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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悌:入世苦行余英時——如何在歷史學中創業垂統
作者:李孝悌      时间:2022-09-20   来源:联经出版
 

  有幾年我在香港工作,到最後,常常覺得案牘勞形。有一天,剛好收到葛兆光教授的《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就覺得非常興奮,有這樣的學術書可以讀。後來,我再收到剛剛丘慧芬教授講的《論天人之際》,覺得非常震驚。就像豐恩剛剛講的,余先生年紀已經這麼(大),仍然源源不絕,「為有源頭活水來」,寫了那麼一本震撼人心的著作。而對我來說,這特別是一個救贖,把我從案牘勞形裡面救贖出來。而且我覺得那本書有他一貫的風格——詳細的論證,陳述非常清晰。

  在余先生這麼多著作裡面,從最後的《論天人之際》、到早期我們都要讀的《歷史與思想》,我覺得有一個特色——我們都知道余先生對西方理論非常熟悉,對西方的歷史著作也非常熟;他平常在書裡不太願意用西方理論,更對此有一些批評。當然《論戴震與章學誠》是比較特殊的一個例外,不過也只是簡單利用了柏林(Isauah Berlin)的「狐狸與刺蝟」。

  與韋伯「格鬥」的余英時

  在這麼多著作裡面,余先生都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他有這麼多豐富的史料,要去寫書。我覺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書,整本書的出發點,幾乎就是要跟一位學術巨人───韋伯(Max Weber)進行「格鬥」。

  這讓我想到了我的指導教授——已經逝世的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又名孔復禮)教授。孔復禮教授寫書有點嚴肅乏味(dry),可是他15年寫完一本書,就變成一個經典。他真正寫了一本暢銷書《叫魂》,又好又叫座。在《叫魂》裡面,無獨有偶地,孔復禮也借用了韋伯的理論,不過他跟余先生不太一樣。余先生這本書其實可以說是要跟韋伯「格鬥」(engage)。他很多地方完全不同意韋伯的觀點,他認為韋伯完全誤解了中國的宗教精神。

  韋伯關於官僚的三個界定,其實界定得非常有用,因此孔復禮在寫《叫魂》的時候,是用韋伯「官僚說」來講這些故事的。當然還有一些,像是寫羅威廉(William Rowe)寫商業,也是要回答韋伯的問題。韋伯問了很多大哉問,例如: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沒有宗教、中國沒有城市……雖然他學問還不錯,是社會史界除了馬克思之外、影響最大的大家,可是他直接處理中國問題時,其中是有些錯誤的。而余先生這本書,幾乎通篇就跟韋伯在交戰。

  從一開始,書名《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就是從韋伯那裡來的。我以前跟丘慧芬教授、林毓生先生一起讀書時,知道林先生對韋伯常重視,覺得他是一個了不起的社會學家,尤其覺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是一部經典;因此,我跟丘慧芬教授那個時候讀了好多遍。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要發展,是有很多條件的:要有制度、法律,要有城邦、要有自由……。可是到最後臨門一腳,還有一個神祕的、而且看起來是矛盾的(部分),就是新教倫理。

  新教有很多教派,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新教知識程度是比較高的,當然這個還是可以爭辯。天主教徒一般來說可以不用識字,每天去教會有神父幫忙解釋;而新教徒,因為可以自己讀聖經,所以識字率是比較高的。可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理論,就是一生活著的目的,是要確定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選民——而你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帝選民的。因為上帝是一個全知全能(almighty)的神,人這麼渺小,是有罪惡、瑕疵的,(所以)不能了解上帝的意思。可是有一個線索,可以來證明你是不是上帝的選民,那就是如果你非常有錢,而且不花它,那就非常有可能是上帝的選民。所以這個資本主義的精神其實是非常神秘、不合理的,賺那麼多錢卻不花;當然在另一面向看來,你也可以說累積資本是合理的。所以這是韋伯最神秘之處,就是把新教倫理這麼玄妙的東西跟現代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

  當然其中也有很多討論,很多人認為不要簡單地認定是新教倫理決定了資本主義。韋伯用了這樣一個大哉問,問完之後,又寫了《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韋伯說中國人太願意跟現世妥協了,他們缺少新教倫理的「入世苦行」——你想想新教徒、喀爾文教派多麼辛苦,每天拚命地賺錢,賺了錢又不能花,只是為了證明你是上帝的選民,就要累積財富,這是很不合理的。

  「入世苦行」的實踐者們

  韋伯把這個現象叫作「入世苦行」,而余先生整本書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從新禪宗、到新道教、到新儒教,都有「入世苦行」;而且它的很多精神,跟喀爾文教派是一樣的。余先生當然是有學問的人,他可以藉著韋伯這麼大的問題(來展開書寫)。因為韋伯對中國宗教影響很大,可是有一個極大的誤解,余先生大概覺得忍無可忍(當然他對韋伯是很尊敬的)。余先生也提及曾經讀過大量馬克思的作品,而他最後的結論是:這是一個錯的問題。可是這大量的、幾百萬字的資本主義萌芽,證明了16世紀中國商業已經高度發展,這些他都看過、也都知道了。最後,余先生得出結論三點:

  第一,新禪宗。葛兆光先生是新禪宗的專家,他寫過一本非常暢銷的新禪宗(《禪宗與中國文化》),認為新禪宗是第一個代表了中國宗教的轉向。唐代所謂「百丈清規」,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雖然唐代有很多寺院經濟,大和尚看起來不需要供養,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從「百丈」之後,規定每一個和尚都要去勞動,不勞動就沒東西吃。他(余先生)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國的新禪宗的入世轉向,所謂的「入世苦行」。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震撼。

  我們都了解新禪宗,也知道王陽明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以及新禪宗對儒家建立另外一個「理氣二元論」、建立形而上的世界,是有很大影響的。可這裡他(余英時)具體地引用了韓愈。韓愈真是文起八代之衰,他有兩篇文章,一篇是《原道》、一篇是《師說》。根據余先生所講,這兩篇文章受到新禪宗極大的影響,又對新儒學的入世取向,有著極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余先生覺得這是兩篇很關鍵的文字。

  就《原道》而言,根據余先生的說法,唐代非道即教、非佛即道,又有儒學。唐代儒學可能繼承了魏晉,又不太像玄學,跟「人倫日用」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所以韓愈在《原道》之中,借用了新禪宗的說法,要把儒家重新從跟人生毫無干涉的東西(中釋放出來),來一個「入世轉向」,以進入「人倫日用」。在這篇文章裡面,他還建立了一個「道統說」——根據余先生的分析,這個「道統說」其實是陳寅恪講的,陳寅恪認為韓愈「道統說」其實是借用了新禪宗的「教外別傳」。道統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看似顛撲不破的儒家道統論,其實這個道統說是完全受新禪宗的影響。這是《原道》這篇文章非常重要的地方:把儒家帶回現世,講求人倫日用,這是完全是一個入世取向的。

  第二是《師說》。原來的中國是沒有老師了,老師都是談玄說理,到唐代不信佛就信道,要不然就讀章考據之學,沒有人去講大道了。後來受到新禪宗的影響,開始講「道」、「原道」。儒家是有「道」的,《師說》裡強調「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其實新禪宗的說法。傳統的漢代的解經家、儒家,他們沒有這個使命,沒有這個宏大的企圖,要「傳道、授業、解惑」,能夠把你一個小小的考據問題解決就不錯了。

  在這裡還有另外一句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是非常平等的。在孔子的說法,這是一個非常有四民階級的(理念)。有人寫過一句話:「宗教來了把儒家席捲」。尤其對於北方的民族來說,儒家是有男女等差的,在男性中的等差是士、農、工、商,而女性則完全被排除在外了。北方民族為什麼不相信儒家,相信道教、佛教?因為佛教是一個愛無等差的社會,沒有任何的差等(discrimination)。所以北方民族很快就接受了佛教,佛教席捲半壁江山,中國人也受到這個影響。所以在這篇文章中,韓愈也受到了這種沒有階級之分(的影響)。

  接著余先生跳到范仲淹。我們都知道范仲淹最有名的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余先生認為,這是儒家到了宋代,已經快要成熟,而這是一個典型的「入世苦行」。他用了史景遷的老師芮瑪麗(Mary Wright)(的觀點),認為這其實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的做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arguement。范仲淹,我們都覺得是很了不起的,更偉大的是他還「入世苦行」。我其實還學了范仲淹的精神,在哈佛也是入世苦行。

  另外余先生也引用王安石——他為什麼要去做宰相?完全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你甚至可以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所以宋代兩個最偉大的儒家,他們的「入世苦行」、去做這一番大事業,其實都是受到新禪宗的影響。「入世苦行」這幾個字在全書裡面是不斷出現的,余先生為了要反駁韋伯的觀點,就要證明中國的宗教當然有「入世苦行」。

  韋伯解釋儒家,在余先生看起來簡直荒唐至極了;他(理解的)儒家太遷就現實、沒有一個理想面。儒家認為現實世界已經殘破得完全不能目睹了,所以它懸著一個高高的「理」,不管是道統的或其他。政治非常腐敗、人心非常沉淪,所以儒家才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理」;這其實就像宗教裡面不可超越的一個精神、一個高度的理想,要來針對現世的腐敗。所以余先生從這個地方也反駁了韋伯對於儒家的否定。

  儒商不分與商人精神

  余英時的書中,第一部分講韋伯,第二部分講中國三個教的宗教倫理,下邊開始真正進入到「商人精神」。他就是要證明中國的三個宗教,就跟喀爾文教派一樣,都有「入世苦行」的宗教倫理,而且這個跟16世紀明清商人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

  從漢代開始,我們就認為「商」是「末道」,商人是被社會看不起的。余先生在這裡引了王陽明最後的一篇晚年定論,為商人方氏寫的墓誌銘。在墓誌銘中,王陽明已經肯定了「士、農、工、商」每一個人都可以捕捉到同一個「道」。這就有點像泰州學派的說「滿街都是聖人」——端茶童子、掃地的人、小孩子,只要你努力、認真敬業,也可以變成聖人。所以對余先生來說,王陽明晚年幫方氏寫的這一篇墓誌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對「四民論」的重新翻案。

  傳統儒家的階級社會,到這時候已經打破了,士、農、工、商不太分了。這個時候,商人有充分的自尊,很驕傲。他(余先生)甚至認為有商人有「賈道」,是可以跟儒家抗衡的;他們有非常強的自我意識,也有非常強的自尊心。另外一方面,這些商人基本上都有相當多的儒家訓練。這個世界已經儒商不分,因為「四民」階級已經被打破了,商人已經完全建立了充分的自我認同跟尊嚴。這大概就是余英時本書的論旨。

  儒教宗教化

  這本書是在1987年出版的,我去年為了幫中研院寫一篇文章,看了之後覺得非常訝異,覺得這本書和我以前看的不一樣。1987之後,余先生又寫了一篇很長的〈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包括四、五個小標題,從1996年開始寫,完稿是在1997年。這一篇為什麼對我來說特別重要?余先生講的「三教」——禪宗、道教毫無疑問是宗教,但儒教是不是宗教?這是一個學術界辯來辯去、辯不完的問題。余先生在此講「新教倫理」,如果把儒教看成宗教,就是「儒教倫理」。到這個時候,他(余先生)把左派王學完全加進去了,在文中特別提到顏山農。顏山農在講學的時候,完全跟基督教的牧師一樣,有點像被附身;整個講學的氣氛,跟我們熟悉的儒家的講學活動是不一樣的。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是王陽明的左派,已經完全發展到宗教化了。

  可是還有比這個更精采的,余先生談到林兆恩。我真正對林兆恩有深切的了解,是我這麼多年跟著鄭振滿教授,看了大大小小十幾次、包括台灣、兩岸辦的各個研習營。我們有一次到鄭振滿教授的家鄉莆田。莆田,有人稱它是中國的猶太人,什麼都做、非常有錢。莆田大概有1000種神,是非常富庶的地方,而且它其實是受儒家影響很大的,科舉中舉率也是非常高。所以莆田是一個有教養的地方,也是一個有錢的地方。在莆田,我去了一座「三一教」的教堂。「三一教」有它的經典、教義、說法,是跟道教徒一起念經的;他們共用一個空間,不管叫教堂或是教會⋯⋯所以林兆恩是「三教合一」,而且林兆恩是王陽明的弟子,他也是標準的儒家後裔。

  不過林兆恩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最主要是晚明的倭寇。倭寇死傷都是非常慘烈的,在福建、浙江以南,動不動就是幾千萬。我們知道倭寇不一定是日本人,有的是中國人自己人殺自己人。死傷慘烈,林兆恩就負責救助跟收屍。因為整個社會的運動,林兆恩變成「三一教」大教主,而且對後來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我覺得余先生寫到這個地方,他寫完了,真正把儒家的宗教性寫出來了。所以我後來為這本書寫了一個標題,我覺得可以送給余先生,就是「入世苦行」。在歷史學這方面,他真是創業垂統。回到剛丘慧芬教授剛講的,這真是純儒百世,這是真正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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