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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盛、郑之争: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作者:雷颐      时间:2022-01-13   来源:“雷颐游走古今”微信公众号
 

  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化挑战,创办大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然而,近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极不顺利。对面临外患与内乱频仍的晚清朝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从巩固自身统治来说,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企业,即以大机器生产新式武器的军工厂。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权势之强,兴办生产新式武器的近代军工企业对镇压农民起义、反对外患至为重要,可以说关乎清王朝的生死存亡,但遇到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如果用机器生产民用品,更无可能。无权无势的普通商人在这种环境中,更不可能兴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

  清末的近代官办企业是历史的“不得不然”。历史地看,这些企业毕竟是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培养人才,开创风气方面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大机器的引进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开端。凡此种种,确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

  但是,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的财政支持。大机器生产军工产品的军用工厂,受财政限制,不仅难以创办新厂,就是原厂也难以扩大,甚至难以维持。此时,清政府面临巨大矛盾。兴办近代军工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企业由于官办的种种弊病成本甚高,而军工产品完全靠政府官款生产,产品又直接供给政府军队使用,是政府的自产自用“纯消耗”,不经过市场交换,完全不营利。到1872年初,洋务运动已创办十年,兴办了不少现代大机器军工企业,但十年来,这些企业消费了大量资金,清政府的财政已无法维持这些企业。

  1872年1月23日,一直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上奏,要求停止造船。理由是现在国家财政困难,因此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总之,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造这些跟列强打仗很可能还打不过的军舰,殊为无益。顽固派的指责,朝廷认为不无道理,考虑停办这些企业。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且与位高权重的曾、左、李都有关系,因此将他的奏折交两江、闽浙等省督抚阅看,酌情议奏。

  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因此李鸿章在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提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企业,要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清廷意识到,军工企业决不能废止,但财力已无法支持继续办这类企业。不能停又没有资金,所以不能不同意李鸿章的观点,办新式民用企业赚钱解决资金问题。李鸿章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求强”阶段深化为“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朝廷允准李鸿章办大机器生产民用品的企业,但这类企业需要巨额资金,朝廷无法提供,套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只给政策不给钱”。李鸿章早有准备,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办法。由于中国素有“抑商”传统,政府本就禁商人兴办新式企业再加上社会上反对新式机器生产的保守力量十分强大,所以中国商人还根本不可能办新式工商企业。但一些商人、尤其是买办积聚了大量资本,为了赚钱,他们只能依附在洋商名下,如美国旗昌洋行其实一大半都是华商股本。这样的后果是中国政府税收减少,而且华商依附在洋商名下还容易受到洋商的盘剥。由于清政府禁止私人办新式企业,李鸿章就提出这些生产民用品的企业应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即“由官总其大纲,查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也就是说,注册是官方的,官方出一定股本,广招商股,由商人经营。

  李鸿章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制度,只能以“官督商办”的办法曲折绕过体制性障碍。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朝廷的批准,意义非同寻常。在新式大机器生产和民间资本面对国内的重重阻力和外面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官督商办”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模式在对当时对新式民用企业的建立、对民间工商资本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和懂得经营现代的人才。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干涸,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筹建企业,更无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瞄准了买办阶层。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一些买办积累了一定的近代工商经营管理的实际经验和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财富。把他们从连人带资本从洋商中“挖过来”,确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法。

  此后,开办了一系列大型企业,因为此时若无官方的保护和扶持,大型新式企业如轮船、采矿、电报、纺织等根本建立不起来。由于有政府的保护、支持并取得相当垄断权,官督商办企业获利丰厚。

  官督商办中的“商”,多数是从买办中招聘而来,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官督商办企业最重要的操盘手之一,但从一开始就担心这类企业产权不明,今后有可能为“官”剥夺、没收。他与盛宣怀对于电报局章程的争论,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悖论。

  1880年10月,经过种种努力,清廷终于允准李鸿章办理电报局,他在天津着手设立电报总局。盛宣怀被任命为总办,商人郑观应于1881年5月被李任命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以天津为“总局”,上海“副之”,盖因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并且上海也是外国在华电报的汇集之地。盛宣怀拟定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开篇写道:“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前蒙北洋大臣阁爵督宪奏明,先以军饷项下垫办,俟办有成效,招商集股,分年缴本,即由官督商办,是使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

  规章共十二条,主要是详细规定了商股与官费的比例、计息、提取利润的方法,总体上于商有利,体现了官对商的“体恤”。当然也规定了电局应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永不收费的方式扫效官方。之所以在官督商办中仍特别强官方体恤,强调“官操其权”,因为盛宣怀深谙国情,知道中国风气是重官轻商,创设电线之初,保护电杆电线不被盗窃至关重要,民众若知道此是官家之事,不敢妄动,如果是商家之事,则沿线安全难保;电线数千里,跨越数省,完全靠各地官员巡守,地方官知道是国家之事,则不敢不认真巡守。所以,“若尽委之于商,虽商出数倍看守之资,而无益于事”。

  拟就章程后,盛宣怀就与上海分局的总办郑观应商量。郑观应曾经是买办商人,又参与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管理,深懂现代企业管理,同时也深谙国情。在《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中,他明确说明了自己的观点、看法。对具体规章,郑观应大体并不反对,但是对章程中规定的官本永远存局、加添官股成本等规定,认为“似未稳妥”,不表赞同。作为现代商人,他对官家资本有着本能的不信任和警惕。反对“官本永存”,意味着他认为今后是完全的商办。

  郑观应最为反对的,则是前面几条过多体现官方体恤,尤其是“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这种表述。他认为电报发达之后,一定利润丰厚,招商人入股并不难,但他担忧的是官方可能会政策有变。因为官方见到利润越来越高,很可能会不断压榨企业,免费官方电信会越来越多。稍不如意,官方就会肆意刁难勒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各股东无如之何,华商相信洋商,不信官督商办之局,职此故也。”因此“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家他日借口”。他特别提醒,今天商家有李鸿章的支持,但李不可能永远在此职位,不能保证李的继任者也有与李同样的见识,支持商家。所以章程半部分及强调“官督商办是商受其利,官操其权等语,似皆有流弊,想执笔拟章程者意重利商,求易于招股,未曾有深思远虑耳”。

  郑观应的意见得到电报局其他人的赞同,因此盛宣怀对此章程做了修改,稍微淡化了一些“官”的色彩,但最后的“官操其权”并未改变。电报局在1882年4月18日起正式改为官督商办。

  盛宣怀与郑观应思路、观点的侧重显然不同,然而吊诡之处在于二人的思路、观点都是基于对国情的深刻了解与认识,这是一种深刻的、难以解决的悖论,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中国风气重官轻商,创办之初,电线电杆千里迢迢如果不强调官方色彩、没有官方巡护,确易被割被砍;如果不强调朝廷兴办事业,沿途几省地方官也不会认真负责派兵巡护。简单说,不重官则电报局确难成事,这是盛宣怀对国情的准确判断。另一方面,中国官权甚重,官对商几乎为所欲为,商家确易受官勒索甚至最后被收为官有。这是郑观应对国情的准确判断。

  历史证明了郑观应的远见:1901年李鸿章去世,强烈主张官办的袁世凯继任。1902年,电报局就被袁世凯收为官办,商人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郑当年的远虑成为现实。清政府直到1904年才颁商律,直至覆亡都没有宪法。郑观应二十余年前对“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因此私人产权得不到保障的担忧,说明他认识到只有制度、法治才是商家的基本保障。

  简单说,在近代中国,没有官方支持,这些企业几乎办不成;然而,这些企业,官方又可以预取预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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