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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民 胡馨仪:《向导》周报与中共早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
作者:陈红民 胡馨仪      时间:2022-05-13   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4期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相伴随。这些多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苏联革命经验的概念,经过中共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共利用这些概念,来判断革命所处的阶段与任务,确定革命的对象与依靠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与宣传等。中共接受这些概念与使其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正是自身成长与逐步成熟的过程。左派、右派是伴随中共革命全过程的重要概念,学术界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于已经“约定俗成”的左派、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与思想发展过程。

  本文拟以《向导》周报及中共中央相关决议案为主要材料,考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关于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中共是如何将这两个原属“舶来品”的概念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的。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图为该刊的创刊号。

一、中共对国民党内派系的最初认知

  “左”与“右”两个词汇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针对共和体制的讨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左”与“右”的政治含义,以左指代革命的、激进的与进步的,以右指代反革命的、保守的与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又进一步将“左”与“右”用于区分革命党内的不同派别和政治路线。“左”倾通常用于教条地照搬理论,忽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空想冒进;右倾通常用于抹杀革命性,以修正、改良、投降等倾向指导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工具,参照苏联经验,用左派与右派来区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李大钊曾在1921年用“极左派领袖”一词形容1915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列宁,也曾用左派与右派区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后来,中共结合革命实际,将左派、右派等概念用于形容国内各党派中不同派别。陈独秀曾用“进步党的左派”形容由进步党转入国民党的孙洪伊“小孙派”。1923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

  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革命目标与理想不同的政党。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已观察到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绝非铁板一块,对待中共的态度有差别。1922年4月,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提及,广东实力派陈炯明虽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中共如加入国民党,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陈的这种判断,在中共内部颇有市场,共产国际与苏联建议实行国共合作时,中共内不少人抗拒。

  国共合作初成,如何分析国民党的成分,确立基本策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最早提出国民党有左、中、右派之分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于1923年奉派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关系较密切,对国民党内派系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从苏联的理论与经验出发,依据阶级属性与政治表现,将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分为右派、左派和中派,并将这种观察报告共产国际。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右派包括华侨组织的代表,他们实际上已断绝了和中国的联系,只是关注国民革命运动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同国民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是公开的敌人。右派的另一个阶层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拥有革命理想,但实际上做着与国民革命运动相悖的工作,时而讨好国民革命运动,时而讨好帝国主义,打着国民党的名义谋求私利,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国民党左派包括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他们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和现代社会的运动机制,也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对改组充满革命热情,这群人也正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者。国民党中派保守人士则由中国意义上的学究组成,他们信奉“年长者的威信”,惧怕新事物,对革命几乎没有影响。鲍罗廷到中国时间不长,对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构成分析相当多的是根据苏联经验,即一个政治团体内部一定会有左中右之分,进行推论,这也是他对国民党总体构成的初步看法。以当时鲍罗廷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巨大影响力,相信他对国民党派系的分析一定会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的认知。只是,笔者尚未找到确凿史料来证明这个影响是如何发生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国共合作达成后,中共中央为指导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党员,于1924年2月形成《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明确告诫全党同志,国民党内有左、右之分,要区别对待,对国民党内不愿接近中共的人,切不可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而“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否则,将不但使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突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中共对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的策略是“化右为左”,而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

  合作初期,中共依据国民党内部对其好恶来区分,明显有了左派、右派的意识,但合作初成,中共以建立和维系合作为目标,表现出了很大诚意,要求党员不要强化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歧,而是要求多接近联络右派,“化右为左”。

二、左派、右派概念的提出

  随着国共合作的逐渐深入,中共对国民党内的派系之分有了新的认知。1924年4月23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概念,并加以阐述。陈独秀认为,革命初期国民党尚无左、右派之分,但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左、右派政见之不同难免存在。为规划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策略,必须对将来的国民党左、右派的区分作出“预设”:

  采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采用妥协方法的是右派;……左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忠诚的要贯彻国民主义,对于任何列强与军阀,终以群众的反抗为目的,而不肯出于根本的妥协;右派的观念与出发点,是急于党的胜利,甚至于是急于自己个人地位的成功,主张在与列强或军阀妥协之下,靠少数人的武力与权谋,获得若干政权。

  注意,陈独秀此时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区分是“预设”,是随着革命深入可能出现的情况,且是依照政见不同,即对军阀、帝国主义和群众的态度来区分,这与之前单纯依照对中共的态度区分“左”与“右”有了很大的改变。另外,如果前溯国民党的历史,就会发现从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内始终有着不同的派别,陈独秀所说国民党只在国共合作后才有左、右派之分,正好说明,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实际出发,才提出了左派、右派的概念,与之前分析国民党内派系的标准完全不同,是一种新的理论建构。陈独秀认为,国民党的左、右派实质上是其内部两个革命目标和革命方法不同的群体,而非国共之间的对立。这样的区分,是为了使中共置身于国民党内部斗争之外,确保更契合中共革命理想的左派在国民党内占据优势地位,以背离国民革命精神为由指责右派,从而维系国共合作。

  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进一步明晰了对国民党左、右派的划分。议决案在陈独秀的预设之上,进一步提出左、右派的阶级成分不同,即回避反帝斗争和民权主义的有产阶级为右派,反之则为左派,并认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左派。议决案与陈独秀一个月前试图置身国民党党内斗争之外的设想有个关键性的区别,即中共中央希望能介入左派与右派的对抗,削弱右派。这一改变,源于中共对其所设想的国民党左派的过高估计和过度信赖,它忽视了国共两党从革命理念到革命方式的不同。中共介入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的程度越深,国民党内的抵抗力自然也越大。而抵抗力越大,中共就越不能置身事外。如此,形成循环。

  随着国共合作深入开展,中共明显感到国民党内正在聚集排斥自己的力量,需要给予反击。陈独秀在7月21日发出题为《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的通告,指出当前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中共的攻击和排挤日甚一日,这些右派分子不愿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工会和学生运动,残害工农,“排斥共产党”。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领袖虽未与中共离心,“然亦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在此情况下,通告要求中共党员要对国民党右派表达不满,争取指挥工农学生市民等团体的实权以巩固左派力量,组织排除右翼势力包括同情右翼势力的“国民对外协会”,以巩固反帝联合战线。国民党右派背离革命的倾向与行动,尤其是国民党内“大部分”党员有此共识,使陈独秀强化了必须介入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想法,号召中共全党展开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且将这口号用在文件的标题公之于众。

  8月,广州爆发商团事变,陈廉伯等大造反孙反共舆论,这让中共直观感受到了国民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巨大差别。瞿秋白分析道:此次事变中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关系最值得注意,“右派国民党员陈廉伯、陈恭受等是代表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劳动平民的利益。其间有许许多多游移分子,如政府中之右派军人,主张调和的官僚,无异乎帝国主义间接的工具;幻想维持政权而不敢接受平民群众之赞助的中派诸要人,便间接而又间接的助长了妥协派以至于反动派的气焰。”通过商团事变,中共对国民党左、右派的认知深入到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控诉右派间接赞助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行为,而且第一次提出了介于左、右派之间的中派概念,丰富了对左派与右派的分析理论。周恩来更激进地提出,国民党唯有与左派联成一气,打破中派的妥协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以革命与反革命为界限“肃清内部”,才能从军阀的挟持中解放,实现国民革命。

  国民党右派对中共的挤压与中共激烈的反抗言论,必然影响国共合作大局。8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党内右派向中共施压,试图将中共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对此,孙中山态度暧昧。商团叛乱的发生和孙中山的立场,使中共对国民党的革命倾向更为悲观,中共中央甚至判断,“除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没有另一个左派。”国民党中被称为左派的那一部分,不仅不是左派,而且未必能认为是中派,因为他们的主要观点和行动与右派的活动完全一致,他们始终同右派实行妥协,来镇压左派(共产党人)。这个判断,几乎是将整个国民党都置于共产党的对立面了。

  面对复杂的形势,中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面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以维持国共合作大局,进行国民革命。《向导》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讨论国民党内的派系分别与中共的策略。陈立人在《国民党左右派之争》中,列举了左派与右派争论的几个焦点:左派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右派不许反帝;左派主张联合苏俄为朋友,右派却以苏俄为敌人;左派主张努力组织农工群众及拥护农工的利益,右派则恐怕因此开罪于地主及资本家;左派主张党的教育和民众的政治宣传应为主要工作,不能全力于军事,右派却说这是破坏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陈独秀则更直截了当地归纳左派、右派所代表的阶级:“左派代表的是民众利益,右派代表的是私人官僚利益。”陈独秀根据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也有可能在右派的包围中妥协,容纳右派的主张并与之合作。蔡和森著文,直斥国民党右派在商团事件中,充当的是“反革命的法西斯蒂”。彭述之在《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经济背景》一文中,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从经济层面分析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的必然性:左派是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一部分小商人与知识阶级,是真正的革命派;中派代表工商业者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是妥协派;右派则代表一部分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的大商人,如华侨、地主、军人、政客、洋行买办等。右派“一方面勾结军阀,一方面依附帝国主义”,甚至策划广东商团叛乱打压革命的左派。因而,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争有其必然性,且会愈演愈烈,直至一派退出国民党为止。

  在这一系列结合国民党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讨论与分析的基础之上,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基本确定了此一时期中共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认知基调。大会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在沙面罢工、商团事件、江浙战争中,两派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右派已和大商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合作,压迫农民工人。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数量虽少却占据国民党领袖地位,总是立在中共和左派之间,“操纵取利”。在中共开始披露右派的错误,并指摘中派之游移后,右派不但攻击中共,甚至联合帝国主义和社会上反共的人,陷害中共,对抗中共,声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的敌人”。国民党中派的领袖们,因为受了中共的指摘,颇想利用右派排挤中共,但又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不得不出于利益考虑与中共有相当的联合,“以发展己派的力量。”在以上判断的基础上,中共四大确定了对国民党内左、中、右各派的工作方针:

  我们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尤其是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对于国民党中派领袖及一切左右派游移分子,应该在具体实施上,纠正其右倾政策之错误,使之明了右派行为违反了革命主义,使之离开右派,从事不妥协的争斗。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的革命时,我们应协同农民群众赞助他们,但同时必须在农工群众中解释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之不同。

  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就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有不同派系。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逐渐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细化,提出了左派、右派的概念。划分的依据,最初是根据其对中共的态度,后来又增加了对国民革命的态度、经济基础与阶级来源等,使得概念更加明晰,内涵更丰富。到中共四大时,已基本确立了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同时,也形成了国民党中派的概念。根据这个划分,中共大致形成了扶持左派、拉拢中派、对抗右派的政治动员与行动模式。其后,纵然随着风云变幻,中共对国民党各派系的界定也有相应变化,但多是在这一框架下作适当调整。

三、“新右派”概念的提出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势力重新洗牌,部分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分子建立小团体,密谋“清党”。中共急需为左派寻找一个新的领袖人物,以反制右派,维持国共合作。

  蔡和森在《向导》发文指出,此际的国民党的左派至少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彻底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军阀买办阶级,恪守孙中山与苏俄携手的方针,与一切反革命右派分子决绝,遵行保护革命势力的工农群众利益之政纲。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拥护联俄、联共与支持中共的工农政策。文章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希望全国忠实的国民党员都是左派,成为无派别的整个的国民党,以完成中山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伟大使命!”蔡和森对左派的界定,已不再强调阶级与利益,而是聚焦于其对苏俄、中共及国共合作的看法。实际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把廖仲恺、汪精卫等宣誓“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人视作左派的核心人物。

  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蒋介石借处理“廖案”联手汪精卫,打压右派势力,接掌广州军权。国民党左、右派势力重新组合,分裂局面悄然形成,一大批中派分子走向右倾。中共中央在10月召开中执会扩大会议,对以往的国民党派系划分进行反思与调整。会议认为,过去左、中、右三派的区分在新形势下显示出三方面不足:一则不利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自身认同;二则使国民党内的左倾分子误以为左派即共产党派之别名,转而以中派自居,对国民党应有的左倾政策看作是共产党的政策,不肯公开赞同;三则使国民党中真正的右派、反动派团结起来。

  作为纠正,会议决定重新划分国民党内的派别,将其分别划归左派、右派与反动派。新划分取消了中派,增加了反动派。标准是,左派不仅需要言论左倾,而且实际行动上也不能违背国民党一大宣言,尤其应与中共紧密结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诸如戴季陶、邹鲁等则为右派,而以冯自由等为领袖的国民党统治俱乐部,以章太炎等为领袖的辛亥同志俱乐部,以及唐继尧等军阀势力所组成的官僚买办阶级是典型的反动派。共产党当前的任务,依然是与左派结成密切的同盟,赞助左派同右派进行斗争。据新议决案的界定标准,左派与右派最为直接的区分点体现在是否亲共亲苏,接受后者的革命思想与政策。由于取消了中派概念,中共与国民党内派系的关系变成了“非友即敌”,并以此为基础展开针对右派与“反动派”的舆论和政治对抗。

  12月12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题为《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的文章,正式提出“新右派”一词,用以完善议决案中对反动派与右派的划分。“新右派”是指向反动派倒戈的国民党党员。陈认为,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过去的右派,诸如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国民同志俱乐部的成员,及唐继尧、陈炯明等官僚买办阶级,已经公然背叛革命,不能称之为右派,只能是反动派。五卅运动引发的国民革命高潮中,国民党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以戴季陶、邹鲁、邵元冲等为代表,虽尚未公然反对苏俄,但仍假借三民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共反左派,甚至于反对国民政府,他们是“新右派”。孙文主义学会与戴季陶主义都是“新右派”的典型代表。“新右派”的出现只是一个开端,但其反动倾向十分严重,若继续发展下去,也会加入反动派。在当前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共的策略应当是,与国民党左派亲密结盟,与“新右派”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从陈独秀所列的右派人物与倾向,尤其是还要与其联合作战的态度看,他所说的“新右派”,大致是原先的中派中向右转的那部分人。陈还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和工农群众力量的逐渐显现,可能会有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加入“新右派”。毛泽东的看法比陈独秀乐观得多,他认为“新右派”的出现,是国民党基于其阶级属性在特殊时局下的必然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甚至对于革命派来说,将迎来更大的团结。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完成了中共有关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层面的塑造。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分为五个阶层: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是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附庸,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政治代表便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虽赞成反帝反封建运动,却对本国无产阶级的迅猛发展感觉受到威胁,因而反对联俄容共及左派分子,这些中产阶级没有独立的革命思想,他们很快就会分化到左派和反革命阵营,戴季陶是其代表人物。小资产阶级分为三部分,有余钱剩米妄图爬上中产阶级地位者是其右翼;经济上可自给但常年受到压迫和剥削者,对反帝反军阀持中立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是其中翼;生活下降而过着凄凉日子的,是其左翼。当革命潮流高涨时,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中派都可能参加革命,右派也会受大潮裹挟附和革命。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是革命的生力军。毛泽东的分析,是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但参照系却基本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他对资产阶级政党两面性的分析,既考虑了其阶级背景与利益因素,也参照了其现实的政治表现,代表了当时中共最高的理论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具体分析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与政治立场时,也用了左派、右派与中派的概念,显示出作为分析工具的左、中、右概念,是可以灵活出现的,不仅可用来分析大的阶级与政党,亦可用来分析阶级内的不同阶层,政党内不同团体的构成,且可以因时制宜,是动态有弹性的,而非一成不变的。

  “整理党务案”发生前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一面揽权,一面又对中共诸多限制,中共中央1926年7月召开中执会扩大会议,依据最新革命形势对国民党各派系的分化状况进行了分析,把蒋介石等人划为“新右派”,但同时认为,“新右派”在客观上存在着倾向革命的可能。中共必须调整策略,不能幻想代表多阶级的国民党可以单纯为左派所垄断,而不与其他派系合作,需要联合左派并“新右派”,向“反动”的右派进攻,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这表明,在蒋介石明显右倾之后,中共中央重提中派的概念,对于“新右派”的态度从“非友即敌”转向“似友似敌”。这种转变,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激进人士的不满,但当时确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即蒋介石逐渐手握广州的党、政、军大权,即将率兵北伐,虽然其行动上表现出对中共明显的排挤和打压,但在言语上仍宣称尊重联俄联共的方针。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都不愿甚至畏惧在国民党的左派势力大受打击的时候,采取更过火的行动,把蒋介石推向反革命一侧,而只能通过重提中派,尽力弱化“新右派”的负面作用,强调其转向中派,甚至与左派联合的可能性,从而弱化蒋介石右倾所带来的影响,增添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国共合作的信心。

四、左派还是右派:中共对蒋介石的认定

  中共用左派、右派的概念来划分国民党内的派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建构,更重要的是将此理论用于指导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在国共合作中确定敌人与朋友,争取在国民党中“扶持左派”“斗争右派”“争取中派”,以把握国民革命的方向,甚至于在条件成熟时争夺领导权。

  中共对于国民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归类,其到底属于左派,还是右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国民革命的形势与其个人的政治表现,尤其是对中共的态度(因其阶级属性短期内不可能有太大变化)而改变。1925—1927年间对蒋介石的定性划分的不断变化,最为典型。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后起之辈,国共合作之初只是个有一定实力的军人,主持黄埔军校,并去苏联考察过,苏联顾问对他也另眼相看。随着孙中山去世与广东根据地实现统一,筹备北伐,蒋介石与军事将领们在国民党、国民政府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共把蒋介石归为左派,而且是“左派领袖”。陈独秀在1925年12月初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一文中写道: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他们的思想与政策无论如何左倾如何急进,“终究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一周之后,陈独秀在《向导》发文,批评国民党“新右派”对左派领袖们的攻击:

  左派领袖汪精卫、蒋介石等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然而右派对于他们的攻击,竟无所不用其极,不惜罗致许多罪名,假造许多谣言,仿佛汪精卫等真是罪大恶极之徒。

  甚至到了1926年3月,蒋介石策动中山舰事件,矛头直指中共与苏联顾问了,陈独秀在辩解中共没有“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阴谋”时,仍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陈独秀此时产生错觉的原因,一方面是他认知上的问题,另方面是蒋介石确有一定实力,羽翼渐丰,中共一时难以制服他,只能幻想不激化矛盾,以免把蒋推向对立面。陈独秀在《向导》的文章上感慨道:“不能奢望右派向左回到广州中央,只得竭诚奉劝他们不要再向右跑到反革命派那边!”

  不料,中共的退让使蒋介石得寸进尺,两个月后,蒋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借口要避免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而引起“党内纠纷”,改善两党关系,实则是全面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发展。鲍罗廷根据苏联方面的指示,要求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咄咄逼人再度退让。但《整理党务案》确实促使中共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不再有幻想。1926年7月,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划为“四种社会势力”:共产派对应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之革命运动;汪精卫、甘乃光等左派对应中小商人之反抗运动;蒋介石、戴季陶等“新右派(即中派)”对应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李福林、冯自由等反动派对应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之反赤运动。中共文件中第一次把蒋介石从左派划归为“新右派”。但当时定性“新右派”还是可以争取的对象,“随着产业的发展日渐分化,在客观上存在倾向革命的可能。”

  1926年11月,北伐军进军顺利,占领两湖后,进军江西福建战场。此时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对蒋介石的中派属性有了更细致的分析。报告称,戴季陶与蒋介石是国民党中间派的领袖,蒋是受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行戴的思想体系。戴季陶是中山舰事件的实际发难者,“而蒋介石只是他的工具”。中间派代表着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谭平山指出,这一派的拥护者在国民党里为数不多,“但它现在独揽军权,因此,我们应该予以特别注意”。

  中共在把蒋介石划归“新右派”后,并未采取此前所制定的“非友即敌”的方针对蒋进行批评与反制,反而在党、政、军多方面对其妥协,试图挽回关系,支持蒋介石组织北伐。

  到1927年3月底,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接连制造了九江“三一七”惨案和安庆“三二三”惨案,镇压工农运动,暴露出反共本性后,郭沫若在其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最早谴责蒋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看法的彻底改变,是在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规模镇压工人,屠杀中共人士后。4月20日的《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群众宣言》宣布,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的公开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

五、余论

  中共早期对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苏联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的基础上从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过程,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中共自身所面临的革命现状和政治任务。国共合作初期,中共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存在派系,但并不想深度介入。但随着合作深入,中共遭受到来自国民党内部分人的排挤和打压,遂提出了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概念。中共最初是以亲疏为判断,之后逐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左派与右派的阶级根源、利益导向、对待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态度进行分析,使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并且随着革命进程进行调整,适时提出了中派、“新右派”等概念。在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形成、传播过程中,《向导》作为中共中央的刊物,起了重要的作用。

  重要的是,中共对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建构,并非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在概念之上,形成了一套对国民党这一革命合作对象内部的敌我区分的分析方法,进而制定革命策略,施展相应的舆论宣传与政治运作,最终形成了“扶持左派”与“斗争右派”的革命方针。虽然,由于国共力量的悬殊、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与中共经验的不足,尤其是国民党右派利用武装上的优势,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导致国共合作破裂,但中共建立在左派、右派等概念基础上对国民党派系的分析与理论探索,仍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

  在中国革命史上,左派、右派的概念具有延续性。大革命失败之后,汪精卫等改组派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发展出一套区别于中共的左派理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问题,左派等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与策略,再度被提出与运用,中共强调“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团集(结)左派,推动与联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等等。中共以自身为主导,以抗战为归旨,联合分化国民党内部派系,取得了显著效果。新中国成立后,左派、右派的概念,又被用在区别一般民众与中共党内的政见分歧中,虽然内涵与外延、应用场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内在逻辑仍有延续性。左派、右派概念的这些历史,有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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