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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舜粤:新中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与讨论(1949—1976)
作者:章舜粤      时间:2021-11-29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摘  要】新中国成立前,通过延安整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党内得到一定范围的传播。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观点随着 “两论”学习的热潮进一步普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未能如七十年代末那场讨论一样取得广泛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尽管在中苏论战、“四清”运动和“文革”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仍得到宣传,但正是由于在实践中严重背离了这一点,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极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来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发表为标志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文革”后的新“发明”,事实上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在“文革”前,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和讨论,这一观点早已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尽管在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中也宣传和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作为运动本身却出现了“左”的错误。在“文革”中,还出现了打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批判“白猫黑猫论”等怪现象。这些情况说明,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是常识,仅仅宣传其观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并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关于学习和宣传《实践论》的热潮,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在全国范围得到普及。而这一观点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得到成熟表达,并于延安整风后在全党范围内普遍为人所接受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是其在延安时期党内传播的延续与扩大。因此,有必要对延安时期的传播情况作一论述。

  1936年至1937,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时,针对书中所引马克思关于“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的论述,批注道:“实践证明是否真理”。[1]33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上册第三章中“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一节的空白处,毛泽东又批注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1]142毛泽东这一系列批注,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最早阐述。很快,他的这一思想在《实践论》中得以更为充分、完整的阐述。他在《实践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284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3]663由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观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和表述。

  《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一经问世,便产生重大反响,不少报章杂志和书店加以转载、翻印,“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等观点随之得到广泛传播。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真理的观点也成为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对象。[4]63

  在延安整风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得到了进一步传播。1942年5月14日,彭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作为代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在谈到如何学习“二十二个文件”②以深入整顿“三风”时指出,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必须要真正领会贯通它们的精神与实质。而判断是否真正做到融会贯通,“显然的,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彭真说,如果不能在研究文件之后,“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并且在实践中来检查、改正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又能够运用它来检查同自己有关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且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揭发并纠正了其中的歪风”,那就不算真正领会贯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哪怕将文件背得烂熟,仍然算一窍不通,“因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你却不会实际运用,不能实践啊”![5]281-282

  1944年7月18日和19日,彭真在中央党校全校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回顾了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认为毛泽东对国民党的认识 “是有远见的”:“谁是谁非,以什么作标准呢?以客观实际作标准”,“我们的思想是客观决定的,以客观实际作标准”。他说,之所以说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是毛主席,而是因为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一个意见对不对,要以实际来检查,这是我们共同的标准”。[6]413-414这实际上就是用党的历史和革命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思想,生动地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范围内大大地普及了用实践来检验真理的观点。不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较为陌生和遥远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创造了全新的条件。通过开展宣传学习《实践论》的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也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在中国协助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工作的苏联著名理论家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十分推崇。在他的建议下,《实践论》被翻译成俄文,经斯大林阅后,于1950年12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全文发表,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12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又刊发了《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7]476-479毛泽东这一著作很快在苏联理论界产生了轰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将《真理报》的评论在国内发表。经过考虑,毛泽东于12月28日向胡乔木回信表示,“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8]739《人民日报》于1950年12月29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随即,全国上下掀起了宣传和学习这一著作的热潮。

  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文章指出,在毛泽东看来,“我们党内思想问题的最本质的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问题”。而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特点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用大力说明,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否认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否认了唯物论,也否认了辩证法。一句话,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任何人,不论他在口中如何千‘马克思’或万‘马克思’,只要他不是在实际上承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那末,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 [9]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发表了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强调当前开展的学术革命要以“实践论”的观点作为指导思想。[10]此外,1951年1月15日的《学习》杂志、《新建设》杂志第5卷第3期、《文艺报》第3卷第9期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推动《实践论》的学习。[11]12-13

  同年,中国共产党著名理论家李达在《新建设》杂志上连载《〈实践论〉解说》,系统阐发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其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实践论〉——论证了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李达指出,“认识是否是真理,要拿什么标准来鉴定呢?这鉴定的标准,只能是实践。”他提问道:“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标准呢?”有两个理由,一是“认识从实践发生,为实践服务,这是实践的一个因素”;二是“认识离开实践,就失去其社会意义”,“所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李达还指出,“作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完全是客观的。我们依据对于某一自然物的认识去改造它的时候,若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认识便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真理与谬误,由实践来鉴定,完全是客观的,绝不杂有主观的成分。” [12]3-6

  李达对实践和真理关系问题的阐发深入浅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毛泽东给予高度的肯定,先后给李达写了3封信。毛泽东表示:“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意见:文章写完后应出单行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13]2-51951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该文的单行本,1952年、1953年、1954年和1978年又先后再版,该书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同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读物还有不少。如徐懋庸的《〈实践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中南人民出版社1951 年版),《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华东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实践论〉与经济学及经济工作》(展望周刊1952年版),《〈实践论〉学习参考资料》(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怎样学习〈实践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960 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实践论〉〈矛盾论〉名词解释》(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怎样学习〈实践论〉与〈矛盾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实践论〉述要》(郑州大学1964年印),《学习〈实践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等等。其中李琪的《〈实践论〉解释》一书影响力比较大,1957年再版时印数近20万册,1958年和1960年又两次再版,1959年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该书的维吾尔文版,扩大了该书的流传范围。[11]13

  196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要求从中央一级起到县(团)委一级的一切干部,特别是重要的负责干部,都应该读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哲学论文。《决定》认为,“毛主席的这些哲学论文,是我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这些哲学论文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通晓毛主席这些哲学论文,对我们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 [15]1519月14日,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都联合下发文件,要求今后高校的共同政治理论课,除继续开设《形势与任务》课外,设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其中《哲学》课程“以《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为主要教材”。[14]217这样,又进一步在干部和学生中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经过全国上上下的学习与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逐渐深入人心。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党对旧时代走来的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特别是1951年组织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张岱年等哲学家学习《实践论》[15]23-33以及在对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批判运动中对“效果论”真理标准观的批判[16]52-53,使得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基本取得了统一。

  但在自然科学界,关于真理标准观仍存在不同声音。在共产党人心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的范畴。恩格斯就认为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互相转化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17]12-18毛泽东亦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3]269-27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也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等量齐观,由中科院和中宣部科学处等部门实行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不另加区分。[19]387因此,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颇为紧密。一方面,许多自然科学界人士参与到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中来,《哲学研究》等时不时发表有关文章。如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曾发表关于实用主义与生物学关系的文章[19]63-72;化学家孙承谔、戴乾圜曾发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化学关系的文章[20]124-137;等等。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许多进展或分歧也往往牵涉到哲学层面上的争论。如1956年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2,1]和“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批判[22]32-41等等。

  由于研究自然科学离不开实验验证,使得自然科学界天然地对真理的实践标准问题极为敏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仅仅2天后的5月13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谈起》,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论证。两个月后的7月5日和10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即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二次理论讨论会,研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自然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滥觞于20多年前。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发表关于“质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论文,并以这个研究成果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3]7-30这一成果在国内迅速引起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内的广泛关注。由于“宇称守恒”长期被视为科学定律,它的崩塌引发学术界讨论的一个敏感话题,即客观规律是否可以被“打倒”或者被推翻?[24]101

  例如,曾有人认为,李政道、杨振宁的成功“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和进行纯理论探讨的结果,是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针对这种观点,何祚庥在1957年弱相互作用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发言表示反对,认为李、杨的成功“主要是理论和实验的创造性的结合而获得的结果,是批评地分析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而获得的结果”,“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关系学说的光辉”。③

  但随后受“大跃进”影响,相关讨论的重点很快由“客观规律能否被打倒”转移到“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上来。[25] 6-9 ,[26] 17-21 ,[27]30不过自然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未就此消散,几年后,新的话题重新引发了争论。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登了陈翰伯《关于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一文。文章以科学史上的“燃素说”为例,提出“燃素说”这一错误的观点在它提出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真理,为此应正确看待科学史上的错误观点。[28]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相对真理中是否包含有错误的因素,以及真理和错误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迅速跟进。到1964年底,先后共有几十篇相关讨论在《光明日报》《红旗》《学术月刊》《教学与研究》等报刊上发表。龚育之、陈先达、陶德麟、张世英、高清海、赵凤岐、何祚庥、阎长贵等一批理论家都参与了这次学术讨论。④真理标准问题是这场讨论的焦点。何祚庥《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29]一文,使大讨论的重心转向真理标准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1963年2月1日发表署名朱士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与1978年那篇名文的标题相同。⑤

  这场讨论主要围绕涉及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实践证明和逻辑证明等重要问题展开。陆魁宏《检验真理的一种间接方式》一文认为,检验真理“有时也通过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当某些理论尚未得到实践的直接证明时,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能不能作出一定的判断呢?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最后的证明留给以后的实践,然而,在这些悬案面前,我们并不会束手无策,唯物辩证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准则。” [30换言之,在他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直接方式,而唯物辩证法是检验真理的间接方式。朱士耀则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排斥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两个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首先,逻辑推理和证明不是由人们主观任意来做出判断的,它归根到底,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其次,要逻辑推理和证明正确,要遵守两条规则,一条是,其前提是在以往的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一条是,在逻辑推理和证明中又使用了正确的逻辑规则,这些逻辑规则也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而且被实践所亿万次重复检验过了的。”他认为,即便是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理和证明的命题,“最后判定是不是真理也必须经过实践”。因此,“实践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1

  在1964年底,随着讨论的深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一讨论基本停止了。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朱波《逻辑证明和实践验证》一文,对这一场论战作了评述[32],为六十年代这场讨论划上句号

  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的讨论,还引入了国外理论界的不同声音。为了服务于“反修斗争”,中宣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译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系列丛书。[33]757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即其中之一,该书第三章第三节的题目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讨论了真理的客观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问题,批判了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和约定论等唯心主义的真理观⑥。

  该书认为,“实践是最高的和主要的真理标准”,但并不等于“实践是唯一的标准”的结论,而是还可以有“各种派生的标准”。[34]138实践对一个预见的证实不能对我们判断的真理性提供完全的保证,因为有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的确出现了预期的事实,但是预见所依据的判断只是部分地真实的”,而这是“最为常见”的情形;或者,“当我们研究某些数学原理或自然界一般规律的真理性时,直接运用实践标准是不行的”。[34]140尽管声音微弱,但相关不同观点作为一种“反面材料”在高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得以传播。而随着“反修防修”形势愈加紧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的命运愈加曲折。

  三、从中苏论战到“四清”和“文革”: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随着国际和国内的局势的变化,真理标准问题在宣传与实践中也出现了新情况。一般认为,除了《实践论》,毛泽东还在两篇文章中比较明确地表达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提到检验真理的办法是“社会实践”[35]320;二是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文稿上写道:“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6]2257

  然而,这两篇文章恰恰是毛泽东错误估计国际国内形势的产物。当时,在国际上,中苏论战不断升级;在国内,毛泽东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战场”同时指导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36]2275因此,尽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字表述上得到强调,但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背离这一常识的做法。

  从国际上说,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分歧日益严重。由于在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等三大分歧上,中苏难以达成一致,加上历史的积怨、两国战略利益的分歧冲突等原因,中苏关系终于从之前的结盟走到了破裂。[37]81-90从1962年起,苏共和欧洲一些共产党在党的代表大会等各种场合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回击,双方各以《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等为主阵地大打笔仗,挑起中苏论战。其中,中共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组织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毛泽东全程领导参与了论战。

  1963年11月19日发表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即“五评”)文稿上,毛泽东亲自加写了一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6]2257这被视为是毛泽东再次提出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力证。不过,历史证明,在中苏论战的问题上,双方都违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评述的那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38]291

  毛泽东基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36]2257的判断,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5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这段话被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只有社会实践才是考验认识的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35]320这被视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话是为“前十条”写的,而正是“前十条”及其后的“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尽管这时在理论上强调,除了社会实践之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一宝贵观点,但在实践中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36]2350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的背离,最终也被实践所否定。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本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观的表述,但在“文革”爆发之初却成为批判对象。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月,周恩来、彭真得知了此文形成的一些内幕,指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彭真还口授了《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的分清是非”。[39]《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则表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40]根据这个精神,12月12日,《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在《北京日报》发表,此文同时还在发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1965年第23期上。这篇文章是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起草,经市委书记们传阅,由彭真定稿的。文中提到,《海瑞罢官》的错误在于其思想基础是“道德继承论”,而“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41]121966年2月,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中,再次强调了“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36]2369试图将讨论限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且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但局势的发展与此南辕北辙。

  1966年5月8日开始,各大报纸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将他们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44]2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指责邓拓的文章“小骂大帮忙”,“为吴晗保驾”,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所谓‘纯学术’问题”。文章气势汹汹地指责道:“文章的作者还打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资产阶级口号,来为吴晗辩护。”[45]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36]2379相关批判愈演愈烈。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口号》,称“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可言”。[46]5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假批判真包庇的大毒草——评李琪〈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指责“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口号,邓拓是“叫吴晗顶住”。[47]6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社论《驳“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系统性地大段攻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口号”。文章称,“真理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在当代发展的顶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46]

  此后,大谈“真理的阶级性”的文章开始层出不穷,“一句顶一万句”成为流行语,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观。这一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口头上仍被强调。就在“文革”结束前夕,《红旗》1976年第4期刊登了《不容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驳“白猫黑猫”论》一文,指责邓小平“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根本否认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以是否对我即资产阶级有用作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依据”。[47]出现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语反对实事求是的荒唐现象。

  四、结语:历史教训与启示

  1978年7月,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编辑部有关同志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马克思主义常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48]90回顾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前三十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宣传与讨论的历程,可以看到这一观点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与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正常争论。这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割裂的,改革开放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对此前这一思想的延续与发扬。从这意义上上我们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与发扬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党史、新中国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同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换言之,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虽然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现实中却发生了背离这一思想的错误,还出现了用它攻击实事求是路线等荒唐现象。从这一历史悲剧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

  首先是必须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49]811但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早就显露出来,早已被实践否定,何以“文革”还持续了十年之久?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49]815

  实践本身不会发言,必须要靠人民说话。可是正像毛泽东所批评的,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36]2166尽管实践结果已经充分暴露某些理论的错误,但由于缺乏民主,使得实践无法真正检验真理。例如,明明现实已经表明“大跃进”是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林彪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该大跃进的” [50]86。事实真正证明的是,只有真正地、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才有可能听到真话,实践才能真正检验真理。否则实践结果也可能被歪曲,被利用。

  真正实现以实践检验真理,还要坚决克服个人崇拜。再以“大跃进”为例,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还说:这几年的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50]89-90这些带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的言论,掩盖了实践所揭露出的错误,不仅没有彻底纠正错误,反而使其进一步发展。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

  其次,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避免“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51]28。真理标准问题固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也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应该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鼓励正常的学术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左”的错误,“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49]807不可避免地在理论界、学术界造成紧张空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据历史当事人之一何祚庥后来回忆:“《红旗》讨论到一段以后,干脆刹车不再讨论了。双方都有些理由,如果你强调真理的绝对性的话呢,就变成是为了反修;如果过分反对相对性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用发展了,变成了独断论。后来这些问题就非常敏感了,‘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我的理解,范若愚同志(时任《红旗》副总编辑)就定下来,不再讨论。因为大家都感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了,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意见。知道这个事情讨论下去牵扯面太大了,所以,就先停止,都不登了”。[52]92不正常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历史遗憾。而这种学术与政治间的不正常关系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批判就是典型一例。

  总而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警醒我们,切不可以为某些道理是常识,就不会被抛弃和忘却。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记住常识、保卫常识,特别是要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这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注释:

  ①相关研究见宋伯勤:《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的由来与判别》,《求索》1992年第6期。

  ②所谓“二十二个文件”是指《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等中央决定的作为整风最重要的学习材料。

  ③见何祚庥:《谈谈李政道、杨振宁发现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一些特点》,《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讲话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直到1997年才第一次公开发表。

  ④《红旗》1964年第10期发表题为《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的讨论综述,为这次大讨论做出总结。《哲学研究》编辑部将部分文章结集为《真理问题讨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11月出版。

  ⑤这批论争文章大多收入《真理问题讨论集》中第二部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和第三部分“社会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

  ⑥该书俄文版由苏联外国书籍出版社 1953 年出版。196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内部出版。该书作者沙夫曾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党校校长、波兰科学院院士,其观点被认为与正统意识形态不符。在1984年被开除出党.见冯契:《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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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章舜粤,男,福建龙海人,法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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