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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拉采尔公案及其政治史学含义
作者:刘小枫      时间:2022-05-12   来源:《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01

  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1897),德意志帝国的地理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出版了长达七百页的大著《政治地理学》。这年他53岁,早已享誉业界。[1]

  直到今天,政治地理学教科书仍无不称誉此书为这门学科的开山之作,尽管业内人士也极少读过。据说,正是拉采尔首先把“国家间的竞争”或“争夺和保卫领土的斗争”视为政治地理学关注的基本课题。[2]

  拉采尔并不是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学问命名为政治地理学,他去世时,也不是以政治地理学家的身份名家,而是被称为杰出的生物地理学家,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广大公众对‘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3]

  38岁那年(1882),拉采尔凭靠《人类地理学》第一卷《地理志应用于史学的基本特征》在地理学界一举成名。[4]三年后,部头更大的三卷本《民族志》(Völkerkunde,1885-1888)接踵而至,然后是《人类地理学》第二卷《人类的地理分布》(1891)。[5]不到十年,拉采尔完成了两部大著,篇幅均超过千页。人们看到,拉采尔似乎在致力于构建一种能够将人种志、自然地理、博物学乃至世界史等学科统合在一起的学问——如今称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用地理学史家的说法,《人类地理学》关注“人类分布的共同因子”,《民族志》则呈现地表上各民族的具体地理分布、生活习俗以及文明迁移的历史。[6]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

  按今天的学科分类,拉采尔的这两部大著都应归属文化人类学,因为人文地理学通常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而他的三卷本《民族志》更像是基于现代地理认知的世界民族志。令人费解的是,在如今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中却不容易见到拉采尔的大名,晚近的人类学简史一类基础读物甚至没有给予他哪怕附带一提的学术声誉。《民族志》虽篇幅巨大,也无缘添列“西方人类学名著”。[7]

  更早些时的人类学简史读物会提到,拉采尔是十九世纪的德意志人类学家中“最伟大的人物”,他的《人类地理学》是“高水平的著作”——权威的科学史家则仅仅承认拉采尔对“体质人类学”有所贡献。[8]论述德国人类学发展史的文献没可能绕开拉采尔,但也仅仅附带提及。据说,拉采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老师”,他秉持“以天才为中心的文化传播”论,把文化迁移视为穿越“时空”的主要动力。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探究缺乏“实践经验”(如“田野”调查),更多是一种“冥想史”。[9]没读过拉采尔著作的人很容易以为,这就是拉采尔的真实画像。


《政治地理学》德文版封面

02

  拉采尔一生十分勤奋,因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时未到六十岁,已经留下二十多部专著(有些是多卷本),学术随笔则多达1200余篇,有科普散文作家的美誉。拉采尔在文化人类学史上仅有边缘地位,在政治地理学史上的地位却相当显要。对老一辈地理学专业人士来说,拉采尔的学问有人文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之分,似乎前者具有自然科学的非政治性质,主要研究人类“与地理环境相关的全部生活,包括人类社会以及所有人类组群及其复杂多样的活动”,后者则“更加注重研究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10]但在今天美国的人文地理学家看来,这种区分不仅站不住脚,还很荒谬。因为,2001年9月11日那天,“纽约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可能也是一个新世纪的地缘政治的开始)”:就在这一天,“民用航空器被用做武器的事件迅速成为全球媒体事件”——

  作为地理学家,你可以看到它们与资源流动、权力和地缘政治的联系,以及与技术、文化和经济流动性的联系,正是这种流动性使大型科技被用做攻击标志性目标的武器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对于“9·11”事件及其本质意义的表述、体验以及理解在不同地点相去甚远。[……]人文地理学原本是帝国主义时代关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知识的学问,这是其作为一门现代西方学科的基石,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将超越这一基石。[11]

  倘若如此,人们就有理由问:拉采尔晚年提出的政治地理学与他早年致力的文化人类学或人文地理学是什么关系?拉采尔曾有过从文化人类学或人文地理学向政治地理学的转向吗?如果有的话,这种转向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尤其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地理学为何诞生于德国而非英国、法国或美国?


拉采尔纪念碑

  虽然人们公认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是这门学科的第一本教科书,但它迄今没有英译本。原因据说是,“自1945年以来,人们就不太情愿讨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毫无疑问,这与1918年以后政治地理学作为地缘政治学的可疑发展以及后者在纳粹国家中的‘显学’地位有关”。[12]人们难免好奇:拉采尔在1904年就已经离世,他怎么会成了“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的德国历史人物之一?何况,即便在德国的魏玛民国时期,《政治地理学》也没有被译成英文,这又是为什么呢?结论显而易见:因为,当时的英语学界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大著的政治含义及其效力。拉采尔在去世之前(1901年至1902年间)刚完成两卷本的《地球与生命》,篇幅超过1400页。[13]这部大著具有教科书性质,它从生物地理学出发,为人们提供了一部普通地理学引论。如今美国的普通地理学教科书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的中译本书名《地理学与生活》与拉采尔这部大著的书名没有实质差别,作者这样介绍地理学:

  地理学家集中注意力于人类的相互作用和社会群体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环境-地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寻求了解自然与文化的空间格局“怎样”和“为什么”随着时间而变化,并且也研究人类对这种环境的利用。

  [……]

  十八世纪末,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区域地理调查,增加了从学术方面和普及方面对于事物在空间和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认识。[14]

  这两段话若用于描述拉采尔的《地球与生命》再恰切不过,但该书副标题“一部比较地理学”会让今天的我们费解:什么是“比较地理学”?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1876-1947)深受拉采尔影响,他在1915年出版的《文明与气候》开篇所言,有助于我们理解拉采尔的生物地理学的“比较”含义: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

  旧地理学的主旨在于对地球表面的自然特征进行精确的地图描绘,而新地理学却超越其上,在自然地图上加上几乎不可胜数的要素:植物、动物、人群的分布以及这些生命有机体不同阶段的状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自然界的分布图与有机生命地图进行对比,以确定生命现象对地理环境的依赖程度究竟如何。在地图所能表现的各种要素中,作为文明指征的人群性格最为有趣,其空间分布也最需要地理学家们做出解释。做这种解释,唯一行得通的路径是弄清其诸多配合因素中每一种的效应和影响。这些因素一方面包括种族、宗教、组织、人群基因等必须考虑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土壤、气候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环境。[15]

  在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眼里,拉采尔作为地理学思想家堪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近代的孟德斯鸠相提并论(同上,页37、169)。如果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可以被誉为“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人之一”,那么,拉采尔就更应该获得这样的声誉——甚至还应该被称之为“人类生态学”的开山人。[16]

  《地球与生命》第二卷(1902)出版两年之后,拉采尔就因病辞世了。按今天的生理年龄来讲,拉采尔正当盛年,《地球与生命》却成了他的盖棺之作。可是,就在《地球与生命》第一卷杀青之时(1901),拉采尔还发表了《生存空间:一项生物地理学研究》。[17]仅从标题来看,这篇长文就颇具政治意味,其中第七小节的标题“争夺空间”更会让今天的人们想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帝国争夺全球地理空间时的历史情景——拉采尔写道:

  永不中止的生命运动和不会改变的地球空间之间,存在着张力。正是由于这种紧张关系,才产生了对空间的争夺。生命很快就征服了地球上的土地,一旦它达到土地的极限,就会流回去,从那时起,整个地球上的生命之间就一直在为空间而斗争,永无止境。为生存而争斗(Kampf ums Dasein)——这是一个被误用、甚至更多地被误解的表达式,其主要含义只不过是争夺空间(Kampf um Raum)。因为空间是生命的首要条件,也是衡量其他生命条件——尤其食物——的尺度。[18]

  其实,正如副标题所示,《生存空间》是一篇生物地理学作品,涉及政治地理学的话题并不多。“生存空间”的原文是Lebensraum[生命空间],而生物地理学以动植物的生命成长过程及其运动形式为标本,植物和动物在有限的地球空间中的“生长”和“迁移”是首要的关键词。按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人们甚至可以说,《生命空间》是一篇生态学论文。

  然而,正是这种基于生物地理学的“争夺生存空间”论给拉采尔带来了政治上的麻烦。1973年的“9·11”,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不到一个月的奥古斯都·皮诺切特上将(1915-2006)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残暴政变”,推翻共产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的民选左翼政府,强行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模式。发动政变之前五年(1968),皮诺切特曾为智利军事学院编写过一部关于地缘政治的军事教材,据说,其“出发点和核心是一套关于国家的有机理论”:

  它认为,最好将政府或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民族意识)理解为生物。像所有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它需要生长的空间,它也会和别的生物竞争。国家需要赖以生长的空间,这一思想在南美地缘政治中特别显著。因此,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经过特定解读,被移植到国家领域。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德国保守主义著作[德国学者拉采尔使之系统化]及其思想中关于国家的有机观念,地缘政治学主张制定法律控制政府行为,这类法律一旦制定即可成为承担推动和保护“国家利益”者的指南。[19]

  按照这种说法,拉采尔的基于生物地理学的政治地理学成了1920年代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奠基石:

  生存空间理论体现在种族主义人口政策以及纳粹时期的农业和科学规划中,但并不是由这些政策和规划创建的。地缘政治学说与生存空间理论有深层联系,并和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及豪斯霍弗、二十世纪早期政治地理学家契伦的地理有机理论、生物政治理论以及政府理论相联系。这些著述者为纳粹种族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有助纳粹在理论上将国家归为有机体,并在国家及其居住空间之间确立必然联系。(同上,页712)

  作者认为,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使得德国地缘政治学“注定会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并“在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日本”嫁接出变体。让人费解的是,作者没有提到,在美国实际上同样如此——早在1950年代,已经有美国的政治史学家指出:

  1942年初,斯皮克曼发表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这本书声称是“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基本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并“从地理和权力政治的角度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这本书为作者赢得了“美国的豪斯霍弗”之号,但不是凭借它处理的主题,而是凭借它代表的精神。实际上,与豪斯霍弗笔下的任何作品相比,《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都更像一个道德荒原。[20]

  国际学界中信奉“普世价值”的学人肯定会脑筋转不过弯来。毕竟,若要说美国的地缘政治学与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分享了同样的理论资源,无论如何会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极为难堪。


1976年,皮诺切特会见基辛格

  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98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逐渐有人回头阅读拉采尔,其时国际“冷战”格局正在走向终结。对拉采尔感兴趣的多是政治史学家,而非关注现实的地缘政治学家,这倒不难理解,因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赖以形成的历史状况早已是老皇历。但是,人们又的确不能说,拉采尔重新让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他的政治地理学曾引发政治道德诉讼,以至于迄今仍是当今西方政治史学中的一桩是非难断的公案。[21]

  晚近二十年来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动荡,难免让人想起上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9)爆发之前的三十年——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就诞生于那个时代,而美国也恰好在那个时代“注定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人们感到费解的是,与如今的诸多政治地理学教科书相比,拉采尔的著作简洁明快得多:既没有堆砌意识形态说辞,也没有艰涩且拗口的社会科学术语。它从生物地理学出发,径直抓住世界政治地理问题的实质:生机力强的政治民族之间自然会争夺生存空间。然而,生物机体论一旦成为一种政治论说,作为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地理学与现实政治斗争的边界就变得模糊起来。因此,拉采尔的有机体生存空间论成了是非难断的公案,并不奇怪。我们不能指望凭靠自己的孱弱智识了结这一公案,但我们的智识有必要致力于搞清楚这一公案为何是非难断,它与盎格鲁-美利坚的政治生长所划出的政治边界有什么关联。“纯粹的地理概念可能拥有一种巨大的政治-实践意义,但它并不代表某种确定的法律原则”,毕竟,“能够战胜空间局限的大国力量实在太大”:

  既不存在无空间的政治理念,也不存在无政治理念的空间或没有政治理念的空间原则。[空间]就是决定政治理念的一个重要部分,某个民族会具有自己的空间,并意图知道敌人所在,通过[空间],这种政治理念也就具有了政治品质。[22]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迄今,“能够战胜空间局限的大国力量”非盎格鲁-美利坚莫属。拉采尔公案之所以是非难断,很可能恰恰是因为盎格鲁-美利坚人通过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具有了某种政治品质,其政治理念(自由-个体主义普世价值)本身就是非难断。


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书影

03

  拉采尔一生都对政治边界感兴趣,因为他出生且生长在德意志的边界地带——巴登公国:它的西面与法国在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后获取的阿尔萨斯(Alsace)隔莱茵河相望,南面与瑞士同样如此。莱茵河似乎是一条自然的界河,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整个莱茵河流域遍布大大小小且互不相属的德意志封建领地和城市单位,而河流本身则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这条河流在瑞士境内由“无数小溪以及连成网状的小河和湖泊”汇集而成,流域狭小,行经阿尔萨斯和巴登之间才“奔腾而下”。因此,除巴塞尔外,没有第二个跨莱茵河两岸而建的城市,也没有任何一个封建政体“同时占有莱茵河两岸的一段重要河段”,遑论以此为依托建立起一个坚实而具有生命力的政治实体——国家。[23]不难想见,到了近代或者通常所谓欧洲兴起的十六世纪,当法兰西要成为领土性民族帝国,而随后德意志也要成为这样的帝国时,莱茵河流域会发生怎样血腥的边界之争。

  然而,在罗马帝国时期乃至基督教欧洲萌生初期,情形都并非如此。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人已经控制莱茵河两岸,包括“程度不同地罗马化了的日耳曼部族”。尽管罗马帝国后来不得不“收缩到这条大河及其河谷地带”,但它仍然成功地把河流沿岸众多彼此差异极大的部族纳入了“从北海到康斯坦茨湖的大框架之中”(费弗尔,《莱茵河》,页58-62)。公元550年左右,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481-751)在征服勃艮第王国后,已经逐渐将德意志南部的各部族融合为“巴伐利亚人”。意大利北部、图林根以西的德意志中部也承认了墨洛温王朝的主导权,尽管法兰克人在当地的统治势力还相对较弱。“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兰克国王都将他们的东方国界大致设定在现在的德国和捷克之间”,从而“将巴黎至[莱茵河右岸今德国]科隆的地区作为政治中心”,这种地位“此后再也没有丧失”。[24]



墨洛温王朝疆域图

  查理大帝(742-814)迁都到莱茵河左岸的亚琛(Aachen)后,法兰克帝国的边界向东推进得更远,莱茵河成了名副其实的帝国内河。然而,查理大帝驾崩后,他的后代们决定三分天下,于是有了公元843年签订的《凡尔登条约》: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分得一清二楚、政治上得到确认的德意志和法兰西,两者即使算不得仇敌,至少也是对手。长达千年的争斗由此发端。这是写在火漆印封的羊皮纸上的一张出生证,它标志着西欧从此有了一个大问题。(费弗尔,《莱茵河》,页52)[25]

  什么性质的“大问题”?不就是帝国的统一地理空间吗?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大问题”绝不仅限于德意志和法兰西。经历过中世纪后期数百年的封建化过程,以及德意志人不断向东扩张进入斯拉夫族人的土地,整个基督教欧洲都陷入了碎片式的政治状态。被罗马人含混地统称为“日耳曼蛮族”的各民族从前生活在“狭长的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疆地区”,彼此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纽带”。[26]在随后的生长过程中,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罗马基督教信仰和封建联姻关系。当这个基督教共同体在十六世纪开始崛起时,仅有“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在王朝君主的统治下相互合并,逐渐成为超乎同类的强国”。

  1520年时,欧洲有大约500个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政治实体。导致新国家形成的征服与合并的过程还在继续,直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中等体量(有利于经济扩张和其他类型的发展)的国家才开始在欧洲占据上风。1650年左右,欧洲的独立国家大致还有350个。[27]

  二十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政治史学家曾满怀思古之幽情感叹说,罗马人当年建立的从北海到康斯坦茨湖的大框架具有“令人震惊的耐久力”,它“竟然在经过了19个世纪,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之后,方才开始更新”(费弗尔,《莱茵河》,页52)。我们则会想到,中华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成功地把黄河和长江流域众多不同且彼此有差异的部族纳入了一个文明大框架,此前经历的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是中华帝国史上为时最长的碎片化分离期。此后,无论帝国的地理空间有怎样的伸缩,政治统一体始终不绝若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历过更新的欧洲共同体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主权单位,尽管“查理帝国的国界与初期欧洲共同体的疆界极其相似,而人们也会注意到,东西德的边界与查理大帝在日耳曼所推进到的边境线并无太大差异”。[28]

  由此来看,从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出发的历史社会学比较研究也好,基于实证史学的中西对比也罢,都难免在政治史学上遭遇十分棘手的难题。[29]决定性的差异在于:经历过“春秋无义战”的动乱,华夏先贤建立起一套政治伦理,而现代欧洲的政治伦理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兴起时的第一场大规模内战——历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意大利战争”。战争爆发后的“1518年10月,法国、英格兰、神圣罗马帝国、教宗国、西班牙、勃艮第和尼德兰的代表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伦敦条约》”,但不到三年就形同废纸。同时代的意大利智识人由此得出的历史教训是,必须否弃古希腊先贤和基督教的政治伦理,一切事功只能依赖赤裸裸的实力和不择手段的作为——如今的政治史学家称之为“马基雅维利时刻”。[30]

04

  拉采尔离世前正在撰写自传性随笔集《幸福岛与梦:出自边境的短文》。直到今天,这部文笔优美的未竟之作还是德国青年的休闲读物——开篇对家乡充满田园牧歌风味的深情描写,让人流连忘返。据说,早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拉采尔的文笔,“历史的乡土”(historischer Landschaft)这个语词就不仅成了学术用语,还越出地理学界广为流行。[31]

  基督教欧洲的封建亲缘关系错综复杂,当封建单位形成领土性政治体时候,边界的移动远比地表上的其他地区复杂多变且充满血腥争斗,这并非不可理解。[32]拉采尔对“政治边界”感兴趣,自己最终却倒在了自然科学与政治的边界上,这才是需要政治史学更多关注的问题。在某些西方政治史学家眼里,拉采尔是德意志文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用自己的生物地理学描绘的世界“有机体”已经因争夺生存空间而支离破碎。但这是基督教欧洲的政治成长引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拉采尔仅仅是个问题人物——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德性品质真的认识清楚了吗?


《政治地理》书影刘鸿钧编译,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

  日本凭靠甲午战争获得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后,随即与俄国争夺对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这个时候,我国知识人才开始积极致力于获取全球政治地理方面的知识。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905),我国学人刘鸿钧根据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著述编译的《政治地理》出版,开篇即阐明领土性民族国家要义。[33]史称此书为我国第一部政治地理学教科学,它罗列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状况,但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性,也没有提到拉采尔。

  如今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具有全球视野的地理学开宗大师是德意志人亚历山大·洪堡和卡尔·李特尔,然后就得算上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了。[34]晚清时期,我国学人已对洪堡有所介绍“但很简单”,对李特尔也仅仅“偶有涉及”,但对拉采尔则连“很简单”或“偶有涉及”也谈不上。1903年,《汉声》杂志第5期所刊《史学之根本条件》一文,译自日本史学家坪井马九三所撰《史学研究法》中的一章,其中提到拉采尔(译作“拉且儿”)的《人类地理学》,称他为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35]

  回顾我国学人对欧洲现代文明的认识历程,不难发现,我们更多用功于哲学观念和文学意象,显得不接地气。如今我国学界的现代地理学知识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无可否认,整整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西方人的世界地理观念的嬗变仍然不甚了了:对亚历山大·洪堡或卡尔·李特尔的专门介绍迄今未见,更不用说拉采尔了。若缺乏对欧洲政治成长史的深度了解,我们能透彻理解西方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意象吗?

05

  从政治史学角度考察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引发的思想史公案及其与历史处境之间的关系,实有必要。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从政治史学角度思考的契机,即不仅仅是为了锻炼慎思明辨的德性,也是为了深化对欧洲文明政治德性赖以生长的历史土壤的认识。

  世界史学界公认十六世纪是全球化纪元的第一场百年大变局,地理大发现、新教革命以及欧洲领土性王国的形成交织在一起,对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36]接下来,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两次革命以及盎格鲁-美利坚殖民地的生长,在政治观念和地理空间两个方面推进了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堪称第二场全球化百年大变局。随之而来的第三场全球化百年大变局是十八世纪的大西洋革命,拉采尔遇上的第四场百年变局史称“帝国主义时代”,它与这场革命虽然相隔一百年,却有更为紧密的内在关联。其时,三个新生的帝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北美洲、中欧和东亚强劲崛起,并随即在大西洋东岸和太平洋西岸展开血腥厮杀,相互争夺生存空间。拉采尔遇上的第四场百年变局与这场革命虽然相隔一百年,却有更为紧密的内在关联。这场百年变局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划上句号,因此与我们面临的第五场全球化百年大变局自然而然地连成了一线。

  德意志第三帝国闪击苏联时,时年24岁的戈尔维泽(1917-1999)是国防军中尉,因开战之初身负重伤(右膝致残),他幸运地在1941年就退出战场,进慕尼黑大学攻读史学,战后成了德国政治史学的一代宗师。他的教职资格论文《欧洲形象与欧洲思想:论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史》(1950)和两卷本《世界政治思想史》(1972-1982)别开生面,让人读罢不禁深切感到,欧洲文明的现代成长对戈尔维泽来说是一个极度令人困惑的政治史学问题:高扬“自由、人权、民主”普世价值的大西洋革命为何会催生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尤其让人难以辨识的问题是:美国作为一个新生欧洲国家在北美的兴起,对欧洲大陆的现代成长究竟有过怎样的影响?[37]


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1840年手稿

  早在1750年,法兰西的天才人物杜尔哥(1727-1781)就曾“预言美洲不可避免地会独立”。[38]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爆发内战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杜尔哥随即对尚处在战争襁褓中的美利坚表达了满怀世界历史进步信仰的期许:

  这个民族是人类的希望,它可能会成为典范,它应当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人能够是既自由而又和平的,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暴君和恶棍假借公众利益而擅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解除掉。美利坚人应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自由的一个榜样。他们为每个国家的被压迫者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所开放的逃亡之路,将迫使各国治理变得公正而开明;世上所有的人在适当的时机,将会识破据以制订政策的那些空洞幻想。[39]

  作为孟德斯鸠的拥趸,杜尔哥本来相信,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欧洲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它将给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带来同样的进步,彻底改变人类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政体形式。北美的分离性战争让他预感到,代表这一先进文明的不再是法兰西王国,而应该是盎格鲁-美利坚合众国,因为法兰西还是绝对王权的专制国家。

  历史性的问题来了:美国政制是欧洲国家成长应该效尤的样本吗?抑或它不过“是一个错误的模板”?十九世纪的法兰西智识人因这一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比如同为自由主义者的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与托克维尔(1805-1859)之间的分歧。[40]在不少欧洲学人眼里,托克维尔几乎是“自由民主宗教”的先知,因此他们难以理解他为何“时常表现出对阿尔及利亚被征服者的残酷无情”。据说这“部分源于他对法国自由脆弱性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担忧”,但更多源于“他对美国历史中扩张主义方面的着迷”:托克维尔将美国描述为“处于为人类努力扩张提供无限空间的巨型大陆的中央”,并呼吁法国“将美国视为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榜样”。[41]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美国考察之行让他留下的印象相当矛盾。他深切感到,“在美国,生活的无限性一方面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令人恐惧”——毕竟,自由、平等、民主之类的观念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他唯一坚信不疑的是:平等式的民主已经不可避免。[42]

  美国作为一个全新的欧洲国家在另一个大陆空间迅速成长,同样激发了拉采尔政治地理学思想的形成:撰写《政治地理学》之前,拉采尔首先撰写的是《美国政治地理学》(1893),而十九世纪晚期的德意志学界同样因德国是否应该以美国为楷模这样的问题产生过严重分歧。到了魏玛民国时期,德国知识界就德国是否应该“美国化”的论争仍然没有止息。[43]

  直到今天,这样的分歧还在撕裂欧洲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人。一些政治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深切感到,有必要重启基佐与托克维尔之间关于美国政制是否应该效尤的论争,尽管欧洲学界若要重启德国知识界的同类论争,难免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幸而拉采尔公案是个例外,因为他十分景仰盎格鲁-美利坚。一旦他被确认为是“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的德国历史人物之一,那么,人们就得全盘重新认识盎格鲁-美利坚生存空间的历史性扩张。

  凡此都在提醒我们:若没有深入认识欧洲文明的政治成长历程及其由此引出的美国样板问题,我们未必能深切理解新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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