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胡耀邦的战友—..
·华炳啸:反宪政..
·袁绪程:关于中..
·秦晓、陈志武、..
·张曙光:“马克..
·华炳啸:宪政社..
·童之伟、秦前红..
·陈有西:中国司..
·陈有西:宏观调..
 
 
·国务院:去年30..
·两会前瞻:监察..
·为全面深化改革..
·郭树清:抓住“..
·农业供给侧改革..
·多地出台户籍新..
·中国公布8大领..
·报告:30岁以后..
·国企改革2016年..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综合 >> 视点
门洪华 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竞争:一项战略研究议程
作者:门洪华 李次园      时间:2022-05-13   来源:《当代亚太》,2021年第6期
 
  竞争、合作与冲突是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政治现象和国家间常见的互动模式,国家间互动受到错综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影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相较于国际合作、冲突和战争,学界对国家间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的关注明显不足。然而,竞争和人类一样古老悠久,无处不在。公司争夺市场、社会组织适应社会需求、国家应对全球化等均充斥着竞争。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竞争贯穿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国际关系史本身就是一部国家间的竞争史,大国竞争更是国际关系互动的核心内容。

  进入21世纪,冷战结束后短暂沉寂的大国竞争再度回归,尤其是在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西部的广阔亚太地区,竞争态势最为明显。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调整其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国家战略,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围绕地区秩序构建和争夺主导权与中国展开竞争。2010年,中美关系呈现“竞大于合”的态势,两国在多领域的战略竞逐初见端倪。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美国对华政策逐渐强硬,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对华竞争理念,并不断完善其大国竞争战略。以战略竞争为突出特征的中美竞争和博弈既呈现出传统大国竞争的延续性,又体现出21世纪国际秩序变革所具有的特殊性,成为现阶段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与新常态。中美战略互动引发了各界对大国竞争问题的深入探究。

  面对纷繁的大国竞争史以及现实发展,探寻和总结大国竞争的缘起,结合大国竞争的历史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历史的双重视角更加深刻、全面地把握大国竞争的发展脉络和现实表现。综合理解大国竞争关系演化的基本原理和国家选择竞争战略的理论内涵,有利于我们寻找如何将大国竞争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寻求竞合并存的战略路径,推动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稳定发展,维系国际体系的稳定。尤其是,中国正在逐渐崛起并不断融入、塑造国际秩序新格局,被动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参与者,置身于世界大国竞争的舞台中央。如何看待、参与和应对大国竞争,对于中国深化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意义重大。

  在探讨大国竞争的相关主题上,学界主要围绕国家间竞争等方面展开,且将国家间竞争与冲突、战争行为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斯科特·班尼特(Scott Bennett)运用讨价还价模型(Bargaining Model),分析了外部威胁、安全要素、国内政治因素、国家核心关切、民主等变量致使国家间竞争走向消亡的逻辑,并通过回归分析指出,国内政治因素和国家的核心关切是促使竞争终结最为关键的两个方面。戈尔茨·加里(Goertz Gary)将国家间竞争的开始与消亡视为一个“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过程,即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极有可能受到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而立刻升级为对抗和冲突,这种高烈度的竞争关系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但当另一个外部事件再次冲击两国互动时,国家间的竞争关系也可能得到缓解。其中,领土争端、世界大战、内战和机制变革等都可能成为这样的外部冲击事件。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对战略竞争进行详细考察后指出,对威胁的预期、认知的固化与国内政治进程的结合使得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成为影响世界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国家间竞争的分析能够为理解国际冲突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迈克尔·科拉雷西(Michael Colaresi)等学者考察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与空间、地位和冲突升级之间的联系,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搭建了分析国家间竞争的“动态双层次压力”模型。约翰·瓦斯克斯(John Vasquez)则深入研究了竞争与战争之间的关联性,指出国家间竞争最终是否走向战争的关键在于竞争是否涉及领土争端,以及竞争双方在领土上是否相邻。还有学者指出,大国竞争是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固有现象,只要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大国,它们之间就会进行竞争。其中,人性驱动(human dynamic)、科学技术(technology)和地理条件(geography)三个因素是影响大国竞争未来演化的关键变量。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借鉴,但缺憾在于整体性视角和综合性分析的相对匮乏。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历史和现实、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考量,聚焦大国竞争的回顾、评估与未来研究方向的探讨,结合当前的中美竞争进行深入分析。其主要内容是,从理性主义和冲突逻辑等视角剖析大国竞争的内涵,从性质、内容和利益结构三个维度对大国竞争进行类型划分,并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多视角探究大国竞争的起源,进而对东西方大国竞争的历史进行简要梳理,探寻两者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形势判断、竞争目标设定、竞争对手分析、外部威胁界定和竞争手段选择五个维度构建大国竞争战略框架,深入探究大国竞争给国家、地区和国际体系带来的战略冲击,进而总结既有大国竞争研究,对未来研究设计提出管见。

一、大国竞争的内涵

  汉语中的“竞争”一词较早出现在《庄子·齐物论》中,即“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郭象注曰:“并逐曰竞,对辩曰争”。可见,竞与争原本是两个独立的音节词,“竞”重在行为,“争”重在言辞。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竞争”与“垄断”的概念,认为“垄断”是由于没有人“与之竞争”而产生的。当然,竞争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达尔文将竞争的概念推广至自然界和其他物种之间,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和演进原则。《新华大字典》将竞争界定为“为了自己或本集团的利益而与人比赛”。《韦氏词典》对竞争的定义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了一个目标而进行斗争(比如职位、利益或者奖励)或处于敌对的状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即通过传播信息,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竞争创造出我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因此,竞争是一个涉及数据不断变化的过程。

  一直以来,竞争是经济学关切的重要议题与核心概念,其内涵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争夺利益的行为被称为竞争,竞争的过程则被称为博弈。大国竞争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各类文献当中,但对于其概念界定和内涵阐述的文献相对较少,学界主要是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进行概念界定。如有学者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间竞争是追逐一定利益和实现特定目标的战略行为。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认为,两个或多个个体、集团或国家为所有行为体不能共同获得的利益奋斗时,就会发生竞争。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任何竞争都包括五种因素——新加入者的威胁、供应商的谈判力量、客户的谈判力量、与现有竞争对手竞争、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这一定义是从涉及的主体及其所带来的威胁展开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为财富和实力而开拓疆界的重要性不断地给他们的奖赏就是国家间的竞争。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用竞争或冲突取代基欧汉(Robert Keohane)所说的纷争,指出竞争与冲突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暗示着行为体的行动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减少他方的收益或者为他方需求的满足设置障碍。约瑟夫·奈(Joseph Nye,Jr.)和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指出,自由主义者认为,在非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下,竞争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追求安全、财富与正义的主要互动过程之一。可以说,大国在理性主义理念指导下,增加自己的绝对收益、减少竞争对手的绝对收益,进而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是大国竞争的主导逻辑。

  从冲突与对抗的逻辑来考察国家间竞争的具体内涵也是一种重要视角。约翰·瓦斯克斯指出,国家间竞争是指权力大致相等的国家之间持续敌对的关系,通常表现为认知与实践上的敌对。斯科特·班尼特将国家间竞争定义为一种“二元局势”(dyadic situations),即各国对某一问题存在较长时间的分歧和争论,以至于它们卷入相对频繁的外交互动或面临直接的军事挑战。当竞争者不再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在有争论的问题上折衷、放弃先前的主张时,竞争随之结束。保罗·亨塞尔(Paul Hensel)认为,国家间竞争具有三个关键要素,即双方对威胁和敌意的感知、时间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未来互动的预期。他进一步指出,造就持久竞争(enduring rivalry)的核心要素包括,竞争对手在它们认为重要的一个或多个利害关系上建立竞争关系,双方都认为对方有敌对意图并构成重大安全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关系将持续存在。迈克尔·科拉雷西和威廉·汤普森在对比长期冲突(protracted conflict)和竞争的概念后认为,二者都强调国家间竞争和冲突都随着时间而动态变化,但也具有明显差异。第一,旷日持久的冲突必须发生在“高”利害关系问题上,而竞争概念通常没有这样的标准;第二,处于竞争关系的两国之前并不一定经历过过战争,而界定持久冲突的一个标准便是处于冲突中的国家之前便经历过战争;第三,处于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并不必然演化为持久冲突。国家间竞争更多的是一种攀比、超越和追赶的状态,敌对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非敌对国家或友好国家、联盟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竞争关系。同时,竞争往往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发展成冲突。

  伴随着大国竞争的演进,战略竞争作为大国竞争的特殊表现形式,是大国竞争的高阶状态。“战略竞争”一词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有着特定内涵,具有三个构成要素:一是主体确定,即竞争对手具有稳定性与明确性,战略竞争状态下有一对角色定位明晰的竞争者;二是信号感知,即战略竞争对手可以释放、获取敌意或威胁等信号,以此作为战略互动的基础与前提;三是预期判断,即战略竞争者对彼此的预期有共同的判断,战略竞争的未来演变极有可能具有冲突性。战略竞争表现出四个特征。第一,战略竞争者围绕着不相容和难以协调的目标进行竞争,且未找到妥协的办法;第二,每一个竞争行为相互结合、彼此联系,不可完全分离,由此形成一系列竞争关系;第三,多样性竞争改变了人们对客观事件的看法,甚至增加了可能是无害事件升级为冲突的潜力,竞争对手相信它们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对方;第四,随着时间推移,不同的战略竞争强度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战略竞争呈现大国对抗模式,是以战略扩张主义为核心的典型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彼此怀有敌意的大国公开争夺战略资产和战略资源,以削弱和排斥对手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存在为目标。战略竞争是一种高阶表现形式,竞争主体往往是地区或全球大国;竞争领域既包含政治、外交、科技、安全和人文等领域,也囊括双边竞争、地区竞争和全球竞争等;竞争产生的效应突破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竞争的持续时间也将是长期性的。

  大国竞争本质上是大国的一种战略行为和互动状态,因而,厘清“何为大国”“哪些国家可以被称为大国”甚为必要。大国一般包含物质性与社会性双重含义。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大国兼具物质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即大国除了具有先进的军事实力外,还具有被其他国家所承认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其中,物质实力是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关键和基础。因此,大国是指不惧怕且能够抵抗来自其他单个国家或国家联合威胁的这一类国家。此外,在工业和军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大国。在此基础上,罗伯特·基欧汉根据国家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将各国划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和“体系无关型”四类,这四类国家被分别定义为“强国”(great power)、“二等强国”(secondary power)、“中等国家”(middle power)和“小国”(small power)。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以物质实力为基础,将大国分为“极”和“中等国家”两种。他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体系视为一个三极架构,苏美德各霸一方,把英、日、法、意视为“中等国家”。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大国区分为“超级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三类,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大国的范围有所差异,应当以历史的视角理解大国概念。

  实际上,以上学者多是基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等标准对大国进行的排列和分级,表明即使同处大国阵营,不同国家在实力等级上仍有很大不同,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根据上述学者对大国的分类,可以将大国具体分为“世界大国”和“一般大国”两类。作为世界大国,在必要的国家实力基础上必须兼具全球影响力和地区影响力,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秩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有潜力发展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极”或已经成为一“极”。一般来说,世界大国被其他国家认为有权处理本区域或世界范围内所有的重大国际问题,或足以影响其他多国安全的国内问题;一般大国则囿于国家实力或影响力的有限性,只能在地区性事务或国际体系的某些领域发挥影响力。

  综上所述,大国竞争作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形式,其内涵尚乏一致界定。尽管如此,在对国家间竞争不同定义的梳理过程中,仍能够发现其内在规律。大多数西方和中国学者关于国家间竞争的定义包含利益、目标、冲突、矛盾等关键词。因此,在差异性中寻找共性,能够发掘国家间竞争相对稳定的理论内涵,即国家间对不同利益的追求和多种目标的实现而形成的冲突、矛盾的互动状态。大国竞争的内涵应当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大国竞争的主体局限在大国之间,是世界上大国之间的互动状态和行为模式;第二,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利益争夺,其目标设定是获取相较于竞争对手的优势;第三,大国竞争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地位和威望等多个方面;第四,大国竞争双方或多方的动机和行为可能是对立的也有可能是相容的,从而导致竞争者之间的状态可能处于包容、对抗、冲突甚至是敌对之中。鉴于此,本文对大国竞争的定义为:大国竞争是指,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间为争夺政治、经济、安全、地位和威望等方面的利益以求发展并占据优势地位而形成的基本互动状态。

二、大国竞争的类型

  随着国际环境的演变、时代主题的转化和权力结构的变迁,大国竞争在保留既有竞争和对抗的内涵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差异化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属性,大国竞争的具体形态和表现形式随之不断演变。

  大国竞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大国竞争呈现“大国对抗”模式,互怀敌意的大国围绕各类战略资源进行公开竞争,并将削弱和限制竞争对手的政治、经济发展乃至生存作为战略目标。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国竞争带来了动荡、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各竞争主体虽然偶尔会在调节各方行为的规范上达成临时协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秩序机制仍然薄弱。这一时期,大国竞争通常表现为典型的军事竞争与冲突,经济、社会和文化冲突进一步塑造这些竞争,军事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发展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正在改变着大国竞争的格局,并对包括超级大国在内的所有行为者施加新的限制。虽然大国竞争再度回归是国际政治中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以往不同,在现阶段的竞争游戏中,竞争者们的利益相互交织,彻底击败对手不再是竞争的终极目标,也不是所有参与者追求的预期结果,这成为多边主义体系得以维系的基点,国际社会可以利用多边主义来调和大国竞争的烈度。

  大国竞争具有长期性,强调的是竞争的持续时间,属于时间维度层面。由于大国竞争基于综合实力之上,而国家实力的增长与权力对比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出现骤变,这决定了大国竞争必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大国间合作与竞争以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是大国间“时间视野”内相互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大国竞争中的行为主体不仅关注短期目标的实现,也看中未来收益的获取,即具有较长的时间视野,这促使它们有更多的耐心与决心在竞争中坚持下去而不是选择撤退或放弃。例如,冷战时期超级大国间的竞争并非静态不变,两个超级大国面临的外部威胁、机遇的紧迫性和竞争的烈度大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还有学者指出,合作与让步固然可以节省成本,但很可能会失去在未来冲突中获得更多收益的机会,从而促使国家越重视长期利益则越容易采取强硬政策。因此,大国对收益的认知以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和战略制定塑造了大国竞争是一个长期性的互动过程。

  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大国竞争格局,当前的中美竞争在问题领域、持续时间、相互依赖性和实力差距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具体地说:第一,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核武器威慑作用增大的总体背景下,中美竞争的重点领域分布在经济、科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政治方面,竞争演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得两国在制定战略目标和选择战略手段时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预期和反应,从而造就出竞争和合作并存的态势;第三,随着国家权力日益被镶嵌在规则体系和制度约束内,国家间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基于规则之上的有序竞争,因此,中美竞争并不会导致现有国际体系的重大瓦解;第四,战略竞争逐渐成为中美竞争的新形式。政治、外交、经贸、科技、安全、规则等领域均弥漫着大国竞争的影子,而地区竞争与全球竞争的相互交织使得中美竞争突破双边范围而蔓延至多边,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美竞争兼具长期性、全面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并增大了应对竞争加剧的难度。

  依据竞争的性质、内容和利益结构等,大国竞争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以竞争烈度为标准,大国竞争可以分为包容性竞争(inclusive competition)与零和性竞争(zero-sum competition)。包容性竞争是良性竞争,是大国竞争尚未达到对抗、冲突或战争状态的一种态势。竞争双方仍能够以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的方式处理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性竞争能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零和性竞争往往是恶性竞争,充满冲突性与无序性,会牵制双方大量的战略资源而导致一方利益受损甚至两败俱伤。大国关系从合作主导转向竞争主导,体现出双方核心利益兼容性和主要战略手段的变化。由于竞争方式和程度的变动是战略决策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大国竞争的水平和烈度可以得到管理。例如,冷战后法德包容性竞争关系是对冷战时期不平等合作关系的纠正,这种良性竞争关系促进了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现阶段,以中美战略竞争为形态的大国竞争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希望通过强势竞争手段来压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以实现自身的霸权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竞争导致与中国陷入激烈的冲突当中。因此,中美竞争显现出包容性的一面,美国对华政策将形成一种兼具竞争与共存的双重战略。

  以竞争内容或竞争领域为标准,可将大国竞争分为安全竞争、经济竞争、制度竞争、技术竞争和网络竞争等。其中,安全竞争、经济竞争、制度竞争和技术竞争屡见不鲜,而网络竞争和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则是新的表现形式。大国之间的网络竞争本质上是一场综合性的战略较量,依赖于经济、科技、军事、情报等其他领域的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国战略竞争的性质。现阶段,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是大国网络竞争的主要参与者。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竞争成为大国竞争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内容,是大国取得地区竞争优势和地区主导地位的关键因素,甚至也对大国传播其国际影响力和获取国际领导地位具有积极意义,日益被大国视为战略竞争、扩展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地区建设的重要工具。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大国在全球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竞争态势将变得越来越激烈。2021年3月,拜登政府宣布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于11月正式签署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以升级美国现有的基础设施、振兴制造业,这被视为美国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关键措施。

  以竞争的利益分布结构来看,大国竞争可以被划分为“利益高对称的竞争”“利益低对称的竞争”和“偏向一方的利益不对称竞争”等竞争结构。“利益高对称竞争”指的是,某一地区或领域对竞争双方而言均起着关键性作用,双方都有较多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种竞争双方多重利益对称分布的竞争格局。由于对各自利益的争夺,这种竞争结构充满着对抗性和冲突性,极易演变成更深度的冲突或战争。“利益低对称竞争”是指,竞争双方在某一地区或领域仅存在低限度的利益追求,保持着一定规模的竞争结构状态,这种竞争结构较为温和与包容。而“偏向一方的利益不对称竞争”则展现了竞争者对不同领域和地区利益追求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既反映出竞争者的力量优势对比,也凸显出该地区或领域对竞争者的重要性。因此,这种竞争结构既可能是包容性的也可能是冲突性的。应当说,这种划分一方面说明了全球层面大国竞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竞争结构中,每种逻辑都隐含着简单明了的特征,可以用来确定基本的规则或竞争规范,也有利于具体分析大国竞争的发展进程。而且,这种类型的划分,有利于竞争者把握不同领域和地区范围的竞争在大国总体竞争格局中的重要性,从而制定差异化的竞争战略。中美在价值理念、国际规则和新兴技术等方面可能存在着“利益高对称竞争”,展现出更加激烈的竞争态势,而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则存在着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如2021年4月,双方通过磋商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习近平主席于当月22日以视频方式参加了领导人气候峰会,展现出竞争状态下中美双方就彼此共同关心和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的态势。

三、大国竞争的缘起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理性行为体,大国的理性行为背后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在资源稀缺的环境里相互竞争,构成了大国竞争的起点。本质上,大国竞争的内在动力是为追逐自身利益和实现战略目标。

  其一,从“为何而竞争”的角度来看,大国竞争的缘起可主要归纳为了权力和地位两种要素。诸多学者认为,权力竞争在大国竞争的形成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权力分配致使大国采取竞争的战略取向。他指出,均势理论将国际政治描述为一个竞争的领域,两极态势扩大了两强关注的地域范围,使竞争要素的范围得以扩展,竞争变得更为广泛而全面。军事准备、经济增长与科技发展都成为引起激烈而持久关注的事务。他将冷战期间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视为重要的两极模式,其竞争烈度致使超级大国不愿接受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点点领土的丧失。与此同时,两极促成更具竞争性的制衡行为,在支配全球一切事务的两极秩序中,区域安全关系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且受其塑造。激进主义者则认为,帝国主义导致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用现实主义解释来说,激发了为平衡权力而进行的“争先恐后的竞争”。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出,大国竞争的形成逻辑主要基于五个命题: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大国的军事能力、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大国的生存动机和大国的理性。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在一个以竞争为内核的国际体系中,合作不可能消除以权力竞争为主导逻辑的国家间互动,国家间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罗伯特·吉尔平从维护安全和获取权力的角度出发认为,尽管在一个诸集团竞争的世界里绝不会实现彻底的安全,但谋求增强自身实力和安全的活动无疑增加了其他竞争者的不安全感,刺激了国家间为安全和实力而进行的竞争。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指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资源的稀缺而加剧。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演化为资源争夺战,同时,这种竞争会因文化差异而加剧。

  此外,围绕领土的斗争是国家间为争取更多权力而展开竞争的重要表现。有学者通过对1918~2001年间发生的国际危机进行考察后指出,某种程度上来说,对领土的争夺是大国间权力竞争的延伸,尤其是相邻国家间对领土的争夺更容易导致两国间的竞争演化为战争。更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领土因素深刻改变了国家间互动的方式,始终是引发大国竞争以及加速战争爆发的关键变量。保罗·胡思(Paul K.Huth)认为,领土争端及其引发的冲突扩大是国家间陷入暴力和战争状态的重要条件,探讨领土争端与大国竞争、国际冲突的关联十分必要。领土争端与大国竞争互为推动彼此走向更深烈度的关键因素,其走向对国家间竞争的演变态势至关重要,而国家间竞争的水平也事关领土争端的未来发展。

  有的学者遵循获取相对优势地位的逻辑,从地位竞争的角度论述大国竞争的起源。当前,大部分学者秉承权力转移的理论路径,较少将大国竞争的起源归因到地位竞争层面,实际上,国际体系中支配国家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可能因受到来自崛起国家的冲击而进一步凸显,这正是大国竞争加剧的逻辑。由于国际社会中存在各国地位不一致的现象,处于不同地位层级的国家为改善国际地位而展开竞争,甚至会助推国际战争的爆发。竞争、对抗和摩擦是欧洲历史上各国关系的标志性特征。殖民时期,这些行为在远离欧洲的地区开展,欧洲各国彼此竞争,都想获得更多的殖民地,以便获得优于对手的地位、财富和权力。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指出,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地位竞争理论,即使在对维护领土安全方面相对自信的国家之间,能力差距的相对缩小助长它们为了获取更高的地位而进行竞争,体现出“地位激励”的效应。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和获得承认具有时间维度,由于国际地位的相对劣势导致国家安全受损的历史记忆,推动这些国家在当下寻求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借以充分维护其国家安全,从而致使国家间为获取合适的国际地位展开竞争。随着欧盟、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的崛起,实力分配的重大变革有可能会导致大国重新围绕着位置(position)和地位(status)展开危险竞争。但是,国家间的互惠行为和政治契约又会抑制竞争,相互克制的实践、包容的规范化、权力制衡机制的制度化有助于减少对抗、避免竞争。

  从分析层次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国际体系和国内层面来探寻大国竞争的起源。有的学者从国际体系层面探寻大国竞争的起源及其发展。他们认为,体系结构影响竞争进程,国际体系的能力分配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大国竞争。竞争一方可能因为能力缺陷或不足而难以支撑其继续参与竞争,致使大国竞争突然结束。由于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重新改组,以前实力相对有限的国家现在有能力参与大国竞争,成为新的竞争者。同时,国际体系中权力平衡的变化导致国家间关系发生转变,现有的竞争者也可能会改变其外交策略。世界各国相互竞争以求发展,这是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大国竞争的演进与体系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发展加强了世界经济联系,由于世界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技术革命,国际竞争也大大加剧。国际体系处于变革时期或处于权力分散期间时,大国竞争更可能结束,而当权力集中在体系领导者手中时,终止大国竞争的可能性较小。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认为,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创造出普遍的竞争趋势,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可能加剧并无根本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的理性竞争,也有可能鼓励这些国家进行广泛合作。信息和物质因素不仅是塑造国际环境的重要变量,也决定了面临安全困境的国家是否采取合作或竞争政策。

  另有学者从国内层次寻找促进大国竞争形成的因素。马修·伊万杰里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认为,威胁感受和经济运作是影响国家大战略选择的重要变量,而外部威胁的高度感知和经济的强劲发展是引发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Lobell)指出,国内政治联盟彼此竞争,决定了该国对不同挑战者的差异化威胁认知,进而塑造这一国家应该采取合作性还是竞争性政策来应对这些威胁。托马斯·亨利克森(Thomas H.Henriksen)则将关注点聚焦在民族主义上,认为当某一国家重新崛起并试图变革现有的国际秩序时,标志着全球性和地区性大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将重返大国竞争。民族主义的激情会引起甚至激化国家间竞争,而政客们则会充分抓住这种机会利用并煽动民族主义以谋求上台,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竞争。纳斯利·乔克里(Nazli Choucri)和罗伯特·诺斯(Robert North)提出了“侧压理论”(theory of lateral pressure)来解释国家成长、国家间竞争与战争动力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国内资源禀赋很难满足国家成长过程中对更多数量、更大范围的资源需要,这种国内缺口反过来形成了侧压,促使崛起国扩大利益需求并拓展其外部活动。他们对1870~1914年间大国政治进行分析发现,扩张行为最有可能与能力较强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与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而且,国家发展往往与国家间为了资源、市场、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威望的激烈竞争有关。

  有的学者认为,大国竞争的出现是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戈尔茨·加里(Goertz Gary)与保罗·迪尔(Paul Diehl)评析了理性行为模式、体系结构、权力转移和历史观念等四种解释持久竞争的理论框架,并指出了这些框架的不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国际体系和国内层面的政治冲击是大国竞争开始与结束的必要条件。道格拉斯·莱姆克(Douglas Lemke)和威廉·里德(William Reed)探讨了竞争与战争的联系,指出冲突的持续性与国家实力的均等性使大国更有可能首先成为竞争对手,但国家间竞争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他们还指出,国家间竞争的走向与共同民主(joint democracy)、共同满意度(joint satisfaction)、实力均等(parity)、体系变革(systematic shock)、国内政治冲击(domestic shock)和冲突持续性(conflict contiguity)等要素紧密联系。

  总体而言,学界对大国竞争的起源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两个大方向上,学者们对影响大国竞争的持续发展和后续演进的因素进行了剖析。但显而易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因素之上,缺乏一个综合分析的视角,从宏观和战略角度对大国竞争起源加以论述。而且,从既有大国竞争起源的文献来看,主要展现了西方视角,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大国竞争起源的研究十分少见,从而造成了中国视角在该问题上的理论表达缺失。

四、大国竞争的历史进程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竞争与合作、冲突与战争等成为大国间的重要互动方式和常见状态,而大国竞争则成为大国兴衰和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研究历史是我们驾驭未来的最佳指南针。为进一步深入理解大国竞争的理论内涵、具体实践和相关历史经验,需要对大国竞争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探索,综合分析东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大国竞争展现出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充满着竞争的色彩,以东方视角来看待竞争历史的发展,对于探寻大国竞争的演进具有积极意义。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强调“竞争”理念,而是注重“中庸”“和为贵”的思想,但中国历朝历代均被卷入到大国竞争的漩涡当中。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并彼此竞争、汉匈竞争、唐与周边国家竞争到辽宋金等国间的竞争等等,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始终面临着至少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面对大国竞争的现实,中国不同朝代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而选择的差异化战略,所引致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春秋时期晋楚两国对竞争成本的考量是推动大国竞争从激烈武力争夺转向彼此尊重对方势力范围的重要因素;汉朝在不畏竞争基础上坚定竞争决心,并用武力征伐与文化怀柔双重路径成为其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唐朝对竞争边界的合理设定是其在竞争过程中维持优势的核心;而宋朝缺乏竞争的坚定决心与军事力量必然导致其在竞争中走向失败。应当说,从中国古代竞争史中来窥探大国竞争的历史经验能够对当下研究大国竞争的理论内涵并进行现实分析可以提供中国的历史智慧。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典型竞争案例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西汉时期汉匈之间的竞争,唐朝时期唐与突厥、吐蕃和阿拉伯帝国的竞争,宋朝时期的宋辽金等国之间的竞争,以及明朝与蒙古之间的竞争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早期群雄争霸、彼此竞争的时代。“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五国相继称霸,基于实力,通过盟会、“尊王”、联盟等战略路径以取得霸权地位成为这一时期大国竞争的主要策略。“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争霸过程中注重“尊王”的价值,既可以争取中小国家的支持,又能够提高自身崛起的合法性。此外,春秋时期,诸侯国利用消极提供公共产品、借助外敌力量、用武力争夺小国支持等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大国竞争走向恶性竞争。战国时期,诸侯国摒弃“尊王”的旗号,竞争的目的不仅仅是在“自保”的前提下取得霸权地位,还以兼并、消灭竞争对手为目标。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成为各诸侯国应对竞争的重要选择。联合六国以抗秦、建立力量平衡的合纵思想与打破力量均势、实现六国统一的连横战略构成战国时期大国竞争的重要特征。但是,这种合纵连横的结盟与反结盟策略在当时并不具有稳定性,常常在外部威胁解除、国家安全局势得到保障或利益交换后被消解。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均将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威胁,但同时都认为对方是自己外交的重中之重。从西汉前期的防御性韬光养晦政策到汉武帝时期主动进取的军事行动来看,实力对比变化是西汉调整策略的重要考量。西汉初年,受限于经济与军事实力,汉朝不得不继续维持对匈奴的绥靖政策,通过“修和亲、通关市,如故约”等方式换取短暂的和平。随着国力的强盛,汉对匈奴的态度趋于强硬,汉匈之间的竞争关系由以“和”为主转向为以“战”为主。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放弃“和亲政策”,对匈奴采取主动进攻态势,汉匈之争进入长期对峙和常年战争的新阶段。汉武帝善为策划,争取与国,使匈奴陷于两面作战。汉主动派出使团联络月氏、大夏诸国,并与匈奴故属国乌孙和亲“以制匈奴”,以间接手段逐步分化和包围匈奴。通过对匈奴的多次作战,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在汉匈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除军事手段外,汉朝运用强大的软实力,使匈奴对汉朝从敌视转为仰慕。西汉后期,汉“以客礼待之,单于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这种长期的软实力攻势取得成效,匈奴单于对汉朝已经转化为“乡慕礼仪”。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竞争不仅注重实力增长基础上的武力征伐和军事措施,还强调“柔夫之道”的重要性。

  唐朝善于处理与域外霸权国和域内竞争者的关系,通过崛起边界的设定和战略战术的实施,最终击败东突厥、兼并其他割据政权,构建主导性的区域体系。突厥始终是唐朝内地繁荣和边界稳定的不利因素,与突厥的竞争事关唐朝的核心利益。唐朝初期,裴矩曾建议,“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领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出于国力不足和维持内部稳定的需要,唐朝在与突厥的竞争中表现出极大的战略忍耐,同时积极进行军事反击的准备。正如唐太宗所说:“我今卷甲韬戈,啖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渐,其在兹乎!”随着国力的上升,贞观三年,唐“暂动偏师”,半年间俘获突厥颉利可汗,随后,唐太宗被西北诸蕃尊为“天可汗”。唐高宗时期,唐朝与西突厥对西域地区展开激烈竞争,以西突厥的灭亡而告终。7世纪晚期到9世纪中期,吐蕃一直是中国强大的军事对手,双方在西域地区发生过多次战争和角逐。“安史之乱”是标志着唐朝与外部世界平衡转折的关键时刻。趁唐朝衰弱之际,吐蕃在763年攻占了现在的青海和甘肃等地,并掠夺了长安。随着回纥和吐蕃关系的破裂,唐朝才得以重新把握主动权,与回纥结盟并重新夺回长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唐朝不得不依靠回纥的支持来抵抗吐蕃的侵犯。在与域外霸权国的竞争中,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长期竞争中亚地区,怛罗斯战役之后,因安史之乱导致国力大损的唐朝放弃了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竞争,中亚从此“转向了穆斯林世界”。显然,唐朝对竞争边界和限度的把握是其应对大国竞争的关键。唐朝对突厥和阿拉伯帝国的不同竞争态度表明,在事关核心利益的大国竞争中,坚定斗争决心、采取进取策略十分必要;而在非核心利益上,恰当地采取防御性收缩政策有利于国家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应对未来更大的挑战,最主要的目标是使自身有能力在与首要竞争者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

  宋朝时期,宋辽金、辽金夏之间的互动、合作和竞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宋朝与辽、金等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并存竞争关系。在北宋与辽的竞争初期,北宋曾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但经历过“雍熙北伐”的溃败之后,北宋确定了“守内虚外”的政策,主要采取“花钱买和平”的经济手段来解决军事忧患。即使在对辽反击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北宋仍于公元1005年与辽签署“澶渊之盟”,规定“每年交给辽绢二十万、银十万两”。同样,北宋对待西夏“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帛以乞苟安”。欧阳修精确评价了宋朝的对外关系特征——“庙谋胜算,惟以金帛告人”。正是这种苟安、妥协与买和的心态,最终使宋朝不经一战而亡国。从宋朝的失败教训来看,单纯推行以追求和平手段为主的竞争战略而忽视利用军事力量和进取性手段,对一个国家参与大国竞争产生消极影响。

  明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总体上采取了以“不征”为主导原则的和平政策,但也始终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与区域秩序。针对蒙古这一竞争对手,明朝的竞争战略经历了从积极防御到消极防御的理念转变。明太祖朱元璋始终将蒙古视为威胁自身稳定的重要竞争对手,他指出,“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成祖朱棣同样强调蒙古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而抵御蒙古侵犯、加强北方军事防务以维护北部边疆稳定成为迁都北京的重要考量,这种“天子守国门”的观念凸显了蒙古的重要地位。明初,明太祖为实现国家统一,对蒙古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几次用兵之后,明太祖逐渐改变了对蒙古的进攻战略,采取以防御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明成祖沿袭上述策略,对鞑靼、瓦剌两部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公元1410~1424年,明成祖五次率大军北征蒙古,大败鞑靼、瓦剌、兀良哈,有效保障了明朝的安全。但随着明仁宗、明宣宗和明英宗在应对蒙古威胁时的消极作为,对北方边防不加整固,并不断南移北方防线,最终导致“土木之变”的失利。从明朝与蒙古的竞争失败案例来看,无论是进攻性的竞争战略还是防御性的竞争战略,缺乏积极的竞争观念和进取的竞争决心不利于大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甚至会导致大国在竞争中最终走向失败的深渊。

  西方国际关系史的演进中,大国竞争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雅典和斯巴达间的竞争。古希腊时期,雅典与斯巴达间的竞争构成了希腊诸城邦的主要外交关系,并最终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希波战争开启了雅典城邦的复兴,斯巴达对实力增长后的雅典的外交政策最初并不统一,直至公元前475年,斯巴达对雅典的政策取向才逐渐形成共识,即在维护斯巴达在希腊陆上权力优势的基础上,放任雅典海上力量的增长。但是,随着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同盟国,斯巴达人感觉无法再继续容忍这种形势,所以决定发动争霸战争。雅典海上实力和斯巴达陆上实力的对抗最终引发两国间的大国竞争走向战争深渊。

  公元前2世纪,罗马开始走上通往帝国的军事征服之路。出于对财物、土地的贪婪和对日益强大的迦太基的恐惧,罗马将竞争对手锁定为迦太基。从公元前246年开始,罗马与迦太基由竞争导致对抗进而走向战争的状态断断续续绵延了119年,期间爆发了三次布匿战争,罗马最终成为地中海西部的霸主。在与东方的竞争者马其顿、柯林斯以及塞琉古帝国等国家进行争斗时,武力征服与军事对抗始终是罗马应对竞争、向外扩张与维持霸权的主要战略手段。罗马采取这样的战略除了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不存在真正的对手和应该认真对付的大国恐怕也是部分根源。

  15世纪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葡萄牙和西班牙一跃成为全球性的海洋帝国,并逐步展开竞争。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进行探索和扩张,西班牙则积极寻找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这一时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的核心在于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和占领,展开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两国凭借先行者的优势把海洋一分为二,并进行相互争夺,通过两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和教皇的训谕仲裁,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对各自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非洲和亚洲控制了大片的殖民地,在南美洲占领了巴西;西班牙人则统治了几乎全部中南美洲。西班牙成为当时的头号海洋强国之后,积极对葡萄牙展开竞争和打压。1580年,葡萄牙王位继承战爆发,西班牙乘葡萄牙王位空缺之机占领里斯本,并于次年兼并葡萄牙及其全部殖民地。概言之,进入16世纪,传统的地区争斗已被大规模的区域争霸战所代替。

  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取代葡萄牙、西班牙成为世界海洋霸主,其经济和殖民优势遭到了英法两国的仇视。荷兰和英国在发展商业、夺取海洋霸权上矛盾不断,激烈的竞争最终走向战争。自1652年开始,英国与荷兰先后爆发了三次战争,均以英国的获胜而告终。通过武力夺取海上贸易霸权的途径,英国开始走上争夺海洋霸权的殖民帝国的道路。在与荷兰进行海上竞争获胜之后,英国开始了同法国的长期对抗,并执行公开的反法政策。从17世纪末直至整个18世纪的百余年的时间里,英法围绕着制海权、殖民地和欧洲的霸权进行了激烈竞争。从1686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奥地利王位继承战到“七年战争”,以英、法为代表围绕着争夺欧洲霸权和殖民地霸权的大国竞争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显著特征。最终,176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赢得海上及殖民地霸权。拿破仑时期,法国重获欧陆优势,遂以大陆封锁体系来制衡英国,英国多次组织反法同盟,对抗拿破仑对欧陆霸权的寻求。1815年,《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的签署,极大地巩固了英国的海上贸易优势,英国取得了与法国竞争的胜利,法国沦为二等国家。可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对抗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和最具主导性的国家。通过维护其商业和海军力量、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找到了长期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秘诀。维也纳体系构建的欧洲均势以及“欧洲协调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欧洲大国间的竞争与争斗,列强之间的妥协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绝对的、永久的。

  19世纪中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大国间竞争成为推动欧洲国际关系和地区秩序发展的关键动力。1854年,以英法为核心的反俄联盟与俄国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双方在远东和欧洲的利益竞争激化最终兵戎相见。克里米亚战争的获胜使得法国获得了欧陆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地位。随着普鲁士相继战胜丹麦(1864年)和奥地利(1866年),普鲁士的崛起速度震惊了法国,法国国内要求采取措施应对来自普鲁士的威胁,导致双方兵戎相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战败,德国统一,欧洲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革,德国开始在欧洲均势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为了克服维持均势的困难,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俾斯麦主要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建立同盟体系;二是把欧洲大国的注意力转到其他地区,激化大国矛盾,转而巩固同盟,维持欧洲均势。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构建起一个孤立法国的同盟体系,同时保持相对“克制”,确保了德国在欧陆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进入20世纪上半叶,大国竞争空前激烈,致使人类遭受两次世界大战。德皇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并在1898年将“新路线”和“世界政策”合为一体,追求“阳光下的一方土地”,助推德国诞生第一个且针对英国的海军法案。英国把德国视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组建英法俄协约国集团进行对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英德竞争。没有合理界定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谋求不切实际的位置性目标,是致使德国在与英国竞争中失败的关键因素。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继续奉行扩张政策,争夺战略霸权和种族霸权,德国不仅想称霸欧洲,还妄想称霸世界。东方的日本则致力于远东地区霸权的争夺,妄图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新秩序”。此时,德国、美国、英国和日本形成四足鼎立的竞争格局。美国从20世纪初起即是头号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展现。在这场复杂的大国竞争中,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基于制度竞争开展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构成了这一时期大国竞争的主要内容。由于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方式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导致美苏两国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事务上看法不尽相同,致使矛盾冲突不断。苏联被美国视为在军事、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曾指出,“苏联和美国作为两个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进行相互竞争,而且作为两种不同政治哲学、政府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最突出的代表而竞争”。美苏竞争超出了两国范围,逐渐演变成两个政治阵营、两大军事集团、两个敌对团体的竞争与对抗。然而,即便在两国剑拔弩张之时,也始终未爆发直接战争。总体而言,美苏竞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核武器只能是最后手段,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

  冷战结束后,美国致力于利用国际制度建立单极霸权,竞争对手的缺失促使其开始重新寻找并确定新的战略竞争者。进入21世纪,大国竞争再次回归。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战略竞逐初见端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制定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相继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等重要文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两国关系开始滑向战略竞争。2018年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美国对华经济接触战略的终结,构成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分水岭。以此为标志,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被拉开,美国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和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维度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全面打压。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其对华战略考虑是,继续进行战略竞争,更加注重中美竞争的长期性、战略性和手段的多元性,致力于避免与中国的短兵相接,更加强调通过组建(西方式)民主国家同盟的方式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2021年4月,美国参议院提出《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强调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学技术层面开展全面竞争。未来,中美之间的核心主题是战略竞争,双方在价值理念、发展模式和国际规则等方面的竞争可能更加激烈。

  概括而言,东西方的大国竞争历程既表现出一些共有的特征,同时也各具特点。从普遍性来看,对利益、地位和安全的需求是东西方大国参与大国竞争的主要考量;国家实力的大小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决定着竞争主体采取或变换何种竞争手段;大国竞争状态最终都会演化成战争或军事冲突等。从特殊性来看,西方将大国竞争视为战略目标,而中国则将大国竞争视为处理外交关系的一种战略手段;西方大国的竞争战略很少设定边界,始终以扩张和全面压倒另一方为最终目标,中国则对自身的竞争行为设定限制,强调共存共荣的重要性;西方大国更加注重以联盟的手段来应对大国竞争,中国则以自身实力增长为基础,辅之以联合战略来应对大国竞争,即西方的“自弱型权宜之计”与中国的“自强型改革”成为应对国家间竞争的两条差异化路径。

五、美国对华大国竞争的逻辑生成

  自立国以来,大国竞争在美国的成长发展历程中地位显著,在逐渐成为世界霸权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大国竞争经验。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改变了自中美建交以来逐渐确定的对华“接触”政策,宣布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同时将俄罗斯定义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大国竞争重新回归国际政治舞台。拜登政府则采取了更具战略性的大国竞争战略,并逐渐成为美国当前的核心外交战略。约瑟夫·奈(Joseph S.Nye)直言不讳地将现阶段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定义为新时代美国的外交大战略,认为大国竞争战略作为美国的一项关键大战略,有利于美国聚焦于安全、经济和价值观等领域的重大威胁,能够帮助美国重新找到新的战略方向。应当说,中美竞争的形成受到国际和国内体系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权力结构来看,中美实力对比的动态变化是塑造中美竞争的核心变量。两国之间实力的不断缩小推动中美竞争格局的形成。21世纪以来,中国保持着明显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致使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常态。霸权国家更加关注竞争对手的经济发展潜力并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这对美国而言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并构成相应的挑战,由此引发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反思、转变与调整。

  伴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两国从战略合作、战略协调逐渐向战略竞争阶段转变。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根据国际环境的变迁与国家利益的考量,逐渐调整了对华政策,以对华“接触+防范”政策为标志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成为美国新的对华战略取向,并开始凸显大国竞争色彩。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大国竞争开始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转变对华战略定位,从“接触者”“合作者”转向“竞争者”。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指出,在对塑造中国方向的能力抱有雄心壮志多年之后,美国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其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且最强大的竞争者”。美国政策界认为,改变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至关重要,而特朗普政府则迈出了重要一步,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大国竞争被视为美国21世纪初最具象征意义的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认为,特朗普对华强硬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拜登政府进一步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和“体系竞争者”,全方位与中国开展“竞争、合作与对抗”,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俨然已经取代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成为百年变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取向和大战略框架。

  第二,从地位竞争角度而言,霸权护持的战略需求是推动美国对华形成竞争战略的关键。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总体目标是霸权护持,拜登政府强调“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言外之意是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面对崛起国的冲击和威胁,美国一般会采取多种战略手段来打压竞争对手,维持或减缓崛起国与自身的实力差距,进而达到霸权护持的目标。重启大国竞争有助于美国调整其关注的优先事项,集中战略资源应对主要威胁。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当某一新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的时候,美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基本任务就变成对它的世界地位的改变做出反应”。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缓解地位衰落的焦虑,美国采取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进入21世纪,中国的持续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形成的巨大反差,引发了美国国内的高度恐慌。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改变了40多年以来对华政策的基本理念,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与中国进行大国竞争。拜登政府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经济、技术、价值观和网络安全等领域与中国进行竞争甚至是对抗的局面,同时更加重视多边主义路径、强调盟友和伙伴关系的作用,进而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获取相应的“实力地位”。

  从美国的视角出发,中国是美国霸权护持的最大威胁,如何应对这种威胁成为美国关注的重心。大战略的目标是让潜在威胁不要成为现实威胁并消除这种潜在威胁,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减少那些已经显性化的威胁。在美国的认知视角里,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霸权护持的显性威胁,只有与中国进行最直接的大国竞争才是消除这种威胁的有效办法。因为当世界是两极或多极的时候,大国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维护霸权的逻辑促使美国对中国展开竞争。现阶段,美国在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现实反应,也是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战略逻辑。

  第三,从美国的战略文化角度看,大国竞争的战略惯性促使美国对华政策始终保持竞争性色彩。美国素有针对竞争对手发起大国竞争的战略传统。早在美西战争时,民族主义和竞争本能便刺激着美国参与东南亚的势力角逐,通过竞争以武力相见的方式敲山菲律宾,震虎东南亚,并成为美西战争的前序。在战争频发的年代,战争作为发起经济竞争的极端状况,自然成为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主要工具。二战后,美国凭借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实力以及主导地位构建了一个多边主义体系,通过约束自身权力使用和规范他国行动自由等制度方式,在大国竞争年代构建了长期维持自身支配地位的格局。在冷战期间,苏联被美国锁定为在军事、技术、经济和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美国在诸多方面与苏联进行竞争并制定相应的竞争战略,试图以大国竞争战略来压制甚至是消解苏联的威胁。即使是对同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欧盟而言,美国也将其视为不同时期的主要竞争对手。尤其是,美国与日本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竞争,利用美日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迫使日本做出屈服与让步,与日本相继发表《广场协议》和“关于日美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的共同声明”,实现了在美日竞争中的胜利。

  美国对中国发起大国竞争的逻辑遵循其外交战略的惯性。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带有国家历史和文化惯性。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新当选政府都会根据现实环境与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对华采取务实灵活的外交政策,但在竞选期间,多数候选人如卡特、里根、克林顿、小布什等,均把中国描绘成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进行竞争是他们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竞争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元素,具有稳定性与延续性。实际上,美国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起源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竞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特朗普执政时,美国对华大国竞争战略得到了全面展现。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大致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的理念,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核心政策与总体目标并未改变,只是在操作方式上更加多元复合,中美竞争的格局不断被塑造成现阶段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国际体系角度来看,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成为中美竞争格局形成的导火索。重大突发事件促使国际环境发生变动,深刻塑造着国际秩序和国家间关系的未来走向。一般而言,国家的战略选择和安全政策强烈地受到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结构的制约和影响。作为一种过程、制度和力量对比、地缘结构的国际环境,国际风云变幻是战略谋划的背景,更扩展了战略思维的空间。例如,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引发了美国在科技太空领域落后于苏联的恐慌,加剧了美国对苏联安全威胁的认知。这一事件成为苏美太空竞争的催化剂,拓展了两国大国竞争的内容和空间,以致美国将这一事件称为对其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因此,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影响国际整体环境变化的同时,促使国家不得不适时调整其外交战略方针,以适应环境的变动,进而重新塑造国家间的互动关系。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总是伴随着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日本和韩国等的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制度安排产生了重大冲击,中国在帮助东南亚国家度过危机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影响力和作用得到了显著提升。在此重大事件冲击下,即使中美两国于1997年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在1999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仍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随着“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中美关系再次受到国际突发事件的影响,美国转变战略重心,将“反恐”作为其外交重心而淡化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始终在谋划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战略竞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以及金融危机中的积极作为有效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尤其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相对衰落,美国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者”。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华由强调合作向注重竞争转变。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对华竞争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也正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格局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并一直延续到现阶段的拜登政府时期。

六、大国竞争的战略选择

  如何在大国竞争中保持战略主动、获取竞争优势并取得最终胜利,科学合理地设计和制定竞争战略至关重要。作为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战略在国家参与长期竞争中能够起到指导性和基础性作用。大国竞争战略的设计可以遵循大战略制定的逻辑,即从国际形势出发,将抽象化的国家利益明确为具体的战略目标,然后界定面临的威胁,最后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应对外部威胁,综合采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具体的战略手段或路径加以实施。同时,由于大国竞争还包含与竞争对手的互动,对竞争对手的基本了解和综合分析也是大国竞争战略设计的应有之义。由此,可将大国竞争战略的设计分为五个部分,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竞争对手的分析、外部威胁的界定、竞争目标的确立和战略手段的选择。其中,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竞争对手的分析、外部威胁的界定和竞争目标的确立和都为战略手段的选择奠定了必要基础。

  国家的战略选择受到国际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巨大制约和深刻影响,为了避免浪费战略资源,国家不得不更加谨慎地做出更优选择,以集中主要精力实现针对性的战略目标。因此,对不同时期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时代特征的把握是有效制定大国竞争战略的关键基础。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外部环境的不同塑造了大国外交的偏好,决定着大国的目标追求。对外部威胁的界定构成了竞争目标确定的基础,因为国家的安全利益、目标和政策只有在与外部各种威胁联系起来考虑时,才有意义。设定的竞争目标只有通过具体的竞争手段来实践才能成为现实,根本而言,竞争手段与竞争目标的统一或平衡是竞争战略的核心内容。

  大国参与竞争的战略手段丰富多样,国家制定竞争战略有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大国的竞争战略要恪守保持和塑造自身独特价值、保持成本与效益的平衡、有所为有所不为、竞争对抗与合作共赢相结合、同质竞争与异质竞争相结合等原则。在竞争过程中,大国需要保持警惕,不断观察外部环境的发展,以便识别新出现的威胁与机会;只要你的国家跟不上对手军备状况,就寻找盟国;在结成同盟时要保持灵活性;反对任何谋求霸权的国家;获胜后要节制。有学者探讨了美国对苏联竞争的战略原则,认为包括扬长避短,软硬兼施;坚持战略耐心,打持久战;多管齐下,分而治之;同时还包括和平演变战略、秘密战略与经济打击战略等形式。

  总体上来说,强调自身实力的增长、保持手段的多样性、注重外部力量的联合、坚持竞争与合作并存以及保持必要的自我克制等是大国制定竞争战略的重要原则。具体来看,大国竞争战略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根据进攻与防御取向的偏好,大国既可以采取进攻性战略手段,也可以运用防御性战略手段。国家间竞争充满变数,主动出击的进攻性竞争战略往往是大国竞争的优先选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在追求“阳光下的土地”时四面出击,最终致使一战的爆发。二战后,美国国际秩序观中的扩张性促使其以“先发制人”的态势来遏制竞争对手,这种先发制人的诱惑冲击了国际秩序的原则。当然,大国竞争并不意味着始终以主动出击的进攻性策略为主,保持适当的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来释放善意、增进互信以避免冲突也是大国间进行竞争的重要路径选择。20世纪初美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体现了战略克制对于大国参与地区与全球长期竞争的重要价值。总体而言,防御性和进攻性的竞争战略展现出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逻辑,并没有价值上的好坏之分,大国应当根据具体的国际形势和对外部威胁的界定,综合考量哪一种取向最能够促进竞争目标的达成。

  其二,以增强自身竞争实力与扩大同盟体系双重路径参与大国竞争。国际竞争迫使国家采取行动,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制定明智的战略。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是应对大国竞争的根本选择,国家间竞争尤其是大国竞争,说到底是建立在以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之上。因此,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是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路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正是基于自身实力的增长,才迈入大国竞争的行列。二战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其获得大国竞争胜利的物质保障。构建同盟体系以联合多元力量、增强竞争实力也是大国参与竞争的重要选择。由于参与竞争的国家在实力上的相对有限性和不对称性,通过联合多元力量增强实力、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策略。历史上,英国以国家实力的大小和战争结局的变化为依据,频繁更换结盟对象,充当“裁决者”和“担保人”的角色,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竞争对手的过分强大。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战略、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反法同盟、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的同盟体系等,均是利用集体力量应对竞争对手的重要举措。

  其三,直接竞争手段和间接竞争手段相统一。直接竞争手段主要聚焦于竞争双方的直接互动和博弈,竞争主体在不同竞争领域产生直接交锋甚至对抗。历史上,大国通过直接竞争手段参与大国竞争的现象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便是大国之间进行的战争、结盟和军备竞赛等,这种针对性、对抗性和目的性极强的竞争手段在西方大国竞争史上屡见不鲜。目前,大国竞争聚焦在经济、科技、规则、制度、网络等层面,在经济、科技和国际规则上的直接竞争成为大国之间竞争战略的重要选择。间接竞争手段强调不与竞争对手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借助他人或第三方的力量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而非直接战胜对手,从而取得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冷战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选项,这是典型的间接竞争手段。现阶段,美国针对战略竞争对手主要采取的是国家代理人战略,而具体使用何种代理人战略类型取决于地区及对手内部的政治结构演进以及庇护—代理关系能否建构。另外,美国在冷战时期推行的楔子战略也是大国分化对手实力的重要间接战略。

  其四,地区竞争与全球竞争相结合。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大国参与竞争的重要依托,在地区层面制定有效的竞争战略对于大国参与竞争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英国、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国竞争中,全球布局和地区发展并重,在构造良好、稳定的地区局势的基础上,参与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以长期占据竞争优势。因此,大国竞争的手段选择中并不能始终将关注重心聚焦在全球层面上,重视地区主导权和秩序建设是大国必须考量的问题。19世纪初,美国在美洲地区宣扬的“门罗主义”,意在取得地区主导权和周边稳定的基础上参与对海外殖民地和市场的争夺。英国正是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地区竞争手段而使欧陆均势被打破,从而造成自己的霸权地位不断被侵蚀。

  其五,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相交织。任何时期的大国竞争都不是单纯的竞争性博弈,而是一种同时包含着竞争与合作的竞合关系。竞争战略的制定并不总是以压倒或击败对方为终极目标,在大国竞争中,手段的选择可以是以竞争为主的斗争手段,也可以是以促进国家友好关系发展为目标的合作手段。换言之,竞争并不是国家追求的唯一战略目标,而是将其作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战略手段。我们不反对竞争本身,而是反对把竞争的意识形态与竞争实践过分夸大,反对把作为一种手段的竞争演变成目标本身的片面迷信竞争的看法。一方面,竞争手段的选择应始终以保持良性竞争为出发点,在国家核心利益上坚持必要斗争,但同时使大国竞争不至于滑落至恶性竞争、冲突甚至是战争的泥淖之中。另一方面,竞争战略的策略选择要以竞争求合作为重心,推进竞争向合作的转变,这要求国家在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必要的协调、克制和互动,在谈判对话和有限包容的基础上化竞争为合作。简言之,从对抗的竞争向合作的竞争转变是大国制定竞争战略的最优选择和最终归宿。

  当前,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前提是确立竞争对手,将认为威胁其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的崛起国不断塑造成竞争对手。作为现阶段美国塑造的竞争对手,美国对华开展“极端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长期竞争”“战略竞争”“多层次竞争”与“体系竞争”(systematic competition)等,凸显出竞争手段对于现阶段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力图通过打压中国发展实现中美实力差距的拉大,进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同时,美国也认识到,以大国竞争政策为基础,辅之以对话与沟通路径的竞争战略更加有效。布林肯指出,中美关系可能是竞争、合作或对抗共存的状态,无论呈现何种状态,美国都必须要在有利地位的前提下与中国进行接触,并提出了“该合作就合作,该竞争就竞争,该对抗就对抗”的战略构想。总体而言,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科技、地位、威望等多领域,强调增强自身实力与扩大同盟体系双重路径、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相统一、地区竞争与全球竞争相结合、竞争战略与合作战略相交织,将双边、地区与全球三个层面作为其实施竞争战略的平台。

七、大国竞争的战略效应

  作为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核心动力,大国竞争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国家之间为应对大国竞争而采取的战略常为国家兴衰提供最为直接的注脚。任何互动行为和战略状态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同时具备积极和消极、正向或负向的效应,需要辩证看待与评估。大国竞争具有两面性,既可能引发冲突、对抗和战争,也可以推动国际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其一,大国竞争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和权力结构的演变,塑造了国际体系的风貌。大国竞争导致国际格局朝向竞争性的多极化状态发展,致使霸权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随着欧洲和东亚地区国家的崛起,日益明显的大国竞争局面将使美国的单极地位无法一直持续下去,多极世界可能重新回归。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潜在的权力平衡,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独自制定和执行国际秩序中的所有规则。陆伯彬(Robert Ross)认为,中国实力的增强将无可避免地引起中美两国竞争,这会改变亚洲地区的权力结构并削弱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还将扩大中国在全球秩序问题上的话语权。传统的大国关系是通过竞争方式来确定国际权力体系座次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推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突出,由竞争所确立的树状国际权力体系弊端凸显,合作共享权力、积极分担责任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国际权力分配新原则。应当说,大国竞争既是权力转移的体现,也是进一步塑造国际体系发展的重要推力。

  其二,大国竞争与国际冲突和战争爆发高度相关,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提出了巨大挑战。历史经验表明,竞争关系极易导致冲突的间歇性或连续性升级,大国竞争往往会从低烈度的对抗逐渐演变成竞争对手间的战争或地区的集团战争,大国竞争不仅被广泛视为一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也被当作是导致二战和冷战的核心要素。詹姆斯·莱西(James Lacey)在梳理国际战争史时发现,自1816年以来,超过一半的战争发生在持久的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战争发生在没有任何明确的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可见,国家间战略竞争与战争的起源具有密切关系。而且,大国间的持久竞争不会突然出现,它们是国家间一系列先前互动的结果,这些互动预示和锁定了大国间的未来行为。大部分的冲突与战争发生在始终处于竞争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即使竞争并非冲突发生的必要条件,与竞争过程相关的冲突在爆发时所带来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也比没有竞争时可能要大得多。大国竞争也会引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局部战争,1979~1989年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便是超级大国竞争直接导致的结果。当大国竞争的领域和议题逐渐增长和泛化,牵扯的利益不断复杂化和多样化时,将进一步锁定竞争双方对彼此的“敌人”身份认知,强化彼此间更加强烈的竞争意识,增加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的演化以及军事科技尤其是核武器的发展,高烈度的大国竞争受到了极大限制。

  其三,大国竞争给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外交取向带来重大影响。对于竞争双方而言,大国竞争产生的张力和压力对参与方的政策选择形成约束,深刻改变着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例如,两极体系下的美苏竞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外交行为的随意性。由于竞争的存在,使得现代国家必须动员其国民接受高税收负担用于国防和征兵,这常常意味国家不仅准确地描述其面临的威胁,而且还会夸大这种威胁,通过在国防领域投入更多财政来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另外,代理人战争的发生也是超级大国竞争政策选择的结果。随着大国竞争的演化,庇护—代理关系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常见议程,并得到深刻演绎。尤其是,代理人战略将成为大国竞争过程中大国制衡竞争对手的常用手段。除此之外,随着中美竞争导致地区旧秩序削弱,中等国家的策略选择会出现从制衡到追随、从防范到接触的变化。

  其四,大国竞争可能促进国际社会的进步,会给其他行为主体带来“正外部性”,即小国会因大国竞争而间接获得好处。竞争可能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和重要路径。不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政治生活、艺术文化和体育活动中,竞争都是激发热情和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源泉。只要避免由于过分竞争而造成的两败俱伤,至少在短期内,两个经济单元都能够继续赢利。在国际规范的传播中,大国竞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区域性与全球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正如华尔兹所言,竞争促使行为者对自身的行为加以调整,使之成为最为社会所接受的和成功的实践。在相互竞争的逻辑下,大国为了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会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不同领域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制度安排以及给予更多恩惠等,间接成为一支有助于推动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积极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大国推动下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区域秩序能够通过某种程度的制度重叠减轻各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和对抗局面。正如阎学通所指出,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式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另外,大国竞争也能够推动世界重大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权力竞争、权力更替等大国政治博弈的主要形式引发技术革命,推动了技术变迁、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世界重大技术变迁乃至技术革命往往受大国竞争的驱使。

  大国竞争给中小国家也间接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虽然处于竞争中的大国彼此战略互信缺失,但良性的大国竞争仍为小国与大国实现合作创造了有利契机,给予中小国家更多的政策回旋余地,有利于它们在地区制度设置和安排上可以针对不同的大国采取更加灵活的运作方式。中美两国开展包容性竞争,地区国家不仅具有较大政策空间,不必考虑“选边站队”,还可享受两国提供的安全和经济公共产品。大国在一些传统安全议题上的温和竞争会扩大与之关系密切或地区中等国家的战略空间,后者往往率先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推行大国平衡。

  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给国际格局发展、双方关系演进以及第三方国家战略选择等方面带来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突破双边层面,将主要大国和关键区域都囊括进来,是结合双边、地区与全球的立体化竞争战略。竞争行为体的增加将导致中美竞争博弈的复杂性,不仅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产生消极影响,也会破坏地区和平繁荣并蔓延至世界范围,不利于塑造良好的地区秩序与全球格局。同时,中美竞争正在构建新的国际关系,有可能带来新的地缘经济秩序。中美战略竞争极易升级为全球冲突,在经济、军事和安全等层面引发更大风险,引发诸多学者对两国是否陷入“新冷战”的战略思考当中。但同时,中美竞争是在一系列内外约束条件下进行的,即使竞争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模式,也不必然导致大国间对抗。

  当然,中美竞争绝非仅仅涉及两国间,也对其他国际事务具有决定性作用,深刻影响着其他国际问题与地区冲突的走向。一方面,面对中美趋于激烈的竞争现实,其他国家被迫在两国之间“站队”,造成国际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导致不同国际力量互动出现更多的竞争性。中美两国相对实力的清晰变化利于亚太国家在两国做出制衡与追随的战略取向,但中美竞争可能加剧这些国家的政策“对冲性”,陷入严重的“选边站”困境,使大国间、大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正如菲洛梅娜·默里(Philomena Murray)指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将给东盟的地区政策选择蒙上一层阴影。差异化竞争会迫使两个大国尽可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小国则会因此从两个大国获得更优质的“服务”。

八、大国竞争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冷战结束后,关于大国竞争理论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阐述国际关系中的竞争内涵;从性质、结构和进程等多个角度对大国竞争的类型进行划分;从多角度论述大国竞争的起源以及发展演变;总结大国竞争的时代性与阶段性特征;探寻大国竞争对国际体系格局和国家政策选择的影响。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美战略竞争的大幕拉开,既有的大国竞争研究的不足之处愈发显现,如何理解和认识新时代的大国竞争更具紧迫性。

  其一,现有大国竞争理论的起源和演变多以西方阐述为主,缺乏中国视角的表达。一直以来,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发源于西方,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依旧被笼罩在西方理论范式之下,还没有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的文化理念,有丢失文化传统之虞。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大多数关于大国竞争的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实践和相关理论,带有较为浓重的“西方烙印”,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而关于中国关于大国竞争的思想梳理较少。古代中国所处的地区体系和秩序与西方体系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外交深受“仁”“礼”“中庸”等思想影响,中国对大国竞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展现出特有的思维模式。因此,仅仅从西方理论或竞争逻辑来理解中国对大国竞争的看法不免有失偏颇,必须要从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探寻大国竞争的想法,进而在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中提供中国智慧。作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参与者,现阶段中国的大国竞争逻辑无论对于美国的竞争战略选择、中美间的战略互动还是中美竞争的未来走向而言,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变量。

  其二,既有研究聚焦大国竞争给国际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忽视大国竞争的正面作用。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大国竞争的研究多与权力转移、冲突、对抗和战争等密切联系,探讨大国竞争与冲突演进、战争爆发等现象的相关性。诸多研究成果带有先天的“悲观性”与“冲突性”特征,将大国竞争先定地作为一个消极、负面的国际现象加以解读,对于大国竞争的研究带有较强烈的悲观色彩。不得不指出的是,大国竞争应当是一个中性概念,竞争状态下的大国互动并非单纯致使国家之间处于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帷幕之下,这仅仅是竞争管控失效下的一种战略走向。大国竞争也有可能是包容的、可控的甚至是积极的。而且,从竞争体系内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角度看,大国为取得更多国际支持获取竞争胜利而采取的诸多战略手段也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

  其三,关于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缺乏体系性和战略视角。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研究主体不完整,现有研究聚焦于少数竞争主体,仅仅从竞争主体的角度对大国竞争进行分析与研究,忽视第三方的重要战略价值;第二,竞争模式的局限,现有大国竞争重点关注两个大国的双边竞争,过分集中在西葡、英法、英德、美英、美日、美苏等两国范围内,对大国的三边竞争或“大国集团”的多边竞争着墨较少,这与当今世界“区域化”“集团化”和多边主义的发展趋势不甚相符;第三,大国竞争内在机理的互动转变欠缺,即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包容性竞争与零和性竞争等互动转变的机理研究略显不足,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大国竞争如何演化为冲突与战争,而事实上,在大国竞争的“正极”和“负极”中探寻过渡支点和动态平衡,对于把握大国竞争走向至关重要;第四,大国竞争的实证研究缺乏战略视角,未形成从国家利益、实力认知、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目标设定和战略手段确立的整体框架。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对于现有大国竞争的研究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视角和眼光,未以整体性和动态性的逻辑考察大国竞争的发展与演变。

  通过对大国竞争理论研究成果和现状的评估,并结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我们认为,可从如下方面推动大国竞争理论研究的未来演进。

  第一,秉持历史分析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国竞争理论。中国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逐渐展现出国家实力的增长与国际责任的担当,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地位变化,中国逐渐被动进入大国竞争行列,从中国视角看待大国竞争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理论研究的应有之义。应当说,自春秋战国起,大国竞争的现象就已存在,中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强调“人人相亲”“以和为贵”“兼济天下”“贵和尚中”等理念。中国应对大国竞争的方式并非传统崛起大国所采用的对抗式手段,而是选择以共同利益为前提、以共赢为目标、以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符合中国国际合作理论的路径。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形式,鼓励更多国家和企业深入参与,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在扩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减少利益的分歧与冲突性,最终在竞争中寻合作、求合作与促合作,实现竞争向合作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竞争战略观念。中国的全面崛起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和发展中世界的深入合作,成为推动百年变局向战略合作与良性竞争发展的引领性力量。因此,中国对大国竞争的理解应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借鉴西方理论流派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表达。

  第二,辩证看待大国竞争的战略效应,综合把握大国竞争的前景。如前所述,学理上的大国竞争应当是一个中性概念,并无“好坏”之分、“消极”与“积极”的价值判定,秉承价值理念的中立态度研究大国竞争或许能收获意外之喜,实现理论上的创新。置于竞争舞台下的大国并不必然出现针锋相对的对抗性行动,也不会注定给国际社会和地区秩序蒙上一层冲突与战争的迷雾和阴影。大国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和更多的支持者、追随者,反而会提供更多有利于体系稳定的公共产品。例如,对于东盟而言,大国竞争的存在未必是一个消极因素,目前多数讨论大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研究都忽视了大国在这一地区扮演的积极角色。事实上,大国竞争促进了东盟的共同体化和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东盟作为地区关系网络中心的角色。从中美角度来看,权力转移的加速必然会加剧大国间的权力竞争,但这既不妨碍中美两国在安全和经济竞争中保持温和态势,也不排除在双方在双边和全球事务中就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可能。客观、中立地看待大国竞争及其战略效应,探讨如何促进大国竞争朝向正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应当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第三,关注大国竞争的内部机制运转,丰富大国竞争的分析要素。对于大国竞争本身而言,从中性的天平中如何研究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包容性竞争和零和性竞争的相互转化至关重要,探寻大国竞争“进化”和“退化”的平衡机制成为颇具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可从利益契合度和战略约束两个维度对大国竞争的内部转化机制进行分析。国家利益决定着国家的基本方向、国家资源需求的类型与数量,也决定着国家为实现目标所必须遵循的资源运用方式。竞争主体间的利益契合度在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前景判断,主导着大国竞争的性质和未来走向。换言之,共同利益影响着大国竞争的未来发展方向。战略的首要含义是制约,而战略约束是指通过颁布约束规范和直接施加压力来调节和约束大国权力的行使,或自我克制不寻求单边优势、防范第三国干扰,把协调机制内部的满意度稳定在合理的水平。这种客观和主观形成的约束机制限制着大国参与竞争时的外交取向和战略选择,成为影响大国竞争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

  第四,加强大国竞争的战略分析,形成大国竞争的综合评估框架。大国竞争理论研究的最终归宿在于从历史和理论角度为现实中的大国竞争提供借鉴和指导,这既包括从理论上对竞争的概念、缘起、原则、手段和效应等进行综合分析,也包含着对大国竞争历史的梳理阐释。大战略分析强调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和未来的选择,重视大国竞争的战略分析有利于实现大国竞争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迈克尔·波特从管理学角度构建了一个关于竞争对手的分析框架,包括未来目标、当前战略、假设和能力等四大要素,总结出总体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战略三种竞争战略。哈尔·布兰德斯指出,在参与长期竞争中,参与者必须要明确利用非对称性优势、牢记竞争与对抗的差异等原则才能获取竞争的最终胜利。这些都具有初步的大国竞争综合分析色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对单一竞争主体而言,对大国竞争的战略分析应从大国的基本国情和战略资源出发,结合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评估,明确大国自身的世界定位及其基本战略选择,确定战略手段,构建大战略的基本框架;对竞争参与者的双边互动而言,明确彼此实力、威胁认知、预期收益和战略文化等战略要素,才有利于全面把握大国竞争的战略行为和未来演进;对竞争参与者的多边博弈而言,重视集团间的竞争和集团内部的竞争,强调分析层次的多样化,才能进一步厘清竞争演进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加入收藏夹】【关闭
 
 

   
 
门洪华 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
张维迎:真君子与伪君子
萧功秦:在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
刘小枫:拉采尔公案及其政治史学...
石川祯浩: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料形...
张洋阳 叶继红:“强信息”形塑农...
桑玉成 夏蒙:何为有为政府、政府...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9933     电话:010-82271466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