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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李泽厚留下的思想命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大同书”?
作者:马国川      时间:2021-12-03   来源:公众号“川上人曰”
 

  李泽厚先生似乎与康有为有缘。自从辛亥革命后,康有为被丑化为一个政治小丑,其学术与思想渐为湮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日益政治化的学术氛围里,李泽厚不趋时,不从众,发表研究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为往圣继绝学”,在学界崭露头角。半个多世纪后,早已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李泽厚回顾平生,自称一大遗憾,就是没有完成自己的《新大同书》。

  11月3日,李泽厚先生在海外安然去世。整整一个月过去了,笔者不时读到各界追思文章,常常想起这位蜚声中外的大学者。其一生著述宏富,笔者不敢赞一辞,只有一个问题萦绕于心:设使天假以年,他会写出怎样一本《新大同书》?

  现在人们常常赞美“八十年代”。其实,从思想的源流来说,“八十年代”开始于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了。李泽厚先生无疑是这些思想者中杰出的一员,1979年他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成为学术畅销书,受到无数青年学子的追捧。

  一本哲学书为什么会风行一时?因为李泽厚提出,经济是基础,吃饭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中国13亿人吃饱饭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而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年代,物质生产被极度轻视,甚至一度流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口号。李泽厚提出的“吃饭哲学”是对那个荒唐时代的有力批判,因此产生了巨大时代共鸣。虽然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吃饭哲学”是“庸俗化”,但是李泽厚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历史时刻,李泽厚呼吁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革命的哲学转化为创造性的、建设的哲学,正好呼应了一个转型的大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放弃阶级斗争,走向改革开放,重启现代化议程,就是回到常识,走上以人民生活为本的建设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曾说,他和邓小平是“一致的”。

  李泽厚曾评价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有追求有抱负的学人很多,他们都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这是客观评价,亦是夫子自况。作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从“美学热”到“文化热”,从《美的历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追求都是一致的,也深刻影响了一代人。

  虽然李泽厚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引领了许多时代话题,但就其思想而言,主线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他提出的 “西体中用” 论,就是以现代化为“体”,强调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不过,他不是“经济决定论”,而是“经济前提论”。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从不认为经济能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等等,市场经济也并不必然地带来现代民主。但现代民主却以前者为前提,否则便不稳固。”中国欲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如何使中国能真正比较顺利地健康地进入现代社会?如何使以个人契约为法律基地的近现代社会生活在中国生根、发展,并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这应该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李泽厚的主张是,“要改良,不要革命。逐步改良,逐步放开。”在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会上,他发言说,如果说过去革命年代是救亡压倒启蒙,那么今天启蒙就是救亡,争取民主、自由、理性、法治是使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唯一通道,“我所期望的启蒙的走向是:多元、渐进、理性、法治。”

  然而,“西体中用”论却遭到两方面的质疑和反对。保守的攻击他是提倡 “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激进的批判他是陈旧的保守派。1986年以后,他就陷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地。争论没有结束,“八十年代”就匆匆结束。中国迅速进入了“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九十时代。

  虽然有人哀叹九十年代“浮躁肤浅”,不过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开始驶入经济发展的高速路。人们发现,经济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真正来临,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开始变得不再重要。

  李泽厚先生也淡出了公众的视线,甚至出现了年轻人“只知道李泽楷,不知道李泽厚”的现象。他对此很清醒,因为“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就是他提出来的,而且深味个中三昧,深知“历史在悲剧中前行”。他仍然热情关注中国现实,他提出的观点不时引起争议,只是很难成为社会热点,仅在学界激起些许涟漪。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经济发展日新月异,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一个大同世界似乎隐约在望。问题仍然是实现路径。吃饭问题早就解决了,中国人应该怎样建立良善社会、良治政府?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所处的世界也变了,中国如何自处,如何为世界作出与自己的经济体量相匹配的文明贡献?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李泽厚先生就先知式地提出要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现代化日益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中国有责任为自己同时也就是为人类寻找一条和平、安康、富裕、幸福的创造性的道路。”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忧虑,李泽厚先生晚年在多次谈话时,提到自己想写一本《新大同书》,“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可惜,他没有时间完成任务,就遽然辞世,成为永久的遗憾。可是,他的思考并没有过时,相反,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当今世界里,他留下的思考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赫然地摆在人们面前,迫切得到回答。

  “他们当时面临着一个空前变动、万花缭乱的时代,一切都在迅速地崩毁着、形成着、变异着”,1955年,25岁的李泽厚先生在论述康有为的思想时,如此描述康有为生活的时代,“从未有过的新局面令人炫惑,不是个别的枝节问题而是复杂严重的根本问题摊在人们面前,要求解决。”这些话,用来描写今天我们的时代不是同样合适吗?

  哲人其萎,思想不朽。寻找一条和平、安康、富裕、幸福的创造性的道路,用思想、也用实践书写一本中国的“新大同书”,这就是李泽厚留给后人的思想命题,也是中国的志士仁人需要上下探索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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