎:我觉得任正非非常非常了不起,他是一个从传统的、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企业家的人,中国这样的企业家不多。华为从一开始模仿成熟的外部技术来做,到后来不断创新,但是他确实面临着挑战,这个挑战很大部分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念冲突有关。这不是他自己完全能够应对得了的。

  很多短期的冲突可以忍一下,就像停电一样,停两个小时没事。但当你发现,电啥时候再启动不知道了,那就得有其他的应对方式。所以我想任正非说这个话是不是意识到,可能面临的挑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大多了。

  问:最近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去世了,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都很注重内心的修为,比如松下幸之助说:我之所以能成功,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对禅的领悟。稻盛和夫也承认受到过松下幸之助的影响。禅本质上是通过自我修行、自我觉知矫正个人的情感、行为模式。您是怎么看稻盛和夫的?

  张维迎:这个禅本身,我也不懂,我只能说,它存在这么多年一定是对平静人的心态非常有用。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影响他的幸福感,但是是不是能影响他成功与否不一定。这是两个概念,你成功了不一定感到幸福,你成功了又感到幸福,那是找到另一种力量。所以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中国很多企业家也是信禅信佛。

  因为我们经常把成功人士当成榜样,这个榜样也不能辜负我们大家的企盼,所以你越树榜样他就越努力完善自己的形象。这个本身也在改变他,人呢,是相互改变的过程。

  问:我有个疑问,中国企业界是否真的喜欢稻盛和夫。因为大道至简,他的一些理论过于平白、浅显,就像巴菲特的投资秘籍“一不能赔钱,二永远记住第一条”。很多企业经营者都喜欢术,不喜欢道,取经没有拿到攻略就觉得没有学到真本事。你怎么看企业经营时的道与术呢?

  张维迎:你说这个太对了,有些东西变成心灵鸡汤谁都可以说,但不同的人说感受完全不一样。话由谁说出来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出来是智慧,有些人说出来是鹦鹉学舌。

  道和术,我的理解,再高的道都是通用的,我认为企业家的道,就是怎么给别人创造出价值。什么叫给别人创造价值?比如某个东西原来只有少数人用得起,现在大部分人都用得起。

  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那也是一种道,不是术,不是说只有哲学的道才叫道,为别人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的道。如果你不创造价值还想赚钱,那就不是道,坑蒙拐骗,连术都谈不上。

  问:现代企业家有两位对比明显:马斯克和贝佐斯。马斯克说“真正重要的是创新的节奏,这是保住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很推崇“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贝佐斯则说过这样的观点“我与人交谈时经常被问到未来5到10年有什么变化,很少被问到未来5到10年什么不会改变。”在现阶段,企业家除了创新,是不是也需要追求经营上的恒定性原则?

  张维迎: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强调的重点一定是不一样的。马斯克和贝佐斯,性格是矛盾的,两个人都奔着火星去,都想干这个事,性格却不一样。

  最后成功的人一定是变与不变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不可能什么都变。未来变化是什么呢?其实他在思考他的愿景。

  作为企业家来讲,他必须要想象未来,要想着变和不变。你怎么理解人性?人性是不变的,但是人性在不同的情况下需求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变所以才有不变的东西,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不变的,世界再怎么变化,这些精神是唯一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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