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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丽萍 陈帅 :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作者:姬丽萍 陈帅      时间:2022-05-24   来源:和富微信公众号
 
  [摘要]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随着早期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党的日益壮大,蔡和森先后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党的机会主义史》等具有开拓性的党史著作,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基石。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为中共党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有一个完整的研究,更在于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评价历史,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光辉典范。论文对蔡和森的中共党史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并客观地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关键词]蔡和森;中共党史;党史研究

  蔡和森(1895—1931),字润寰,号泽膺,别名蔡林彬,湖南双峰县人。蔡和森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早在建党前夕就主张国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并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全称。从中共“二大”到“六大”,他先后担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等职务,为党的早期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如此,人们更多地关注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建党理论上的卓越贡献,而对于他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研究较少。本文主要是以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机会主义史》两部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方法方面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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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上半年,蔡和森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旅俄支部邀请,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该报告长达5万字,系统地回顾并总结了我党从“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这是我国的第一部党史专著,其中涉及的众多内容直至今日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也为中共党史研究确立了最初的学科基础。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客观必然性。蔡和森认为“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依据当时的国内环境世界局势,首先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帝国主义战争中,中国土著产业方面有了相当的发展,而且这个发展是战前所没有的。”资本主义产业的迅速发展必然带来了中国工人数量的增加,伴随着工人阶级壮大的

  同时还有自然的罢工运动出现。罢工运动的增加促使工人阶级日益走向联合,工会数量逐渐增多,“可见本党未产生以前的工人状况,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有行动而且是很激烈、很勇敢的行动了。”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期发生的上海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一时的爱国热忱而罢工的”,“但在主观上是无阶级的意识和政党的指导。”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走上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苦于无法找到解决中国现状的有效出路,另一方面却看到了工人阶级所蕴藏的强大力量,“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这些国内外的主客观因素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条件,所以蔡和森说:“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同时,蔡和森也注意到各国共产党纷纷加入共产国际的世界大势,“回国后,蔡和森推动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进程,蔡和森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且加入共产国际的主张付诸了实践。”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及其历史使命。他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并结合中共“二大”时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分析中国客观环境和各阶级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然而这种社会性质下,“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只参加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小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革命,但领导的办法、策略是不对的”;“农民没有起来”,因此“客观主观都要求一强固的阶级做中国革命领导的势力,尤其是在五四以后,证明过去指导革命的党是不行了,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应担负的使命,所应有的政治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准确记录了同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斗争过。在共产党建立初期,有两派人是党的“暂时的”同盟者:其一是无政府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在知识分子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但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其二是李汉俊和戴季陶主义,即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将党与工会混为一谈,认为党不应由职业革命家所组成,党内应该是一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出来宣传,以使工人很狭隘地作经济争斗,作局部争斗,因此“实际上是完全想把劳动运动变成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之工具,使中国劳动运动隶属于资产阶级,这就是戴季陶主义真正的最后的精神。”蔡和森还严厉指出了党内存在的4个问题,即:“第一是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第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与态度问题;第三是小组织的问题;第四是广东的党部问题。”特别指出“以上四个问题,只有一个是态度问题,其余三个问题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同时以党内主要领导人为代表的这几种错误倾向在幼稚的共产党中影响极大,所以有必要展开斗争。学者李永春同样认为,正是“蔡和森与党内这些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为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证”。最终实践已经证明:党的革命理论正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认真总结了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其一,蔡和森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防止马列主义教条化地去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及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将正确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的党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其二,时刻抓住自己的同盟军,建立自己的革命联合战线。面对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仅凭借自身的力量孤军奋战是不可能的,必须注重联合同盟军的力量。据张国焘回忆,蔡和森在1922年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上曾批评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因此,蔡和森肯定了建党初期我党与无政府主义派、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派合作的必要性,也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等。

  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蔡和森受命赴北方局指导党的工作。中共顺直(河北)省委会议上,他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作了详尽的阐述。蔡和森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使得这部著作有着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同时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党的专门史的专著。

  《党的机会主义史》肯定了党在创建初期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功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工人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党又积极领导了工人运动,同时掀起了“五卅”的革命高潮,之后在北伐战争中浴血奋战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在C.P.(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并且“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八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致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由此也不难看出一个年轻的党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领导如此宏大而迅速的革命,其功绩还是非常巨大的。

  《党的机会主义史》批评了党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指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党内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而这种机会主义错误又主要是陈独秀的积极推行所造成的。这一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

  特别是中共“五大”之后,机会主义的错误具体表现在:(1)没有积极武装工农,以暴动对付暴动,坚决制胜夏斗寅、许克祥的反革命叛变。(2)郑州会议后,对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3)对汪精卫、唐生智仍抱有幻想。(4)推行“逃跑主义”和“散伙主义”。蔡和森还认识到,除了陈独秀的推动外,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鲁易也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扩大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党的机会主义史》指出了机会主义的来源和克服的办法。他认为机会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内缺乏民主,即没有真正的实行民主集中制。蔡和森指出:“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尤其是我党初创之时和工人运动初期时,一批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左分子也进入到革命队伍中,随着党内资产阶级成分的扩大,“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以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便是机会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因此,为了能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敢于在思想上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最重要的是“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才能使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更加健全,才能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党,从而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正是蔡和森从实行民主革命、建立统一战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等方面出发,“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演变过程,为研究党的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

2

  中共党史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基础;还必须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客观评判和总结党的历史,为党以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蔡和森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位开拓者,他一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蔡和森一直强调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1924年8月发表的《社会进化史》反映了他在史学方面的卓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之一,此书还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他说:“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还指出:“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因此,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人的思想产物,善于探寻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还谈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经过长期的奋斗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能将外国的经验神圣化。蔡和森在他的作品中阐释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性。他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的一开头就说:“同志们对于党的生活及其争斗的经验想知道而不能知道,故应先做这个报告。”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必要性,“大家在此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但是同时我们又要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俄国共产党

  有20多年的历史,西欧工人阶级的政党已有百年或数十年的历史,与它们相比,中国共产党仅有五年的历史,仍然处于幼年时期,但是已经有了很多的复杂的事实。在这五年中,已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由经济的斗争走到政治斗争,由日常生活的斗争走到一般的斗争了。“同志们都是要做一个好党员,忠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以第一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但如何才能明白呢?那就必须亲切的深刻的知道党的历史了”。只有了解我党的历史才能深切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

  中共党史的研究除了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之外,蔡和森在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范例。

  历史分析法是蔡和森进行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历史分析法就是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思考和研究,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去凭空想象,更不能以今人的思想观点来评判以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此蔡和森认为要研究一个党的发展阶段、发展程度以及发展道路问题,“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例如在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他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背景出发,既指出国内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为我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又指出国际上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由此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党的成立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也就不难得出“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的历史结论了。

  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方法是蔡和森进行中共党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他无论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人物,还是对于历史事件,都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去分析和评判,不因其所犯的错误去抹杀其成绩,也不因功绩的伟大而掩盖错误。

  蔡和森的《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史》这部著作不隐恶不扬善,有一说一,冷静而客观地记述历史事实。这对于身处该历史时期的当事者是非常不易做到的。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较为客观的评价就是一例。因为当时在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左”倾情绪,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一致认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招致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沉重灾难,因此引起党内的普遍愤怒,甚至一提到陈独秀必然要咬牙切齿地痛哭一番。蔡和森论述这个问题的公允表现在,他不是把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只算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而是实事求是地论说历史事实,说明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和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党的机会主义史》一书中,蔡和森通过叙述事实具体描述,既论述了党的地方组织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也剖析了中央领导层所犯错误的具体表现。对于陈独秀,蔡和森没有一味地说其坏,而是在行文中几次提及不能单单追究陈独秀的个人责任。而且,非常难能可贵地是,蔡和森正确评价了共产国际代表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应负的责任。蔡和森以确凿的事实,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自北伐以来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每一步发展都与国际代表有密切的关系。蔡和森认为,他们在党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着比其他人更大的责任。

  蔡和森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对待历史还表现在,他能客观地、历史地区别党的成绩与错误的比重。他指出,我们的党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至于使中国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挫折。但同时他又肯定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13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从而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十全十美,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不断成长的党,一个真实立体的党。

  史论结合的方法是蔡和森研究中共党史的又一特色。虽然蔡和森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但他的著述基本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历史的叙述与回顾都带有回忆录的性质。他认为:“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观,极其忠实。”他的中共党史研究内容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其评论也具有权威性,特别是蔡和森以大量的史实为例,介绍了党内政治生活和相关决策制定过程,并及时总结失败教训,为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应有的借鉴。比如,蔡和森当时深感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于是“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的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知”。可是通知发出去不久,蔡和森便感觉到不正确,通知存在着强烈的冒险主义精神,于是又连续召开会议再次讨论,最终决定“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通过这种史实的详细描述,蔡和森再加入自己的评论和从中吸取的教训,使得史论结合的方法得到充分运用。也正因为其内容夹叙夹议,极具说服力,从而增强了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3

结语

  蔡和森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开拓性的贡献。特别是他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和《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史》这两部著作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一个完整研究。这不仅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基石,而且指明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还率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客观梳理和总结。当然,由于时代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他在党史研究方面也难免带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一切都不能否认他在党史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理论成果对当时和今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起到的指导意义。

  具体而言,蔡和森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为中共党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由于蔡和森长期担任党的领导人之一,这就使得他能征集和掌握大量党的核心机密材料。正如学者周一平所言:“特别是有些‘内幕’材料,是一般统计资料也无法涉及和提供的,而他通过回忆与研究,把它公诸于众,保存下来。”例如蔡和森著作中有关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矛盾、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一些早期党的会议记录等,都为后人进行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即使没有确切的材料,作为当事人凭记忆写出来的著作或文章也是一种宝贵的文献资料。例如,《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对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这短短三个月的历史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史料记载,也正是这段极具价值的历史记录,为我们清晰地研究大革命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如何恶性发展,以至给革命造成危害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次,蔡和森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了完整研究。蔡和森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直至1931年牺牲才走过36年的光阴。他亲身参与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其牺牲这十年的党的历程,也因此能够对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完整的研究,并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建立了基本的学科框架。其研究不仅仅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史的研究,更是将中共党史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结合起来,同时涵盖中国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以及中共同国民党、军阀之间关系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正如学者周朝民所言:“蔡和森研究中共党史,不只是研究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组织发展的情况,还研究了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等。”可见蔡和森的党史研究有很多特色,这些特色反映了早期共产党内党史研究的风貌。

  第三,蔡和森为中共党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蔡和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运用历史分析、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史论结合等方法对早期中共党史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他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思考和研究,尊重历史事实,不脱离历史环境去凭空想象。同时,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给予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评价,不因错误抹杀成绩,更不因功绩而掩盖错误。还有,蔡和森为历史的当事人能够给予这些历史事件或人物以较为公正的评价,史论结合,极具说服力。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我党早期领导中国革命的真实记录和总结,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开辟以及后续研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当然,任何人对于某件事物的评判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局限,带有个人主观认识的痕迹,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客观公允的评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它的幼年时期,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然受到共产国际指示的影响,大革命后期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了党中央,蔡和森作对于这个时期党史的研究必然会留下那个时代的印记。比如,我们认为,蔡和森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初创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但当时总的环境是,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全党对自身还缺乏深入的认识,纷繁复杂的斗争状态又不断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更由于党的历史毕竟太短,蔡和森虽然提出了很多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但一个幼年的党无法对自己提出透彻和成熟的认识,蔡和森对于党史的研究和认识也必然受其限制。再比如,在对孙中山北上进行评价时,认为孙中山北上的目的是想和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达成协议等。学者周朝民同样认为:“由于历史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有些材料的引证不十分准确,他在阐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流露出了某些左倾情绪,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就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等。”

  蔡和森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长期驻守中央机关,其所接触的历史人物必然会对他的认识和判断产生相应的影响,对于所有事物的掌握不能做到事必躬亲,因此在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判断上会受到他人以及自己的影响和局限。首先,“他对党的其它问题的评价,如农民问题、军事问题等,是过于乐观了。”因为他虽然强调军事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我党当时忽视军事斗争的状况并没有给予批评,反而认为“党对于军事运动也有注意,且有好的结果,促进了军阀的分化,使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其实,早在这之前国民党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其结果都是惨败而终。也正是在党内过于乐观的大环境的影响下,使得蔡和森面对这种潜在危机时没能有效地觉察出来。其次,以《党的机会主义史》为例,蔡和森对自己的正确和作用叙述过多,“除了个别处承认自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有过犹疑彷徨的情况之外,在多处为自己辩解。”学者曾长秋也有相似的观点,“治史毕竟不是蔡和森的专长,他著的书稿带有明显‘工作报告’的色彩,实用性较强,学术性较差”。不难看出,蔡和森自己作为历史参与者之一也会受到其自身的局限。

  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其贡献是巨大的,为日后的学科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尽管如此,但仍不可否认早期党史的研究还是会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例如,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党的成立到中共“三大”,这一时期为党的宣传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共“四大”以后,这一时期党才逐步形成阶级和群众的政党。在今天看来,由于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蔡和森的这种划分方法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他仅把“一大”后的党看成是一个宣传机关而不是政党。中共一大既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了党的纲领、任务和基本政策。中共二大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蔡和森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其指导思想和研究实践都对中共党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特别是他的党史著作不仅奠定了研究党史的学科基础,而且指明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性,还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他在党史研究方面也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有些材料的引证或言论有不当之处。但是,关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立场、观点以及党史研究的导向方面是基本正确的。就其思想和理论而言,不仅在当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中共党史的研究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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