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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 李青青:分野与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
作者:宋学勤 李青青      时间:2021-07-23   来源:《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4期
 

  加强对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起点和重心的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是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需求和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现实需求。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有必要在吸收和借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积累的丰富资源的基础上,从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相互形塑的总体性特征出发,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主线,将其发展流变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进行诠释,以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共社会思想史的贯通和发展,进而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思想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将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线索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认识及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关系提上学术议程(宋学勤,2021),试图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以下简称“中共社会思想史”)进行理论构建,是一项多少有些大胆的尝试。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社会学界对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和统领地位。甚至,从将“社会思想史”等同于“社会学的‘史前史’”(庞绍堂、季芳桐,2011:1)的观点来看,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主体的社会思想均属于“中国社会学史”或“中国社会学学说史”的研究范畴(庞绍堂、季芳桐,2011:2)。若从此种局限于学科之内的偏狭之见出发,则一切离开了社会学和传统社会的社会思想都是毫无根据、全然不能成立的。但不论是在社会学界内部还是外部,这一观点都不足以成为阻断社会思想史研究进行创新发展的有力论据。

  就中共社会思想史而言,尽管中国社会学史研究者在梳理、总结社会学在中国的传入、发展历程时看到,社会学本身的遭遇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其所持的认识和态度密不可分,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并不能直接代表或是代替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开展建设、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始终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概念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系列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实践蕴含着以党的初心和使命为指引的一整套社会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这一整套社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融合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基因、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及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经验的多源性,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问题(宋学勤,2021),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然而,学界对这一重大议题的研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这一方面使中共党史学科在关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的话语主动权上有所缺失,另一方面使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长期停留在从浩繁的传统经典文献中寻求社会学中国化的传统思想文化根基的阶段。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须提上学术议程。

  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不可替代的作用表明,中共社会思想在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思想史谱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自1979年社会学得到恢复和重建以来,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在以党的理论为指导,吸收、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因应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有效的资源供给。同时,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互塑互构的总体性特征,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运行与秩序的鲜明主题,“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2017:23)这一关涉古今中外的特定时空方位指向,都要求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内在特性出发。这对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内容和时间下限上的拓展与延伸,以及在理论和方法上进一步实现中国化的创新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将基于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的缺位的论述,分析将中共社会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合理性和必要条件,并阐述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时应着重把握的基本问题,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开展及其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贯通提供理论思考。

一、中共社会思想史: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短板和弱项

  中国社会思想史不仅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更应深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思想的生成、流变及其因果联系。不论是作为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葛兆光,2004:14)反思和补充中国思想史的尝试,还是作为以既定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发现的理论社会学传统的再建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都缺乏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当代社会思想足够的重视。将透视中国社会特质的远镜头拉近,关注和开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须提上日程。这不仅是在纵向与横向上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需求,而且是因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现实需求。

  (一)加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是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需求

  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进展来看,无论社会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资源的探索均已取得丰厚成果。近年来,对民间社会思想与理论方法的研究也使“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王处辉,2000)一枝独秀的局面得到了改观。但是,通过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使源于西方欧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现实有效接轨”(郑杭生、胡翼鹏,2009)的学术宗旨与价值追求并没有充分地实现。特别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现实的接轨,除“田野的思想史”(田毅鹏、胡永,2015)更多地取材于当下现实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民众的社会生活理念外,既有研究论著的时代断限止于近代(部分延伸至现代),主要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在中国的出现为时间下限。在这一问题上,将社会思想史区别于“社会学说史”或“社会学史”(王处辉,1989:11)的学者,与将社会思想史等同于“社会学的‘史前史’”(庞绍堂、季芳桐,2011:1)的学者达成了共识。个别著作虽未明确界定其研究下限,或以革命党(如章太炎、邹容等)的社会思想结尾(谢遐龄,2003),或以标志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过渡的康有为、章太炎的社会思想作为研究终点(曾亦,2007),但都基本属于大多数社会学者所认同的社会学在中国出现前的时间范围内。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社会思想是否只存在于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现代社会,而当代社会或者没有社会思想或者仅仅保留和继承了先前的社会思想?王处辉认为,以社会学在中国的出现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下限更多地是出于对课程与教材的考虑,社会学出现后仍然有不属于“社会学史”或“现代社会学理论”学科的丰富的“现代社会思想”,属于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范围(王处辉,1989:11)。考虑到当时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仅开展了十年,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的教材编写处于起步阶段,开展“当代社会思想”的教学与研究的确是有困难的。进入21世纪后,陆学艺等在《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的总序中指出,社会思想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从远古、现代以至未来,只要有人类群体生活存在,就永远有社会思想存在”(陆学艺、王处辉主编,2005)。这套资料选辑的民国卷以1949年为下限,纳入了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思想,为开展现代、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此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取舍跨度应向现代社会延伸”的问题不断被提及(黄忠晶,2006)。延长中国社会思想史下限的工作也得到了一定推进。同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与时俱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当今时代的社会状况”这一与时代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问题,也曾被明确提出(董运生,2010)。但总体上,从研究实践看,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仍然集中在传统社会思想领域。以论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当代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经验和智慧的研究(王处辉、宣朝庆,2011)为例,其重点仍集中于“传统思想文化”和“古为今用”。换言之,这种与时俱进,不是对当代社会思想新内容的进一步挖掘,而是对传统社会思想意义的再讨论。

  从与现实脱轨这一角度看,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缺乏关注,是中国社会思想史处于边缘地位而不能有效实现其学科价值的重要原因。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过于关注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思想,强调以沟通传统与现代来揭示当下社会的特质(胡翼鹏,2011a),使解读古典文献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学术惯性(胡翼鹏,2015)。其逻辑假设大致可概括为:以古典文献为主要载体的传统社会思想中隐藏着打开当下社会特质大门的钥匙,或者当下社会保存着太多传统社会思想的内涵与特征,这种内涵与特征仍然持续地影响着当下社会的发展变迁。但是,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因传统社会思想与当下社会思想之间的距离感太大而有所削弱。进一步来讲,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界关注的是已经与当下社会不直接衔接的传统思想,而忽略了真正引导、反映并影响着当下现实社会状况的当代社会思想。因此,试图以传统社会思想解释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二)加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现实需求

  正如“中国社会学是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产生、而发展”并以为现实服务为旨归(郑杭生,1999a),中国社会思想史应当有着同样强烈的现实关怀,既为社会学中国化服务,又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服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理论研究与创新。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多年来,之所以在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深刻、复杂问题时经常存在“集体失语”现象,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过于依赖西方话语(李友梅、汪丹,2020)。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原因的背后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及其中包含的社会学本土话语和理论形成与演进的忽视。换言之,中国社会思想史没能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没有从思想理论的层面深刻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

  孕育当代社会思想的社会在延续一定传统性的同时,产生了诸多现代性的因素,从多方面决定着当代社会思想的内涵与特质。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改造、发展与变迁。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的过程中,在宏观层面,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着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等多方面的转化与转型(陆学艺、李培林,1991:10)。在微观层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短缺时代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体制下的被组织与被规训、增长时代市场化激荡下的被释放与被分化之后,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等双重制度或结构情境下又内含着诸多新的变化(梁波,2020)。这决定了作为当代社会之产物的当代社会思想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思想的实质和内核。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变迁研究已取得诸多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同时,对当代社会思想的研究的缺位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之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滞后。

  再者,从社会思想与社会互为因果的关系出发,社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形态的主导者和塑造者(张德胜,2004)。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在百废待兴的旧社会基础上,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变迁,不断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并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变化形态,离不开当代社会思想的引导。其中,既包括官方形态的社会思想,也包括民间形态的社会思想,还有通过社会教化等实现的官方与民间共享的社会思想。这些既不同质又相互交融的社会思想如何通过价值共享形成影响和支配人们行为取向的重要力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和方向,是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命题。同时,这一问题的解答对于应对当前公共精神的衰微与社会认同的多样化及其对社会团结与秩序的挑战(张虎祥,2020)、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亟须拉近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的远镜头,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实际出发,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流变,进而总结当代社会思想与社会发展间关系的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现实。

  (三)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起点与重心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特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引领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发展与变迁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背景和基础,伴随这一过程的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起点与重心。

  社会之“现代性”不仅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命题,而且是社会思想研究的基础命题。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即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具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罗兹曼主编,1989:4)。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大规模对垒与冲突中的绝对性失败(金耀基,2010:139),中国共产党在最终决定中国现代化未来由谁主导的内战中,凭借耐心灵活的优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斗争环境的适应和把握,在为中国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过程中创造了赢得内战的群众基础(胡素珊,1997:515-517)。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确立起了以顺应历史潮流的现代化为基本取向、以符合大多数阶级切身利益的平等的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基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社会阶级结构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秦千里、易豪精,1991:17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基石的新国家政权的建立使得“国家利益——而非家庭的、家族的或地方上的考虑——在观念上和实际上,才成为各项决策的焦点”(罗兹曼主编,1989:636)。在此基础上,与近代以来由于无法通过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制度化规则获取普遍的社会赞同而造成的低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国家政权形象(李路路等,1990)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对社会改造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并把拥有与社会改造相适应的超凡禀赋作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冯仕政,2011),积极引导、组织和推进赶超型现代化。在整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利益感召下,借助代表中央强大力量的组织网络,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与政策运动成功实现了向社会各个层级的渗透与贯彻。虽然各个阶段现代化的目标及其实现并非完全一帆风顺,但其强有力的协调、控制、组织、计划及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因此,不深入研究复杂、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主题之下关于中国社会的认识、理论、政策与实践,及其成为决定和影响中国社会现代化未来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思想形态背后的原理,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推翻旧中国、旧社会,建立新中国、新社会的伟大实践;其中,既探索出了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社会思想,也创造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检验和修正的社会思想。如果说在以往传统社会思想研究中,由不同主体所持有,分别代表官方、士林和民间的社会思想,因不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思想的整体或全貌而有所缺憾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的合法性则由于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得到了确认。并且,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各项政策、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以及社会整合的不断实现与社会认同的不断构建,这一思想获得了最大范围的传播和运行,既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趋势,又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走向。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源

对于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有效供给

  中共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吸收和借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多年来所形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其积累的丰富的研究资源,不仅必要而且必须。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需要以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所致力于发掘和开采的传统社会思想资源为基础,借鉴“民间的”“田野的”社会思想研究所提供的视野与方法;同时,在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困境的反思中,获取其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启示,从而明确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原则和内容,扬长避短,开拓创新。

  (一)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发掘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传统思想文化本身以及对待它的态度是伴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整个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自然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中包含鲜明的传统社会思想的基因和底蕴。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只有在明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概况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理解和分析其在中共社会思想史中的表征、样态及其何以影响中共社会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中共各代领导集体都有大量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学界也做了不少整理和阐释工作,但主要的落脚点在于对当下“文化建设”的理论与政策引导,鲜有真正从学理层面努力打通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特别是社会思想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材料之庞杂、内容之广博、时间跨度之大,梳理清楚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基本脉络这一基础性工作无疑是件费时费力的苦差事。中国思想史学科和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多年来对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发掘和开采恰好能够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借鉴。

  就思想的产生、发展必然处在社会发展的时空维度之中而言,对于从古至今的精英思想和经典著作,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的认识与理论的研究,在属于思想史研究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属于社会思想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思想史”的名称经由“学术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等用法而得以固定后(赵吉惠,1984),在马克思主义的逐步影响下,坚持社会历史演进与社会思想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侯外庐,1950)开始成为历史学思想史研究的传统,社会思想史逐渐成为思想史的代名词,既指代社会意识具体方面的思想史,也指代社会意识整体的思想史。此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与学科史的推进,同时也受到社会史兴起的影响,思想史中的社会思想更多地作为一种对关注重心和研究视野的反思与下移而出现。无论是“整体”的思想,还是“部分”的思想,中国思想史对于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民政等方面的思想研究,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开展描绘了总体性的思想画卷。并且,历史上反复思索的问题与由此形成的观念仍在延续和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路,“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葛兆光,2004:2)。思想史对于这些问题和观念的呈现也提醒着研究者应关注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思想。

  与此不同,专门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一开始便是既定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验证与升华。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分界,此前专注于某一阶段思想领域状况的社会思潮研究(高良佐,1928;颜悉达,1942)以及系统发掘传统文化中人们(主要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问题解决之思想的论著(郭真,1929;程伯群,1937),都属于社会剧烈变动、中西文化激荡下国人为社会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社会的工具理性化”的寻求(张德胜,2004)。在此之后,以1979年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为起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成为为社会学扎根中国、奠定学科传统根基的基础性理论学科。社会学界普遍认同,发掘中国历史上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源能够为社会学实现本土化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提供养料(郑杭生,1997;王处辉,2000)。因而,出于为“光荣与梦想”抑或“虚荣与执着”而延伸学科历史的目的(庞绍堂,2004),社会学界从社会学这一侧面考察人类的思想遗产(王处辉,1989:10),以“关于社会的思想”为逻辑起点,从对社会的界定出发,或侧重于社会问题(杨孝荣,1982)、人的社会立场(杨懋春,1986)等单一主题,或以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三者统之(王处辉,1989),或扩充为社会实体的起源、结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运行规则、理想模式五方面(吴根友,1997)等,对中国的传统社会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整理、归纳和概括,从而在思想史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更明确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发展历程。

  这两种基于不同学科目标和方法的研究路径,各自遵循着历史学“实际—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实际—理论”的研究公式(冯尔康,1987),在发掘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上做出了费孝通(2003)在谈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时所讲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意义上的重要实践。对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发掘以及由此得到验证并进而得到新的升华的社会学理论,为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从而为在明晰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基本概况的前提下检测中共社会思想的传统基因奠定了基础。

  (二)民间的、田野的社会思想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说,“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柯林武德,1997:38)。尽管社会学界不断地明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属性并试图脱离“史”的影响,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无法绕开寻找证据和解释证据这一史学的唯一研究路径。中国社会思想史在研究传统社会思想的过程中,总体上以大的历史分期为经,以主要流派、经典著作或人物的社会思想为纬,对社会思想材料进行选取、编纂以及解释,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所需要采用的。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有必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期,依据其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发展变化的特征及趋势划分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在材料来源上,我们不仅要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体所发布的纲领、政策、文件等,而且需要考究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社会思想。除此之外,中国社会思想史在不断推进和创新的过程中对“民间的”“田野的”社会思想的关注与研究,也应成为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

  在发掘和开采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者更多地以各个历史时期留存下来的官方经典文献为研究对象,其视野过于集中在上层和精英知识分子身上。这成为学界在思考深化和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际,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界发觉,既有的社会思想史主要是中国历代“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因此转而强调社会思想史应更侧重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理念,提倡研究“小传统”的民间社会思想(王处辉,2000)。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中国思想史领域,思想史成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因此,中国思想史学界也呼吁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葛兆光,2004:14)。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将思想史的研究重点转向“社会思想”,即“社会上多数人的思想”,以利于“思想”全貌的呈现(晁福林,2007:8-10)。

  将研究视野由以往的官方精英知识分子转向民间普通大众,不仅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传统社会思想的形态和内容,而且带动了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田野化”“实践化”。一方面,在丰富研究的文献和内容上,谚语所反映的人民群众的生活习俗和思想情感(娄章胜,2004)、考古发现成果中孕育的天地之道与人类社会运行之间的内在联系(郑杭生、胡翼鹏,2007)、传统蒙学教材《明贤集》体现的社会生活理念(夏当英、王处辉,2007)、民间小说《水浒传》所折射的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王处辉、胡翼鹏,2007)等不同素材所承载的传统民间社会思想的多样面向得到了展示。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上,“走向田野”凭借自身的社会学特色,被认为是摆脱“在安乐椅上勤奋阅读和苦思冥想”的文献加工的尴尬与焦灼的唯一办法(杜靖,2010)。作为特定文化形态的民族传统节庆(莫光辉,2011)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传承的民俗习惯(胡翼鹏,2015)中蕴含的社会思想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落地”与转向民间提供了必要和可行的思路。“田野的思想史”成为了突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局限的重要方法取向(田毅鹏、胡永,2015)。

  社会思想史研究视野与方法向“民间”“田野”的拓展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意义。“民间的”“田野的”社会思想研究的出现,是以官方的、精英的社会思想不能涵盖整个社会思想世界这个前提假设为基础的。这个前提假设在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上同样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者,在1949年之前代表着一个政党,在1949年之后代表着执政党和政府,可以说,其社会思想主要是精英的以及官方的(1949年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社会思想与现代特别是当代以来的民间社会思想毫不相干。如同郑杭生在回应精英思想的地位与重要性问题时所谈到的,精英思想虽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但精英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构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经络,进而进入社会,支配人们的生活”(郑杭生、江立华,2010:5)。在这一层面上,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对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思想世界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广泛。

  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不仅要从正面考察其主要文献所表达的社会思想内涵,而且要“走向田野”,考察以“实践化”为核心特征的中共社会思想在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形态(宋学勤,2018)以及其对于整个的社会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当然,现当代民间普通大众的社会思想研究同样有其独特的价值,既能够与中共社会思想相互映衬、互为补充,一道繁荣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又能够共同服务于对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三)对社会思想史研究困境的反思助推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

  作为理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是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寻求建构社会学理论合法性的可能性。社会学学科恢复和重建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学科、学术和话语方面的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在社会学领域处于边缘地位、在思想史范围内受到挤压的窘境和现状(刘岩、刘威,2010)仍是社会学界共同的忧虑。不去正视和反思这一问题及其原因,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就会沿着既有惯性重复和循环,以此为资源基础的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也就无法避免重蹈覆辙。因此,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扬长避短,开拓创新。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边缘化的原因及出路,社会学界的声音主要包括如下两种。第一种声音认为,思想史的影响是主要原因,因此应脱离“史”的影响,以社会学理论确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主。相关学者认为,由于受思想史的影响,循着其“选出”“抽出”和解读史料的思想呈现方式,“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就是在史学范畴中,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以及其他专门思想史亦步亦趋”(胡翼鹏,2011b)。甚至,有学者断言:“社会学学科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与历史学学科中的‘中国思想史’没有本质区别,从而显得不伦不类”(沈韬、陈国庆,2013)。为此,关注社会下层与“走向田野”成为脱离“史”的影响的有益尝试。然而,借由“进入田野、走向实证”实现的在资料文本范围和资料收集方法上的扩展,并不能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胡翼鹏,2011c)。为提升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思想性、理论性,以郑杭生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在寻绎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导线索是治乱兴衰(郑杭生,1999b)的基础上,建构了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王朝的治乱盛衰这一本土理论视野(郑杭生、胡翼鹏,2009)。有学者进一步围绕中国社会思想史与社会学的同构共生关系和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共同理论关怀,为中国社会思想史赋予社会学品格(胡翼鹏,2011a),并在阐释原则上提出,将社会秩序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论视野,立足社会学的整体性规则,呈现文本、行动蕴含的思想观念(胡翼鹏,2011c)。

  第二种声音认为,中国思想史的影响只是表象,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之间的适应性与契合性存在问题。一些学者尽管反复强调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属性,却不能否认其以思想史为理论中心(胡翼鹏,2011c)。即便是为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划分各自的研究范围,尝试使中国社会思想史由倒向历史学科转而归属社会学科,最终也无法撇清社会思想史的历史联系,只能以“特别强调社会学与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的区别”的略显矛盾的方式收场(沈韬、陈国庆,2013)。田毅鹏等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开展三十年之际便谈到,中国社会思想史在写法上的困境,并不在于表象上与思想史的相近,而是其观念、思路与方法实乃西方社会理论对中国本土思想的裁剪,认为应当以“找回传统”并赋之以现代意义的“文化自觉”来反思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田毅鹏、陈宁,2008)。景天魁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地位低与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社会思想史”,强调应当以“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作为社会思想史的主轴(景天魁、王君柏,2016)。

  这两种声音都指向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根本问题——理论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社会学理论建构是其作为理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目的和价值。另一方面,以西方为主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之间的契合度又使得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奠定社会学“中国化”的根基这一设想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得不受到怀疑。在这种矛盾和纠结之中,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当然,这里不是要否定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理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社会学定位,也并非抹杀中国社会思想研究过程中中国化理论建构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虽然中国社会思想史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是“社会学界没有必要、也垄断不了‘社会思想史’的名称和研究权利”(孟天运,2012:7)。过于强调社会学概念和理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独特的甚至是排他的作用和功能,反而会陷入自我矛盾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应当明确的是,社会学与历史学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最基本也最主要的角色和作用,是呈现中国社会思想生成、发展与流变的实然,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思想自身的角度研究其本身就有的特点或规律(黄忠晶,2003)。没有这个基础,历史学的现实启示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服务当下就无从谈起,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也会沦为空喊的口号。

  鉴于此,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展开在学科上需要摒弃门户之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史的兴起,社会转向成为深化和创新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取向。近年来,社会学研究进行历史转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学者发出“非历史无创新”的论断,指出社会学“唯有在经验、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中扎扎实实一步步推进,方能有所成就”(肖瑛,2016)。在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中,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最主要的理论、方法与视野,是发掘中共社会思想史的有力工具。只有综合“史”与“论”的传统和优势,中共思想史才不至流于“历史生料之堆积”或“观念之游戏”(金耀基,2013:48)。在学理上,如果一味地奉既有(特别是源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圭臬,不只中国社会思想史会沦为其注脚,中共社会思想史也会沦为其附庸。中共社会思想史的实然绝非将“西方社会学理论”简单运用于“中共思想素材”就能阐释清楚的。因此,在借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既有的特别是中国化的理论与方法成就的同时,必须注重对中共社会思想自身特征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把握与研究。

三、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前提、主线与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核心因素决定了中共社会思想史自身独立、复杂的特性。从中共社会思想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就是要厘清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目前仅有个别论著抓住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社会建设实践间的密切互动这一事实,以1949年前的“革命化”、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化”、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社会化”为论点,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总体脉络、阶段性表征进行了论述(宋学勤,2018)。总体上,学界缺乏对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理论建构,也缺乏基于基本文献和实践对中共社会思想实然的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对中共社会思想史该如何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以为,要抓住前提、主线与内容这三个方面:一是中共社会思想史以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为总体性特征,二是中共社会思想史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三是中共社会思想史以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诠释发展流变为主要内容(宋学勤,2021)。

  (一)把握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总体性特征

  哲学意义上的“总体性”意味着一切对象性形态“相互中介的、纠缠交错的存在”(金寿铁,2019)。尽管社会思想总是需要通过显示其区别于其他思想的独特性来实现自我确认,但不论是作为与经济、政治等并列的子系统,还是作为包含各个子系统在内的整体,社会以及社会思想都是一种“总体性”存在。这种总体性不等同于一些研究者针对传统社会思想的“零散性”“非体系性”(庞绍堂、季芳桐,2011:7)而提出的系统性,而是侧重社会思想自身发展的脉络和特点。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总体性是其区别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分支思想的核心要素,也是其区别于其他主体、其他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核心要素。

  对这种总体性的把握,首要的是走出“概念先行”的误区。概念界定无疑是学术研究的前置性工作,但如果为了简化研究内容,过于死板地套用、搬用或仅仅依据研究内容的一隅之地提出试图统一话语体系的概念,就容易走入“概念先行”、以概念嵌套内容的误区。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当前恐怕已经远不止王处辉所统计的六十多种。以往专注于传统社会思想研究的社会思想概念,以“关于具体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及社会模式的观点或设想”(王处辉,1989:11)最受学界认可,但它容易使研究者陷入为抽取符合核心概念的素材而支离思想主体的难题,其他以更少或更多关键词进行界定的社会思想概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论学者对社会的定义如何明晰、精确,以数量不等的特定的社会学术语限定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做法始终存在着“以偏概全”或者说以部分的总和表示总体的问题。围绕每一个核心术语的材料及对其的分析固然是思想总体的组成部分,却恰恰使总体的形态和特性消解于对部分的实现中。

  相较于以核心术语为框架的概念,以社会学所关注的范畴来划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弊端。其中,以景天魁提出的群己、家国、治乱“三个主题”和“六个侧重”最具代表性,即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侧重社会生活、在人类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侧重社会关系、在上层社会生活与下层社会生活中侧重下层社会生活、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侧重社会生活、在伦理关系与交往关系中侧重交往关系(转引自陆学艺、王处辉主编,2005)。另外,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风与俗、文与质、现实与理想也被认为是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可操作性、贴近中国社会思想实际内容的五对范畴(王君柏,2007)。这些主题和范畴的提出,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由“点”的呈现转向“线”的连贯提供了思路,也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实现“面”的覆盖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对于主题和范畴的运用也存在着类似于核心术语的问题。

  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与其采用既定的概念、主题或范畴进行削足适履式的抽取、分解,从总体上把握其特点、呈现其实然更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生成并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实际上与当代社会之间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同行同向的联系。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密切关联使得中共社会思想不应该是“无法纳入主体的剩余内容”(胡翼鹏,2011a)的大杂烩或经济、政治等思想的“婢女、陪衬、延伸和尾缀”(李培林,2013:81),也不应该是以既定的术语、主题和范畴对经典文献的刻板描述,而应当是对思想与现实在激烈碰撞中的相互塑造、相互形构关系的把握。把握中共社会思想史的前提,就是要明确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相互形塑的总体性特征。

  (二)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

  从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间相互塑造、相互形构的总体性特征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思想与实际的主线清晰可见。不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的认识与实践都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明确这一主线的内涵,对于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开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综合的、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为主线的社会理论体系。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郑杭生曾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态归纳为革命批判性和维护建设性两种,其中,以维护和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维护建设性形态最为重要(郑杭生,1985)。他还根据综合性、协调性和满足需要这三个原则,将社会运行的情况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类型(郑杭生、李强,1987)。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运行论”既总结、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运行的状况,又继承和开发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学术传统,还吸收借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的学术传统(郑杭生,2003)。这一理论在被作为知识框架和理论范式运用于传统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达到了与传统社会思想的互构共契,被认为“发掘出了中国文化的概念和特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学的本土化和理论自觉”(江立华,2015)。

  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想与社会运行论间的互构共契更加密切。虽然在学科层面,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建设由于社会学学科的取消而被推迟三十年,但在学科以外,中国共产党始终从事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的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与实践工作。事实上,从社会史以“社会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张静如、刘志强主编,1992)为研究对象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还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动态运行与静态秩序的思想与实践,高度融合并统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与运行旨在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秩序,反过来,社会主义现代化秩序的确立又促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与运行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中共社会思想史主线的把握,仅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角度将其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去理解,或单纯从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列的“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角度去考量,是不够的。以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为主线的中共社会思想史应当包括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作为元问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形态说、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及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理解;第二,作为本问题层次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运行与秩序的总体性思考和把握;第三,作为分问题层次的围绕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运行与秩序的条件和机制等的选择与安排。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与社会学界对于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对第二层次的内容却鲜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并且,由于学科理论、方法上存在差异,再加上缺乏对作为联结点的第二层次内容的研究,第一层次的研究与第三层次的研究缺少观照和对话。

  据此,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应当以作为本问题层次的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的总体性思考和把握为重点。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侧重点不同,对社会思想材料的选择差异也会反映在内容上。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本身是融三个层次于一体的丰富、复杂、综合的思想体系,三个层次的内容密不可分。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运行与秩序的总体性思考和把握的展示,需以元问题层次的理念与认识为指导,以分问题层次的选择与安排为支撑。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宏观追求之下,通过研究一系列制度选择和安排,我们应探查中国共产党所致力于构建的社会及其对社会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三)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诠释发展流变

  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不仅要通过搜索和整理丰富多元的思想材料呈现其社会思想样态,更要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主线,阐释其发展流变。如同历史学家所总结的,历史学家“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卡尔,2007:205),这使我们更好地由今知古和由古知今。中共社会思想的历史意义因此需要我们将其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进行审视和抽绎。景天魁曾强调,中西古今问题是建立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所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西方社会学理论间关系的问题(景天魁,2014)。就中共社会思想史来说,其发展流变始终脱离不开古今的时间维度和中外的空间维度。

  所谓古今的时间维度,意味着对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发展流变,不仅要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把握,而且要倒溯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探寻其历史源流,还要瞻望其在未来时段的影响及其趋向。总体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布罗代尔,2011:984)。这种长节拍的把握,就是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传统溯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伴随着对诸多传统文化事物的舍弃,但“决不是中国文化的死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金耀基,2013:29)。传统文化在进行选择性地“再造”和变迁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文化、知识与信息中湮没,反而成为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特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处于这种传统文化的特性和力量影响之中,另一方面又是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的主导力量。因此,探求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因果关系,认识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社会思想的延续与因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一些没有随着国家力量的介入而改变的“恒常”,包括“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相联系的行为规范”,都构成“中国社会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社会底蕴”的存在,不仅再次证明了传统文化的意义,而且表明研究者应该关注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

  关于中西的空间维度,即在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之间密切联系的基础上,观照西方的相关理论与实际对其产生的影响,并将其置于总体的中西方社会思想脉络中进行考察。如前所述,许多社会学者在自觉构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都指出中国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套用,认为要避免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双重水土不服”(李友梅、汪丹,2020)。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自然不能用西方的理论裁剪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思想资料,但不能因此将中共社会思想的演变局限于中国内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理论、思想本身首先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的社会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为基础和指导的。考察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涌动的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最终成为主流并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调适的原因,是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议题。另外,当代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走向并走近世界的过程,也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并走近世界的过程。以当下最热的社会治理研究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西方的治理概念分析中国问题的论著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以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术语的本源被掩盖,“让欧美的主流意识形态占据道义上的高地”(王绍光,2018)。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治理本身在全球化进程中展现出新的特点。研究中共社会思想史的演变,不仅要注意其中的西方因素,而且要注意其对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宝库的意义。

  总之,审视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要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上,立足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用消化、批判和融合代替生搬硬套,用自主创新代替照搬照抄(景天魁,2014)。更重要的是,“要在新、旧、中、西的四个次元中,抉择其可能(而不仅是应当)抉择的文化素质,以创作‘运作的,功能的综合’”(金耀基,2013:29);也就是说,要在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探寻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发展变迁的内在品质、特性、动力、趋向及影响。同时,在考察中共社会思想流变的过程中,我们要关注中国共产党这一基本变量。特别是要注重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主的关键历史节点引发的中共社会思想的变与不变及其内在逻辑,在以此深化、拓展和创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思想理论,从而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世界性意义的明晰奠定基础。

四、结语

  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从学术与现实双重维度深化、拓展和创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迫切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新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新起点,这一研究议题更具时代价值。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与积累,能够从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发掘、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多样化、困境反思等方面为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提供指导、借鉴和启示。同时,中共社会思想史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思想史的特性。我们必须从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社会之间相互形塑的总体性特征出发,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主线,将其发展流变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进行诠释。这一研究议题的设置和进路阐释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2002:201)。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是一项综合的、巨大的学术工程,既涉及传统社会思想、近现代社会思潮、社会主义理论等,又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历程密不可分。因此,以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为契机,能够带动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中共党史学科、中国思想史学科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对话和合作,从而有力地推动和形成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相贯通的新格局,丰富世界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正如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的总体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言,“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布洛赫,19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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